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戰機構”屬於國民黨黨專系統，它是由“抗戰大聯合”改稱的，領導人是羅大愚和張寶慈、高士嘉等人。1935年，羅大愚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之命赴日本，在留日學生中物色對象，發展組織，準備畢業後回東北開闢抗日地下工作。1936年，羅與留學生張寶慈、高士嘉、劉世恆等組成“東京讀書會”。“七·七”事變後，以“東北讀書會”為基礎，成立了“抗戰大聯合”，吸收了一批留日學生參加。“抗戰大聯合”的主要任務是吸收有民族氣節、堅定的抗日分子參加組織，同時也蒐集敵偽情報。1940年二三月問，參加“抗戰大聯合”的成員有一部分人畢業，從日本回到東北，隨之該組織的領導機構也遷往瀋陽，改名為“東北抗戰機構”，由羅大愚、張寶慈、高士嘉等人坐鎮瀋陽，指揮在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錦州、大連、吉林、四平及日本東京等地陸續建立的下屬機構的活動。
基本介紹
- 公司名稱：東北抗戰機構
- 成立時間：1940年
- 公司性質：國民黨黨專系統
- 原名：抗戰大聯合
- 領導人：羅大愚和張寶慈、高士嘉
機構簡介,真勇社,
機構簡介
“東北抗戰機構”屬於國民黨黨專系統，它是由“抗戰大聯合”改稱的，領導人是羅大愚和張寶慈、高士嘉等人。1935年，羅大愚受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之命赴日本，在留日學生中物色對象，發展組織，準備畢業後回東北開闢抗日地下工作。1936年，羅與留學生張寶慈、高士嘉、劉世恆等組成“東京讀書會”。“七·七”事變後，以“東北讀書會”為基礎，成立了“抗戰大聯合”，吸收了一批留日學生參加。“抗戰大聯合”的主要任務是吸收有民族氣節、堅定的抗日分子參加組織，同時也蒐集敵偽情報。1940年二三月問，參加“抗戰大聯合”的成員有一部分人畢業，從日本回到東北，隨之該組織的領導機構也遷往瀋陽，改名為“東北抗戰機構”，由羅大愚、張寶慈、高士嘉等人坐鎮瀋陽，指揮在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錦州、大連、吉林、四平及日本東京等地陸續建立的下屬機構的活動。
長春的抗戰機構是1940年春由羅大愚、高士嘉來長春建立的，負責人為王宏文(化名曹介村)、孫學宗(化名趙世賢)、張輔三(化名張碩強)3人，王宏文為長春專員。此後不久，羅又將偽《大同報》記者王覺(化名吳仲元)介紹給王宏文，協同領導長春的地下黨務工作。當時的主要工作是發展組織，此外，還有宣傳、情報與聯絡工作。發展組織工作進展很快，在偽滿洲建國大學發展了17名學生，成立了“建大幹部會”。在法大、工大、醫大學校也各發展三四名師生。在偽“國通社”發展了數名記者。在偽協和會中央本部少年科也發展了數名記者與編輯，在偽警察中還發展了3人，組成“自強會”。到1941年末，共發展了50餘人(包括從外地調入的四五人)，建立了6個小組。同時，也進行了—些宣傳工作與情報工作。宣傳工作主要是通過以王覺為社長的新時代出版社和偽協和會中央本部少年科辦的《青少年指導者》刊物，來出版或刊登一些影射或借題發揮的文章，進行愛國反日教育。至於情報工作，利用一名在偽國務院地下秘密監聽外國廣播的抗戰機構成員取得重要情報，並及時傳遞出去。
1941年末，日偽製造的逮捕國民黨地下組織的“貞星事件”，牽連了“東北抗戰機構”。在長春的王覺、王宏文、張輔三，於1942年1月相繼被捕。3月，“建大幹部會”17人也在長春等地被捕。被捕的人員堅貞不屈，王覺、張輔三、柴純然、王用中等被折磨致死，王宏文及其他人分別被判處無期與有期徒刑，關押在獄中，直至1945年東北光復才得重見天日。
