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松亭關
- 創作年代：明
- 作品出處：《唐愚士詩文集》
- 文學體裁：詩
- 作者：唐之淳
基本信息,作者,1：松亭關東北五里有灤河關城,2：契丹地圖,3：灤河 源出金蓮川,4：《宋朝事實》李攸,5：遼史卷三十九志第九,6：《明史·兵志三·邊防海防》,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七,明史卷三本紀第三（清）,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八,皇明經世文編卷,京輔之屯,邊防議,皇明經世文編卷,京畿類序,結論,別論：松亭關不是喜峰口,
基本信息
松亭關即喜峰口，位於寬城縣西南25.4公里。
（即喜峰口峰亦作逢近亦名獅子峪）
少弱不更事，矻矻親簡編。
武經既靡習，文義亦罔宣。
忽值李輕車，挾我越幽燕。
辭親拜轅門，下榻禮殊專。
夕臥薊北月，曉沖灣河煙。
出入行伍間，招邀相後先。
時於壺矢暇，共覽穰苴篇。
儀容見新態，魂夢生舊憐。
今晨始出關，回顧眇以綿。
豈不念王愾，私懷動中悁。
軍容賴末光，師克愧無鐫。
願陳征戰績，以付台閣賢。
作者
唐之淳（公元1350-1401年），字愚士，以字行，紹興山陰人，唐肅之子。唐肅的《丹崖集》的開篇《息耒藁集序》就是唐之淳手書。建文初，詔詞臣修《鑑戒錄》，方孝孺薦唐之淳，授唐之淳翰林院侍讀，與孝孺同領書局，卒於官。《明史·王行傳》中有附載。建文朝歷官侍讀預修書事，博聞多識，工詩文，善筆札。篆、隸得李斯、李陽冰體，楷法從歐陽詢出。卒年五十二。方孝孺為其撰書墓志銘。徐禎卿的《翦勝野聞》記載：“明太祖以布囊貯之淳，夜越宮牆入便殿，點竄十王冊文一事。”張芹《遺忠錄》稱：“洪武中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俾其子師焉。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覽前代遺蹟，援筆而賦，凌轢一時。”在《唐愚士詩文集》中有《寓寧軒記》說明唐之淳從曹國李公在行中幕府隨軍行動。其《唐愚士詩文集》四卷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
（“松亭關即喜峰口”並不準確，在下面“結論”處有論述）
1：松亭關東北五里有灤河關城
◎中京四面諸州
澤州，松亭關北，遼澤之地。東至利州百里，北至中京百里，西至北安州二
百里，南至平州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松亭關二百里。
《武經總要》前集二十二卷北蕃地理
2：契丹地圖
契丹地理之圖 元至正四年（1344年）雕版墨印 本圖多表示了我國古代遼河流域的契丹遊牧民族所建契丹國地圖。地圖中主要表現了遼國（即契丹）疆域、山川大勢、京府州鎮、長城關塞以及鄰國部族等內容，本圖採用了中國古代地圖傳統的形象繪法。現藏於北京圖書館。
此圖乃李贊華進於後唐明宗者，見輯本薛居正《五代史》卷四十三 ，《唐書》明宗紀長興三年二月 ，顧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著作一卷。
3：灤河 源出金蓮川
，由松亭北，經遷安東，平州西，瀕灤州入海。
《元史》宋濂卷六十四志第十六 河渠一 灤河
《新元史》亦然
4：《宋朝事實》李攸
自易州以東至於欒州以來，一自紫荊嶺口路，一自牡羊口、連
其城邑，盡受大將軍節會於幽州。取山前郡，則山後州縣自下矣。又命兵自梁門至虎北口、石門或雁門、句注以來，設伏用奇，要敵之兵，斷其往來之路，如此敵騎進退失措，滅之必矣。
5：遼史卷三十九志第九
地理志三 中京道
澤州，廣濟軍，下，刺史。本漢土垠縣地。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煉陷河銀冶。隸中京留守司。
6：《明史·兵志三·邊防海防》
洪武二年，命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北平邊，諭令各上方略。從淮安侯華雲龍言，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於紫荊關至蘆花嶺設千戶所守御。又詔山西都衛於雁門關、太和嶺並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兵。九年，勅燕山前後等十一衛，分兵守古北口、居庸關、喜峰口、松亭關，烽堠百九十六處，參用南北軍士。”
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七
◎北直八
劉家口關縣東北五十里。東接盧龍縣之桃林口關，凡四口，路出大寧，最為襟要。明建文初，燕王駐永平，謀並大寧。諸將曰：攻大寧，必道松亭關，關門險塞，恐難猝下。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趣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拔，松亭自潰矣。遂引兵自劉家口而北，大寧果下。嘉靖三十六年，蒙古犯冷口，轉攻劉家口。官兵敗績，遂陷桃林營，大掠縣境及盧龍之雙望堡。《志》云：關西南十里有劉家營，東南十里有孤窯兒峪，俱築城戍守。
明史卷三本紀第三（清）
張廷玉等
明洪武二十年 （公元1387年）大帥馮勝奉命北討亡元蒙古殘餘勢力，兵出松亭關。二月甲申，馮勝等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聞敵騎有屯慶州者，遣右副將軍藍玉將輕兵出關襲之，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蘭奚，獲人馬而還。三月辛亥，馮勝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
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八
◆雜著
○書六關圖後 【 六關】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即札八兒導元兵趨南口者。今以供薪炭。薦伐條枚林木日疏薄。樹渠藩塞。豈無謂耶。
皇明經世文編卷
之七十二張埁幼青參閱丘文莊公文集二（議）丘浚◆議弘治八年（公元1495）病去世
京輔之屯
【 設四輔郡】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
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為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為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為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為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並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葢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為固。葢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皇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扞蔽。而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為最遠焉。如漢唐故事。立為輔郡。以宣府為北輔。因見在而加藩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今永平已建開府其東也以永平為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為輔。 【 或真定】 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為輔。坐鎮閘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沖。又自北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為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為京師之禁止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
。夫自古為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牆壁。然後堂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發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巳。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而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為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御備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而宗社奠安矣、
邊防議
【 守山後諸鎮】
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島島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葢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並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為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為中國有。葢援之於泥塗之中也 太宗又於此建都、則隮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於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罔迭嶂環而遶之東極於醫巫閭之境。以為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御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能謀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於無跡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
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畧出於其間。必不得巳、而臣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於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自世廟及今守衛軍府多巳建立築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於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
皇明經世文編卷
之一百九
王晉溪本兵敷奏一
京畿類序
薊州類序
遼東類
宣府大同類
山西類序
京畿類序
【 京畿】
