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彬（1928.9.23-2015.2.18)，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共黨員。曾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兼職教授、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國情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等社會職務。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德彬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
- 出生日期：1928.9.23
- 職業：教授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學位/學歷：研究生
- 職務：教授
- 信仰：共產主義
個人資料,個人作品,逝世,
個人資料
李德彬教授，男，漢族，籍貫廣東汕頭，1928年9月23日生。
1945年至1950年就讀於汕頭華僑中學，曾任汕頭市學聯主席；
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49年至1951年任汕頭市第一屆至第五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主席團成員；
1950年至1951年任廣東省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
1951年至1959年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讀本科及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工作，曾任經濟學系經濟史教研室主任。
1987年晉升為教授，1992年10月獲政府特殊津貼。
還曾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兼職教授、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國情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等社會職務。
個人作品
《北大經濟系往事之一》
本文記述1952年院系調整到1956年向科學進軍。
1952年院系調整，北大從一個包括工、農、醫、法的綜合性大學調整為只有文理的大學，從以沙灘紅樓為中心的校址，遷至燕京大學原校址，校慶也從每年12月17日，改為每年5月4日，這一轉變被稱為從老北大到新北大，這一調整對北大經濟系的衝擊到底有多大？
1912年教育部下令北大成立法學院，設經濟、政治、法律三個系。經過30年的發展，經濟系擁有一批高學術水平的教授、經濟學科也比較齊全的系，院系調整前經濟系也是北大最大的系，當時的學生有四個年級的本科生，還有兩個年級的銀行專修科和少量研究生。調整後只有兩個年級的學生（約50名），成為新北大學生最少的系，並被邊緣化，調入新北大的學生早已搬走，只有經濟系的學生住老北大的三院小禮堂里等待往新北大搬。等到學校通知經濟系遷入新北大時，當時被譽為具社會主義水平的學生宿舍（1-15齋）已被別的系的學生住滿。經濟系幾十名學生被安排住在承澤園的破舊宅子裡。吃飯怎樣解決？當時全校學生都集中在大飯廳（位於現在的百年紀念堂）吃大鍋飯。經濟系的學生每天都要很早就起床，然後急急忙忙趕到大飯廳吃早餐，再到教室樓（現在一教）和外文樓上課，到了晚上才摸黑回到承澤園宿舍。這樣的生活不能繼續下去，經過長時間的交涉，才從承澤園搬到全齋，生活環境有所改善，但吃飯問題仍未解決，最後又搬到尚未完工的19樓，1952-1953年這一學年已經快結束了。
至於經濟系的辦公室並不比經濟系學生宿舍好多少，院系調整前經濟系辦公的地方在沙灘民主廣場北邊的北樓擁有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還有清實錄研究室，系資料室和院圖書室。院系調整後，經濟系辦公室被安置在第一體育館的舉重間的後面放了兩個桌子，一個桌子是系秘書，另一桌子是系辦事員。舉重間的前面是師生練舉重的地方。代理系主任陳振漢教授的辦公地方就在他一院的單身宿舍里，既是宿舍又是辦公室。後來，經濟系來了蘇聯專家，經濟系辦公室才略有改善。哲學樓建成之後，經濟系辦公的用房才得到初步改善。
院系調整對經濟系最大的衝擊是從一個綜合性的經濟系調整為僅設一個政治經濟學專業的經濟系。在當時，這個專業很不受歡迎。
