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恩（1894年9月10日－1962年），江蘇武進人，熱帶病學醫學家及醫學教育家；幼時就讀於其父所辦之新式國小，後來進入上海震旦大學學習法文。1911年夏季赴英國留學，初入預備學校，進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1920年畢業；1921年參加英國皇家絲蟲病委員會赴西印度考察熱帶病，1923年回國，1923年至1937年任職於北京協和醫學院，1937年秋開始，南下籌辦貴陽醫學院，擔任院長職務；1947年5月赴北平擔任協和醫學院的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留任原職；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任職於昆明醫學院，1962年病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宗恩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省常州市
- 出生日期：1894年9月10日
- 逝世日期：1962年
- 職業：中國熱帶病學醫學家 醫學教育家
- 畢業院校：震旦大學、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
- 主要成就：畢生從事醫學教育、科研工作
在黑熱病流行病學研究中尤有建樹
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國熱帶病學醫學家、醫學教育家,人物佚事,子女狀況,
中國熱帶病學醫學家、醫學教育家
人物簡介
李宗恩先生李宗恩父親為甲午恩科進士，入翰林，曾為山東知縣。幼時就讀於其父所辦之新式國小，後來進入上海震旦學院（1932年改稱震旦大學）學習法文。1911年夏季赴英國留學，初入預備學校，隨後進了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1920年畢業後，赴倫敦大學衛生與熱帶病學院擔任蠕蟲病助理研究員。1922年1月獲得倫敦衛生及熱帶病學院頒發衛生及熱帶病學碩士學位。
1921年4月至9月，參加英國皇家絲蟲病委員會赴西印度考察熱帶病，隨後任職于格拉斯哥西部醫院，至1923年回國。1923年至1937年任職於北京協和醫學院，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襄教授、教授，其間並定期赴江南考察熱帶病疫情，進行防治和研究。1937年秋開始，南下籌辦貴陽醫學院，並於1938年6月成立後擔任院長職務。1947年5月赴北平擔任協和醫學院的院長。1948年獲格拉斯哥大學科學博士學位。
李宗恩在20、30年代主要研究寄生蟲病，尤其是絲蟲病、血吸蟲病、瘧疾和黑熱病。先後在國內外醫學雜誌上發表的論文共18篇。他曾在華北、華中地區設立血吸蟲病及其他多發性熱帶病的病情觀察站，是為中國熱帶病學研究的創始人。後期投入醫學教育事業，造就無數醫學界人才。畢生從事醫學教育、科研工作，對血絲蟲病、血吸蟲病、瘧疾和黑熱病等有較深研究，在領導黑熱病流行病學研究工作中尤有建樹。1948年獲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協和醫學院院長、中華醫學會副會長、英國醫學會及遠東熱帶醫學會會員。1949年9月受全國科協推舉，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併兼任任歐美同學會理事長；1955年至1956年任歐美同學會主任委員。1957年被打成“右派”，隨後被“放逐”到雲南昆明，任職於昆明醫學院，1962年病逝於昆明。
貴陽醫學院
