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霽野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安徽霍丘（今六安市葉集區）
- 出生日期：1904
- 逝世日期：1997
- 職業：教師
- 畢業院校：燕京大學
- 信仰：中共黨員
- 主要成就：天津文化局長、文聯主席
-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民進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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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經歷
人物生平
李霽野。著名翻譯家，作家。1925年參加未名社，曾任孔德學院講師、河北女子師範學院、輔仁大學、重慶女子師範學院、台灣大學教授。建國後，任南開大學外語系主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長、天津市文聯主席，曾當選為天津市和全國政協委員。1925年曾向友人王魯彥（著名作家，為當時在北京教學的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的學生）學習世界語，並通過這一機緣與魯迅結識，魯迅曾資助其入燕京大學學習。晚年熱心提倡世界語，加入中國世界語之友會，任天津世界語協會名譽會長。譯著有《簡愛》、《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等著名譯作。
創作生涯
1922年開始發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說集《影》、《不幸的一群》，散文集《忙裡偷閒》、《回憶魯迅先生》、《給少男少女》、《義大利訪問記》、《魯迅先生與未名社》，雜文集《魯迅精神》，詩集《海河集》、《今昔集》、《妙意曲》，專著《近代文學批評片斷》，譯著長篇小說《被侮辱與損害的》、《簡愛》、《在史達林格勒戰壕中》、《愛的家庭》、《虎皮武士》及吉辛的《四季隨筆》等。
文學生命的開端： “五四”是他文學生命的開端。
在五四新新文學時期，我國文學翻譯事業有兩大顯著特點：其一，“五四”新文學翻譯是繼西學翻譯高潮之後湧現出的又一次新的翻譯高潮，與西學翻譯高潮相比，無論在翻譯作品的數量和質量上，還是在其影響的範圍上都是空前的，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其重要標誌：我國新文學翻譯事業的領導力量是著名的革命文學家如魯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鄭振鐸、郁達夫、劉半農、葉聖陶、巴金等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家如陳獨秀、李大釗、張聞天、成仿吾等，他們既是一流的文學翻譯家，又是文學翻譯戰線上的先鋒和主將，是光輝的旗幟。我國新文學翻譯事業正是在這些先進的革命知識分子的積極倡導和辛勤努力下，得到了健康廣泛深入的發展，把翻譯事業同反帝反封建鬥爭結合起來，徹底改變了“五四”以前翻譯界那種混亂的、無原則的落後現象，掃蕩了不良的譯風，從而奠定了我國現實主義翻譯路線的基礎。同時，培養了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專業翻譯家，如耿濟之、曹靖華、李霽野、金人、朱生豪、傅雷等。
其二，“五四”前後，俄羅斯文學翻譯與其他歐洲國家文學的翻譯相比，形成了一條波瀾壯闊的巨流，在中國翻譯界出現一個聲勢浩大的、嶄新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局面。魯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指出：“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裡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裡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魯迅把譯介俄羅斯文學喻為普羅米修士給人類偷火，當作給起義的奴隸私運軍火。
李霽野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在“五四”新文學運動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作為“五四”新文學戰線一名新兵而勇敢地加入了這支翻譯大軍，開始了他漫長的文學翻譯生涯。
翻譯生涯