一是，主要課程理論聯繫實際很不夠，過於蘇聯化、公式化、教條化。當時中國正處於社會制度的大變革時期，由於課程受蘇聯教材的影響，中國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還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過渡時間要用三個五年計畫，還是跑步進入？又如我國農業合作化為什麼應當放棄原有方式方法，而搬用蘇聯農業集體的方式方法？對於這些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講課時或者避而不談，或者按照蘇聯教科書的說法。對這種教學現象，學生曾如此地說，這是一條規律，那也是一條規律，規律一籮筐，就是與現象不沾邊。為了加強政治經濟學專業的政治性，還開“聯共（布）黨史”的課程，後來這門課改名為“馬列主義基礎”，都是一學年的課程。課程的內容從俄共一大到蘇共十九大，講述從“一大”到“十九大”召開的背景、黨內鬥爭……等等，公式化，枯燥無味，不能給學生深刻印象，學完就忘記，浪費學生寶貴的學習時間。
政治經濟學專業很不受學生歡迎的另一個原因：學與用嚴重脫節，每一屆的畢業生只有少數人到高校從事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其他經濟工作，例如1952級只有2人畢業後從事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大部分畢業生去中學教非所學的課。1951級有一個畢業生被分配到省人事部門，該人事部門又分配他到一個相當落後的縣工作，縣又分配他到一個中學工作，這所中學說這裡不需要政治經濟學專業的畢業生，問他有什麼專長，他說我會指揮交響樂隊，因為他在北大學習期間曾較長時間擔任北大交響樂隊的隊長，校方說我們這裡沒有交響樂，你就去校圖書室吧，管理一個沒有多少書的中學圖書室，整整一輩子。又如1952級畢業分配到基層工作，有一個畢業生到一個小廠長期幹著涮瓶子的工作。許多經濟系畢業生感慨地說：“既然學非所用，當初何必報考經濟系！”對北大的教育資源來說，也是浪費。造成經濟系畢業生學與用嚴重脫節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領導過分強調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和黨性，而忽視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也就是說，只要具有領導規定的某些政治條件，至於學歷和是否受過政治經濟學的系統教育都是次要的。所以，這些人很容易地占領了政治經濟學的講台，而受過政治經濟學正規和系統學習的北大經濟系畢業生，只好靠邊站，從事學非所用的工作。
二、在困境中圖發展
1.增設新課程，拓寬課程內容
1953年從中央財經學院調回兩位資深教授：一位是陳岱孫教授，擔任經濟系主任，講授經濟學說史；另一位是羅志如教授，在國民經濟計畫教研室，講授國民經濟計畫的課程，還增加一批青年教員。新老教師一起開設了一批新課程，如外國經濟史、《資本論》專題、國民經濟計畫、會計、財政學、工業經濟、農業經濟等課程，同時，又外聘教師講授統計學原理和經濟地理，至此，經濟系開設的課程基本上已齊全。其作用：一是，增強學生的理論基礎，擴大學生的知識面，有利於學生的成長和今後的工作。一是，這批課程既有理論又涉及實際和具體問題，有利於學生聯繫實際，擺脫空洞和教條式的理論。
在這一時期，經濟系的老師既為開設新課程而努力備課，還為適應新的國情需要，不少任課老師都在探索拓寬和完善課程內容，如國民經濟計畫、經濟地理和財政學等課程，在完善課程內容的共同特點就是少點蘇聯化，多點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對課程內容的改革，哪怕邁了一小步，也深受學生的歡迎，因為這樣的講課，有利於認識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經濟的問題。
要不要拓寬課程的內容，值得一提的是經濟學說史這一課程。該課程的主要內容分為古典和庸俗兩部分。古典部分由陳岱孫教授主講，庸俗部分由徐毓楠教授主講，由於主講教授對這兩部分的代表人物的研究極為深刻，又有獨特的見解，再加講課的技術高超，這樣的課程深受學生歡迎，但學生還是感到不解渴，為什麼只有古典和庸俗兩部分，而沒有現代部分，特別是凱恩斯的經濟學說。
