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驊

李瑞驊（1924-2009），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原籍江蘇蘇州，1924年生於上海。1946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1948年赴加拿大橋樑公司工作。1952年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碩士學位。應我國政務院邀請，在韓戰期間，繞道歐亞十多國，行程數千里回到祖國，先後擔任上海華東設計院、建工部金屬結構設計研究所、國家建委建築科學研究院、中國建築技術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工程師、顧問總工程師。屬回國定居專家。

數十年來，李瑞驊致力於發展我國鋼結構設計和科研事業。負責過數百項大型軍用及民用鋼結構工程，包括人民大會堂、首都體育館、北京325米大氣監測塔等重點鋼結構工程及援外鋼結構工程，先後負責編制兩屆國家鋼結構十年科研規劃和三本國家鋼結構設計、製造、安裝規範及規程。多次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是我國金屬結構設計研究工作的先行者和帶頭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瑞驊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日期：1924  
• 逝世日期：2009
• 畢業院校：上海交通大學
• 主要成就：我國金屬結構設計研究工作的先行者和帶頭人
• 代表作品：人民大會堂、首都體育館、北京325米大氣監測塔等重點鋼結構工程及援外鋼結構工程
• 職稱：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人物生平

李瑞驊所接受的親職教育，是20世紀中國中產階級親職教育的-個範例。他的父親是一個典型的儒商。

李瑞驊國小先上的是智仁勇國小，後來三年上了育才公學。育才公學是上海英租界公部局辦的，老師大部分為英國人，教學方法完全按英國學校的傳統進行。
1946年交通大學畢業後，他去浙江省杭州錢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約半年多，1947年春回上海鵬程建築事務所。此後，他的父親聽從做教育工作的朋友的建議，決定把三兄弟先後送到國外留學，開眼界，長見識。
李瑞驊引以為自豪的一點是，自到達加拿大那天起，直到他離加回國止，都辛勤工作，自食其力，沒有一天是沒有收入的。他先到加拿大的橋樑公司工作，被作為永久職員培養，1950年辭職讀書，到多倫多大學土木系讀研究生學位，不僅得到全A的成績，也始終在課餘兼職製圖工作，讀書期間收入也頗豐。
李瑞驊本應該在1952年夏季多大舉行的畢業典禮上被授予正式的碩士學位，而且因為成績優異，還會給予很大的榮譽。但是因為他急於在三月份離加返國，所以放棄了參加這次典禮的機會，連碩士文憑也沒有拿到。直到五十年之後， 2000年的時候，由在加拿大的嫂嫂桂仙代他與多大聯繫，他才取得多倫多大學正式的碩士學位證書。