宋史雲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番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二州。自後唐為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平為平州路宋人得燕而不守以山後諸州不全入中國故也得燕而不得平州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而燕為難保矣今紫荊關即宋金坡關。山海關即宋榆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松亭關未考。自永樂初遷都於燕。是為北京。不惟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醫無閭之境。北出上谷。西北至雲中。皆為中國巨鎮聚兵戍守。又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於京師燕京形勝實足雄於歷代食足兵強自昔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然正統巳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未、羣盜縱橫近郊、自後、車駕廵幸南北、兵革繁興、供輸勞費、人情洶洶不安其為京畿防邊御盜之術。豈不尤難矣乎。
《宋朝事實》李攸和《武經總要》證明了松亭關在宋朝歷史上的地理位置。
《明史·兵志三·邊防海防》表明松亭關和喜峰口各自獨立的相對關係。
由於兵部尚書王瓊在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都已不知道松亭關的準確位置，可見那時松亭關已經廢棄在歷史的長河中。
結論
而“在長城與灤河交匯處”，松亭關只有放在灤河西岸才能滿足“灤河自松亭北、遷安東、平州西”的定位條件，同時也滿足契丹地理之圖圖置位置。再加上灤河關城西南五里的要求，陳力最終得出結論：松亭關舊址的準確位置就在今天的河北省唐山市遷西縣灑河橋鎮桃園大溝村。
別論：松亭關不是喜峰口
松亭關，是一個神奇而又神秘的地方。它的神奇在於：邊塞內外，攻守雙方，對它都是志在必得，彈丸之地，辟落之鄉，卻干係一代王朝的興衰。它好像一個英武健壯的戍士，在古盧龍塞道上，曾經叱吒風雲，英姿煥發。所以，連從未到過松亭關的南宋詩人陸游，在萬里之外，憤慨之餘都吟出“三更撫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亭關，中原機會嗟屢失，明日茵席留余潸”的詩句，來抒發自己收復失地的雄心和報國無門的傷感。它的神秘在於,特定的時代賦予它特有的風采，但當歷史的灰塵漸漸湮沒昔日輝煌的時候，它便凝思沉默，避世潛蹤。甚至，當那頂威風凜凜的冠冕被戴在另一個關口頭上的時候，它也無語無言，以至於千年後的今天，它的坐落和歸宿依然令人撲朔迷離。
清代以來，在文史界出現了一種新的說法：古松亭關就是今喜峰口。儘管經典史籍，權威工具書，清代以前的地方志，對此說不屑於顧，而在清以後的方誌書刊，特別是當代一些網路文章中，卻是走俏風靡。
隨著歲月的流逝，歷史的腳步漸漸走遠，松亭關的面龐也悄然黯淡了。儘管古老的史籍，依舊白紙黑字，然而，那大膽的推測，缺乏考證的“硬說”，就把“松亭關就是喜峰口”這個命題運作得越來越“真實”了；而真正的松亭關，卻依舊在那個已經改變模樣的老地方，經歷著歲月消蝕的磨難，忍受著廢關遺址的寂寞。
在眾多堅持“喜峰口就是松亭關”一說的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幾種觀點是：
喜峰口是歷代長城的重要關口之一；
漢代在此建松亭關；
唐代稱盧龍塞；
宋、遼、金時稱松亭關；
元代稱為喜逢口，明永樂年間更名喜峰口。
上述幾種觀點，多屬於史實考證問題，有的說法確實查有實據，比如關於喜峰口名稱的來由，但有的恐怕就是推斷猜想了。誠然，推斷猜想沒有什麼不對，任何學術研究都不免要推斷猜想，關鍵在於結論是否真實可靠。
松亭關和喜峰口，在歷史上俱有盛名，但是，它們屬於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同的屬地；作為軍事戍防要地，松亭關用於防南，喜峰口用於防北；松亭關是契丹建國舊有的地盤，喜峰口則是隨兒皇帝石敬瑭出賣燕雲十六州而入遼的領地。因此，把喜峰口描述得越詳細，距離松亭關就越遙遠。近些年來，出現了一些新的考證文章，使得古老的記載，增添了新的活力，為澄清這個問題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這些資料證明：松亭關和喜峰口，雖然近在咫尺，卻 有著屬於它們自己的歷史和不同的命運。
筆者曾在喜峰口所在的縣工作二十餘年，何嘗不願意那個曾經留下足跡的地方有過更加耀眼的亮點呢？然而，作為歷史上明長城的重要關口，喜峰口已是功高譽滿了，如果再把古老的松亭關那點輝煌加到喜峰口頭上，那就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了。所以，我還是說：喜峰口不是松亭關。
現將一些淺陋的見解陳述如下，與“喜峰口”諸友交流，也敬請方家指正。
（一）歧見之一——名人的誤解
“古松亭關就是今喜峰口”，這個命題的起源究竟在哪裡？許多人認為，是清康熙年間的高士奇。因為，堅持這個觀點的一些文章引用了他的見解。
高士奇，浙江錢塘人，字澹人，號江村。清康熙初，以國學生就試京闈，不利，流落京城，靠賣文賣字為生。後來偶而為清聖祖發現，供奉內廷，深得到聖祖仁皇帝的寵信，官至禮部員外郎。
康熙二十年（1681），清聖祖玄燁恭奉太皇太后行幸溫泉(即遵化湯泉)，當時已被康熙皇帝授為翰林院侍講的高士奇扈從。四月駕臨喜峰口，高士奇指出這裡的喜峰山就是古松亭山，喜峰口關就是古松亭關，由喜峰口出塞去承德。回京後，高士奇把這次扈行所見、所聞、所感寫的詩文集成一書，命名為《松亭行記》。從此，“今喜峰口就是古松亭關”這個命題便成為很有影響的一家之說了。
高士奇是清聖祖的寵臣，又是一位有著述的學者，加之他的“喜峰口就是松亭關”之說又是隨天子出行時發表的，並且收入了《四庫全書》。這樣，由於高士奇的特殊身分，由於《松亭行記》一書特殊的創作背景，無疑是有著很大的可信度的，對清代康熙年以後的方誌著述產生了很大影響。即使現在，某些網路文章、方誌書刊、旅遊景點介紹中的觀點，多以高士奇之說為依據。
但是，松亭關畢竟是一個古老的、戰痕斑斑的雄關要塞，而且任何一個輝煌顯赫的地方，它的名稱總是有著相對穩定性的，不會因某人一本書、一篇文章便隱沒無聞。因此，高士奇的見解出世以後，學術界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編纂的《四庫全書》中，收錄了高士奇的《松亭行記》二卷，《塞北小鈔》一卷，《東巡扈從日錄》一卷，《西巡扈從日錄》二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庫全書》的編纂接近完成的時候，該書的總纂官紀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聯名給乾隆皇帝的奏疏中，鄭重地指出了高士奇文章中的一些錯誤。
奏疏中說：“臣等謹案《松亭行記》二卷，國朝高士奇撰。康熙辛酉二月癸酉，聖祖仁皇帝恭奉太皇太后行幸溫泉，四月戊子，駕出喜峰口，士奇皆扈從，因記其往來所經，謂喜峰口為古松亭關，故以名書。然松亭關在喜峰口外八十里，士奇合而一之，未詳考也。所述灤河源流也不明。至溫泉有硃砂、礬石、硫磺三種，聖祖御製《幾暇格物編》中言之甚明。士奇日侍禁闥，典文翰之職，不應不睹，乃仍襲宋唐庚揣測之說，殆不可解。以其敘述山川風景，足資考證，而附載詩文亦皆可觀，故所著《塞北小鈔》雜錄之屬別存其目，而此編則仍錄之焉。”
這段奏疏，指出高士奇收入《四庫全書》的幾本書中存在三個問題：一是把喜峰口同松亭關混為一談，沒有經過詳細考證。二是，對灤河的源頭的敘述也不清楚。（注:灤河的源頭古來眾說紛紜，高士奇的文章也說不清楚，為了查清河源，直隸總督方觀承曾奉命考察，僅僅是“繪其梗概”，以漢文解蒙語，笑話百出。後來乾隆皇帝又命侍衛努三瓜爾佳重新考察，盡得其所。）三是對溫泉中含有硃砂、礬石、硫磺這種現象，沿用宋代唐庚猜測之說去解釋。這段奏疏，率直地否定了高士奇的“松喜一家”論。
清代以來，在文史界出現了一種新的說法：古松亭關就是今喜峰口。儘管經典史籍，權威工具書，清代以前的地方志，對此說不屑於顧，而在清以後的方誌書刊，特別是當代一些網路文章中，卻是走俏風靡。
隨著歲月的流逝，歷史的腳步漸漸走遠，松亭關的面龐也悄然黯淡了。儘管古老的史籍，依舊白紙黑字，然而，那大膽的推測，缺乏考證的“硬說”，就把“松亭關就是喜峰口”這個命題運作得越來越“真實”了；而真正的松亭關，卻依舊在那個已經改變模樣的老地方，經歷著歲月消蝕的磨難，忍受著廢關遺址的寂寞。
在眾多堅持“喜峰口就是松亭關”一說的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幾種觀點是：
喜峰口是歷代長城的重要關口之一；
漢代在此建松亭關；
唐代稱盧龍塞；
宋、遼、金時稱松亭關；
元代稱為喜逢口，明永樂年間更名喜峰口。
上述幾種觀點，多屬於史實考證問題，有的說法確實查有實據，比如關於喜峰口名稱的來由，但有的恐怕就是推斷猜想了。誠然，推斷猜想沒有什麼不對，任何學術研究都不免要推斷猜想，關鍵在於結論是否真實可靠。
松亭關和喜峰口，在歷史上俱有盛名，但是，它們屬於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同的屬地；作為軍事戍防要地，松亭關用於防南，喜峰口用於防北；松亭關是契丹建國舊有的地盤，喜峰口則是隨兒皇帝石敬瑭出賣燕雲十六州而入遼的領地。因此，把喜峰口描述得越詳細，距離松亭關就越遙遠。近些年來，出現了一些新的考證文章，使得古老的記載，增添了新的活力，為澄清這個問題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資料。這些資料證明：松亭關和喜峰口，雖然近在咫尺，卻 有著屬於它們自己的歷史和不同的命運。
筆者曾在喜峰口所在的縣工作二十餘年，何嘗不願意那個曾經留下足跡的地方有過更加耀眼的亮點呢？然而，作為歷史上明長城的重要關口，喜峰口已是功高譽滿了，如果再把古老的松亭關那點輝煌加到喜峰口頭上，那就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了。所以，我還是說：喜峰口不是松亭關。
現將一些淺陋的見解陳述如下，與“喜峰口”諸友交流，也敬請方家指正。
（一）歧見之一——名人的誤解
“古松亭關就是今喜峰口”，這個命題的起源究竟在哪裡？許多人認為，是清康熙年間的高士奇。因為，堅持這個觀點的一些文章引用了他的見解。
高士奇，浙江錢塘人，字澹人，號江村。清康熙初，以國學生就試京闈，不利，流落京城，靠賣文賣字為生。後來偶而為清聖祖發現，供奉內廷，深得到聖祖仁皇帝的寵信，官至禮部員外郎。
康熙二十年（1681），清聖祖玄燁恭奉太皇太后行幸溫泉(即遵化湯泉)，當時已被康熙皇帝授為翰林院侍講的高士奇扈從。四月駕臨喜峰口，高士奇指出這裡的喜峰山就是古松亭山，喜峰口關就是古松亭關，由喜峰口出塞去承德。回京後，高士奇把這次扈行所見、所聞、所感寫的詩文集成一書，命名為《松亭行記》。從此，“今喜峰口就是古松亭關”這個命題便成為很有影響的一家之說了。
高士奇是清聖祖的寵臣，又是一位有著述的學者，加之他的“喜峰口就是松亭關”之說又是隨天子出行時發表的，並且收入了《四庫全書》。這樣，由於高士奇的特殊身分，由於《松亭行記》一書特殊的創作背景，無疑是有著很大的可信度的，對清代康熙年以後的方誌著述產生了很大影響。即使現在，某些網路文章、方誌書刊、旅遊景點介紹中的觀點，多以高士奇之說為依據。
但是，松亭關畢竟是一個古老的、戰痕斑斑的雄關要塞，而且任何一個輝煌顯赫的地方，它的名稱總是有著相對穩定性的，不會因某人一本書、一篇文章便隱沒無聞。因此，高士奇的見解出世以後，學術界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編纂的《四庫全書》中，收錄了高士奇的《松亭行記》二卷，《塞北小鈔》一卷，《東巡扈從日錄》一卷，《西巡扈從日錄》二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庫全書》的編纂接近完成的時候，該書的總纂官紀昀（曉嵐）、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聯名給乾隆皇帝的奏疏中，鄭重地指出了高士奇文章中的一些錯誤。
