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日本東京一帶發生了7.9級“關東大地震”，14萬餘人在地震中死傷。日本軍國主義暴徒趁混亂之際，對聚居在東京大島町一帶的溫州、青田籍旅日華工肆虐屠殺，750多名華工被害，史稱“東瀛慘案”。
慘案中，大約有6000名不幸的朝鮮人被日本軍國主義的“黑龍團”趕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進行所謂的“街道審判”後，推到地震倖存者面前斬首示眾，這些人成為地震災害發生後無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東瀛慘案
- 死亡人數：華工750多人和朝鮮人6000餘人
- 發生時間：1923年9月
- 地點：日本東京
事件簡介,悼念活動,事件背景,事實真相,慘案經過,掩蓋真相,相關報導,
事件簡介
1923年9月1日，日本東京一帶發生了7.9級“關東大地震”，14萬餘人在地震中死傷。地震襲擊關東地區時，正值日本多病無能的大正天皇在位。他的兒子，23歲的皇太子裕仁攝政。裕仁皇太子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萬軍隊在受災城市巡邏。他調集軍隊不僅僅是為了維持災區的秩序，還另有企圖。他通過福田正太郎將軍宣布實行軍法管制，然後，指責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冒犯了神靈，導致了這場大災難的發生，還無端指責他們企圖趁火打劫。那些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蠱惑甚至使一些懼怕神靈的日本人信以為真。
這些軍國主義暴徒趁混亂之際，對聚居在東京大島町一帶的溫州、青田籍旅日華工肆虐屠殺，750多名華工被害。大約有6000名不幸的朝鮮人被日本軍國主義的“黑龍團”趕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進行所謂的“街道審判”後，推到地震倖存者面前斬首示眾，這些人成為地震災害發生後無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史稱“東瀛慘案”。
悼念活動
2013年9月8日，“關東大地震被屠殺中國遇難者追悼會”在東京舉行，追悼會由日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花岡和平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長田中宏，日本強擄中國人思考會事務局長川見一仁等人發起。
當年見證現場兒童的繪畫：描述軍人、自衛團追殺中國勞工，館藏在東京大地震博物館。
為田原洋先生在追悼會上致辭。
追悼會發起人之一，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旅日華僑中日交流促進會代表林伯耀先生指出，關東大地震時對旅日同胞的大屠殺，成為此後侵華日軍在中國製造的大量屠殺事件的原型。但由於時間久遠，也因為日本政府的蓄意隱瞞，這一歷史事實，漸被塵封，鮮為人知。
大屠殺中，來自浙江溫州桂川村的周瑞楷和其胞弟周瑞興、周瑞方、周瑞勛一家四兄弟全被殺害。周瑞楷的孫子周江法說，爺爺一個村就有18人慘遭屠殺。
大屠殺中，來自浙江溫州桂川村的周瑞楷和其胞弟周瑞興、周瑞方、周瑞勛一家四兄弟全被殺害。周瑞楷的孫子周江法說，爺爺一個村就有18人慘遭屠殺。
圖為周江法在被害者碑名上尋找爺爺的名字。
屠殺事件後，倖存的浙籍華工們大部分被投入集中營，後被遣送回國。也有少數人經過東南亞去了歐洲。有史學專家認為，“東瀛慘案”是個分水嶺，從此溫州“出國熱”轉向荷蘭、義大利等國。
屠殺事件發生後，旅日華工領袖王希天立即前往尋找罹難華工下落，被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秘密逮捕並殺害。王希天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曾倡導發起“拒約運動”。
近30年來，中日兩國民間學者一直在推動王希天研究。王旗的心愿是，在日本的土地上建起爺爺的紀念碑。圖為王旗（左）等人尋訪東京大地震前華工住地遺址。
1921年至1923年，來自浙江省溫州市桂川村的20個合法旅日華工居住在東京江東區大島町七丁目、八丁目。關東大地震災後9月3日，其中18人在七丁目被殺害。90年過去了，這裡早已全部改建過。
位於兩國橫綱町公園內的東京都慰靈堂是日本人紀念東京大地震的場所。這裡原來是陸軍被服廠，大地震後很多市民攜帶家財跑到這裡避難，不料地震引起的大火卷席到這，數萬人被燒死，於是便在此處設立了震災紀念堂。