貴陽醫學院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在投資興建協和醫院的同時在這裡建立了專家別墅區（另一處別墅區在北極閣胡同，稱“南院”），歷時三年完工，這片建築，被當時的北京人稱之為“洋樓”。至今，整個院落仍完整保留了西洋風格，國內罕見，現雖是“協和”的家屬宿舍，但原建築保留完好。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里，中國醫學界的許多頂尖級專家學者也都住在這個院子裡。
《北京檔案》有文章談道，為滿足當時在胡同內工作或居住的各國外交官、中外醫學專家、洋行、神職人員的飲食習慣，在胡同西口的路南，曾建有“墨碟林”西餐廳，這應算北京最早的西洋餐廳之一了。
今天，其原建築仍在，雖早已改成了普通飯館，三層還在裝修中，但朝西一面的頂層，西洋建築的裝飾風格尚存。
人物佚事
李宗恩先生在貴州
本文作者為李宗恩先生之弟
和北平的生活相比，宗恩在貴醫的生活簡直是一落千丈。先是一人在小旅館租了一間舊式客房，採光很差。
1939年大嫂帶著三個孩子繞道安南（越南）抵達昆明，又搭乘紅十字會的卡車走了七天才到貴陽。他們到了以後，周詒春先生把他自己的住房讓出來給大哥住。房子很舊，潮濕，擁擠，耗子很多。施正信調來貴醫時沒有房子，就和太太（著名網球運動員王箐箐）一起，分住了周先生這處房子中的兩間。我去清華中學教書後，周末回大哥家，不是住在施家的起居間，就是和侄兒們擠在一起。
房子住得緊，生活也過得緊巴巴的。餐桌上一般是兩個菜，一個有一些肉或蛋，算是葷菜，另一個就是素菜，對三個正拔節往上長的侄兒來說，飯菜的量也不夠。1944年初大哥日漸消瘦。醫生說他的營養太差，要他一天加兩個雞蛋，他沒有接受這一建議，因為難以為繼。但對生活上的這些困難，他都處之泰然。並且總是保持著一種幽默。他很年輕就開始謝頂，這時就更顯得禿了。一天他去理髮，走進店門就問：“怎么樣，不摘圍巾行嗎？”那位熟悉他的理髮師笑著說：“行啊，您不摘帽子也行！”
貴醫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際關係比較好。宗恩從清華借來的湯佩松教授在西南聯大成立以後回清華研究院去了，這位頗得人心的訓導主任一離開，教育部就趁機派來了新的訓導主任。這個在貴醫師生中受“冷遇”的政治官員一次次找宗恩去囉嗦，宗恩只有客客氣氣地暗示他，不能指望科學家、醫生和醫學生會馴順地接受他的“訓導”。這位專職“政訓”，給宗恩帶來不少麻煩。
美國著名女記者斯沫特萊到貴陽為八路軍宣傳募捐。林可勝教授和斯沫特萊交談時深受感動，就約她去紅十字會本部演講。請了貴醫的楊濟時教授任口譯。楊在知識界被認為是很開明的。他的口譯非常傳神，使斯沫特萊的演講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這就驚動了“特”字號的訓導，要調查楊的“背景”，大哥顯然會有麻煩。幸虧林可勝是受蔣介石重視的人物（後來他還為蔣介石辦起了國防醫學院），由他出面調停，才得大事化小。
這段時間還有一件事，引起了一場虛驚。
一天早晨，一輛車開到陽明路本部，跳下兩個大漢，要求立刻見李院長，一聽說院長還未來上班，就要了地址飛馳而去，宗恩的人力車正好與他們錯過，他一到貴醫，聽說有這樣的人找他，心中十分狐疑。等那兩個不速之客再次折回貴醫，才知道他們是來求援的。原來當時關押在修文縣的張學良將軍患急性盲腸炎，要宗恩派人去作手術。在東北軍的餘部中，少帥的威信很高，東北軍當時軍心不穩，搶救張學良就成了當務之急。宗恩當即向紅十字會借了一輛救護車，配備了必要的器械藥品，派貴醫的外科主任楊靜波率一醫療小組前往修文，就地手術還是帶回貴醫手術全由楊視病情定奪。他事先與中央醫院聯繫，安排了“保密”病區――非醫護人員，不得進入該病區。手術後來由楊靜波在中央醫院完成。張住進病房以後，訊息層層封鎖。病區有人把守，趙四小姐是當時唯一準許留在張身邊的非醫護人員。這些都是特方提出的要求，非接受不可。宗恩在緊急時刻作了周密安排之後，就再也不過問此事了，有人對這樣興師動眾頗有非議，宗恩說：“醫生要創造條件，盡力搶救病人，其他的事就不是醫生能夠過問的了。”