李霽野是魯迅先生的學生和戰友。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其時他正就讀於阜陽第三師範學校，在校期間便開始接觸共產主義思想，閱讀《共產黨宣言》、《新青年》、《少年中國》等進步書刊，同時博覽“五四”以來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特別是俄國和東歐被壓迫民族國家的作品。1924年他開始翻譯的第一部文學作品是俄國著名作家安德列夫的《往星中》，由魯迅創辦的未名社出版，並從此結識了魯迅先生，成為了未名社的一員。未名社以魯迅為旗幟，以韋素園、曹靖華、李霽野、韋叢蕪、臺靜農等翻譯家為主要成員，他們為開闢我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的第二源流作出了貢獻。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思想實際上存在著兩大源流。第一源流——是美國和西歐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以個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要標誌的文化思想；第二源流——是俄國和東歐被壓迫民族、國家的以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為基本精神的文化思想。在“五四”以前，由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和封建士大夫開明人士（以梁啓超、嚴復、林紓等為代表人物）主宰的近代譯壇，“向西方尋找真理”，主要是從第一源流引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個性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文化思想，認為這些國家是世界先進的國家，是人類的自由世界，連它們的學術和文藝也都帶著誘人的溫和色彩。
李霽野在魯迅的翻譯思想指引下，把目光集中在正處於“專制與革命對抗”的俄國和處於“抵抗壓迫，求自由解放”的東歐諸國的文學，認為這些國家的文化思想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富於時代的革命色彩，想引進同樣處在被壓迫、被奴役地位的“斯拉夫民族”覺醒反抗的呼聲來振作“國民精神”，喚起沉睡中的國人，以求挽國運於垂危，達“立國”之目的。當時人們把來自第二源流的文學稱為“外國新文學”。
人物成就
李霽野從他翻譯的第一部俄羅斯文學名著 《往星中》（1926年）開始，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翻譯生涯中，首先翻譯的是大量的俄蘇文學名著：如安德列夫的《黑假面人》（192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1934年），阿克薩科夫的《我的家庭》（1936年），涅克拉索夫的《史達林格勒》（1949年，後改名《在史達林格勒戰壕中》），維什涅夫斯基的《難忘的一九一九》（1951年）、《衛國英雄故事集》（1944年），特洛茨基的 《文學與革命》（1928年）等。後來又翻譯了許多英美文學名著：最著名的當推英國作家夏綠蒂·勃朗特的《簡愛》（1934年），它一出版就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1935年被列入《世界文庫》。除了《簡愛》這部膾炙人口的優秀文學名著外，還翻譯了如 《虎皮武士》、《四季隨筆》、《化身博士》、《魯拜集》、《妙意曲》等外國著作、小說和詩歌，在海內外譯界享有很高的聲譽。
李霽野譯著
李霽野譯著建國後，李霽野（1951年至1982年）主持南開外語學科期間，以他的學術思想、人格魅力影響和團結了一大批著名翻譯家如 高殿森、李宜燮、周基堃、金堤、臧傳真等，論其翻譯理論和翻譯風格，論其學術實力和國內譯界學術影響已形成了“南開翻譯學派”第二代核心人物。
“南開翻譯學派”，是“西南聯大翻譯學派”的支系，是中國翻譯主要流派之一。
學說是科學的精華，學派是人才的精華。南開翻譯學派的第一代領袖人物是陳逵（弼猷）、柳無忌（柳亞子之子）、梁宗岱、卞之琳、羅大岡。這一翻譯學派，數十年來在大師們的精心耕耘培育下，代代相傳，後繼有人，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青年教師中湧現出了如曹中德、潘同瓏、張礽蓀、王秉欽、谷恆東、劉士聰、王健宜等一批有學術個性的英、俄、日語種的翻譯家，並在90年代英語專業設立了文學翻譯博士點。這一切標示著南開外語的興旺發達，也可以說是李霽野等前輩翻譯家翻譯理論和翻譯思想的一種延續。
十年前，1997年5月4日，傑出的文學翻譯家、外語教育家李霽野先生逝世。
翻譯思想
在魯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等翻譯大師的積極影響下，一貫主張“直譯為主，意譯為輔”的原則，是一位典型的直譯派。
直譯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可以說是一場翻譯方法論上的革命，是我國近代翻譯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