回國過程

1951年末的一天，哥哥瑞麒的一個朋友董漠海突然來說：中國方面來人了，是從日內瓦來的。當年很多國家都沒有跟我們建立外交關係，唯有瑞士是中立的國家，中國有駐日內瓦的公使館，公使名馮鉉。董說，正因為這樣，來人不便直接和留學生見面，而是請大家相互傳達轉告，希望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並說只要每人各自寫信給周總理，他就會給每人發來回國入境證。李瑞驊和其他許多願意回國的人就按照這一辦法寫了信給周總理，後來他果然收到中國政務院辦理留學生回國事務委員會1952年2月8日的覆信，歡迎他回國。
那時，韓戰正酣，他們已完全沒有可能從美國直接回國，唯一的辦法是繞道歐洲輾轉而行。1952年春，李瑞驊和兄嫂、高自瀏、胡愛民一行5人從多倫多出發，奔赴瑞士。
到瑞士後見到公使馮鉉，還有一位溫參事。溫參事知道李瑞驊是學工程的，就鄭重地對他說：瑞士公使館是新中國唯一的對外視窗，所以需要擴大。他們打算另覓合適的地點買房，希望李瑞驊留在那裡協助工作，可以給每月400美元的工資。李瑞驊說：我可以協助工作，儘量為你們解決工程上的問題，但我不願接受工資，也不願單獨留下來。因為我出國時拿的是國民黨政府頒發的護照，我怕如果脫離集體以後一人獨自回國，萬一發生問題就難以應付了。後來李瑞驊和溫參事去看了有意購買並裝修的樓房，提了一些建議，基本上解決了問題。
當時他們也問過：如果從莫斯科走，是否會安全一些，因為中國和蘇聯已經建交。溫參事卻認為不妥，那條路線不一定能走得通，而且費用高得驚人。他說還是按原來的計畫比較合適，英國是較早承認新中國的，那裡有我國的代辦處。通過代辦處聯繫回國事項，就安全多了。從英國乘船到香港，再過鐵絲網到深圳，在邊界上就能見到解放軍，向他們出示政務院的信就可以了。
他們就輾轉到英國，搭乘Curnad Line號郵船回國。在從斯里蘭卡到新加坡途中，有一天一個美國牧師來找他說，頭等艙里有一個日本駐英國使館的領事，想到新加坡上岸辦事，但沒有像樣的領帶，想借一條。李瑞驊有許多領帶，回國以後就沒有用了，就拿了幾條給他，說：“如果你需要，我就送給你了。”那日本領事連連90度鞠躬，千恩萬謝地拿著去了。一個外交官連體面的領帶也沒有，可見戰後日本之困苦。在新加坡他們也上了岸，瑞麒同班的李姓同學曾拜託他們途經新加坡時一定去看望他的哥哥，說他哥哥是曾在英國讀法律的，名叫李光耀。當時他還沒有從政，但在社會上已有一定聲望，所以他們上岸後一打聽就找到他家了。那時他住一棟老式的木屋，相當樸素。
郵輪到達香港的那天正巧是星期日，因為他們沒有香港的簽證，不能停留，只能過境。領到行李後，一行人馬上趕到香港深圳邊境，那時的羅湖口岸什麼也沒有，連一間房屋也沒有，唯有一片荒野和鐵絲網，鐵絲網的另一邊站著一位執勤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最後他們過了鐵絲網，當晚住在深圳的留學生招待所，隨即去廣州。在廣州脫掉了西裝，換上了解放裝，他們歷經行程數千里，繞道歐亞十多國，歷時4個多月，終於回到了祖國。
1955年夏，“肅反運動”剛開始時，有一個名叫梁廣義的同志來找他談話，說因為他到過國外，情況複雜，所以成立了特偵組。那一時期他就不能回家了，白天他還上班，晚上特偵組的組長梁廣義住在他家裡，打地鋪，調查問題。
有一天上午，來了三個人，拿出一張搜查證，上面有公安部長羅瑞卿的蓋章，開始非常仔細地搜查。所有的家具，甚至連牆壁、電燈開關也都細細檢查，無一遺漏。把每一本書中的每一頁都仔細翻開看過，連一罐白糖都全部倒出來看裡面是否有問題。
這個組有二十多人協助調查，讓他把凡是認識的人，都儘可能提供出來，甚至在工程方面僅接觸過一次的也都寫出來。結果竟提出了一個有400人之多的名單。按照黨內的規定，凡提到的人名，必須派至少2個人去調查，不可有一遺漏。梁廣義說他本來以為兩個星期就可以結束調查了，豈知竟拖了四個多月。他跟李瑞驊說：“我天天躺在地板上睡不著，聽你打呼嚕，你倒什麼心事也沒有，我可心急如焚啊！”他還說：“你是吃小灶的，一切都按正規的手續辦。我看你這個人不宜搞政治，你連托派（托洛茨基）和狄托都搞不清，是要出大問題的。室里的同志都反映你的業務很不錯，待人也誠懇。我看你今後還是專門搞你的業務吧。這次查了你，以後不會再搞你了。”李瑞驊聽了他的話，從那以後就再也不參加政治活動。而後來的一次次運動，李瑞驊因為這次查的徹底清楚，也沒再有什麼疑問和麻煩了。
“肅反”結束後，設計局的晏家華副局長找李瑞驊談話，第一句話就說：“你現在是我們的自己人了。部黨組五人小組給你一個正式由他們簽證的結論，說明你沒有問題。”接著宣布他調離設計局，到金屬結構局設計室當主任工程師，負責國家第一個五年計畫中的156項軍用及民用重點工程，並說：“這些都是國家發展的命根子，相信你一定會搞好的。”
當時李瑞驊才回國不久，對這樣的政治審查很不理解，所以心裡有氣。那時他剛買了一輛機車，每天上下班都騎機車。每天一早發動機車，發出很大噪音，鬧得建工部大院甲五樓宿舍樓的人們都能聽見，都知道他是心中有委屈。
不過審查的事情事後想來就容易理解得多了，李瑞驊將要參與的是很多重大、重要工程，也有很多保密的工程，不進行嚴格的審查，搞清楚歷史問題，似乎也是不合適的。

