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駿，乳名李福成，學名李樹禎，曾用名雷振中、雷振東、李俊、胡成，1906年夏生於江西省于都縣羅坳鎮塘頭村一個農民家庭。從7歲起，就開始了耕作生涯，是父母的小幫手。至11歲，李駿已懂事，每當他看到同齡的富家子弟肩挎書包上學堂時，眼裡總是流露出一股羨慕而又苦澀的神情。其父李海龍看在眼裡，急在心頭，他咬咬牙，下決心讓李駿讀點書，好讓他支撐這個家的未來。這年，李駿被父親送入本村私塾學館。入學那天，私塾先生問過名字後，對李海龍說：“貴子乳名雖好，卻也未免有點俗氣。現上學啟蒙，也該有個學名才好。”李海龍也點頭稱是，並請先生為兒取個文雅響亮的學名。先生沉吟了好一會兒說：“但願貴子來日成為你家頂梁之柱，就讓他叫‘樹禎’吧!”入學後，聰明伶俐的李駿，勤學苦讀，不到兩年就讀完了私塾所開的全部書目，還練就了一手好字，深受先生喜愛與器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駿
- 別名：乳名李福成，學名李樹禎，曾用名雷振中、雷振東、李俊、胡成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西省于都縣
- 出生日期：1906年
- 逝世日期：1935年
- 職業： 革命者
- 信仰：共產黨
李駿，乳名李福成，學名李樹禎，曾用名雷振中、雷振東、李俊、胡成，1906年夏生於江西省于都縣羅坳鎮塘頭村一個農民家庭。從7歲起，就開始了耕作生涯，是父母的小幫手。至11歲，李駿已懂事，每當他看到同齡的富家子弟肩挎書包上學堂時，眼裡總是流露出一股羨慕而又苦澀的神情。其父李海龍看在眼裡，急在心頭，他咬咬牙，下決心讓李駿讀點書，好讓他支撐這個家的未來。這年，李駿被父親送入本村私塾學館。入學那天，私塾先生問過名字後，對李海龍說：“貴子乳名雖好，卻也未免有點俗氣。現上學啟蒙，也該有個學名才好。”李海龍也點頭稱是，並請先生為兒取個文雅響亮的學名。先生沉吟了好一會兒說：“但願貴子來日成為你家頂梁之柱，就讓他叫‘樹禎’吧!”入學後，聰明伶俐的李駿，勤學苦讀，不到兩年就讀完了私塾所開的全部書目，還練就了一手好字，深受先生喜愛與器重。
1918年夏，李駿考入縣城昌村國小。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內憂外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地方官僚與豪紳地主相互勾結，橫徵暴斂，如虎似狼，整個社會一片黑暗。李駿對現實深為不滿，立志濟世為民，做一匹為世發出不平之嘶的駿馬，故自取“駿”字為名，以明心志。
五四運動爆發後，反帝反封建愛國浪潮波及全國。于都縣城各校愛國師生紛紛起而回響。李駿在高年級愛國師生的影響下，也積極參加了各種活動，還以小學生代表的身份，加入了全縣學生宣傳隊和國事研討會，從而邁出了他社會實踐活動的第一步。
1925年，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發生後，於都社會各界民眾又一次掀起了聲援上海工人反帝鬥爭的怒潮。關注國家前途命運的中學生李駿，又一次奮起，同高年級愛國師生一道，勇敢地走上街頭，發表演講，散發傳單，慷慨激昂地聲討帝國主義列強侵華暴行，呼喚民眾，特別是青年要以天下為己任，勇敢地投身到反帝愛國鬥爭中去。他還積極參加了由愛國師生組織的查禁洋貨隊，向廣大市民商人宣傳抵制洋貨的重大愛國意義，將奸商們私藏的洋貨查出當眾焚毀，充分表現出了一名愛國熱血青年鮮明的愛憎立場。