1951年冬至1952年春的北大的思想改造中批判我系解放後一任系主任樊弘教授。樊弘教授是解放前北大兩位著名的反蔣政權的教授（另一位是許德珩教授），樊教授在解放前發表過《第三條道路》一書，主張中國既不要走歐美的道路，也不要走蘇聯的道路，走自己的道路。又在他發表的一篇文章的結論中說：馬克思如同一座大廈，凱恩斯如同花園，兩者結合起來就更完美（原文記不得，只記得文章的意思）。給批判他的學生遺留一個疑團：凱恩斯何許人，他的經濟學說為什麼有如此大的影響力？關於凱恩斯的問題，還必須說一說，上世紀50年代中期，經濟系曾先後接待兩位國外經濟學者，一位是英國的拉賓夫人，另一位是印度經濟學者，該人態度傲慢，演講中大談凱恩斯，以為中國沒人知道凱恩斯，當時為他當翻譯的徐毓楠教授不但通暢地把他的話譯出，而且把他說不清楚的公式寫了整黑板，這一下，他傲慢的態度看不見了，還向徐毓楠教授握手表示敬意，此時此人還不知道徐毓楠教授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956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科學研究的春天來了。徐毓楠教授著手翻譯凱恩斯的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至於說“《經濟學說史》應有現代部分”，則因1957年的反右鬥爭，1958年“大躍進”運動而中斷了。
2.理論聯繫實際的探索
理論聯繫實際一直是經濟系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如何理論聯繫實際？對於經濟系而言，任何時候都應該認真探索。在這一歷史階段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有：
（1）鼓勵教師敢於面對實際，運用理論分析現實的重大經濟問題。譬如羅志如教授講國民經濟計畫時，關於兩個部類的比例和第一部類優先發展問題，羅教授的兩個主要觀點：一是，兩個部類的比例關係任何時候都應從國情出發，及時調整比例關係，如果任何時候都強調第一部類必須優先或絕對優先增長，長期發展下去，第一部類就會無限大，第二部類就會無限小，很影響國家對資金的積累，以及社會和人民對第二部類產品（農產品輕工業產品）的需求。二是，工業化是不是都應和蘇聯一樣，從重工業開始？其他教授也有類似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是對我國工業化道路（從重工軍工開始，並且占的比重過大）的疑慮。當時聽講的人和學生對這類觀點，有贊同的，也有反對的，爭論繼續下去，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還在爭論這個問題。當時絕大多數學生很贊同羅教授的講課方式方法：敢於面對現實的重大問題，從理論到實際，用動態對比方式方法來講解現實問題，總比教條化公式化和蘇聯化的講解方式方法好。領導對這類講課沒有組織批判，沒有批判就是無聲的鼓勵。
（2）1955年春組織高年級學生下廠下鄉進行實習，這是解放後經濟系第一次組織學生理論聯繫實際，到工廠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在天津紡織廠的實習點，廠方組織一些老紡織工與學生座談，有的女工控訴在日本占領時期，工廠被日本霸占，工人被壓榨，進行奴隸般的勞役，還被欺凌，稍有一點違規和反抗，日方廠主就放狼狗咬工人，一些女工身上都有被狗咬的傷痕，師生受了一場活生生的剝削和愛國主義教育。廠方又組織剛進廠不久的年輕女工和經濟系師生見面，這次又換一種調查方式，師生紛紛提問題，請廠方和工人回答，其中，問到廠和工人的產值問題。廠方介紹說：你們別看這些年輕剛進廠的不久的女工，他們每年每人創造的產值超過50個農村青壯勞動力的產值，大家聽完有點疑惑不解，帶隊教師指出，目前工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大還普遍存在，同時我國還存在工農業產品的不平等交換的問題，學生由此聯想起一系列問題，為什麼會產生不平等交換，這對工農業生產會有什麼影響？大家感到這樣的調查研究很好，既理論聯繫實際，又拓寬了思路。
又如在天津紡織機械廠實習的學生，聽到廠方說現在的管理還比較混亂，主要是對加工的零部件所用工時心中無數，因不敢對不同工人加工零部件所用工時進行測定，怕被扣上“又搞資本主義那一套”。學生聽完介紹，認為這無非就是“泰羅制”，如果對廠里的科學管理有好處，無妨試試看。學生自己分為3個組，每組都有一個人負責掐碼錶，也有人細看工人的勞動生產動作（如進刀、退刀……）報到給掐碼錶的，也有人負責記錄。幾天后把記錄整理成系統的數據給廠方，廠方稱讚很好，可惜只有一小部分，如果擴大測量，可以編制出很好的定額管理冊子。學生也擔心回校後，會不會被扣上在廠內推廣“泰羅制”，因為有的教師都對“泰羅制”扣大帽子進行猛烈的批判。後來學生找到列寧對“泰羅制”的一分為二的看法，才放心下來。從這次實習中，學生得到啟發是，西方對工廠管理的方式方法不能一概否定，應根據實際情況，有分析的批判和吸收。
又如下鄉實習，當時正處於合作化高潮的前一年。學生接受上級任務，調查農民出賣耕地，兩極分化和富農經濟的狀況。經過深入的入戶訪問調查，幾乎沒有找到農民賣掉土改時分到的耕地，貧農的生產生活有很大改善，富農經濟與土改時沒有多大變化，只有一戶富農逐步放棄在農村的耕作，買了膠皮大車，跑運輸去了，農村兩極分化極不明顯。關於農業合作社，學生的調查認為，農民還是比較樂於耕作從土改分到的耕地和互助。對農業合作社似乎都沒有什麼認識，對將來的社幹部存在很大的不信任感。學生這些調查，在匯報會議上，似乎沒有引起地方的上級領導的關注。但是，學生的調查是從實際出發，深入的調查。