奏疏中說：“臣等謹案《松亭行記》二卷，國朝高士奇撰。康熙辛酉二月癸酉，聖祖仁皇帝恭奉太皇太后行幸溫泉，四月戊子，駕出喜峰口，士奇皆扈從，因記其往來所經，謂喜峰口為古松亭關，故以名書。然松亭關在喜峰口外八十里，士奇合而一之，未詳考也。所述灤河源流也不明。至溫泉有硃砂、礬石、硫磺三種，聖祖御製《幾暇格物編》中言之甚明。士奇日侍禁闥，典文翰之職，不應不睹，乃仍襲宋唐庚揣測之說，殆不可解。以其敘述山川風景，足資考證，而附載詩文亦皆可觀，故所著《塞北小鈔》雜錄之屬別存其目，而此編則仍錄之焉。”
這段奏疏，指出高士奇收入《四庫全書》的幾本書中存在三個問題：一是把喜峰口同松亭關混為一談，沒有經過詳細考證。二是，對灤河的源頭的敘述也不清楚。（注:灤河的源頭古來眾說紛紜，高士奇的文章也說不清楚，為了查清河源，直隸總督方觀承曾奉命考察，僅僅是“繪其梗概”，以漢文解蒙語，笑話百出。後來乾隆皇帝又命侍衛努三瓜爾佳重新考察，盡得其所。）三是對溫泉中含有硃砂、礬石、硫磺這種現象，沿用宋代唐庚猜測之說去解釋。這段奏疏，率直地否定了高士奇的“松喜一家”論。
（二）始作俑者——宋琬修志
松亭關作為古代一座著名的雄關要塞，在遼、宋、金、元、明史籍中都有記載，並沒有說它同喜峰口是一處關口。而且在史籍書刊中，特別是《明史》中多次出現松亭關、喜峰口兩地並提的文字。明代以前的地方志書,現存的明弘治十四年吳傑修、張廷綱、吳祺纂的《永平府志》，明萬曆二年十七年徐準修、塗國柱纂的《永平府志》，都不見“松亭關即喜峰口”這樣的記載。如果松亭關真的就是喜峰口，並且漢代就在這裡建了松亭關的話，到清代已經有了一千餘年的歷史。這樣一個古老的、名聲顯赫的雄關要塞，史籍是不會遺漏的；按著慣例，它的地理位置、演變過程、改變名稱的原因等等，都會有詳細記錄。因為它的名聲太大了。
清朝以後，由於松亭關早已成為廢關，找不到它的遺址，就認定它同喜峰口是一個地方。清康熙二年（1663）宋琬修、十八年（1679）常文魁續修的《永平府志》，在該書的卷十《古蹟》中，把松亭關作為永平府範圍內一處古代遺蹟進行考證，羅列了《宋使》、《遼史》、《金史》中有關松亭關的記載，認定古松亭關“即今喜峰口是也”，此應為最早的記載。
此後，康熙五十年（1711）又是“宋琬撰次”，張朝宗續纂的《永平府志·古蹟》中照錄康熙二年《永平府志》的記載。
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鳳翰、顧學潮修編的《永平府志》，也在“古蹟篇”中沿用了康熙版府志的記載。
光緒五年，時任永平知府的游智開修，冀東名士樂亭史夢蘭主纂的《永平府志》，雖然在《古蹟篇》中也照錄了康熙二年版關於“松亭關即喜峰口”的記載。但在記錄喜峰口城時，洋洋千餘字的記載，關於松亭關則一字沒有提及。記載喜峰口關時也沒有再涉及松亭關。只是在《關隘·鐵門關》條下，引用了一段話說：關南十五里為窟窿山，山多洞穴，“自洞口而西十里為西山嶺，即古喜峰松亭山也。”
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松亭關即喜峰口”這個命題的始作俑者並不是高士奇，而是早於高士奇30餘年的宋琬。
宋琬，清順治年間的詩人，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今山東萊陽市）人，順治四年中進士，授戶部主事，累官吏部郎中。因其救災有功，升永平副使。他在論證“松亭關即喜峰口”這個命題時，曾蒐集了包括《遼史》、《宋史》、《金史》在內的六條引文作為依據。抄錄如下：
《遼史·地理志》：“澤州有松亭關。”
《宋史·劉敞傳》：“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
《金史·地理志》：“松亭關國名斜烈只（誤入灤州下）。”
《宗敘傳》：“出松亭關取牛遞於廣寧。”
《撻懶傳》：“習古乃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
《通鑑注》引《金鹵節要》：“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用名，即今之喜峰口是也。”
宋琬摘錄的這六段記載，是作為“松亭關即喜峰口”的依據而引用的；如果把它放到原作的文字環境中去研究，就會發現，其中的任何一條都不能得出“松亭關即是喜峰口”的結論，相反，卻更容易作出“松亭關不是喜峰口”的判斷。
比如第一條，“澤州有松亭關”，《遼史·地理志》：“澤州，廣濟軍下刺史，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煉陷河銀冶，隸中京留守司。開泰中置澤州，屬中京，統縣二。有松亭關、神山、九宮嶺、石子嶺、灤河、撒河。”這段記載是說，遼朝開國之君阿保機，在建立契丹國後，曾經進攻蔚州（今張家口地區蔚縣），把從蔚州俘虜的民戶，安置在位於今平泉縣南部的會州這個地方“立寨居之”。（《遼史·太祖本紀》載：神策元年（916），十一月，太祖“攻蔚、新、武、媯、儒五州”）。遼聖宗開泰年間（1012——1022），在這裡建立澤州，澤州境內有松亭關。
這一段引文不但不能說明“松喜一家”，恰恰能夠說明松、喜二關不是一地,至少有三點：
一是，松亭關建於遼初，而喜峰口作為邊關建於明代中期；
二是，松亭關位於大寧之南，當時中原正處於爭戰混亂之際，作為大寧的衛城，是以防禦中原政權的北伐為宗旨，可以說是“防南”的；而喜峰口關則是明朝廷以防禦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為目的，可以說是“防北”的。
三是，志書里與松亭關並提的神山，即位於今平泉縣西南的黑山；石子嶺，也在平泉縣境內；九宮嶺，即寬城縣境內椴木峪附近的九虎嶺，這些地方都在喜峰口北部、東北部，位於明長城外的寬城、平泉兩縣範圍之內。這跟喜峰口無關係。
第二條《宋史·劉敞傳》中記載的是宋使劉敞質問遼方嚮導的話。背景是這樣的：在宋遼對峙的時代，雙方經常互派使者往來，宋朝派官員赴遼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常走的有有三條路：另一條路是出古北口，越過北齊長城進遼地後，經承德向大寧。或者出古北口後東行，經松亭關沿松亭路向大寧；第二條路是從喜峰口東北行經松亭關向大寧；第三條路是出劉家口北行，不經過松亭關，徑向大寧。不論從哪裡走，進入遼地之後，都須由遼方派人作嚮導。遼人為了給宋使造成一個路程遙遠、疆域遼闊、道途艱難的印象，故意選擇崎嶇迂迴、山高路險、重複返繞的線路。因為宋使劉敞知其底細，當面提出質問，弄得遼方嚮導很尷尬。接下來還有一段被引用者省略的話：“譯（指遼方嚮導）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這位遼方的嚮導也很機敏，回答的也令人理解。其它赴遼的宋使也有的曾對遼方嚮導提出這樣的質問。如《宋史·閆詢傳》載：閆詢奉命“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主在靴淀，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蔥嶺而迂枉若是！豈非誇大國地廣以相欺也？’惠慚不能對。”這就是說，選擇崎嶇迂迴、艱難險阻、重複返繞的的線路，是遼統治者故意策劃的。文中所說的柳河，是柳河館，在今灤平縣紅旗鎮房山溝門 。從此東北行直通大寧，怎么迂迴返繞也只能是在遼地，不會再返回塞內走喜峰口。
第三條，《金史·地理志》：“松亭關國名斜烈只。”是金人對松亭關的稱呼，並未說是對喜峰口的稱呼。本條記載誤入灤州（今灤縣），《永平府志》早已否認此說。
第四條，是記錄金滅遼以後，於正隆二年（1157），廣寧一代的遼人，不堪忍受金人的統治，發動反遼起義。金政權命令當時擔任鹹平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的宗敘，率領軍隊出松亭關東行，去廣寧鎮壓遼人的反金起義。廣寧即今遼寧省北鎮。跟喜峰口沒有任何關係。
第五條，記錄金軍的習古乃、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東北經過松亭關回內地，並非說經過喜峰口。由塞外入中原，喜峰口並不是必經之路。
第六條，“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景州即今遵化市，遼金及明初稱景州，後改遵化州。按地理方位說，喜峰口和松亭關都在遵化的東北方向，僅憑這一句話不能把松亭關和喜峰口區別開來。最後一句話，松亭關“即今之喜峰口是也”，這句話並非志書中的原文，而是引用者作出的判斷，因為原文本身沒有這樣的含義，所以最後這句判斷也就不能令人信服了。
總而言之。上述這六條引文，都不能支持宋琬的結論，自然不能令人信服。
(三)方誌之說——史書不認
史家公認，《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編纂時間最長，編纂質量最好的一部史書。如果從清順治二年五月籌辦明史編纂班子開始計，至清乾隆四年（1739）全書最後定稿，前後歷時94年；如果從康熙十八年正式組建《明史》纂寫班子開始計，到定稿也有六十年。恰此間，宋琬修纂的康熙版《永平府志》已經出台，高士奇的《松亭行記》也已面世。“古松亭關即今喜峰口”這樣一個新奇耀眼的命題，在《明史》編纂的過程中，不會不引起編纂班子的注意。《明史》編纂隊伍一百餘人，包括一大批當時的文壇精英。當時，宋琬、高士奇都是身份和名聲較為顯赫的人物，只要他們的見解有根據，是不會被否定的。然而，《明史》恰恰沒有買他們的賬，甚至一點餘地都沒給。
這裡不妨舉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松亭關、喜峰口這些重關要塞，在史籍中應列入“邊防”欄目。在《明史·兵志三·邊防海防》中，有如下一段記載：
“……初，洪武二年，命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北平邊，諭令各上方略。從淮安侯華雲龍言，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於紫荊關至蘆花嶺設千戶所守御。又詔山西都衛於雁門關、太和嶺並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兵。九年，勅燕山前後等十一衛，分兵守古北口、居庸關、喜峰口、松亭關，烽堠百九十六處，參用南北軍士。”
在古籍中，喜峰口、松亭關並提的文字是很多的。比如，《明史·地理志一》關於遵化州的一段記載：
“遵化州，東、東北有五峰山，南有靈靈山及龍門峽，又東有灤河，西南有梨河，北有喜峰口、馬蘭峪、松亭關。”明初，松亭關、喜峰口、馬蘭峪皆屬遵化州。
《清史稿》對松亭關、喜峰口的認定與《明史》也是一致的。
即使在現代文史書刊中，“松喜一家”也是一種支流。台灣“中華民國滿族協會”發行的《滿族文化》第三期，李學智先生在《女真民族興起之源淵》一文中說:“第考明之初年，元帝國已崩潰瓦解，但元人在遼東之勢力依然存在，洪武派遣大將馮勝征伐遼東，必命其由松亭關(在今熱河省平泉縣西南，喜峰口東北處)而出，率領大軍以赴大寧(熱河省平泉縣東北處)，主要為截斷納哈出所據之金山(今東遼河與松花江之間)，與漠北胡元殘餘之聯絡。”文中的加注，對松亭關與喜峰口的方向位置，標註是非常準確的。
松亭關作為古代一座著名的雄關要塞，在遼、宋、金、元、明史籍中都有記載，並沒有說它同喜峰口是一處關口。而且在史籍書刊中，特別是《明史》中多次出現松亭關、喜峰口兩地並提的文字。明代以前的地方志書,現存的明弘治十四年吳傑修、張廷綱、吳祺纂的《永平府志》，明萬曆二年十七年徐準修、塗國柱纂的《永平府志》，都不見“松亭關即喜峰口”這樣的記載。如果松亭關真的就是喜峰口，並且漢代就在這裡建了松亭關的話，到清代已經有了一千餘年的歷史。這樣一個古老的、名聲顯赫的雄關要塞，史籍是不會遺漏的；按著慣例，它的地理位置、演變過程、改變名稱的原因等等，都會有詳細記錄。因為它的名聲太大了。