慰靈堂內安置著90年前關東大地震的日本災民遺骨，東京都慰靈協會每年春秋都會在此舉行悼念法事。
關東大地震發生的當天晚上，有謠言指責朝鮮人冒犯了天神，導致災難發生。軍隊和警察以“保護”為名，將大批朝鮮人集中拘捕，日本民眾組織了許多“自警團”對他們施以暴行。有史料稱，當時大約有6000名朝鮮人在因謠言引發的屠殺中喪生。圖為慰靈堂右側的“關東大地震朝鮮人犧牲者”紀念碑。
朝中勞工成了東京大地震的無辜犧牲品，事後，日本政府採取了隱瞞真相、把責任歸咎於平民、縱容加害人和篡改教科書的措施。在日本的朝鮮人為悼念同胞，買下一小塊地皮，建立紀念碑，作為永久紀念地。
關東大地震90周年紀念之際，在日朝鮮人舉辦音樂祭，悼念同胞。這些年來，朝鮮人對關東大地震被屠殺同胞的紀念，規模和影響都比中國人的悼念活動要大得多。
目前，“關東大地震被屠殺中國遇難者追悼會”計畫每年舉辦追悼會，並打算在東京旅日同胞殉難地修建紀念碑，作為永久紀念地。中日民間人士為推動此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畢竟，沒有兩國政府的支持，力量有限。
事件背景
東瀛慘案發生在1923年9月1日的日本關東大地震之後，此時，正值日本多病無能的大正天皇在位。他的兒子，23歲的皇太子裕仁攝政。為了提防有人趁火打劫，裕仁和他的幕僚派出了500多隻信鴿進行聯絡，以彌補電話線中斷、信息不通之不足。
裕仁皇太子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萬軍隊在受災城市巡邏。那些借災後混亂之機發不義之財的人很容易被發現。因為被燒死的死人身上的金銀珠寶，會發出一股強烈的刺鼻臭味。任何被發現帶有這種特殊臭味的、值錢東西的人，都會被當場處死。
但裕仁皇太子調集軍隊不僅僅是為了維持災區的秩序，還另有企圖。他通過福田正太郎將軍宣布實行軍法管制，然後，指責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冒犯了神靈，導致了這場大災難的發生，還無端指責他們企圖趁火打劫。那些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的蠱惑甚至使一些懼怕神靈的日本人信以為真。大約有6000名不幸的朝鮮人被日本軍國主義的“黑龍團”趕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進行所謂的“街道審判”後，推到地震倖存者面前斬首示眾。這些人成為地震災害發生後無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真是天災未盡，人禍又生。
事實真相
在地震後的混亂中，日本散布 “朝鮮人要舉行暴亂”的流言，軍隊、警察和市民殺害了6000名朝鮮人和700多名中國人。
事後的統計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殘害的華人，共716人，其中當場死亡622人、失蹤11人（事後查出一些已遇難）、負傷83人（事後一些人傷重死去）。在這些遇難者中，來自浙江溫州、處州的共658人，死605人、傷53人。另有溫處籍華工42人（其中死34人、傷8人），雖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詳，未統計在內。合計浙江華工遇害總人數為700人，其中死639人、傷61人。訊息傳回溫州、處州，從通衢大道到鄉野小村，幾乎處處哭聲。
慘案經過
比華人更慘的，是朝鮮人。大屠殺本來是以他們為靶子的。但華人卻成了替罪羊。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國戒嚴，災區的戒嚴任務在開始時實際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團”承擔的。當日，災區流傳說朝鮮人趁亂放火，而且還往水井裡投毒。於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劃下，一項針對朝鮮人的大屠殺計畫出台。在軍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團”對朝鮮人聚居區進行了極為冷血的殘酷屠殺，大量動用冷兵器，死者幾乎都無完整的屍首，死亡人數約在6000~10000人左右。
在大屠殺過程中，日本人同時也將矛頭對準了中國人。儘管日本政府日後一口咬定是在鎮壓朝鮮人的過程中“誤殺”華人，但那些溫州工人中，不少還沒剃去滿清的長辮子，穿著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華人。實際上，除了對華工下手外，中國留日學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罹災留日學生歸國團三百八十人”在回國後給“全國各報館轉全國父老昆弟伯叔姊妹”們一封公開信，極為悲憤地介紹了他們的受難情況：