（3）鼓勵和指導學生的科學研究小組
在向科技進軍的形勢下，高年級學生組織科學研究小組，在當時，確是新生事物，經濟系團總支（當時系這級還沒有團委會）熱情支持學生科學研究小組，並帶其主要成員訪問教授。科學研究小組在以下幾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較好：一是明確研究方向就是面向現實，選好研究題目；二是要建立在紮實的學習基礎上（包括正規的課程）；三是多做調查研究，其中包括找資料、查文獻，還做一些必要的社會調查。學生科學研究小組起什麼作用，由於存在時間比較短，1957年在反右鬥爭的衝擊下消失，又沒有認真進行總結，但起著如下的作用是明顯的：一是促進了課堂學習，因為兩者有相互促進的作用，二是擴大學生的思路和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當時科研小組的積極分子和領導人之一，成為20世紀80—90年代我國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鞍山鋼鐵公司的黨委書記，當然成為鞍山鋼鐵企業公司書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3.企圖建立高標準嚴要求的學位研究生培育模式
馬寅初校長有個教育思想，北大的教師不應是大學沒有畢業的人來充當，北大既要培養本科生，又要培養研究生。後來陸平校長認同這點，他從北大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出發，認為北京大學應改名為北京太學。1955年經有關部門批准，馬寅初校長招收共和國第一批學位研究生，學制四年的試點班，全校共招收38人，其中，經濟系招了3人。我有幸被選拔為這批研究生（另外兩位是復旦大學選拔來的），陳振漢教授擔任導師。
陳振漢教授以前也培養過研究生，但是，對我們3人的培養，有新的高標準嚴要求的培養模式：
（1）一定要堅持嚴進嚴出原則。
（2）按照理論、歷史、統計，英語進行嚴格的培訓，特別是前兩年的基礎課。
（3）聘請系內外具有某方面專長的教授授課或擔任某一方面的導師，如樊弘教授擔任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導師，經濟研究所嚴中平教授等人講授和指導中國經濟史，北大歷史系許大齡、陳慶華等人講授中國明清史、近代史，英語系胡家胎教授教英語。
（4）要求研究生必須結合本專業比較廣泛研讀有關的名著專著，如熊彼得的經濟史、泰勒的中國土地制度等等，還必須蒐集資料（尤其是第一手資料），運用統計學去整理資料，使論文建立在理論紮實和資料充分的基礎上。
陳振漢教授在構思這個研究生培養模式時要徵求陳岱孫教授的意見，兩位教授都是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雖然構思極力要樹立新中國北大經濟系培養學位研究生的特點，但難免也吸收哈佛培養研究生的長處。1957年反右時陳振漢教授培養研究生的構思被批為要按哈佛的模式來改造北大，從此具有經濟系培養研究生的特點就沒了。
逝世
中國共產黨黨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德彬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5年2月18日16時1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李德彬教授，男，漢族，籍貫廣東汕頭，1928年9月23日生。1945年至1950年就讀於汕頭華僑中學，曾任汕頭市學聯主席，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49年至1951年任汕頭市第一屆至第五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主席團成員；1950年至1951年任廣東省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代表。1951年至1959年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讀本科及研究生，畢業後留校工作，曾任經濟學系經濟史教研室主任。1987年晉升為教授，1992年10月獲政府特殊津貼。李德彬教授還曾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兼職教授、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國情研究中心學術委員等社會職務。
李德彬教授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