長春的抗戰機構是1940年春由羅大愚、高士嘉來長春建立的，負責人為王宏文(化名曹介村)、孫學宗(化名趙世賢)、張輔三(化名張碩強)3人，王宏文為長春專員。此後不久，羅又將偽《大同報》記者王覺(化名吳仲元)介紹給王宏文，協同領導長春的地下黨務工作。當時的主要工作是發展組織，此外，還有宣傳、情報與聯絡工作。發展組織工作進展很快，在偽滿洲建國大學發展了17名學生，成立了“建大幹部會”。在法大、工大、醫大學校也各發展三四名師生。在偽“國通社”發展了數名記者。在偽協和會中央本部少年科也發展了數名記者與編輯，在偽警察中還發展了3人，組成“自強會”。到1941年末，共發展了50餘人(包括從外地調入的四五人)，建立了6個小組。同時，也進行了—些宣傳工作與情報工作。宣傳工作主要是通過以王覺為社長的新時代出版社和偽協和會中央本部少年科辦的《青少年指導者》刊物，來出版或刊登一些影射或借題發揮的文章，進行愛國反日教育。至於情報工作，利用一名在偽國務院地下秘密監聽外國廣播的抗戰機構成員取得重要情報，並及時傳遞出去。
1941年末，日偽製造的逮捕國民黨地下組織的“貞星事件”，牽連了“東北抗戰機構”。在長春的王覺、王宏文、張輔三，於1942年1月相繼被捕。3月，“建大幹部會”17人也在長春等地被捕。被捕的人員堅貞不屈，王覺、張輔三、柴純然、王用中等被折磨致死，王宏文及其他人分別被判處無期與有期徒刑，關押在獄中，直至1945年東北光復才得重見天日。
東北黨專與東三省黨部 “貞星事件”，使國民黨黨專系統的地下組織受到很大損失，但由於一些被捕人員的堅貞不屈，也使一些基層機構和人員得以保存下來。這時作為遼寧省黨務專員並總攬東北及日本黨專系統工作的羅大愚及時吸取了教訓，放棄了“東北抗戰機構”的名稱，把黨專系統的組織採取化整為零的辦法，分為“核心”與“單位”兩層。“核心”即“領導體”，更為秘密，不與下層人員發生直接聯繫。“單位”即“執行體”為基層組織，凡參加者都納入這種組織內。同時，又在1942年5月至1943年4月，分別在瀋陽、長春兩地開辦乾訓班，把未被捕的同志聚集起來，分組訓練，使之堅定信心，加強紀律，提高保密觀念。
在長春未被捕的人員偽“國通社”的記者呂文毓、王遇忱，偽漢醫協會的崔景章，偽新京協和會的夏景衡等又恢復了聯繫，成立了秘密組織“抗日救亡會”(後改稱為“勉勵社”)。對內稱二七區黨部，並以此名義，在偽國通社、建大、工大、法大以及偽機關、會社、學校印刷所等單位，吸收教員、職員、學生、工人計30餘人加入地下組織，成立了工大—○一區分部，並利用去工礦實習的機會，蒐集經濟情報。在畜產獸醫大學的教授張榘，也在獸大學生中發展了30餘名加入組織，成立了第十八區分部。在瀋陽、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也都恢復聯繫，發展了組織。
與此同時，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系統的地下組織，也因1941年哈爾濱機構受到破壞而改設東三省黨部。其中吉林省黨部主任委員為石堅，書記長張滔，在長春也有地下組織人員在開展活動。1944年4月，吉林黨部書記長張滔在長春被捕，供出東三省黨部一些組織情況，結果造成遼、吉、黑三省黨部負責人等20餘人相繼被捕下獄，使黨專與東三省黨部之“雙軌制”地下機構失去效力。於是在1944年5月，將東三省黨部與黨專合併，統由羅大愚負責領導。當年7月至翌年4月，羅大愚又在長春、瀋陽、營口、遼陽、遼源等地舉辦第二期乾訓班，參加訓練者150餘人，一些市縣也同時進行小組的自身訓練。1944年10月，羅大愚將黨專總部由瀋陽遷至長春，繼續領導東北各地開展地下工作。1945年5月23日，日偽在東北各地製造了“五．二三”事件，派出大批警憲對國民黨地下組織進行大逮捕。偽首都警察廳特務科警察在長春逮捕了羅大愚、呂文毓(吉林省黨務專員)等百餘人。張寶慈等十人也在瀋陽被捕。整個黨專在東北各地的地下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羅大愚入獄後，又在獄中辦了秘密刊物《牢獄之花》，供難友們傳閱。