“其時，東京及附近各縣謠傳朝鮮人有投火下毒者。於是竭軍警、青年團、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鮮人，無論老幼男婦，恣意慘殺。其最可怖者，為朝鮮人、支那人往往同提並論。中國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禍，被故意殺害毆辱者，不可勝數，刀棒拳足一時交加，殆不以人類相待。
“浙籍韓潮初（神戶高商學堂）、沈誦填（高師）、蔡經德（高工）、陳悼諸人，曾經多方證明確為中國人，也不免毒打幾斃，並且聲言支那人亦應打。
“江蘇人蔣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東京橫濱間，賃居日人家中，災後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殺支那人’。後經幾許哀求，始免一死……
“彼時之日人悲憤淒楚，多已全失人性，殘忍刻毒，聞之戰慄。且因中國排日，故每遇中國人，恆易受感情之衝動，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時為掃蕩華工之好機會。”
在最初的死者名單中，並沒有一個日本人十分忌憚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蹤者名單。
王希天是一名公費留學生，來自長春。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投身到捍衛國權的運動中，是“五四運動”的組織者之一，與周恩來關係密切。王希天同時在日本的教會工作，將大量精力花在了維護在日華工的權益上，甚至聘請日本律師為華工討要工資，申請成立“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被不少日本人視為眼中釘。
王希天的死訊，直到1975年才得到證實。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聞》發表了當年在龜戶地區執勤的野戰重炮兵第一聯隊六中隊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記，揭開了王希天遇難的真相。
這位普通日本兵似乎對王希天還存在相當的敬意，在1923年10月18日這天，他寫道：
“當時王希天君來我們中隊訪問中隊官長們，對護送中國人一事，願為工人們出一些力。他是一個開朗的人。他知道中國同胞正在為送往習志野去而驚慌著，他用中文寫了告示，貼在我們中隊的接收處。中國人是沒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後，有一天，我們走到稅務署衛兵處，聽說王希天已被某官長斬了。他騎來的半新舊腳踏車，被我們六中隊作為戰利品占用著，那腳踏車就歸六中隊所有了。”
1923年（10月19日）他在日記里寫道：
“今天報紙上又註銷了前途有為、對社會事業鞠躬盡瘁的王希天君的訊息。其真相，我聽某人詳盡地說過。以中隊長為首，誘騙王希天，說：‘你的中國同胞在騷動，你去訓誡訓誡吧！’說著把他帶了出去，來到逆井橋旁邊的鐵橋處，伺候在那邊的垣內中尉來了，問六中隊的官長們，你們往那兒去，休息一下吧！說時遲，那時快，從（王希天）背後，齊肩一刀斬去，然後把面龐、手、腳都斬碎，燒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錢和自來水筆。就這樣，殺人的事，在官長們之間，成了秘密。人們從殺人現場的步哨那裡聽到了詳情。”
負責執行這次殘殺任務的是垣內八洲夫中尉，他在日本二戰戰敗投降前已經當到了對馬要塞司令官。1981年，他在臨終前確認了斬殺王希天之事。
久保野茂次日記發表前2年（1973年），在周恩來的親自干預下，長期失蹤的王希天已經被確認為“革命烈士”，其家屬享受烈屬待遇。
掩蓋真相
1923年10月5日，一些在集中營里被關押了一個月的幸免於難的華工們，終於可以釋放回國。10月8日，這些滿身傷痕的華工們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看到碼頭上歡迎他們歸來的溫州旅滬同鄉會和上海協濟日災會，無不痛哭失聲。至此，日本人殘害華工的事件公諸於眾，輿論一片譁然。
