柔仁好儒

所謂“柔仁”大概就是《漢書·元帝紀贊》中所說的“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風之烈”。所謂“好儒”大概是“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柔仁好儒
  • 別名漢高宗元帝劉奭的評語
  • 提出者班固
  • 出處:《漢書•元帝紀》
詳解意義,歷史意義,

詳解意義

如果按這樣解釋,對元帝的評價,應該是褒多於貶的。這是漢家臣子班彪、班固父子的個人觀點。我們認為,從歷史的角度看,全面評價漢元帝這個人物,有助於還原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
西漢王朝從漢元帝時,已逐漸開始走向沒落。當時,土地兼併嚴重,外戚宦官專政,社會動盪不安,出現流民。
元帝是號稱一代“中興”之主的宣帝的兒子,早年為太子時,曾因奉勸其父重用儒生,被訓斥了一番。宣帝說:“我大漢立國,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何以要單純任用德教,況且儒生迂腐,不達時變,喜歡是古非今,使人眩亂於名實,不知何去何從,豈足委任!”宣帝還斷言:“亂我家者,太子也。”並曾一度想改立淮陽王為太子。
我們認為,在對漢元帝“柔仁好儒”的評價中,“柔”字最能夠準確反映他的性格。元帝的確是一個優柔不斷、性格柔弱的人。我們從他歷次發布的詔書中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例如在《漢書·元帝紀》中記載他常說“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由”、“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元元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朕戰戰慄栗,夙夜思過失,不敢荒寧”等等,從這些的詞句來看,他不僅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當機立斷,而且貽誤戰機,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說,已經優柔、懦弱到對自己的統治失去信心的地步。
至於元帝的“仁”則要大打折扣了,即使不是虛情假意,也只能是對佞臣宦官石顯之流講“仁”了,而對自己的老師蕭望之和賢能之臣劉向、張猛等人就不講仁了。在石顯等人陷害蕭望之下獄和蕭望之被迫自殺的事件中,元帝不是有意縱容,就是故意裝糊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而對於“好儒”,也只是表面現象。元帝即位後,的確任用了很多儒臣,在詔書中也多次引用儒家經典,並採用過一些振興和發展儒學的措施。但是,在實際中,元帝並不真正信任儒生和賢臣,而是聽任佞臣、宦官石顯等人對賢臣、名儒的迫害。例如,在蕭望之被迫害自殺之後,元帝起初非常後悔,遂提拔任用另一位師傅周堪為光祿勛,任用周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異常信任。此舉使弘恭、石顯之流感到恐懼,就想方設法詆毀周堪、張猛,並利用天變之機,造謠誣衊說是因為周堪、張猛做事不周造成的。於是,元帝故伎重演,據說其內心還是想重用周堪、張猛二人,但又害怕弘恭、石顯之流,就把周堪貶為魏郡太守,張猛為槐里縣令。周、張離開中央後,天象又出現變異,元帝這才明白天象變異與周、張二人沒有關係。於是又把周、張二人召回中央,任命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大中大夫、給事中,雖然是重新委以官職,但實際上是各降了一級。經過此事,石顯之流看到了元帝的懦弱,更為得勢。他們已經控制了尚書大權,尚書五人全是石顯的黨羽。周堪奏事必須通過尚書,而其結果全由石顯決斷,周堪為此憂慮憤怒而死。周堪死後,張猛人單勢孤,也在石顯的迫害下,於公車署自殺。周堪為一代帝師,當世名儒,張猛也是一位幹練之才,曾出使匈奴,與呼韓邪單于簽訂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的友好盟約,奠定了漢匈和好的基礎。像周堪、張猛這樣的曠世之才,都被石顯迫害致死,對漢政權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在這裡,元帝負有直接不可推卸的責任。
被石顯迫害致死的名儒還有易學大師京房。京房看到漢各級官吏腐化墮落的情況,便向元帝建議推行“考功課吏法”。此舉得到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等人的支持。元帝也認為可行,但遭到石顯及其黨羽的反對。石顯不敢直接攻擊“考功課吏法”,而是以讓京房直接到地方試驗為理由,把京房排擠出中央,到魏郡任太守,以“考功課吏法”治郡。 京房離開中央後,石顯就誣告京房與張博同謀,“誹謗政治,狡猾不道”,京房因此被判死刑。
此外,被石顯迫害致死或遭貶斥的賢臣還有御史中丞陳鹹、待詔賈捐之、鄭令蘇建等,郎官馮逡也因奏言石顯專權而遭受迫害,甚至連由馮逡薦舉的馮野王,也無端受到排擠。石顯如此迫害賢臣,都是在元帝的支持、默許下進行的,這怎么能說元帝重用儒士? 在石顯等人的淫威下,有些名儒如貢禹和丞相匡衡等,看到石顯聲勢顯赫,也都投靠到石顯門下,這些人其實已經不能發揮儒生的作用。 漢元帝在治理國家方面毫無建樹,卻具有非凡的音樂才能。據說元帝投銅丸擊鼓的技藝很高,已經超過了專業演奏家。《漢書·元帝紀贊》則說“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節度,窮極幼眇”。這也說明元帝是一位精通書史、多才藝的皇帝。他對音樂造詣尤深,不僅能擊鼓、彈琴、吹簫,而且會使用多種樂器演奏,還能譜曲配唱,對拍節的掌握已經達到窮極要妙的地步。在中國歷史上,多才多藝的皇帝,多不理政事,元帝正是這樣的君主,在嬉戲玩樂中一步一步把漢政權推向衰亡之路。薛廣德說元帝“日撞亡秦之鐘”,決非誇張之詞。
從當時歷史事實分析,漢朝在元帝時並沒有到不可挽救的程度。元帝如果能把他的才華用在治理國家方面,聽從賢臣的勸諫,剷除石顯等奸佞之徒,革新政治,漢政權還是大有可為的。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元帝沒有一點善政,如提倡節儉、救濟災民、假民公田、徵收口錢由三歲提至七歲等,均屬善政。但這些與其委政宦官、濫殺忠良、擾亂政局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 我們認為,西漢王朝的衰亡,元帝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歷史意義