1944年冬，美軍切斷了日軍在東南亞與日本本土之間的通道。為了打開一條陸上通道，日軍的一支騎兵北上進入貴州境內。居然長驅直入到了獨山。緊急時刻重慶當局一面派楊森接替吳鼎昌任省主席，一面派蔣介石的嫡系湯恩伯部南下增援。同時下令所有與戰事無關的直屬機關和學校疏散。貴醫才撤了一部分到重慶，戰局就有了轉機，日軍的一旅之眾在獨山受阻。於是，貴醫的另一部分就留在了原處。
日軍很快投降了，貴醫的去向就變成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撤至重慶的那部分，借用的是上醫在重慶的校舍，復員在望，上醫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提出了接管貴醫的要求。這樣，戰爭一結束，上醫遷回上海，貴醫就名實兩亡了。當初創建貴醫時有兩個明確的目的：第一是收容來自戰區的醫學生，為他們創造條件，完成學業，成為國家急需的醫務人員；第二是建立一個地區性的醫學院，為發展這一地區的醫藥衛生事業培養人才。到40年代初，第一個任務已接近完成。而第二個任務上升為首位。如果把貴醫併入上醫，遷往上海，貴醫多年為提高落後地區醫療水平所作的努力就落空了。為此，宗恩力主將貴醫留在貴陽。他的主張得到了不少師生的擁護；但反對者也大有人在，併入上醫就能去上海，對很多人說來，是不小的誘惑。這樣，交鋒就不能避免了。朱家驊為首的教育部，大概是不滿宗恩獨立不羈的作風吧，居然慫恿一些學生出來要求並校，並且空穴來風，對宗恩進行惡意的誹謗。在重慶護校的那部分學生則出於義憤，在上醫校址歌樂山組織了請願活動；留在貴陽護校的學生也開會聲援，反對合併。最後，又是通過在重慶的周詒春先生，憑著他在教育界的聲望，在教育部提出了他的看法，才平定了這一場風波。貴醫又在貴陽重振旗鼓了。
在護校運動中得到了鍛鍊的學生，認識到自己的力量與使命，就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陽明學社”。明代哲學家王陽明因反對當時大搞特務活動的太監劉瑾而被貶至貴州修文縣任尤場驛丞。習慣於對號入座的特務們自然要懷疑學生的用心，他們虎視眈眈地盯住了“陽明學社”。學社成立之初，兩位領頭的醫學生――林敦英和盧亮曾去宗恩家談過兩三次。他們倡議結社的宗旨是：聯絡感情，建立良好學風，使瀕於崩潰的貴醫復興。得到宗恩的理解和支持。他們聯絡了二三十位同學和貴陽師範學院的部分學生一起開了一次座談會。討論的題目為：什麼是最完美的大學訓育方針？主張國民黨應退出大學的人，占絕大多數。據與會者說，那次討論，以林敦英的發言為最激進。作為學社，他們還搞了一些學術活動，請了王季午、周裕德等教授作學術報告。這一學社，團結了不少同學。成了有進步傾向的學生的核心組織。當時，大後方學生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特務組織對於陽明學生當然不會等閒視之。
1946年1月，林敦英被捕了。在這之前，陽明學社的壁報被撕毀。據盧亮說，林的被捕是因為有人告密。訓導主任當然不會出面營救林敦英。宗恩只得親自出馬。他多方活動，並“以身家性命，力保敦英”，才使林獲釋。但這種自由是有限的。擔保人必須保證把林羈留在學院內，不準外出活動。宗恩把林安排在生物教研室當實驗員，為林創造了完成醫科學業的條件。林後來從事生化研究，成為一名藥學家。在十年動亂中，林投水自盡。看來他當年被捕而又獲釋的歷史，給他帶來了無法承受的災難和打擊。
在貴醫的9年，宗恩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但也為中國的醫學事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作為一個醫學教育的拓荒者，他不該被人遺忘。宗蕖告訴過我一件事，那是一個令人感動的片斷：那次貴陽上演一部美國電影《萬世師表》，片子的原名是《再見吧，契普先生！》契普先生一生沒有什麼驚人之舉，有的只是獻身教育的決心和關心學生的誠摯之情。散場時，貴醫的學生把他們的校長圍在影院前的廣場上，遲遲不肯散去，“再見吧，契普先生”的呼聲此起彼伏。平時很冷靜的宗恩，此時卻很難平靜，他輕輕地重複說：“謝謝！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