清朝以後，由於松亭關早已成為廢關，找不到它的遺址，就認定它同喜峰口是一個地方。清康熙二年（1663）宋琬修、十八年（1679）常文魁續修的《永平府志》，在該書的卷十《古蹟》中，把松亭關作為永平府範圍內一處古代遺蹟進行考證，羅列了《宋使》、《遼史》、《金史》中有關松亭關的記載，認定古松亭關“即今喜峰口是也”，此應為最早的記載。
此後，康熙五十年（1711）又是“宋琬撰次”，張朝宗續纂的《永平府志·古蹟》中照錄康熙二年《永平府志》的記載。
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鳳翰、顧學潮修編的《永平府志》，也在“古蹟篇”中沿用了康熙版府志的記載。
光緒五年，時任永平知府的游智開修，冀東名士樂亭史夢蘭主纂的《永平府志》，雖然在《古蹟篇》中也照錄了康熙二年版關於“松亭關即喜峰口”的記載。但在記錄喜峰口城時，洋洋千餘字的記載，關於松亭關則一字沒有提及。記載喜峰口關時也沒有再涉及松亭關。只是在《關隘·鐵門關》條下，引用了一段話說：關南十五里為窟窿山，山多洞穴，“自洞口而西十里為西山嶺，即古喜峰松亭山也。”
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松亭關即喜峰口”這個命題的始作俑者並不是高士奇，而是早於高士奇30餘年的宋琬。
宋琬，清順治年間的詩人，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今山東萊陽市）人，順治四年中進士，授戶部主事，累官吏部郎中。因其救災有功，升永平副使。他在論證“松亭關即喜峰口”這個命題時，曾蒐集了包括《遼史》、《宋史》、《金史》在內的六條引文作為依據。抄錄如下：
《遼史·地理志》：“澤州有松亭關。”
《宋史·劉敞傳》：“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
《金史·地理志》：“松亭關國名斜烈只（誤入灤州下）。”
《宗敘傳》：“出松亭關取牛遞於廣寧。”
《撻懶傳》：“習古乃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
《通鑑注》引《金鹵節要》：“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用名，即今之喜峰口是也。”
宋琬摘錄的這六段記載，是作為“松亭關即喜峰口”的依據而引用的；如果把它放到原作的文字環境中去研究，就會發現，其中的任何一條都不能得出“松亭關即是喜峰口”的結論，相反，卻更容易作出“松亭關不是喜峰口”的判斷。
比如第一條，“澤州有松亭關”，《遼史·地理志》：“澤州，廣濟軍下刺史，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煉陷河銀冶，隸中京留守司。開泰中置澤州，屬中京，統縣二。有松亭關、神山、九宮嶺、石子嶺、灤河、撒河。”這段記載是說，遼朝開國之君阿保機，在建立契丹國後，曾經進攻蔚州（今張家口地區蔚縣），把從蔚州俘虜的民戶，安置在位於今平泉縣南部的會州這個地方“立寨居之”。（《遼史·太祖本紀》載：神策元年（916），十一月，太祖“攻蔚、新、武、媯、儒五州”）。遼聖宗開泰年間（1012——1022），在這裡建立澤州，澤州境內有松亭關。
這一段引文不但不能說明“松喜一家”，恰恰能夠說明松、喜二關不是一地,至少有三點：
一是，松亭關建於遼初，而喜峰口作為邊關建於明代中期；
二是，松亭關位於大寧之南，當時中原正處於爭戰混亂之際，作為大寧的衛城，是以防禦中原政權的北伐為宗旨，可以說是“防南”的；而喜峰口關則是明朝廷以防禦北方遊牧民族南侵為目的，可以說是“防北”的。
三是，志書里與松亭關並提的神山，即位於今平泉縣西南的黑山；石子嶺，也在平泉縣境內；九宮嶺，即寬城縣境內椴木峪附近的九虎嶺，這些地方都在喜峰口北部、東北部，位於明長城外的寬城、平泉兩縣範圍之內。這跟喜峰口無關係。
第二條《宋史·劉敞傳》中記載的是宋使劉敞質問遼方嚮導的話。背景是這樣的：在宋遼對峙的時代，雙方經常互派使者往來，宋朝派官員赴遼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常走的有有三條路：另一條路是出古北口，越過北齊長城進遼地後，經承德向大寧。或者出古北口後東行，經松亭關沿松亭路向大寧；第二條路是從喜峰口東北行經松亭關向大寧；第三條路是出劉家口北行，不經過松亭關，徑向大寧。不論從哪裡走，進入遼地之後，都須由遼方派人作嚮導。遼人為了給宋使造成一個路程遙遠、疆域遼闊、道途艱難的印象，故意選擇崎嶇迂迴、山高路險、重複返繞的線路。因為宋使劉敞知其底細，當面提出質問，弄得遼方嚮導很尷尬。接下來還有一段被引用者省略的話：“譯（指遼方嚮導）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這位遼方的嚮導也很機敏，回答的也令人理解。其它赴遼的宋使也有的曾對遼方嚮導提出這樣的質問。如《宋史·閆詢傳》載：閆詢奉命“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主在靴淀，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蔥嶺而迂枉若是！豈非誇大國地廣以相欺也？’惠慚不能對。”這就是說，選擇崎嶇迂迴、艱難險阻、重複返繞的的線路，是遼統治者故意策劃的。文中所說的柳河，是柳河館，在今灤平縣紅旗鎮房山溝門 。從此東北行直通大寧，怎么迂迴返繞也只能是在遼地，不會再返回塞內走喜峰口。
第三條，《金史·地理志》：“松亭關國名斜烈只。”是金人對松亭關的稱呼，並未說是對喜峰口的稱呼。本條記載誤入灤州（今灤縣），《永平府志》早已否認此說。
第四條，是記錄金滅遼以後，於正隆二年（1157），廣寧一代的遼人，不堪忍受金人的統治，發動反遼起義。金政權命令當時擔任鹹平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的宗敘，率領軍隊出松亭關東行，去廣寧鎮壓遼人的反金起義。廣寧即今遼寧省北鎮。跟喜峰口沒有任何關係。
第五條，記錄金軍的習古乃、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東北經過松亭關回內地，並非說經過喜峰口。由塞外入中原，喜峰口並不是必經之路。
第六條，“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景州即今遵化市，遼金及明初稱景州，後改遵化州。按地理方位說，喜峰口和松亭關都在遵化的東北方向，僅憑這一句話不能把松亭關和喜峰口區別開來。最後一句話，松亭關“即今之喜峰口是也”，這句話並非志書中的原文，而是引用者作出的判斷，因為原文本身沒有這樣的含義，所以最後這句判斷也就不能令人信服了。
總而言之。上述這六條引文，都不能支持宋琬的結論，自然不能令人信服。
(三)方誌之說——史書不認
史家公認，《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編纂時間最長，編纂質量最好的一部史書。如果從清順治二年五月籌辦明史編纂班子開始計，至清乾隆四年（1739）全書最後定稿，前後歷時94年；如果從康熙十八年正式組建《明史》纂寫班子開始計，到定稿也有六十年。恰此間，宋琬修纂的康熙版《永平府志》已經出台，高士奇的《松亭行記》也已面世。“古松亭關即今喜峰口”這樣一個新奇耀眼的命題，在《明史》編纂的過程中，不會不引起編纂班子的注意。《明史》編纂隊伍一百餘人，包括一大批當時的文壇精英。當時，宋琬、高士奇都是身份和名聲較為顯赫的人物，只要他們的見解有根據，是不會被否定的。然而，《明史》恰恰沒有買他們的賬，甚至一點餘地都沒給。
這裡不妨舉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
松亭關、喜峰口這些重關要塞，在史籍中應列入“邊防”欄目。在《明史·兵志三·邊防海防》中，有如下一段記載：
“……初，洪武二年，命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北平邊，諭令各上方略。從淮安侯華雲龍言，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於紫荊關至蘆花嶺設千戶所守御。又詔山西都衛於雁門關、太和嶺並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兵。九年，勅燕山前後等十一衛，分兵守古北口、居庸關、喜峰口、松亭關，烽堠百九十六處，參用南北軍士。”
在古籍中，喜峰口、松亭關並提的文字是很多的。比如，《明史·地理志一》關於遵化州的一段記載：
“遵化州，東、東北有五峰山，南有靈靈山及龍門峽，又東有灤河，西南有梨河，北有喜峰口、馬蘭峪、松亭關。”明初，松亭關、喜峰口、馬蘭峪皆屬遵化州。
《清史稿》對松亭關、喜峰口的認定與《明史》也是一致的。
即使在現代文史書刊中，“松喜一家”也是一種支流。台灣“中華民國滿族協會”發行的《滿族文化》第三期，李學智先生在《女真民族興起之源淵》一文中說:“第考明之初年，元帝國已崩潰瓦解，但元人在遼東之勢力依然存在，洪武派遣大將馮勝征伐遼東，必命其由松亭關(在今熱河省平泉縣西南，喜峰口東北處)而出，率領大軍以赴大寧(熱河省平泉縣東北處)，主要為截斷納哈出所據之金山(今東遼河與松花江之間)，與漠北胡元殘餘之聯絡。”文中的加注，對松亭關與喜峰口的方向位置，標註是非常準確的。
（四）辭書注釋——審慎明確
目前，國內公認的權威工具書是《辭源》和《辭海》。它們對“松亭關”、“喜峰口”的注釋，認定是清楚明確的。關於松亭關的注釋：
《辭源》：“松亭關”條：“關名，故址在今河北平泉縣西南，地勢險要。宋遼時自燕京至中京（今內蒙古喀喇沁旗南大寧故城），常取道於此。明建文初，燕王朱棣謀取大寧，因松亭關難下，遂改道攻取大寧，再回兵取松亭，即此。”
《辭海》“松亭關”條：“古關名，故址在今河北寬城縣西南。關門險塞，當交通孔道，遼時自燕京（今北京城西南）至中京（今內蒙古自治區寧城西）每取道於此。明建文初燕王棣自永平（今河北盧龍縣）謀取大寧（今內蒙古自治區寧城西），以此關險塞難下，乃從劉家口攻大寧，還取松亭。”
上述兩種注釋是一致的：
一是，肯定了松亭關是遼代的關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堅持喜峰口即是松亭關的文章，相信了“漢代在喜峰口建立的松亭關”的說法。此說不知從何處來，大概源於小說中虛構的地名。在那東拉西扯的小說中很多地名都是查無實據的，實難作為史實依據。
二是，松亭關位於燕京至大寧的古道上。它一向是大寧的衛城，從朱棣避開松亭關，繞道攻大寧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松亭關對於大寧的重要性。
三是，指出了古松亭關與現代相關區劃的關係。這一點，從文字上看有相異之處，《辭源》說是在平泉西南，辭海說是在寬城西南。實際上也是一致的。《辭源》始編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1931年出續編，1939年出簡編，按當時區劃歸屬，松亭關舊址屬於平泉州，位於州治西南，當時還沒有寬城縣，故以平泉為坐標；《辭海》刊行晚於《辭源》，寬城縣境地在民國之初分屬於遷安縣和平泉州，建國後1963年才建立寬城縣，松亭關舊址轄屬於寬城縣，位於縣城西南，所以《辭海》以寬城為坐標。松亭關建關，當在遼建國初期。《資治通鑑》載：公元916年阿保機稱帝，建號之初稱契丹國，以後改稱遼。遼初以臨潢府為上京（赤峰市林東鎮），以大定府（今內蒙寧城）為中京。遼建國後，在沒有獲得中原兒皇帝石敬瑭出賣的燕雲十六州之前，除了防禦塞外的其它遊牧部落的侵擾以外，更重要的是防止中原的北伐，而松亭關的位置正處在中原通向寧城的古盧龍塞道上，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遼中京的門戶和衛城。
四是，兩條注釋都引用了朱棣在“靖難之役”時襲大寧、收松亭的戰例。其經過是：明建國以後，朱元璋於洪武初年，陸續分封二十五王，其中在邊塞者有九人：遼王於廣寧，谷王於宣化，代王於大同，晉王於太原，慶王於寧夏，秦王於西安，肅王於甘肅；封四皇子朱棣為燕王駐北平，統領燕地；封皇子朱權為寧王，駐大寧。