當日，張元節與日本東方通訊社理事水野梅曉、日本社會主義者宮崎民藏等，出席了上海方面的歡迎大會。在會上，面對輿論的質疑，張元節與兩位日本人一道為日本開脫。從日本死裡逃生回來的“共濟會”總幹事王兆澄質問他：“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既然是合法登記的社團，那王希天“失蹤”一案，中國使館為什麼不作為？華工被難後，中國使館為何不進行調查？曹錕所捐獻的救濟旅日華工的款項，為何工人始終未得分文？張元節當即語塞。
歡迎會上的交鋒見報後，輿論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熱潮一變而為抗議日本屠殺華工。民眾指責日本“仁義道德淪亡殆盡。吾本恤憐之義，集資以濟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橫殺，以德報怨，莫甚於斯，吾人一息尚存，當速提抗議，懲辦惡凶，賠償損失。”
上海《晨報》社論說：“日本震災，我國表其深摯同情，力盡救恤之義，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兩國關係，促進國民親善，乃日本於災震發生之際，對於華僑極為殘酷……吾人對於日本震災，雖具有同情，而對於虐殺則不能不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若不亟謀謝恤之法，則中日間感情將因此而愈難改善矣。”
日本人對此先是矢口否認，隨即承認這只是誤殺：“震災發生之時，韓民暴動隨處發生糾紛，致華人誤被殺傷殊屬不少”，“地震時韓人暴動，群情憤激，誤傷華人”，“如此多數人之被害，在常識上難於置信，且其原因，又為震災、水災等不可抗力，誠屬無可如何之事。”
10月21日，戒嚴期間的新聞封鎖解除，《朝日新聞》報導了屠殺華人和王希天失蹤訊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鎖。當《讀賣新聞》試圖在11月7日跟進報導時，其預備刊登在頭版頭條的報導《殘害中國人事件》，在發行前就被“槍斃”。
屠殺案發現場的戒嚴部隊，是日本陸軍野戰重炮兵第三旅團。該旅團參謀遠藤三郎大尉受命掩蓋王希天被殺真相，經過策劃，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王希天主動要求去習志野集中營照料華工，軍方派人護送，但在途中，應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將其釋放，不知其下落。軍方隨即與內務、法務、外務三個部門進行了溝通。直到1981年，年邁的遠藤三郎接受日本參議員吉川一夫的秘書田原洋訪問時，才詳盡地披露了殺害王希天的經過和掩蓋事件真相的活動，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關東大震災與王希天事件》，轟動一時。
為了掩蓋真相，日本政府向所屬各道、府、縣發文，查找王希天下落。日本內閣會議結束後，內務大臣後藤新平、外務大臣伊集院彥吉、法務大臣平沼騏一郎、陸軍大臣田中義一共同密商，並且報請總理山本權兵衛批准，正式決定將王希天事件真相掩蓋起來，並確定了對中國調查團的應對策略：“好好招待，給予儘可能的方便，讓他們感受到我官憲沒有阻止他們調查”。
因為證據完全被毀，中國政府調查團及由俞顯廷牧師等組成的中國民間宗教家調查團，均無功而返，只能接受日方的說法，王希天也就長期成了“失蹤人士”。
日本右翼頭山滿，向日本政府呈交一份請願書，題為《關於地震區內的殺傷事件請予大赦》，要求赦免那些屠殺朝鮮人、中國人及日本本國持不同政見者的兇手，認為他們都是“為皇國維護治安，由於善意”。
外交總長顧維鈞照會日本駐華全權公使芳澤謙吉，對日本虐殺華工之事，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嚴懲兇手、公布暴行、撫恤難僑，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1924年1月21日，日本新任清浦內閣對頭山滿的“請願”進行了討論，認為地震期間有“誤殺”、“誤傷”行為的民眾，可按輕重予以特赦，但軍警人員不在特赦範圍之內。
4月24日，日本橫濱地方法院判決如下：戕殺華工人犯8名，其中4名判有期徒刑2年，緩期2年執行；2人判有期徒刑18個月，緩期2年執行；2人證據不足，當庭釋放。而至於撫恤金，則總共賠償700多名死難者和傷者20萬日元，其中1萬日元指定給王希天家屬。
日本屠殺華人事件曝光後，先後在抵制日貨和援助日本兩大事件中都風頭極健的“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發出通電，嚴厲指責日本政府“以怨報德”，號召中國人民“一方厲行經濟絕交，一方提倡國貨”；另一家“國民對日外交大會”，也指責日本“不但不能因茲感化，反而變本加厲”，呼籲“經濟絕交策略積極進行”。