1926年10月間，共產黨員邱倜、戴輝受上級組織派遣，來到於都從事革命活動。他們在縣內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宣傳工農革命，傳播馬列主義。通過他們，李駿讀過不少革命書刊，開始受到馬列主義的影響。從此，他更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參與共產黨人領導發動的各種社會活動，成了校內突出的革命積極分子，並得到邱倜等共產黨員的賞識和看重，被列為黨員重點發展對象。
1927年2月上旬，中共於都地方黨組織為培育農民運動的領導骨幹，決定將一批黨員幹部選送到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深造，李駿名列其中。
同年5月，李駿隨同全校800名師生參加了平息夏斗寅叛變和粉碎麻城土豪劣紳策動的反革命武裝暴亂戰鬥，首次受到戰火的洗禮和錘鍊。6月，農講所中的反動分子在國民黨右派勢力的策動下，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不斷挑起事端。面對反革命逆流，李駿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站在革命一邊，同反動分子作堅決鬥爭。當反動分子縱火焚燒校園時，他奮不顧身地第一個沖入火海，搶救公物，搶救受傷同學，充分表現了一名共產黨員臨危不懼、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質，受到了校方的高度稱讚。
6月上旬，汪精衛日漸反共，黑暗頓時籠罩了武漢城。由於時局突變，黨決定農講所學員提前結業，速回本籍開展革命鬥爭。18日，李駿隨贛籍學員一起離開了武漢。7月底，李駿一行抵達南昌。此時，南昌起義即將爆發。省委農運委員會根據起義總指揮部的指令，從農講所回省學員中抽調了一批軍政素質過硬的同志參加起義工作。李駿為其中之一，受命與學友蕭大鵬一起參加了宣傳鼓動隊。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後，李駿和起義軍一同戰鬥在老福山一帶，又一次經受到槍林彈雨的嚴駿考驗。
在南昌起義軍撤出南昌後，李駿受中共江西省委領導的省農協的秘密派遣，帶著組織發動農民革命運動的艱巨使命，由省城返鄉。此時的於都，地方黨組織已在蔣介石集團發動的“清黨運動”中遭到了嚴重破壞，工農革命的沸騰景象已蕩然不存，到處呈現白色恐怖。為了重振旗鼓，李駿連家都顧不上回一趟，就和同志們會合在一起，開會研究策略，開展工作，很快就把黨組織及其他革命團體恢復了起來。隨後，他又主動請纓到遭受破壞最嚴重的西部地區去開展工作。他採取秘密聯絡與逐個宣傳的方式，將一批農運骨幹分子重新召集在黨的旗幟下，然後又通過這部分人進行秘密串連，把西部地區廣大貧苦農民的革命熱情再度鼓舞起來。與此同時，他領導西部地區隱蔽保存下來的數名黨員，分頭到民眾中去，發現培育新的革命積極分子，發展新黨員，重建了西部地區黨組織和農協。在他領導下，已熄滅了的西部地區革命之火，重新燃燒了起來。李駿也因工作紮實有方，深受民眾信賴和崇敬，被上級黨組織任命為縣黨組織負責人之一，併兼任西部地區黨和農協組織的領導職務。
1923年春，中共於都臨時縣委成立，李駿當選為縣委常委兼於西區委書記。此時，根據省委指示，於都黨組織決定立即實施省委制定的年關暴動計畫，在西、南、北三鄉全面展開有關工作，並為此成立了縣暴動總指揮部，李駿任總指揮部主要成員併兼西區片指揮。為使全縣暴動按計畫如期舉行並確保其成功，他不僅精心設計了全縣計畫，而且以只爭朝夕的精神，領導西區廣大黨員幹部立即將組織發動工作全面展開。親自對擁有部分精良武器的地方綠林組織“三點會”開展改造爭取工作，以增強暴動力量。在他的努力下，一批“三點會”人員終於提高了思想覺悟，下山參加革命鬥爭。