據《明史· 兵志三》載，洪武“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於大寧，其地在喜峰口外，故遼西郡，遼之中京大定府也，馮勝之破納哈出，還師城之，因置都司及營州五屯衛， 調各衛兵駐守。”松亭關為大寧的護衛關城，屬於寧王轄地。建文皇帝即位後，實行削藩政策，激怒了一些封在邊地的王子，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由發動“靖難之役”。寧王朱權奉朝廷之命，派都督劉真、都督僉事陳亨、都指揮卜萬等率軍出松亭關進攻燕地的遵化；燕王朱棣聞訊急忙率軍赴遵化救援，劉真、陳亨等率軍退守松亭關。燕王為了利用包括兀良哈三衛的騎兵在內的寧王的武裝力量，決定取大寧，從燕地赴大寧，出喜峰口後東北行，必經過松亭關，而松亭關地勢險要，且有劉真、陳亨等所帥重兵駐防，朱棣遂決定避開松亭關，繞到遷安與盧龍交界的劉家口，北行直奔大寧。然後回程取松亭關。結果，完全如朱棣策劃的那樣，襲取了大寧，收買了大寧的兀良哈三衛騎兵，脅迫朱權回北平，回程中又收編了松亭關的駐軍。朱棣初步起事的成功，對於取得“靖難之役”的勝利，是有著重要作用的。這個戰例，對於區別松亭關和喜峰口，也是很有意義的。
1.喜峰口遼時屬於灤河縣，金時和明初屬於景州（即稱遵化州），是燕王的領地。寧城是遼代中京大定府，元大寧路的府城，明建國之初建大寧衛，領塞外二十五衛，松亭關是大寧的衛城，為寧王的地盤。朱棣、朱權兩位皇子分領寧、燕兩地，界限清清楚楚。如果喜峰口同松亭關是一個地方，究竟屬於燕地還是屬於寧地？如果屬於燕地，怎么寧王把守軍部署在這裡？如果屬於寧地，怎么歸燕王管轄？事實很清楚：喜峰口屬於燕地，松亭關屬於寧地。
2.朱棣是燕地之王，住北平（今北京）。靖難之役一開始，他首先統一了冀東和保定等地。《中國歷代戰爭史》（軍事出版社）第四章《燕王篡奪帝位之戰》中記載：燕王朱棣起事之初，“其能長久掌握控制者不過北平、保定與永平三府而已。”襲擊大寧之前，永平至北平（包括遵化州及其所轄的喜峰口）有燕王軍隊駐守，這才有了寧王朱權奉朝廷之命發兵進攻遵化，而燕王率軍援救遵化之舉。見燕王急赴遵化救援，寧王朱權為防備朱棣進攻大寧，立即把大將劉真、陳亨等率領的主力部隊撤回，布防在松亭關，這才有了燕王收編松亭駐軍的事變。
3.從這個戰例中更可以看出，松亭關對保衛大寧的重要性。如果松亭關就是喜峰口，怎么燕王取大寧還要避開自己軍隊駐守的地方繞道劉家口？
4.朱棣襲取大寧的目的，一是迫使寧王合作，二是利用大寧兀良哈三衛的騎兵優勢。所以，劫持寧王的同時，收買了兀良哈三衛的軍事頭目，組成了一支戰鬥力很強的軍隊，在靖難之役中立了大功；所以，才有了朱棣當了皇帝以後，對兀良哈三衛才有“封賞畀地”之舉。
5.從地理位置上說，喜峰口對大寧沒有松亭關那么大的作用。當時明長城還沒有建成，明北方的邊界還沒有從大寧一線南移到喜峰口一線，喜峰口北邊的松亭關、大寧等衛城都有駐軍防衛。
6.《辭源》、《辭海》兩書都絲毫沒有把松亭關與喜峰口混為一地的痕跡。我們看看兩種辭書關於喜峰口的注釋：
《辭源》“喜峰口”條：地名，在河北遷安縣西北，明清時為薊邊重地，駐兵設防。相傳舊有兵士久戍不歸，父親遠來尋子，正
好在這裡父子相逢，因稱喜峰口。
《辭海》：“喜峰口”條：“長城要口之一，原名喜逢口，在河北省遷西縣。相傳古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喜逢於此，故名喜逢口。向為冀東地區長城內外的交通要衝。”
兩種注釋，都記載了喜峰口位置座落於明長城線上，絲毫沒有松亭關的瓜葛。特別不該忽略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明長城是明中期以後逐步建成的，“靖難之役”那個時候明長城尚未完善，明長城並不是明初的北方邊界，它同明建國初時的北方邊界相比，至少向南移了二百多公里。只是明長城建成後，“明清時為薊邊重地”，這句話明確指出時代是“明清”而不是“宋遼”。二是“為薊邊重地”，明顯的是“防北”的，而不是防中原的遼關。通過這些細微的表述，就清清楚楚地把松、喜兩關區別開了。
目前，國內公認的權威工具書是《辭源》和《辭海》。它們對“松亭關”、“喜峰口”的注釋，認定是清楚明確的。關於松亭關的注釋：
《辭源》：“松亭關”條：“關名，故址在今河北平泉縣西南，地勢險要。宋遼時自燕京至中京（今內蒙古喀喇沁旗南大寧故城），常取道於此。明建文初，燕王朱棣謀取大寧，因松亭關難下，遂改道攻取大寧，再回兵取松亭，即此。”
《辭海》“松亭關”條：“古關名，故址在今河北寬城縣西南。關門險塞，當交通孔道，遼時自燕京（今北京城西南）至中京（今內蒙古自治區寧城西）每取道於此。明建文初燕王棣自永平（今河北盧龍縣）謀取大寧（今內蒙古自治區寧城西），以此關險塞難下，乃從劉家口攻大寧，還取松亭。”
上述兩種注釋是一致的：
一是，肯定了松亭關是遼代的關口。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堅持喜峰口即是松亭關的文章，相信了“漢代在喜峰口建立的松亭關”的說法。此說不知從何處來，大概源於小說中虛構的地名。在那東拉西扯的小說中很多地名都是查無實據的，實難作為史實依據。
二是，松亭關位於燕京至大寧的古道上。它一向是大寧的衛城，從朱棣避開松亭關，繞道攻大寧的事實中也可以看出，松亭關對於大寧的重要性。
三是，指出了古松亭關與現代相關區劃的關係。這一點，從文字上看有相異之處，《辭源》說是在平泉西南，辭海說是在寬城西南。實際上也是一致的。《辭源》始編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1931年出續編，1939年出簡編，按當時區劃歸屬，松亭關舊址屬於平泉州，位於州治西南，當時還沒有寬城縣，故以平泉為坐標；《辭海》刊行晚於《辭源》，寬城縣境地在民國之初分屬於遷安縣和平泉州，建國後1963年才建立寬城縣，松亭關舊址轄屬於寬城縣，位於縣城西南，所以《辭海》以寬城為坐標。松亭關建關，當在遼建國初期。《資治通鑑》載：公元916年阿保機稱帝，建號之初稱契丹國，以後改稱遼。遼初以臨潢府為上京（赤峰市林東鎮），以大定府（今內蒙寧城）為中京。遼建國後，在沒有獲得中原兒皇帝石敬瑭出賣的燕雲十六州之前，除了防禦塞外的其它遊牧部落的侵擾以外，更重要的是防止中原的北伐，而松亭關的位置正處在中原通向寧城的古盧龍塞道上，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遼中京的門戶和衛城。
四是，兩條注釋都引用了朱棣在“靖難之役”時襲大寧、收松亭的戰例。其經過是：明建國以後，朱元璋於洪武初年，陸續分封二十五王，其中在邊塞者有九人：遼王於廣寧，谷王於宣化，代王於大同，晉王於太原，慶王於寧夏，秦王於西安，肅王於甘肅；封四皇子朱棣為燕王駐北平，統領燕地；封皇子朱權為寧王，駐大寧。
據《明史· 兵志三》載，洪武“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於大寧，其地在喜峰口外，故遼西郡，遼之中京大定府也，馮勝之破納哈出，還師城之，因置都司及營州五屯衛， 調各衛兵駐守。”松亭關為大寧的護衛關城，屬於寧王轄地。建文皇帝即位後，實行削藩政策，激怒了一些封在邊地的王子，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由發動“靖難之役”。寧王朱權奉朝廷之命，派都督劉真、都督僉事陳亨、都指揮卜萬等率軍出松亭關進攻燕地的遵化；燕王朱棣聞訊急忙率軍赴遵化救援，劉真、陳亨等率軍退守松亭關。燕王為了利用包括兀良哈三衛的騎兵在內的寧王的武裝力量，決定取大寧，從燕地赴大寧，出喜峰口後東北行，必經過松亭關，而松亭關地勢險要，且有劉真、陳亨等所帥重兵駐防，朱棣遂決定避開松亭關，繞到遷安與盧龍交界的劉家口，北行直奔大寧。然後回程取松亭關。結果，完全如朱棣策劃的那樣，襲取了大寧，收買了大寧的兀良哈三衛騎兵，脅迫朱權回北平，回程中又收編了松亭關的駐軍。朱棣初步起事的成功，對於取得“靖難之役”的勝利，是有著重要作用的。這個戰例，對於區別松亭關和喜峰口，也是很有意義的。
1.喜峰口遼時屬於灤河縣，金時和明初屬於景州（即稱遵化州），是燕王的領地。寧城是遼代中京大定府，元大寧路的府城，明建國之初建大寧衛，領塞外二十五衛，松亭關是大寧的衛城，為寧王的地盤。朱棣、朱權兩位皇子分領寧、燕兩地，界限清清楚楚。如果喜峰口同松亭關是一個地方，究竟屬於燕地還是屬於寧地？如果屬於燕地，怎么寧王把守軍部署在這裡？如果屬於寧地，怎么歸燕王管轄？事實很清楚：喜峰口屬於燕地，松亭關屬於寧地。
2.朱棣是燕地之王，住北平（今北京）。靖難之役一開始，他首先統一了冀東和保定等地。《中國歷代戰爭史》（軍事出版社）第四章《燕王篡奪帝位之戰》中記載：燕王朱棣起事之初，“其能長久掌握控制者不過北平、保定與永平三府而已。”襲擊大寧之前，永平至北平（包括遵化州及其所轄的喜峰口）有燕王軍隊駐守，這才有了寧王朱權奉朝廷之命發兵進攻遵化，而燕王率軍援救遵化之舉。見燕王急赴遵化救援，寧王朱權為防備朱棣進攻大寧，立即把大將劉真、陳亨等率領的主力部隊撤回，布防在松亭關，這才有了燕王收編松亭駐軍的事變。
3.從這個戰例中更可以看出，松亭關對保衛大寧的重要性。如果松亭關就是喜峰口，怎么燕王取大寧還要避開自己軍隊駐守的地方繞道劉家口？
4.朱棣襲取大寧的目的，一是迫使寧王合作，二是利用大寧兀良哈三衛的騎兵優勢。所以，劫持寧王的同時，收買了兀良哈三衛的軍事頭目，組成了一支戰鬥力很強的軍隊，在靖難之役中立了大功；所以，才有了朱棣當了皇帝以後，對兀良哈三衛才有“封賞畀地”之舉。
5.從地理位置上說，喜峰口對大寧沒有松亭關那么大的作用。當時明長城還沒有建成，明北方的邊界還沒有從大寧一線南移到喜峰口一線，喜峰口北邊的松亭關、大寧等衛城都有駐軍防衛。
6.《辭源》、《辭海》兩書都絲毫沒有把松亭關與喜峰口混為一地的痕跡。我們看看兩種辭書關於喜峰口的注釋：
《辭源》“喜峰口”條：地名，在河北遷安縣西北，明清時為薊邊重地，駐兵設防。相傳舊有兵士久戍不歸，父親遠來尋子，正
好在這裡父子相逢，因稱喜峰口。
《辭海》：“喜峰口”條：“長城要口之一，原名喜逢口，在河北省遷西縣。相傳古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喜逢於此，故名喜逢口。向為冀東地區長城內外的交通要衝。”
兩種注釋，都記載了喜峰口位置座落於明長城線上，絲毫沒有松亭關的瓜葛。特別不該忽略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明長城是明中期以後逐步建成的，“靖難之役”那個時候明長城尚未完善，明長城並不是明初的北方邊界，它同明建國初時的北方邊界相比，至少向南移了二百多公里。只是明長城建成後，“明清時為薊邊重地”，這句話明確指出時代是“明清”而不是“宋遼”。二是“為薊邊重地”，明顯的是“防北”的，而不是防中原的遼關。通過這些細微的表述，就清清楚楚地把松、喜兩關區別開了。
（五）實地考察——幕僚記錄
明隆慶、萬曆年間，以幕僚的身份同戚繼光守鎮薊長達十六年的郭造卿編纂的《盧龍塞略》一書，對松亭關、喜峰口有很明確的記述。該書卷五《開國經略·洪武一》中記載：“九年……六月辛丑，文忠還自北平，上印綬。八月戊子，敕燕山前、後，永清左、右，薊州、永平、密雲、彭城、濟陽、濟州、大興十一衛，分兵守北邊。關隘之要者有四：曰古北口，曰居庸關，曰喜峰口，曰松亭關。而烽堠相望者一百九十六處，徼巡將士六千三百八十四人。”
郭造卿，是一位研究薊鎮史而著述甚豐的學者。明嘉靖年間，他與堂兄郭遇卿，組織家鄉（福建省福清縣）民眾抗擊倭寇的入侵，成為當地抗倭領導人。戚繼光調福建任總兵時，對郭氏兄弟十分敬佩。後來，戚繼光奉調鎮守薊鎮，邀郭氏弟兄一同北上。遇卿到薊鎮後升任遵化守備，造卿留在帥府作戚繼光的幕僚，主要從事《薊鎮史》（又稱《燕史》）的寫作。萬曆十一年，戚繼光南下戍守廣州，行前留下一筆資金，支持郭造卿繼續完成《薊鎮史》的寫作，直到竣稿南歸。