主要成就

的確，在他的專業上，李瑞驊回國後獲得了極大的滿足。研究設計了三門峽、新安江、劉家峽等水電站纜索式起重機鋼結構；廣州200米電視塔的設計建造；首次使用角鋼網架結構的首都體育館，曾是“亞洲之最”的北京325米高的大氣監測塔……他做了很多填補空白的開創性工作，在專業領域獲得的成就感，肯定是和留在國外公司日復一日的工作不可比擬的，所以他說“不後悔”絕不是虛言。
金屬結構室從1954年開始籌建，1956年成立，工作完全從零開始，直到1966年“文革”前達到鼎盛，成為國內唯一的鋼結構專業隊伍。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原金屬結構室的人員全部下放到河南、山西和湖南三省的不同單位。從此全部被拆散。“文革”後雖有少數同志調回北京，但已形不成力量。李瑞驊說他雖往往被認為是鋼結構界的先行者，對個人來說是很大的榮譽，但每思及金屬結構室的消亡總有無限的遺憾。他說這一毀滅性的打擊對國家所造成的損失，更無可言表。
1958年，國家決定建造人民大會堂，並作為大躍進的一項主要標誌，必須在十個月內建成，到1959年建國十周年大慶時要建好，毛主席將要在大會堂陪同赫魯雪夫觀看演出，工期非常緊迫。這個重大工程由周總理親自抓，負責人民大會堂工程結構的主任總工程師是北京市設計院的朱兆雪，他是留學法國的，對鋼結構不熟悉，所以要李瑞驊在鋼結構方面全面負責設計、製造、安裝。
他曾跟李瑞驊說：“我們兩人的腦袋好比是掛在褲腰帶上的。”這么說，是因為這個工程不僅重大還處處是挑戰。其中重要的鋼結構任務有：人民大會堂60米跨度的屋蓋；二層宴會廳48米跨度的鋼結構桁架；人民大會堂二樓出挑16.5米的懸臂看台。在當時環境下，既不容許有絲毫浪費，又必須確保全全，達到百年大計的水平，計算書也必須公開審查。而這一切又不得不在使用低質量鋼材的前提下完成——明確要求必須全部採用國產鋼材，但當時因為大煉鋼鐵，鋼材的質量極為低劣。
人民大會堂60米跨度的屋蓋，包括鋼屋架和大型屋面板，上面加五層油氈防水，還有保溫層、找平層和最上面的一層小石子，而施工時往往還要超重，所以自重太大，安全係數低到危險的地步。李瑞驊和朱總因此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再三考慮後，他們向人民大會堂管理局的局長提出：“你們要求我們設計時不考慮屋頂上站人，我們認為不妥。萬一放焰火時許多人上去觀看，我們就不能保證其安全，出了事故由你們負責。”局長聽了，打報告向上級領導反映，結果同意每平方米加400公斤的活荷載，也就是把屋面當成樓面來設計，這樣安全度就足夠了。當時我國最大軋制角鋼的能力是軋200 × 200 × 20毫米的角鋼，用這樣規格的角鋼做60米跨度的屋架上弦顯然是不夠的，最後李瑞驊只能別出心裁地設計一種新的上弦斷面：在兩根角鋼之間夾一片20毫米厚的鋼板，三位一體，全部用鉚釘連線，使之截面成為一個T字形，共同受力。
宴會廳的大梁長48米，重148噸，因為是在二層，難以把如此長的大梁運上去，所以必須在二層現場施工，為此設計搭建了一個臨時施工平台，用此承托148噸的桁架。當時這種大型桁架只能採用鉚釘結構，才比較可靠。李瑞驊說，在沒有高強螺栓前，都必須採用鉚釘，法國的艾菲爾鐵塔也是採用鉚釘建造的。宴會廳鋼桁架施工時，工人要把燒紅的鉚釘摔到28米高空的平台上，然後用鉚釘槍在兩面對打，直至鉚釘冷卻為止。鉚釘必須摔在離建築物一定距離之外，所以接鉚釘是很困難的，有時工人需要把兩條腿鉤在鋼架上，身體則懸在半空中去接鉚釘，雖有安全帶，也很危險，但在下面摔鉚釘的和在高空接火紅鉚釘的工人都是有特技的，決不會失手。李瑞驊說，加拿大橋樑公司每年都有摔接鉚釘的技術比賽。今後這樣身懷絕技的工人可能是再也不會有了。