3月1日夜，隨著號炮一聲轟響，李駿指揮西區步前、羅坳等地數千農民舉行武裝暴動。暴動民眾高舉犁鏵、大旗和熊熊火把，手執大刀、長矛、土槍、土炮，按預定計畫分頭捕捉當地土豪劣紳及其走狗和反動分子，焚燒田契字據，沒收土豪劣紳家產。暴動中，民眾除當場擊殺並活捉了一批土劣及其走狗。其中的熊德初，是李駿從私塾到中學的同班同學，其人在鄉為富不仁，作惡多端，可謂臭名昭著。被擒後，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末日臨頭，在被押解途中，恰與李駿相遇，他走到李駿跟前，要求李駿看在同鄉同學的份上，饒其父子倆的命，並發誓日後定當重金報答。李駿怒不可遏，正言斥道：“你我同學，但不同心，不同道!你父子在鄉惡名昭著，為富不仁，落得今日下場，是罪有應得!”次日，李駿親自主持公審，代表勞苦大眾在列數其條條罪狀後，義正詞嚴地宣判了熊德初父子等一批土豪劣紳的死刑，廣大民眾無不為之拍手稱快，讚揚李駿秉公執法，不徇私情。
西鄉暴動初勝後，李駿又率暴動隊殺向縣城，指揮展開了英勇的攻城戰。4日，攻戰戰鬥由西門打響，但遭到敵軍的頑抗。李駿親自帶人發起輪番攻擊。雖數近城門，卻因武器簡陋，敵火力猛烈而未能攻入城內。相持兩日後，敵軍見南鄉農軍無法過江前來攻城，便將城南守兵調集起來，從北門向西鄉農軍發動了猖狂的反撲。面對險惡形勢，李駿堅決執行總指揮部原定攻城計畫，毅然率眾與敵作戰。午後，敵又增兵，反撲更凶。此時，西鄉農軍遭到嚴重損失，一批骨幹或戰死，或受傷，或被俘，土槍土炮的火藥鐵彈也將告磬。在這種情況下，李駿審時度勢，及時果斷地作出了撤離戰鬥的決定，革命力量因而避免了更大的損失。撤退中，李駿率火銃隊居後掩護，方使大隊人馬回撤到了西區。翌日，守敵在贛州援敵的策應下，重兵“進剿”西區，李駿指揮暴動隊再度奮起與戰。但終究難以抵擋，在擊殺一批敵兵後，農暴隊還是被打垮了。敵兵侵占西區後，實行白色恐怖，不僅懸賞緝拿李駿等農暴領導人，而且大肆捕捉摧殘暴動民眾。此時，李駿想到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如何保護黨的力量和民眾生命財產。他堅持鬥爭，在秘密部署工作的同時，對死難烈士家屬進行慰藉，對被捕幹部民眾展開營救。此後，他把部分黨員幹部和暴動骨幹分子重新召集起來，組建了於西區工農自衛隊，上山打游擊。這不僅保存了革命的火種，鼓舞了民眾，打擊了敵人，而且為開創於都地方工農武裝割據鬥爭局面打下了基礎。
同年6月，上級黨組織對於都提出了創建正規工農革命武裝的要求。為此，李駿奉命率部轉移到北部橋頭地區同由鐘聖樓、朱學玖、張文煥等分別領導的北鄉、南鄉紅色游擊隊會合，一道創建了贛南的第一支正規工農革命軍隊伍——第十五縱隊，並擔任了該縱隊政治宣傳隊長。從此，李駿與同志們一道，同敵人展開了殊死的搏鬥，為開創陳毅所稱讚的“贛南最紅的地方”——橋頭根據地做出了貢獻。
同年8月，上級黨組織根據於都北部以橋頭為中心的工農武裝割據鬥爭形勢，為加強領導，使這一地區的革命鬥爭得到鞏固發展，決定將包括興國邊界地區在內的於北地區劃為特別區域。為此，中共贛南特委派員在橋頭召開專門會議，在宣告成立於北特區的同時，任命此時化名為雷震中的李駿為中共於北特區委書記和軍事委員會主席，並授權其組建特區黨政軍群領導機構。李駿挑起了黨交給的重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健全完善了特區的各種組織和領導機構，並領導特區廣大工農民眾緊密配合第十五縱隊頻頻出擊，不斷消滅反動勢力，把割據區域擴展到了興於兩縣邊界地區的廣大鄉村。在鞏固擴展根據地的艱苦鬥爭中，李駿既是指揮員，又為戰鬥員，幾乎每天都同戰士們一道戰鬥在沙場上，留下了至今仍廣為流傳的動人故事。1929年春的一天，興、於、贛三縣的地主武裝和國民黨軍千餘人，分別從於都、興國、寧都3座縣城出動，對於北特區發動了首次大規模“會剿”，企圖一舉摧毀這個贛南惟一的紅色堡壘。當時，以橋頭根據地為後方的江西紅軍獨立第四團正游擊轉戰在遠距於北的永豐縣一帶，根本無法回師保衛根據地，特區內僅有的紅色武裝就只有一些裝備簡陋、戰鬥力很差的赤衛軍和游擊隊。面對強敵，李駿沉著、堅定地領導全體幹部民眾奮起展開艱苦的反“會剿”鬥爭。經過持續十天的戰鬥，終於迎回了江西紅軍獨立第四團主力，徹底打破了敵人重兵“會剿”，取得了保衛和發展根據地鬥爭的勝利。但是，李駿卻在這期間的一次激戰中左腿中彈，骨斷致瘸。
