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梅和（1905-1987）字冠卉。三水人。1922年畢業於北京通才商業專門學校。1926年入廣東中央銀行，歷任會計科科長、總稽核、總秘書兼信託部主任等。1938年廣州淪陷前夕，押運省行保管的大量黃金、白銀，解交國民黨中央。抗日戰爭時期，積極籌劃在港澳間搶運作戰物資及民生物品，主持粵、湘、桂的鹽、糧互濟。1943年任財政部中茶公司協理、中國農民銀行重慶分行經理。1945年調任農行總管理處主任秘書。抗戰勝利後，歷任廣東省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廣東省銀行總經理，解放前夕寓居香港。1951年遷居台灣其他 1987年卒於台北。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杜梅和
- 出生地：廣東三水
- 出生日期：1905
- 逝世日期：1987年
- 畢業院校：北京通才商業專門學校
步入銀行,緊急疏散,回到廣東,
步入銀行
杜梅和，廣東省三水縣人，父親杜蓀佰，以行醫為業。在幼年時，曾隨父東渡日本，12歲時，又隨父回到廣州，入中學就讀，中學畢業後，再就讀北京通才商業專門學校，1927年畢業。
杜在北京畢業後回廣州，考入中央銀行當練習生。後來中央銀行北遷，留下部分熟悉業務人員另組廣東省銀行，杜是留下人員之一。由於他熟悉業務，工作積極，應對靈活，又能講一口流利的國語，受到歷屆行長的賞識，到1933年沈載和當行長時，他已從練習生逐步提升為總稽核，年僅28歲。
日寇入侵，抗戰開始。1936年顧翊群南來掌管廣東省銀行，他為戰備需要，大力擴張業務，極力吸收僑匯，在國內外開設分支機構多間。杜熟悉廣東情況，積極協助，建議利用僑匯存款，辦理南鹽北運，北糧南運等貿易業務，顧認有可為，即成立信託部，命杜為經理，專司其事。自此，廣東省銀行業務較前大有發展，存款多、業務廣、獲利豐。顧翊群受到當時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嘉許，杜也受到顧的倚重，為後來他當上廣東省財政廳長種下了因子。
緊急疏散
1938年日寇南犯廣州，廣東省銀行緊急疏散。部分留連縣，部分去韶關。廣州淪陷後，交通阻塞，物資奇缺。省銀行擁有部分汽車，感到有利可圖，便任命杜為總秘書兼信託部之屬的運輸處處長，搞運輸貨物生意。杜立即整頓原有運輸車輛，並向國外購進大卡車數十部，載運大量熱門物資，如輪胎、汽車零件、藥物等，從雲南同登入口，逕駛曲江；後又運輸桐油、礦砂等物資出口，獲利甚豐。
1939年間，日寇從廣州北犯，韶關進行緊急疏散。杜以總秘書主管疏散事宜，利用他掌握的車隊，及時將省行存韶物資、員工以及家屬等，全部撤往連縣。
1940年冬，顧翊群調任中國農民銀行總經理後，杜仍留省行工作。後悉當時行長雲照坤有改用他的親信為總秘書之意，遂辭去所兼各職，到桂林從事商業經營，由湖南辦運煤炭到桂林銷售。不久，當時任中國茶葉公司經理的李泰初，與杜有舊，邀他去渝任中茶公司協理之職，杜遂去渝。到渝後，顧翊群邀他任農民銀行重慶分行經理，他認為從事銀行業務較有前途，人事也較熟悉，遂應顧邀，任農民銀行重慶分行經理。不久，又兼任農民銀行總管理處主任秘書，辦理過一些農貸，但無甚建樹。在此期間，他曾被派到重慶中訓團初級班第31期受訓。
回到廣東
1945年秋，抗戰勝利。杜通過顧翊群的推薦（顧當時任財政部常務次長），被委為廣東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之職（省府主席羅卓英），他遂辭去農行職務，抱著搞好廣東財政的願望，回廣州就職。
杜就任財政廳長後，即感工作困難，所屬各縣稅收，亟待整理。11月22日，他在偽省參議會作施政報告時談到接收偽組織各機關，辦理本廳復員，安定金融，停止偽幣流通，督促省銀行及商請四行業從速復業。取締岐視法幣，……廢除敵偽苛征，……清查各縣抗戰準備金，清理歷年公債及獻糧獻金，辦理緊急農貸等方面和整理縣財政等工作。12月5日，杜被派兼廣東省銀行董事長。
由於財政收入日益支絀，杜在就任財政廳長半年後，感到工作棘手，頗思有所振作，曾在省參議會中提出：“要整理地方財政，先要整理地方捐稅、修訂稅制稅率，廢除敵偽苛征，嚴禁附加截留。要健全縣市財政機構，健全人事制度，停止徵收抗戰準備金，……嚴格管理錢莊，……溝通僑匯。”他並與李揚敬、姚寶猷等共同起草所謂“廣東省經濟文化五年建設草案”。他還因財政收支問題，去南京參加所謂實施改訂財政收支系統會議。