在李霽野登上譯壇之前，正是林紓翻譯風靡文學翻譯界之盛時。嚴復、林紓等人的歷史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是他們打開了從西方輸入資產階級進步文化的視窗，造成了近代翻譯事業的繁榮，也催促了包括魯迅等人在內的一大批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志士仁人的產生。但是他們的思想必定受到封建士大夫文人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歷史局限，他們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時代，他們只能是近代文學的改良派。
就翻譯而論，嚴、林同出吳汝綸門下，是晚清桐城派古文巨子，一向保古衛道的林紓能以桐城派古文義法譯述進步的西洋文學，實為譯事之一“絕”。然而以魯迅、周作人為首的，包括李霽野、曹靖華等人在內的一批傑出翻譯家提出忠實於原著的白話文的直譯法，使外國先進文化思想不走樣地傳入中國，是對這種傳統“轉述譯法”的挑戰，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一場革命。
翻譯宗旨
茅盾先生說，“我是原則上信仰‘字對字’直譯的。”李霽野的“直譯法”，既包括“字對字”直譯，又包括“句法直譯”，他追求的是譯文的形式和內容的和諧統一。他不贊同伍光建先生為“避去歐化句法”而採取的“縮小”和“刪節”譯法，這樣只能做到“譯意”，而不能“譯味”，也就是說，只能“達意”而不能“傳神”。
舉例翻譯
下面，請看李霽野的“直譯法”譯文（比較伍譯文）：
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day.We had been wandering,indeed,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but since dinner（Mrs.Reed,when there was nocompany,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and rain so penetrating,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now out of the question.
〔伍譯〕那一天是不能出門散步的了。當天的早上，我們在那已經落葉的小叢樹堆里溜過有一點鐘了；不料飯後（李特太太，沒得客人來，吃飯是早的，）颳起冬天的寒風，滿天都是烏雲，又落雨，是絕不能出門運動的了。
〔李譯〕那一天是沒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錯，早晨我們已經在無葉的叢林中漫遊過一點鐘了，但是午飯之後—在沒有客人的時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飯的—寒冷的冬風颳來這樣陰沉的雲，和這樣侵人的雨，再做戶外運動是不可能的了。
李霽野的譯文既符合原文的意義，又保持了原文的句組織法和原文的委婉風格。李譯“寒冷的冬風颳來這樣陰沉的雲，和這樣侵人的雨”，比起伍譯“颳起冬天的寒風，滿天都是烏雲，又落雨”，更為切合原文，更為妥貼。正如茅盾先生所說的，“如果我們將這兩段譯文讀著讀著，回過去再讀原文，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李譯更近於原文那種柔美的情調。”這說明李霽野的譯文既注重對原文的忠實，又注重原文的風格，追求譯文不僅意到，而且形到、情到。李霽野的翻譯理論和思想需要譯界後人，特別是作為他的學生並專門研究翻譯思想史的我長期認真開掘和系統研究。
社會評價
茅盾先生十分讚賞李霽野的翻譯觀，曾高度評價他運用“直譯法”原則翻譯的《簡愛》，並曾專門寫了一篇翻譯評論《〈簡愛>的兩個譯本——對於翻譯方法的研究》。
英國著名作家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的自傳體小說《簡愛》（Jane Eyre:an autobiography）在30年代先後出現了兩個中譯本：有伍光建先生的《孤女飄零記》和李霽野先生的《簡愛自傳》。李先生對待翻譯的態度一向嚴肅認真，一絲不苟，這一點為譯界後人所景仰。當年，茅盾先生在接到李先生《簡愛自傳》那“字字工整娟秀的原稿”時有一段十分感人的評語，他說：“李先生一向在天津教書，《簡愛自傳》大概是課餘的工作，這么三十萬言的長篇而抽空翻譯，大概也頗需年月，當他不聲不響譯完，乃至全體抄得很工整，寄到了上海時，朋友們都為之驚異不置。”李先生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嚴肅的學風在他後來主持和執教南開大學外文系近半個世紀的外語教育生涯中，已成為他慣有的風格，我們作為他的學生受到深深的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