當橋頭革命根據地得到相對鞏固發展後，作為特區領導人的李駿，又及時對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工作予以極其高度的重視。他身體力行，領導全區軍民開展反經濟封鎖的鬥爭，努力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建立外貿地下網路。他置個人安危於度外，多次化名雷振東、胡成，親自率精悍人員深入白區村鎮，建起一個個地下工作據點，打通了紅白區域之間的貿易通道，將緊缺物資源源不斷地輸入根據地，為鬥爭提供了一定的物資保障。
1929年3月初，一路歷經苦戰，面臨嚴重危機的紅五軍，揮師向橋頭根據地轉戰而來。李駿得訊後，立刻選派得力聯絡員，多路出動前往聯絡，同時還以特區黨政領導機關的名義，及時向全區軍民發出了迎接、支援紅五軍的有關工作指示。由於工作紮實有效，使紅五軍進入根據地後就得到了各方面的及時幫助，得到了自井岡山突圍以來最好的休整，不僅擺脫了危機，而且迅速地恢復了戰鬥力。
1930年3月，以橋頭為中心的於北特區，在李駿的領導下，經過全體軍民的英勇奮鬥，終於進入了穩定發展的時期。5月，根據鬥爭的需要，具有豐富鬥爭實踐經驗的李駿調任贛南地方主力紅軍第二十七縱隊政委。次年春，又調任贛南革命委員會軍事機關最高領導。黨的需要，就是李駿的需要。每次調動，他都絕無二話，總是打起背包就出發，充分表現了一名黨員幹部時刻聽從黨的召喚的可貴精神。
1932年2月，紅一軍團奉命回師展開攻贛戰役。為更好地動員組織河西蘇區民眾配合行動，已是紅一軍團某師副團長的李駿，因富有地方工作經驗，被選調重返地方工作，奉命擔任了中共河西特委軍事部長，化名為胡成。同年9月，興國模範師成立，李駿又奉調該師工作，歷任副團長、師民運科長，隨部加入紅三軍團第六師後，他又曾數易其職，先後擔任過師民運科長、宣傳科長、作戰科長，隨部一直征戰在反“圍剿”沙場上。
1934年10月，李駿隨部由興國高興撤離戰場，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同年16日，李駿在離家僅十餘華里之處的孟口渡口組織指揮部隊過江。師領導當得知其家不遠時，便主動批准其回去看看親人。但李駿說：“部隊有明確的紀律規定，無論何人，都不能請假離開部隊。我是幹部，領導雖對我特殊關懷，但在紀律面前，我也不例外!何況我現在正擔負著組織渡江的工作任務，這裡我人地兩熟，有利工作，豈可離崗而去探家呢?”他婉謝領導關懷，一直堅守崗位。當全師指戰員渡江之後，他又隨部進軍到長二集結區域牛嶺。此時，部隊進行休整，做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前的準備。趁此空隙，他提筆給時任羅坳區委婦女部長的妻子鐘華英寫了一封簡訊。信中寫道：“華英同志：吾今遠征去矣，何日返鄉，殊難料也；惟願汝與列位家人，多自珍重，堅心革命。吾之身心，早已奉獻革命；革命不成功，吾則決務之；革命功成之日，方是吾返家之時”，一個紅軍戰士鐵心革命、堅信革命必勝的情懷躍然紙上。次日，部隊臨戰前夕，他將信託交給一位前來協助工作的西區地方幹部。後來，這封信才輾轉送到鐘華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