他的第三項任務是大會堂出挑16.5米的懸臂看台，它也是很特殊的。周總理給他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個姓李的將軍在延安唱京劇《武家坡》時，民眾非常激動，跳躍叫好，結果造成劇場二樓的看台倒塌，當時周總理也趕去救人，腳跟還踩上了一個釘子，所以對這次事故印象很深，一再叮囑他們設計看台時要十分注意，不能給人有震動或不安全的感覺。李瑞驊就重新修改設計，加大了挑梁的截面，還請建築研究院專門來測試撓度。周總理非常認真，挑台建成後他調了許多解放軍來，在看台上坐得滿滿的，座位之外另外還有許多人站著，由軍官發出“起立，坐下”的命令，周總理自己也坐在看台的最前面。最後他說： “很好，沒有感到震動。”在施工期間，周總理經常來人大會堂工地，中午就和大家一起排隊買飯。
還有一個重大問題是由周總理決策解決的：人大會堂全部所需4000餘噸國產鋼材，到1959年7月份時，發現已經製造好的部分鋼構件的鋼材質量有問題。周總理知道後，立即命令冶金工業部副部長當天趕去鞍鋼，監督生產6000噸合格鋼材，限兩星期內全部運到北京，重新加工製造，再擇優選用。當時鞍鋼正在軋制京滬雙軌鐵路的鐵軌，立即停下來，全力以赴保證人大會堂工程的需要。
人大會堂工程結束後，周總理在福建廳召開慶功大會，宴請參加國慶十大工程的主要負責人，李瑞驊也有幸被邀。人大會堂工程為十大工程之首，周總理請設計人大會堂的代表第一個上前接受他的祝賀，一共上去三個人：北京市設計院的朱兆雪總工程師、鐵道部的汪菊潛副部長和作為建工部代表的李瑞驊。三人走到周總理面前，他說： “祝賀你們成功！”並和他們一一碰杯，一飲而盡。當時站在他旁邊的彭真市長說：“總理滿意不滿意？”總理說：“滿意！滿意！”彭真說：“給個分吧。”總理伸出一隻手，連聲說：“五分，五分！”全場聞言熱烈鼓掌。回到桌上後，這三人商量說，應該是我們去向總理敬酒才對，正準備上去，邊上的警衛人員給擋住了：“今天總理特別高興，喝酒喝多了，你們就免了吧。”
人大會堂工程雖然如期在十個月內完成，但因為建設時間非常倉促，所以小的事故不斷發生。例如用螺絲擰上去的玻璃燈罩容易鬆動，有一次就在西哈努克到人大會堂前10分鐘，在他將要經過的路上有燈罩掉下，幸好沒有出大問題。後來燈罩都用鐵絲網保護起來了。在屋蓋系統里也出過事故，有一次夏天開會開了數小時，突然聽到屋頂上面發出兩聲猶如打槍的聲音，原來是因為當漫天星吊頂的燈光全部打開時，熱度極高，有幾個連線支撐的螺栓斷掉，掉下來打在吊頂的鋼板上。1959年10月1日那次斷電要算是出了一個大事故，毛主席和赫魯雪夫剛坐定下來，全場突然一片漆黑。公安部長羅瑞卿急得團團轉，大聲問“是誰幹的？”後來發現原來是一個工人在舞台後面的化妝間裡插錯了插銷，燒了保險絲，導致斷電。對於這一系列問題的發生，周總理提出：“用十個月建成，用三年完成檢修。”按照總理的指示，檢修工作持續了三年。那段期間李瑞驊經常要去人大會堂，往往在最靠近北門左手的新疆廳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