在長春未被捕的人員偽“國通社”的記者呂文毓、王遇忱，偽漢醫協會的崔景章，偽新京協和會的夏景衡等又恢復了聯繫，成立了秘密組織“抗日救亡會”(後改稱為“勉勵社”)。對內稱二七區黨部，並以此名義，在偽國通社、建大、工大、法大以及偽機關、會社、學校印刷所等單位，吸收教員、職員、學生、工人計30餘人加入地下組織，成立了工大—○一區分部，並利用去工礦實習的機會，蒐集經濟情報。在畜產獸醫大學的教授張榘，也在獸大學生中發展了30餘名加入組織，成立了第十八區分部。在瀋陽、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也都恢復聯繫，發展了組織。
與此同時，國民黨東北黨務辦事處系統的地下組織，也因1941年哈爾濱機構受到破壞而改設東三省黨部。其中吉林省黨部主任委員為石堅，書記長張滔，在長春也有地下組織人員在開展活動。1944年4月，吉林黨部書記長張滔在長春被捕，供出東三省黨部一些組織情況，結果造成遼、吉、黑三省黨部負責人等20餘人相繼被捕下獄，使黨專與東三省黨部之“雙軌制”地下機構失去效力。於是在1944年5月，將東三省黨部與黨專合併，統由羅大愚負責領導。當年7月至翌年4月，羅大愚又在長春、瀋陽、營口、遼陽、遼源等地舉辦第二期乾訓班，參加訓練者150餘人，一些市縣也同時進行小組的自身訓練。1944年10月，羅大愚將黨專總部由瀋陽遷至長春，繼續領導東北各地開展地下工作。1945年5月23日，日偽在東北各地製造了“五．二三”事件，派出大批警憲對國民黨地下組織進行大逮捕。偽首都警察廳特務科警察在長春逮捕了羅大愚、呂文毓(吉林省黨務專員)等百餘人。張寶慈等十人也在瀋陽被捕。整個黨專在東北各地的地下組織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羅大愚入獄後，又在獄中辦了秘密刊物《牢獄之花》，供難友們傳閱。
真勇社
真勇社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派在偽治安部的地下組織，宗旨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光復中國。社長是王家善，曾先後任偽治安部少將軍政科長、中將軍政司長等職。1934年，王家善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學習期間，曾受國民黨軍政部何應欽之命，在東北偽軍中開展抗日工作。1936年9月18日，王家善在日本東京成立了“三民主義真勇社”。積極在陸軍士官學校和商船學校的中國東北留學生中吸收社員。此後，又在日本成立了“留日陸海軍同學會”和“留日陸士同窗會”等，作為真勇社的外圍組織積極開展活動，旋因被日本陸軍省發現而先後解散。“七·七”事變前後，王家善回東北，真勇社總部也隨之遷回東北，設在長春。1939年，偽新京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不久，王家善被調至該校任教授部長，便在偽軍校內繼續發展社員，開展反日活動。1941年夏，在偽軍校設立了支社，負責人為戰術教官劉啟民。此後，又經劉啟民手發展了不少社員，王家善也在偽軍中發展一些社員。1941年末的“一二·三○”事件，真勇社也有所暴露，真勇社的骨幹何正卓(真勇社與黨專的聯絡人)、林家岳、於文澤等相繼被捕，王家善及其他主要成員也多被日偽警憲監視。於是王家善派人請示上級後，於1942年將真勇社改名為“東北青年軍人挺進團”。到1945年東北光復前夕，真勇社的社員共有200餘人，其中在長春偽軍校中約40人，其機構除在長春的總社與支社外，還在吉林、瀋陽、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承德等地設有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