1947年春，由於蔣幫介石集團經濟頻於崩潰，靠大量印發鈔票度日。廣州、上海等地，金融、物價均波動極大，廣州一月底黃金每兩47萬元，到2月中已漲至每兩78萬元。為了抑止漲風，杜一面禁止金融賣買，一面提出一些措施。杜為了抑止金融炒賣炒買，還於3月11日核定執行所謂中央經濟緊急措施案，訂出嚴厲的執行辦法，對違法買賣黃金外幣，除照前加以沒收外，還要拘送法院辦理，以至繳銷商業牌照。企圖制止波動的浪濤。但由於南京、上海等地鈔票滾滾南流，爭逃香港，黃金外幣買賣無法制止，波動反而有增無減。
在這期間，政府雖三令五申，嚴禁金融炒買炒賣，但因時局緊張，南京、上海等地鈔票大量南流，金融物價，繼續劇烈波動。幣值如水就下，杜在4月底又說：“金融再次波動，純是大量遊資作祟，人民對國幣不信任心理可致，此種自取損失的行為，深望市民警惕，勿再陷苦悶。至於防範辦法，本廳除加緊執行緊急經濟措施方案之外，並對本市各銀號錢莊，抽查賬目，違法的一律勒令停止”。據杜的親人說，杜對當時國幣貶值，是知其由來的，他說這番話，是他職務所在。因而他後來說：“此不是對金融波動之唯一有效措施。”
到了1947年夏間，蔣軍在軍事上節節失敗，已陷於全民包圍之中，財政更為困難，杜所在財廳，也不得不進行裁員以節省開支。但全省財政仍極支絀，他乃於7月16日赴南京，請求補助政費，於8月22日回廣州，他對人說，請求補助問題，經已解決，但事實未見如此。
1947年冬，宋子文就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後，免去杜梅和在省府予兼各職，另委他為廣東省銀行總經理，要他著手整理粵省金融財政。
杜任省銀行總經理後，所遇困難重重，行務收益日減，又以裁員辦法節省開支。在1948年1月底，裁去行員數百人。
1948年夏間，蔣幫經濟已陷崩潰，靠印刷機印發鈔票以苟延殘喘。由於所謂國幣已成廢幣，又改變花招，於1948年秋印發所謂金元券，瞬又失敗。於是，於1949年夏又宣布希么改革幣制，改以銀元為單位，發行銀元和銀元兌換券，妄圖挽救。當時偽廣東省政府為求自保，也命廣東省銀行發行廣東省大洋票。杜認為這對本省財政有利，可免受貶值的危害，積極進行發行工作。1949年7月1日廣東省銀行開始發行1元、10元面額大洋票兩種。杜在省政府大洋票發行基金管理委員會和監核發票委員會聯席會議上作報告說：“大洋票及輔幣券的發行數字為三億五千萬元，采十足準備制度，可十足兌現，監核會可隨時派員監核。”但事實上對所發出的大洋票，當局雖聲言十足兌現，偽省府主席薛岳也大聲疾呼，說什麼“保證不濫發”。惟人民不願使用以至拒絕使用。為此，杜為了挽救，以省銀行行長名文，於7月3日發表談話，聲稱“關於大洋票發行，經過檢查，結果完滿，可見大洋票確能作持十足之準備金。”杜還對記者說：“本行發行大洋票現仍為1元以下面額，至於為1元以上大洋票之發價，視市場需要而定，地方大洋票與銀元券無衝突”。企圖穩定人心，平見拒用。
在此期間，人民對票券均不信用，市面買賣交易，表面上以銀元券標價，實際仍為港幣為本位，偽中央銀行牌價港幣為銀元券2角6分，但市面已貶為3角6分。
杜認為市民拒用大洋票原因，是由於政府的貨幣政策失敗，使省銀行也失去信用。為圖挽救，聲言以他的“烏紗帽”保證，隨後他又宣布，中央銀行發行的銀元券，雖同樣以銀元為本位，可同在市面流通，但銀元券不能直兌大洋票，以防止銀元券衝擊大洋票。當時有些報紙評論：“現在大洋票與銀元券展開爭奪戰，誰勝誰敗，看誰有十足準備，能隨時隨地可無限制兌現。”暴露了當時中央與地方的尖銳矛盾。後來，無論大洋票也好，銀元券也好，再一次以廣大人民蒙受巨大經濟損失而告終。
1949年7月間，當時偽政府雖聲言什麼“保衛華南”，但在看到形勢岌岌可危，把省銀行進行緊急疏散，將廣東省銀行廣州總行改為分行，在海口市設廣東省銀行總管理處，並大量裁員，把所屬人員和物資在八月間撤往海口。
廣州銀行公會理事長陳玉潛，為了急於疏散，要辭去他的理事職務。該會於8月12日召開會議改選，選出杜為理事長。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前夕，杜率所屬人員，在武裝監護下，帶同廣東省銀行庫存和檔案等去了海南島。在1950年海南島面臨解放時，杜去了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