郭氏的《盧龍塞略》一書是《薊鎮史》的一部分，在該書卷三《譜部· 沿革譜》中有一段話：“薊鎮故無志，吾今乃卒業，所×耳者二，目者三，足者四，方冊居其一。”（“×”缺損字疑為“取”字）。從這段自序中，可以看到郭氏治學態度之認真。文中所用的資料，來源於耳聞的有二成，來源於目睹的有三成，親自走訪的有四成，源於方誌文冊的只有一成而已。他在鑑別一些地名時，除了組織專門人力做調查以外，還經常親自實地考察。這一點，從前永平知府顧學潮在光緒年《永平府志》的跋文附記中可以得到證實。
文曰:崑山顧炎武《營平州史事序》云：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之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下書志略備；又身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覆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蓋十年而成，則大將軍已不及見，又以其餘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雖晦澀，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其後七十年，而炎武得游於斯，則當屠殺圈占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及士大夫來言曰：“府志稿已具矣，願為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內，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仆所能。獨恨燕史之書不存……。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得知，當年郭造卿曾經派部下到塞外去塞外考察灤河源頭，他本人還親至薊北諸邊營壘，親自考察過大寧遺址，發現那裡的實際情況與書上的記載不相符合。又再次派人覆核，並且寫了回報，報告大寧的情形與書的記載不相符合；再次核對，直到獲得真實情況才罷休。而從現存的郭造卿在薊鎮留下的文字資料中，都不曾發現“松喜一家”的痕跡。
明隆慶、萬曆年間，以幕僚的身份同戚繼光守鎮薊長達十六年的郭造卿編纂的《盧龍塞略》一書，對松亭關、喜峰口有很明確的記述。該書卷五《開國經略·洪武一》中記載：“九年……六月辛丑，文忠還自北平，上印綬。八月戊子，敕燕山前、後，永清左、右，薊州、永平、密雲、彭城、濟陽、濟州、大興十一衛，分兵守北邊。關隘之要者有四：曰古北口，曰居庸關，曰喜峰口，曰松亭關。而烽堠相望者一百九十六處，徼巡將士六千三百八十四人。”
郭造卿，是一位研究薊鎮史而著述甚豐的學者。明嘉靖年間，他與堂兄郭遇卿，組織家鄉（福建省福清縣）民眾抗擊倭寇的入侵，成為當地抗倭領導人。戚繼光調福建任總兵時，對郭氏兄弟十分敬佩。後來，戚繼光奉調鎮守薊鎮，邀郭氏弟兄一同北上。遇卿到薊鎮後升任遵化守備，造卿留在帥府作戚繼光的幕僚，主要從事《薊鎮史》（又稱《燕史》）的寫作。萬曆十一年，戚繼光南下戍守廣州，行前留下一筆資金，支持郭造卿繼續完成《薊鎮史》的寫作，直到竣稿南歸。
郭氏的《盧龍塞略》一書是《薊鎮史》的一部分，在該書卷三《譜部· 沿革譜》中有一段話：“薊鎮故無志，吾今乃卒業，所×耳者二，目者三，足者四，方冊居其一。”（“×”缺損字疑為“取”字）。從這段自序中，可以看到郭氏治學態度之認真。文中所用的資料，來源於耳聞的有二成，來源於目睹的有三成，親自走訪的有四成，源於方誌文冊的只有一成而已。他在鑑別一些地名時，除了組織專門人力做調查以外，還經常親自實地考察。這一點，從前永平知府顧學潮在光緒年《永平府志》的跋文附記中可以得到證實。
文曰:崑山顧炎武《營平州史事序》云：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之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下書志略備；又身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覆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蓋十年而成，則大將軍已不及見，又以其餘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雖晦澀，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其後七十年，而炎武得游於斯，則當屠殺圈占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及士大夫來言曰：“府志稿已具矣，願為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內，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仆所能。獨恨燕史之書不存……。
從這段記載中我們得知，當年郭造卿曾經派部下到塞外去塞外考察灤河源頭，他本人還親至薊北諸邊營壘，親自考察過大寧遺址，發現那裡的實際情況與書上的記載不相符合。又再次派人覆核，並且寫了回報，報告大寧的情形與書的記載不相符合；再次核對，直到獲得真實情況才罷休。而從現存的郭造卿在薊鎮留下的文字資料中，都不曾發現“松喜一家”的痕跡。
（六）歷史檔案——宋使記錄
契丹建國早於北宋立朝44年。宋遼對峙期間，出現過一段和平時期，兩國經常互派使者往來。遼亡之後，北宋與金朝也有一段互相通使的時期。宋使返回京城之後，都要上交一份親自撰寫的“行記”。由於當時宋遼以巨馬河為分界線，河邊的雄州即是五代時的瓦橋關（今河北雄縣），所以“行記”多從此地開始記起。按北宋出使遼、金兩代的人記載，這樣的“行記”該有數百篇之多，可惜倖存者已是鳳毛麟角了。此節錄《北京古代交通概說》中的一段記載：
北宋熙寧八年（1075年）沈括《熙寧使虜圖抄》記述說：“……自【幽】州東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館。望京館西南距幽州三十里，自館東行少北十餘里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過頓，逾孫侯河。又二十里至順州（今順義），古長城望之，出東北山間至順州，負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廣信之北二十里屬於西山（即太行山）。順州西距望京館六十里少南，館曰懷柔，城依古長城……自州東北數里出古長城，十里濟白水（白河），又十里至中頓，東行三十里至檀州（今密雲），皆車騎之道，平無險阻。 檀州西南距順州七十里，古密雲之區，館曰密雲。……自州東北行隘中，二十里余至中頓。又二十里余至金溝館。金溝館西南距檀州五十里。自館少東北行， 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欒水（今潮河），通三十餘里，鉤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古北館南距金溝七十里少東。自館北行數里，度峻山之麓……通三十五里至中頓。過頓，入大山間，委回東北，又二十里登思鄉嶺。逾嶺而降，少東折至新館。……新館西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館北行，少西北屈行，復東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東北十餘里，乃復鉤折而南，數里至臥如[來]館。臥如[來]館西南距新館四十里……自[臥如來]館西行八、九里，逾鑾水，入山間，東北逾小嶺，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濟灤水（今灤河）。東出度摸斗嶺（即墨斗嶺），三十五里至柳河館。柳河館西距臥如[來]館七十里。……乃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逾度雲嶺，三十五里至打造館。……打造館西距柳河七十里少北。自館西南行十里余至中頓。……過頓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館。牛山館東北距打造五十里。……自館逾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頓。……又二十餘里度松子嶺……逾嶺三所，至鹿峽館。鹿峽館東北距牛山館六十里。自館東南行數里，度痹嶺，又四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東南數里逾小山，復三十里至路口村（今河北平泉縣西壩的岔路口，由此西南經喜峰口、遵化縣可以抵達今北京），有歧路，西南出幽州。自幽州（今北京）由歧路出松亭關，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人（指契丹）常由之道，今驛回屈幾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以示疆域之險遠。過路口村東北行，十里至鐵漿館。鐵漿館西北距鹿峽九十里。自館東北行，二十餘里逾痹嶺，乃東數里至中頓。過頓，東行山間之川二十五里，折而少北，五里至富谷館。富谷館西南距鐵漿館六十里。自館東北行四十里至中頓。過頓，稍東出，又三十里至長興館，背行山間。長興館西距富谷館七十里。依北山之迤，循虎河，透迤正東至中京（今內蒙古寧城市西）。
沈括所行的路線與路振、王曾相同，但所記述得更為詳盡。他指出自鐵漿館西南十里的路口村西南出松亭關，馬馳不三日即至幽州（今北京）。松亭關在今河北平泉縣南，出松亭關後往西到今北京有南、北兩條路：北路是自松亭關向南，經寬城至今河北遵化縣，然後歷經今天津薊縣而至北京；南路是自松亭關向南，經青龍至今河北盧龍縣，因為遼朝在這裡設平州，所以這條路線又稱平州路，然後由盧龍經今河北玉田、天津薊縣、北京通州區而至北京。但是，無論是南路還是北路，都屬於古代盧龍塞大道。
（七）屯田成果——邊城儲粟
明初土地荒蕪，國庫空虛。明太祖為了鞏固邊防，曾遷山西平陽民“選民丁，立都所，置衛屯田”。軍士別立戶籍，軍戶由國家分給土地屯田自養；平時軍士由衛所路官負責操練，戰時則歸部派遣的部兵統領。政府規定：每百名軍士發給牛40頭，以及其它農具；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名軍士受田50畝為一份，征糧12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軍官俸糧。由於實行了軍屯，軍糧有了保證，邊防也得到了鞏固。洪武二十年7月，守大寧前軍都督僉事稱“所築大寧兩城，見貯糧粟。大寧三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會州二十五萬石，足供數年邊用”。這個記載不是講的燕王朱棣的領地喜峰口，而是寧王朱權的領地大寧、松亭關、會州。洪武二十年明長城還沒有建起，喜峰口雖確定為防戍之地，還沒有建關城，而且那時的北方邊境線在內蒙呼市南邊的托克托、多倫、赤峰、寧城（大寧）一線。這裡列舉的是邊境屯糧情況。喜峰口不屬於大寧衛，屬於燕王管轄的景州。明長城建成之前，北方的邊界還沒有南移。
契丹建國早於北宋立朝44年。宋遼對峙期間，出現過一段和平時期，兩國經常互派使者往來。遼亡之後，北宋與金朝也有一段互相通使的時期。宋使返回京城之後，都要上交一份親自撰寫的“行記”。由於當時宋遼以巨馬河為分界線，河邊的雄州即是五代時的瓦橋關（今河北雄縣），所以“行記”多從此地開始記起。按北宋出使遼、金兩代的人記載，這樣的“行記”該有數百篇之多，可惜倖存者已是鳳毛麟角了。此節錄《北京古代交通概說》中的一段記載：