在中國援助日本的熱潮剛剛興起時，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人的災難，實在是日人夢想不到的事，大驚嘆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該報又發表社論《震災對於中國之影響》，提醒日本政府和民眾：“由中國人心裡生出許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長與否，有一半的責任完全在於日本。”災後中日關係並無改善，此後更兵戎相見，日本政府對此應做徹底反思。
相關報導
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日本軍國主義暴徒乘混亂之際，對聚居在東京的華工肆虐屠殺，700多位華工（90%是溫州人）被害，史稱“東瀛慘案”。
700多華工慘死在屠刀下
地震發生後，我國各界民眾紛紛伸出援助之手，僅當時的北京政府就撥款20萬元（註：當時一元錢能買40斤大米）。在溫州，還成立了“日災救濟會”，發動各界人士慷慨解囊，運往日本的木炭、菜籽、鮮蛋等物資價值就達45.4萬元。
然而，日本的一些暴徒卻在軍國主義的煽動和縱容下，恩將仇報，對手無寸鐵的旅日華工下了毒手。他們乘震災混亂之機，以“韓人放火”為藉口，在大批殺害旅日朝鮮人的同時，大肆虐殺旅日華工，其中絕大部分是溫州、青田籍華工。
這些暴徒主要是接受日本政府命令維持秩序的所謂“青年團”和在鄉軍人（預備役———記者注），他們長期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灌輸，排外情緒嚴重。他們與日本勞工、警官、軍隊一起，用刀劍、鐵棒、鐵鉤等兇器，對旅日華工肆意擊殺。
其中，傷亡最慘重的一次集體屠殺是在1923年9月2日。當晚9時許，日本暴徒300餘人擁至大島町八丁目華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棧，將客棧內174位心懷恐懼、手無寸鐵的溫州、青田旅日華工，趕至客棧外荒地上，“佯言即將地震，須臥地上”。
當華工們伏地時，暴徒們即亂砍亂殺，當場打死173人。
據仁木富美子和黃勝仁等人統計，在大屠殺中受害的溫州、青田人數為700人，其中死者639人，傷61人。
倖存者筆錄令人觸目驚心
記者拿到了當年仁木富美子和黃勝仁採訪大屠殺倖存者及後人時的筆錄，同樣觸目驚心。
甌海的陳崇帆說：“我住在大島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幾天后回來，原來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們垟坑村就有6個人被日本人殺了。我的堂兄陳銀壽在路上被抓，後來在千葉縣關了一個月才放出來。”
青田的朱木坤說：“我遠遠看到日本人扛著東西來打人，他們拿棍子、大刀、槍、長桿鐵鉤，追著打朝鮮人和中國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來殺掉，甚至見到後腦是平的就殺。”
“這些90來歲的老人們憤怒地控訴著，平時耷拉著的雙眼發出激動的目光。他們用粗大的雙手或手中的拐杖比劃著名，形象地勾畫出當年的慘景，使我們受到極大的震撼。”黃勝仁這樣描述當時走訪時的情景。
溫州人“出國熱”的一個分水嶺
大屠殺發生後，日本政府想方設法隱瞞事件真相。由於華工一般由上海私渡至日本，沒有護照。“他們拒不承認，以為這樣就可以矇騙過關。”黃勝仁說。
在大島町八丁目集體大屠殺發生後，日本軍警就用煤渣覆蓋現場，使別人發現不了屠殺留下的血跡。
當時的長春籍留日學生、華工領袖王希天在知道屠殺事件後，立即趕往當地調查。日本軍警為了掩蓋真相，殘忍地將其殺害，屍體也被拋入河中。(9月9日上午12時，王希天來到大島町共濟會事務所的辦公樓前。他看看木樓上懸掛的三丁目278番地的牌子，與房主人的妻子應酬幾句，說要去看看八丁目方面的中國人是否安全，扭身走了。其實，王希天在六丁目的空地上已經看到了極為恐怖的景象：差不多200具裸體華工的屍首，還沒有完全處理完。他們的喉嚨都是被切斷的，氣管、食道都露在外面。很多屍首還睜著眼睛，十分嚇人。王希天被這令人髮指的暴行所震驚，直覺得心中的血一下子湧上了頭。 )
第二年，歸國的溫州留學生，集資在溫州華蓋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紀念碑。後在溫州淪陷時，被日寇拆除。
後來，日本政府終於承認在殺害朝鮮人時，“誤殺”了部分華工。但倖存華工們對此駁斥說，既然是誤殺，為什麼有時候日本鄰居喊，“這些是中國人，不要殺”時，暴徒們還是毫不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