綜觀元成二帝當政時期,重用儒生是共同的特點。元帝即位後,重用儒生,委之以國政,名儒蕭望之、周堪、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韋玄成、劉向、鄭弘等人相繼為丞相。推行儒政、仁政,如提倡節儉、減少政府開支,減輕百姓負擔,削減衛卒,生子由三歲出口錢,改為七歲仍出口錢;成帝時,稅賦由120錢減為80錢,等等,都堪為善政。還有擴大博士弟子名額,令郡國設定五經百石卒吏,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讓光祿大夫劉向整理宮中藏書,等等,對促進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是有益的措施。同時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如能認真執行,對於政治清廉,提高官吏的工作效率,也有所裨益。但是,由於儒家的保守、迂腐以及讖緯迷信的消極作用,特別是由於宦官當政,元帝優柔寡斷,使儒家仁政難以貫徹執行,而其消極因素卻得到惡性發展。
儒家的迂闊、保守、迷信的表現,首先是把日食、月食、地震以及水旱災害等天文現象和自然災害與政治聯繫起來。如翼奉給元帝上封事時就說:“《易》有陰陽,《》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所謂“五際”,即指每逢初卯、酉、午、戊、亥五個地支年份,國家必有災害發生,稱為“五際厄運”。翼奉認為元帝初元二年(前47)就是甲戌年,屬於“五際厄運”之年,故地震頻繁,陰氣大盛。所以如此,是由於“二後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之所致。翼奉的論說以災異附會政治,以約束君主政治之失,雖屬迷信,也未嘗不有積極意義。前此,翼奉曾因天變而勸元帝“顯諸仁,藏諸用”,即行仁政,節用愛民,元帝就接受了翼奉的意見,下詔“江海陂湖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步苑馬,諸官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谷馬,水衡省食肉獸”。而這一次涉及外戚史高。許嘉所謂“二後之黨”專權於政的嚴重問題,元帝可就不接受意見了,初元三年四月乙未,武帝茂陵白鶴館火災,翼奉又上疏建議因天變而徙都於成周(洛陽),以表示“與天下更始者也”,從而使漢家政權“延長而無窮也”。其實天變與徙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翼奉把兩者拉在一起是毫無道理的,也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這回元帝還是沒有接受意見,以七廟在長安不能東徙,而拒絕遷都。 在翼奉之後,易學大師京房又借天變之機,上奏“考功課吏法”。本來為整頓吏治,懲治官吏胡作非為,建立考功課吏法是十分必要的,但京房把它與天災聯繫起來就顯得節外生枝,而優柔寡斷的元帝,聽從了宦官和權臣的意見,不僅沒有推行考功課吏法,而且藉故把京房處以死刑,說明儒家借天意說教的政治,對事實毫無補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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