北宋熙寧八年（1075年）沈括《熙寧使虜圖抄》記述說：“……自【幽】州東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館。望京館西南距幽州三十里，自館東行少北十餘里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過頓，逾孫侯河。又二十里至順州（今順義），古長城望之，出東北山間至順州，負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廣信之北二十里屬於西山（即太行山）。順州西距望京館六十里少南，館曰懷柔，城依古長城……自州東北數里出古長城，十里濟白水（白河），又十里至中頓，東行三十里至檀州（今密雲），皆車騎之道，平無險阻。 檀州西南距順州七十里，古密雲之區，館曰密雲。……自州東北行隘中，二十里余至中頓。又二十里余至金溝館。金溝館西南距檀州五十里。自館少東北行， 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欒水（今潮河），通三十餘里，鉤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古北館南距金溝七十里少東。自館北行數里，度峻山之麓……通三十五里至中頓。過頓，入大山間，委回東北，又二十里登思鄉嶺。逾嶺而降，少東折至新館。……新館西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館北行，少西北屈行，復東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東北十餘里，乃復鉤折而南，數里至臥如[來]館。臥如[來]館西南距新館四十里……自[臥如來]館西行八、九里，逾鑾水，入山間，東北逾小嶺，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濟灤水（今灤河）。東出度摸斗嶺（即墨斗嶺），三十五里至柳河館。柳河館西距臥如[來]館七十里。……乃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逾度雲嶺，三十五里至打造館。……打造館西距柳河七十里少北。自館西南行十里余至中頓。……過頓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館。牛山館東北距打造五十里。……自館逾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頓。……又二十餘里度松子嶺……逾嶺三所，至鹿峽館。鹿峽館東北距牛山館六十里。自館東南行數里，度痹嶺，又四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東南數里逾小山，復三十里至路口村（今河北平泉縣西壩的岔路口，由此西南經喜峰口、遵化縣可以抵達今北京），有歧路，西南出幽州。自幽州（今北京）由歧路出松亭關，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人（指契丹）常由之道，今驛回屈幾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以示疆域之險遠。過路口村東北行，十里至鐵漿館。鐵漿館西北距鹿峽九十里。自館東北行，二十餘里逾痹嶺，乃東數里至中頓。過頓，東行山間之川二十五里，折而少北，五里至富谷館。富谷館西南距鐵漿館六十里。自館東北行四十里至中頓。過頓，稍東出，又三十里至長興館，背行山間。長興館西距富谷館七十里。依北山之迤，循虎河，透迤正東至中京（今內蒙古寧城市西）。
沈括所行的路線與路振、王曾相同，但所記述得更為詳盡。他指出自鐵漿館西南十里的路口村西南出松亭關，馬馳不三日即至幽州（今北京）。松亭關在今河北平泉縣南，出松亭關後往西到今北京有南、北兩條路：北路是自松亭關向南，經寬城至今河北遵化縣，然後歷經今天津薊縣而至北京；南路是自松亭關向南，經青龍至今河北盧龍縣，因為遼朝在這裡設平州，所以這條路線又稱平州路，然後由盧龍經今河北玉田、天津薊縣、北京通州區而至北京。但是，無論是南路還是北路，都屬於古代盧龍塞大道。
（七）屯田成果——邊城儲粟
明初土地荒蕪，國庫空虛。明太祖為了鞏固邊防，曾遷山西平陽民“選民丁，立都所，置衛屯田”。軍士別立戶籍，軍戶由國家分給土地屯田自養；平時軍士由衛所路官負責操練，戰時則歸部派遣的部兵統領。政府規定：每百名軍士發給牛40頭，以及其它農具；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名軍士受田50畝為一份，征糧12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軍官俸糧。由於實行了軍屯，軍糧有了保證，邊防也得到了鞏固。洪武二十年7月，守大寧前軍都督僉事稱“所築大寧兩城，見貯糧粟。大寧三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會州二十五萬石，足供數年邊用”。這個記載不是講的燕王朱棣的領地喜峰口，而是寧王朱權的領地大寧、松亭關、會州。洪武二十年明長城還沒有建起，喜峰口雖確定為防戍之地，還沒有建關城，而且那時的北方邊境線在內蒙呼市南邊的托克托、多倫、赤峰、寧城（大寧）一線。這裡列舉的是邊境屯糧情況。喜峰口不屬於大寧衛，屬於燕王管轄的景州。明長城建成之前，北方的邊界還沒有南移。
（八）險阻、通達——兩關特點
喜峰口和松亭關，是兩座特點截然不同的關口。松亭關狹窄、險峻；喜峰口比松亭關開闊、通達，這是史籍多有記載卻又往往被人們忽視的一個特點。《靖康稗史？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簽證》載：“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復障，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糧餉；松亭、金坡、古北只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小路，盡兔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馬。”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燕薊之北，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此中原險要，所侍以隔絕中外也。”
喜峰口則是另一番風光。據民國二十年編修的《遷安縣誌？軼聞篇》載：明天順年間，順天巡撫鄧漢，遍察薊鎮諸關之後，向英宗皇帝奏言：“薊鎮十二路各關雖無處不險，而平原大川，可容數十萬大舉入犯，又當貢使出入之路，則喜峰、潘家口為最。”一個是“只通人馬，不可行車”，一個是“平原大川，可容數十萬大舉入犯”，怎能是一個地方呢？
喜峰口，同位於遷安縣境內的冷口，在明代都闢為兀良哈三衛入貢的貢道，除了它們的地理位置外，很重要一個條件就是關口壯觀，可屯重兵。每次外夷入貢，戍官要陳列陣容，名為迎接，實為鎮懾。而且，喜峰口關有可容萬人的來遠樓，入貢的人馬進京，守官還要派兵向京城護送。對於老老實實臣服朝廷部落，朝廷還要不定期的頒賞，頒賞儀式也很鄭重。凡是貢道，多有雙方互市交易。這樣一些關係朝廷尊嚴的重大活動，喜峰口是常有的。如：明萬曆二年，戚繼光到薊鎮上任之初，活動於東蒙古左翼的朵顏部（明人稱為土蠻），多次襲擊邊城，都被戚繼光擊敗。萬曆三年，朵顏部酋董狐狸、長昂、長禿率部犯董家口關。戚繼光督軍從榆木嶺、董家口分兵出擊合圍，擊潰入犯之敵，活捉長禿。董狐狸長昂無奈，率親族三百餘人到喜峰口跪關請降，請求釋放長禿。戚繼光同薊遼總督劉應節計議，允許他們的請求，長昂、董狐狸保證以後不再襲擾，並歸還以前虜去的居民、哨兵和掠取的馬匹，臣服明朝，恢復貢市。董狐狸、長禿率部族謝罪離開喜峰口關。如此壯舉，只有面臨平原大川的喜峰口這樣的關城勝任，非控制長峽險徑的松亭關適任的。
（九） 引證曲解——違背原意
松亭關即喜峰口之說，從清初的《永平府志》及轉抄府志的《遷安縣誌》中子也可以找到一例似是而非的線索，說其“似是”，是指引文中確有類似提法：“窟窿山洞西十里的西嶺即松亭山。”說其“而非”，是作者並未說過西嶺即是松亭關。
府志《關隘？鐵門關》條記載如下：
“鐵門關，在遷安縣西北一百三十里，西十二里為喜峰口關。案：《讀史方輿紀要》：”關南十五里為窟窿山，山多洞穴，高與鐵門關齊，自洞口而西十里為西嶺，即喜峰古松亭山也。“
該書卷二十《山川》條記載：”喜峰山，在縣西北百六十里，即古松亭山也。“
前一條關於鐵門關的記載，源於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後者是撰寫方誌的人根據自己的判斷作的移植。
顧祖禹，明末清初歷史地理學家，生於明崇禎四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經過30餘年的磨難，改易十稿，於康熙年間完成他的傳世巨著《讀史方輿紀要》，按著當時行政區劃，分述歷代疆域形勢、歷史沿革、古今變遷等，共一百三十卷。在成書過程中，作者精讀史籍，廣收文獻，參閱方誌百餘部，遍游各地，實地考察山川、關隘、城郭、道路，糾正了許多地理書上的訛誤。
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北直二》對河北北部的關口，諸如馬蘭峪、洪山口、潘家口、喜峰口、李家峪、松亭關、青山口、鐵門關、三屯營等等都有較為詳細的考證、記載。但是，不論是對兩關的個別描述，還是對這一地區的泛指統稱中，都沒有把松、喜兩關混為一談。這裡，我們不妨抄錄其中的喜峰口、松亭關兩條：
”喜峰口關，州東北七十里（引者註：指遵化州），三衛屬夷入貢通衢也，關城三里，關口有來遠樓，可容萬人。《道里記》：由喜峰口東北六十里曰椴木峪關。又六十里曰松亭關。自松亭關至大寧廢衛凡三百六十里。為控御之要。宣德三年，車駕由喜峰口大敗三衛賊酋於寬河。嘉靖十年，三衛虜帥入犯喜峰口，自此益增兵戍守，為薊邊重地。“
”松亭關，在喜峰口北百二十里。遼人自燕京之中京，每自松亭趨柳河。宋至和二年劉暢奉使契丹，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迴環殆千里欲令示險遠。敞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導此？”譯相顧駭愧。明洪武二年，大帥馮勝出松亭關討那哈出。建文初，大帥劉真等，行兵出松亭關，駐沙河攻遵化。燕王馳援，真等退保松亭關。繼而燕王謀取大寧，諸將曰，大寧必道松亭關，關門險塞，守備萬嚴，恐難猝拔，乃從別逕取大寧，還將松亭是也。“
從上面的記載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顧祖禹不是”松亭關即喜峰口“的贊同者。恰恰相反，顧祖禹明確認定：喜峰口關東北六十里曰椴木峪關，又六十里曰松亭關。”顧祖禹對喜峰口與椴木峪、松亭關的方位記載是對的，但按照現代交通道路的距離，里程是不一致的，喜峰口北12里即椴木峪。《畿輔通志》和《永平府志》都有記載。
至於松亭山一說，其實顧祖禹僅僅是說，鐵門關之南十五里為窟窿山，山洞之西十里為西嶺，此嶺是古喜峰松亭山。並未說“此關即是喜峰口關也。”他在《讀史方輿紀要》這部書中明確地指出：“松亭關在喜峰口東北百二十里。”這個記載表述的方向是對的，百二十里的里程說法不一，同實際距離不一致這不奇怪，因為凡是赴遼宋使的記載，進入遼地以後，契丹嚮導就帶領宋使迂迴周折，按著驛站計算出來的里程與常規行程截然不同。此外山區道路不可能如平地那樣的直線距離。“望山跑死馬”這句俗語，就是說看起來很近走起來很遠的意思，更何況古今道路變化是難以相比的。所以說，《永平府志》引用顧祖輿的記述，來否定顧祖禹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
近世學者陳漢章所作的《遼史索隱卷五》：“松亭，案今撫寧縣西北喜峰口關北百二十里松亭關。”這個記載是以撫寧縣縣城為坐標，撫寧西北與遵化州東北是一致的，明顯的是採用了採用了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的記載。
上述所引顧祖禹對喜峰口、松亭關的記載和描述，就已經把所爭論的問題解決了，雖然顧祖禹在“鐵門關”條下有“即古喜峰山也”一句話，但“喜峰山”不等於“喜峰口關”，山可能是數里、數十里、乃至數百里，它是一個面或一條線，而關口只能是一個點。宋琬、高士奇都是從這一點走近了顧祖禹，恰恰又是從這一點離開了顧祖禹。
