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信息基,內容簡介,
本信息基
副題名
外文題名
The study of scholars’ idea of moral integrity in Eastern Han dynasty
論文作者
吳旺宗著
導師
孫家洲指導
學科專業
中國古代史
學位級別
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
學位授予時間
2008
關鍵字
士 知識分子 人格 東漢 名節
館藏號
D691.7
館藏目錄
2010\D691.7\1
內容簡介
以建武元年光武帝劉秀登基稱帝為標誌，中國專制主義王朝的最高統治權又重新回復到劉姓貴族手中。東漢王朝在胤續西漢政治文化傳統的同時，其社會、政治、文化的各個層面也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例如士大夫政治基本定型，以及經學的高度繁榮為代表的儒學復興等等，尤其是東漢一代的士人群體在其特殊的社會文化氛圍之下，形成了迥異於其他時代的精神風貌，並成為最為引人注目的歷史文化現象。 本文立足於東漢士人群體，以東漢士人之“名節觀”這個群體觀念為中心，從儒學的發展和士人名節觀的形成之關係出發，旨在揭示東漢士人名節觀的基本內涵，並在此基礎上探討東漢士人名節觀和獨特的東漢士風的關係，進一步探討東漢士人名節觀與東漢政治文化的相互影響與作用。 本文將“名節”定義為一種“人格品質”——這種人格品質表現為對某種群體規範的自覺遵守和履行。本文論述的出發點在於：儒學的社會化是東漢士人名節觀形成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名節觀是指導東漢士人行為的基本的價值取向和內在動力。也正是在名節觀這個內在動力驅使之下，東漢士人群體才呈現出獨特的精神風貌和處世風格，亦即獨特的“士風”，毫無疑問，這種獨特的士風也反作用於東漢政治文化，促成了東漢政治文化的基本格調。在論述方式上，本文注重於群體研究，著重探討存在於士人階層的普遍的群體觀念。東漢士人階層成員之間在社會地位、經濟條件、出身門第等方面雖然千差萬別，但他們之間存在的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在觀念上共同接受著名節的約束——這種名節觀最主要的體現是對儒家道德倫理的持守，基於此，文章借鑑日人谷川道雄之“共同體”理論，將以不同的生存方式面世、流品繁雜的東漢士人群體，冠之以“士人道德共同體”的稱謂，以便於從整體上加強對東漢士人階層的理解和把握。 本文分為七章對東漢士人名節觀加以闡述。其中第一章與第七章分別概述東漢以前儒家士人名節思想源流和漢魏之際士人名節觀念的嬗變，目的是從發展過程方面對東漢士人名節觀的流變有一個歷史的全面的認識，其餘各章從不同角度探討東漢士人名節觀的基本內涵、踐履方式、形成原因、與東漢政治文化的關係等內容。 首先，對先秦以來儒家士人名節思想進行概括。分別闡述孔孟早期儒學的理想人格觀念和西漢儒家士人名節觀念兩部分內容，並在此基礎上著重分析了西漢時期儒家之“道”和西漢帝王政治之間的相互關係。先秦早期儒學的名節思想主要體現在其對士人理想人格的描述之中，代表性的是孔子的“君子”和孟子的“大丈夫”人格。歸納起來，這種理想人格所具有的道德品質應該主要包括“志於道”、“三大德”、“重名”等內容，早期儒學的名節思想也正體現在對這種理想人格的追求與道德品質的維護之中。西漢士人以董仲舒的君子觀和劉向的名節觀為代表，他們堅持士人在道德品質上應該繼承孔孟的“仁義之道”，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將堅持“仁”與“義”的基本價值取向擺在士人名節的首位，在此基礎上將“孝敬忠信”等道德品質亦作為士人名節的應有內涵，強調士人應該直行其“道”，將能否具有以衛“道”為己任的精神作為判斷士人名節的最終標準。這種名節觀念伴隨著西漢新儒學的逐漸復興而普及，也決定著士人在處理“道”與“王”之關係時的基本態度。 其次，著力對東漢士人名節觀之內涵進行考辨。以《白虎通義》、《論衡》、 《潛夫論》、《昌言》等東漢士人著述為基礎和代表，從中分析東漢士人名節觀的內涵。其中《白虎通義》中的“三綱六紀”作為東漢社會儒家士人倫理觀念的概括和總結，對士人的“為臣之節”、“為子之節”、“弟子之節”等道德倫理規範進行了權威化的闡釋，體現了東漢一代士人群體倫理道德觀的基本狀況； 《論衡》中王充對於“儒生”與“文吏”的分辯以及對儒生自身層次的劃分，體現的是東漢士人以為社會軌德立化為人生目的的理想人格觀；《潛夫論》的士人“四行”說、“遏利求義”說以及《昌言》對部分士人惡劣品質的批判，都體現了東漢士人階層對於名節的看法和態度。這些關於士人道德節操的闡釋和論述雖然不盡相同，但卻都歸之於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即其皆以儒家之“道”為本，注重對儒家之“道”的持守與發揚。 第三，綜述東漢士人對名節觀的踐履方式。藉助東漢士人社會生活中的實例，展現士人階層對“忠”、“孝”、“義”、“廉”等士節的踐履，分析持兩種不同處世態度的“隱逸之士”和“志義力行之士”對儒家之道的秉持方式。進一步分析東漢士人在執著於以儒學倫理道德為規範“苦身修節”的同時所產生的背離名節本義的行為趨勢，這種趨勢可以主要地概括為“激詭的求名之風”、“功利化的乾祿求進”、“對社會潛規則的迎合”三個方面。 第四，探討東漢士人名節觀之成因。將“東漢尚名節”風氣的形成，最為直接的歸因於(一)以經學高度繁榮為表征的儒學復興(社會環境)和(二)東漢政治對名節的提倡(政治環境)兩個方面。儒學的復興豐富了東漢士人名節觀的內涵，以光武帝為代表的東漢統治者對於士人名節的大力提倡和褒獎強化了士人的名節觀念，以察舉制為代表的東漢選官體制對名節的看重也是士人尚名節風氣形成的巨大推動力。 第五，提出士人“道德共同體”概念。這個士人“道德共同體”，以名節作為內部成員行為的共同的價值取向，以秉持和傳承儒家之“道”作為共同的人生目的，在政治理念上，士人“道德共同體”企圖用“道”來軌德立化並建立一種符合儒家之道的社會文化秩序，以實現“道”與“勢”的合理整合。事實上，這種整合的平衡性也決定著社會秩序的穩定性，當“勢”的擴張最終打破這種平衡性時，“勢”之自身也必將難以為繼。 第六，漢魏之際士人名節觀的鬆動。漢魏之際，動亂的局勢促使混戰軍閥多以法術爭取霸業，隨之而來的是儒學的式微，至此，士人之名節觀念走向鬆動。 總的來說，“尚名節”是東漢一代突出的歷史文化現象，“名節”作為東漢士人群體普遍重視的人格品質，也可以說是一種群體規範，這種規範影響和左右著東漢士人精神面貌和行為方式，進而影響了東漢的政治文化，應該說，東漢士人“名節觀”是東漢社會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