喜峰口和松亭關，是兩座特點截然不同的關口。松亭關狹窄、險峻；喜峰口比松亭關開闊、通達，這是史籍多有記載卻又往往被人們忽視的一個特點。《靖康稗史？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簽證》載：“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復障，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糧餉；松亭、金坡、古北只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小路，盡兔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馬。”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燕薊之北，有松亭關、古北口、居庸關，此中原險要，所侍以隔絕中外也。”
喜峰口則是另一番風光。據民國二十年編修的《遷安縣誌？軼聞篇》載：明天順年間，順天巡撫鄧漢，遍察薊鎮諸關之後，向英宗皇帝奏言：“薊鎮十二路各關雖無處不險，而平原大川，可容數十萬大舉入犯，又當貢使出入之路，則喜峰、潘家口為最。”一個是“只通人馬，不可行車”，一個是“平原大川，可容數十萬大舉入犯”，怎能是一個地方呢？
喜峰口，同位於遷安縣境內的冷口，在明代都闢為兀良哈三衛入貢的貢道，除了它們的地理位置外，很重要一個條件就是關口壯觀，可屯重兵。每次外夷入貢，戍官要陳列陣容，名為迎接，實為鎮懾。而且，喜峰口關有可容萬人的來遠樓，入貢的人馬進京，守官還要派兵向京城護送。對於老老實實臣服朝廷部落，朝廷還要不定期的頒賞，頒賞儀式也很鄭重。凡是貢道，多有雙方互市交易。這樣一些關係朝廷尊嚴的重大活動，喜峰口是常有的。如：明萬曆二年，戚繼光到薊鎮上任之初，活動於東蒙古左翼的朵顏部（明人稱為土蠻），多次襲擊邊城，都被戚繼光擊敗。萬曆三年，朵顏部酋董狐狸、長昂、長禿率部犯董家口關。戚繼光督軍從榆木嶺、董家口分兵出擊合圍，擊潰入犯之敵，活捉長禿。董狐狸長昂無奈，率親族三百餘人到喜峰口跪關請降，請求釋放長禿。戚繼光同薊遼總督劉應節計議，允許他們的請求，長昂、董狐狸保證以後不再襲擾，並歸還以前虜去的居民、哨兵和掠取的馬匹，臣服明朝，恢復貢市。董狐狸、長禿率部族謝罪離開喜峰口關。如此壯舉，只有面臨平原大川的喜峰口這樣的關城勝任，非控制長峽險徑的松亭關適任的。
（九） 引證曲解——違背原意
松亭關即喜峰口之說，從清初的《永平府志》及轉抄府志的《遷安縣誌》中子也可以找到一例似是而非的線索，說其“似是”，是指引文中確有類似提法：“窟窿山洞西十里的西嶺即松亭山。”說其“而非”，是作者並未說過西嶺即是松亭關。
府志《關隘？鐵門關》條記載如下：
“鐵門關，在遷安縣西北一百三十里，西十二里為喜峰口關。案：《讀史方輿紀要》：”關南十五里為窟窿山，山多洞穴，高與鐵門關齊，自洞口而西十里為西嶺，即喜峰古松亭山也。“
該書卷二十《山川》條記載：”喜峰山，在縣西北百六十里，即古松亭山也。“
前一條關於鐵門關的記載，源於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後者是撰寫方誌的人根據自己的判斷作的移植。
顧祖禹，明末清初歷史地理學家，生於明崇禎四年，卒於清康熙三十一年。經過30餘年的磨難，改易十稿，於康熙年間完成他的傳世巨著《讀史方輿紀要》，按著當時行政區劃，分述歷代疆域形勢、歷史沿革、古今變遷等，共一百三十卷。在成書過程中，作者精讀史籍，廣收文獻，參閱方誌百餘部，遍游各地，實地考察山川、關隘、城郭、道路，糾正了許多地理書上的訛誤。
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北直二》對河北北部的關口，諸如馬蘭峪、洪山口、潘家口、喜峰口、李家峪、松亭關、青山口、鐵門關、三屯營等等都有較為詳細的考證、記載。但是，不論是對兩關的個別描述，還是對這一地區的泛指統稱中，都沒有把松、喜兩關混為一談。這裡，我們不妨抄錄其中的喜峰口、松亭關兩條：
”喜峰口關，州東北七十里（引者註：指遵化州），三衛屬夷入貢通衢也，關城三里，關口有來遠樓，可容萬人。《道里記》：由喜峰口東北六十里曰椴木峪關。又六十里曰松亭關。自松亭關至大寧廢衛凡三百六十里。為控御之要。宣德三年，車駕由喜峰口大敗三衛賊酋於寬河。嘉靖十年，三衛虜帥入犯喜峰口，自此益增兵戍守，為薊邊重地。“
”松亭關，在喜峰口北百二十里。遼人自燕京之中京，每自松亭趨柳河。宋至和二年劉暢奉使契丹，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迴環殆千里欲令示險遠。敞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導此？”譯相顧駭愧。明洪武二年，大帥馮勝出松亭關討那哈出。建文初，大帥劉真等，行兵出松亭關，駐沙河攻遵化。燕王馳援，真等退保松亭關。繼而燕王謀取大寧，諸將曰，大寧必道松亭關，關門險塞，守備萬嚴，恐難猝拔，乃從別逕取大寧，還將松亭是也。“
從上面的記載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顧祖禹不是”松亭關即喜峰口“的贊同者。恰恰相反，顧祖禹明確認定：喜峰口關東北六十里曰椴木峪關，又六十里曰松亭關。”顧祖禹對喜峰口與椴木峪、松亭關的方位記載是對的，但按照現代交通道路的距離，里程是不一致的，喜峰口北12里即椴木峪。《畿輔通志》和《永平府志》都有記載。
至於松亭山一說，其實顧祖禹僅僅是說，鐵門關之南十五里為窟窿山，山洞之西十里為西嶺，此嶺是古喜峰松亭山。並未說“此關即是喜峰口關也。”他在《讀史方輿紀要》這部書中明確地指出：“松亭關在喜峰口東北百二十里。”這個記載表述的方向是對的，百二十里的里程說法不一，同實際距離不一致這不奇怪，因為凡是赴遼宋使的記載，進入遼地以後，契丹嚮導就帶領宋使迂迴周折，按著驛站計算出來的里程與常規行程截然不同。此外山區道路不可能如平地那樣的直線距離。“望山跑死馬”這句俗語，就是說看起來很近走起來很遠的意思，更何況古今道路變化是難以相比的。所以說，《永平府志》引用顧祖輿的記述，來否定顧祖禹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
近世學者陳漢章所作的《遼史索隱卷五》：“松亭，案今撫寧縣西北喜峰口關北百二十里松亭關。”這個記載是以撫寧縣縣城為坐標，撫寧西北與遵化州東北是一致的，明顯的是採用了採用了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的記載。
上述所引顧祖禹對喜峰口、松亭關的記載和描述，就已經把所爭論的問題解決了，雖然顧祖禹在“鐵門關”條下有“即古喜峰山也”一句話，但“喜峰山”不等於“喜峰口關”，山可能是數里、數十里、乃至數百里，它是一個面或一條線，而關口只能是一個點。宋琬、高士奇都是從這一點走近了顧祖禹，恰恰又是從這一點離開了顧祖禹。
（十）廢關命運——歷史彎路
喜峰口、松亭關混在一起，有其特定的歷史的背景，那就是“棄開平，丟大寧，封賞畀地，邊界南移”造成的後果。
1.松亭關本是契丹人建立遼國不久建立的軍事防衛重地。大定府（即大寧，今寧城）是遼國的中京，作為防禦中原北伐的南部關口松亭關，戰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兒皇帝石敬瑭出賣燕雲十六州，使遼獲得了進入中原的大片土地，控制了華北要害，把燕京（今北京）建成遼國五處國都之一，定名南京；遼同北宋政權並存，雙方的分界線在拒馬河（白溝河）。這樣，遼朝南部的防線便由原來的松亭關之南移到了內地白溝河畔的雄州（今河北保定地區的雄縣），松亭關作為保衛遼中京大寧的關口，其“防南”作用就失去了。
2?遼亡以後，金政權與南宋對峙；後來，蒙古南下滅金，建立了統一的大元帝國。這樣，松亭關就成了內地。女真人建起的金朝，統一了華夏大部分地區，與它對峙的南宋已經是蜷曲一角；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帝國，更是版圖遼闊。兩朝都沒有在松亭關設防的必要。因此，松亭關就冷落了。
3?明建國後，為了防止北元的復辟，朱元璋按著華雲龍的建議，“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一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並於北平、遼東、大同設都司，繼在大寧設北平行都司及營州五屯衛，領東北地區二十五衛。在今內蒙南部、河北東北部長城以外設二十一衛，在今內蒙托克託附近築受降城及沿邊城堡，同時分封九子於邊塞，直接控制沿邊衛所。“這樣，松亭關又成了防戍要塞，派重兵駐守，並在松亭關至大寧一帶建起惠州、寬河、富餘等城。明初，北方的邊界基本上是沿著漢唐傳統界限設防的。朱棣當了皇帝之後，原設在多倫的開平衛和設在寧城的大寧衛都遷入內地，由於兀良哈三衛的騎兵在”靖難之役“中為朱棣奪得皇位立了功，朱棣把大寧及附近的朵顏、福余、泰寧三衛給了兀良哈，在歷史上稱作”封賞畀地“，調營州五屯衛於薊州、順義、平谷、香河、三河等地。陸續建起來的明長城西段、中段（北京以西），基本上是按秦漢長城的走向建築的。然而，北京至山海關（薊鎮轄屬）這一段就不同了，離開了秦漢長城的走向，向南移了三百至五百里。 兀良哈三衛雖然臣服明朝，實際上是時叛時服，經常破關騷擾，有時勾結北元共同入犯內地。這時，矗立在長城線上的喜峰口關，地位就突出起來，成為布防堅守的要塞，而已經淪入兀良哈地區的松亭關，便成為廢關而消聲匿跡了。這樣，就給人們一個誤解——”過去叫松亭關，如今稱喜峰口“。
1.松亭關本是契丹人建立遼國不久建立的軍事防衛重地。大定府（即大寧，今寧城）是遼國的中京，作為防禦中原北伐的南部關口松亭關，戰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兒皇帝石敬瑭出賣燕雲十六州，使遼獲得了進入中原的大片土地，控制了華北要害，把燕京（今北京）建成遼國五處國都之一，定名南京；遼同北宋政權並存，雙方的分界線在拒馬河（白溝河）。這樣，遼朝南部的防線便由原來的松亭關之南移到了內地白溝河畔的雄州（今河北保定地區的雄縣），松亭關作為保衛遼中京大寧的關口，其“防南”作用就失去了。
2?遼亡以後，金政權與南宋對峙；後來，蒙古南下滅金，建立了統一的大元帝國。這樣，松亭關就成了內地。女真人建起的金朝，統一了華夏大部分地區，與它對峙的南宋已經是蜷曲一角；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帝國，更是版圖遼闊。兩朝都沒有在松亭關設防的必要。因此，松亭關就冷落了。
3?明建國後，為了防止北元的復辟，朱元璋按著華雲龍的建議，“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一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並於北平、遼東、大同設都司，繼在大寧設北平行都司及營州五屯衛，領東北地區二十五衛。在今內蒙南部、河北東北部長城以外設二十一衛，在今內蒙托克託附近築受降城及沿邊城堡，同時分封九子於邊塞，直接控制沿邊衛所。“這樣，松亭關又成了防戍要塞，派重兵駐守，並在松亭關至大寧一帶建起惠州、寬河、富餘等城。明初，北方的邊界基本上是沿著漢唐傳統界限設防的。朱棣當了皇帝之後，原設在多倫的開平衛和設在寧城的大寧衛都遷入內地，由於兀良哈三衛的騎兵在”靖難之役“中為朱棣奪得皇位立了功，朱棣把大寧及附近的朵顏、福余、泰寧三衛給了兀良哈，在歷史上稱作”封賞畀地“，調營州五屯衛於薊州、順義、平谷、香河、三河等地。陸續建起來的明長城西段、中段（北京以西），基本上是按秦漢長城的走向建築的。然而，北京至山海關（薊鎮轄屬）這一段就不同了，離開了秦漢長城的走向，向南移了三百至五百里。 兀良哈三衛雖然臣服明朝，實際上是時叛時服，經常破關騷擾，有時勾結北元共同入犯內地。這時，矗立在長城線上的喜峰口關，地位就突出起來，成為布防堅守的要塞，而已經淪入兀良哈地區的松亭關，便成為廢關而消聲匿跡了。這樣，就給人們一個誤解——”過去叫松亭關，如今稱喜峰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