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親筆供詞》原稿，又名為《自述稿本》，簡稱“二稿”，是李大釗在獄中第二次書寫的親筆供詞，紀年明確，寫於1927年4月8日。通篇鋼筆書寫，構思縝密、自然流暢，是《獄中自述》的前稿本（底本）。與最終定稿的第三稿子《獄中自述》內文大致相同，反映出李大釗堅貞不屈的革命精神。該信箋稿紙，縱26.9厘米，橫19.3厘米，一通7頁，總計 2628字。據史料記載，李大釗曾三易其稿，初稿較為簡略，當為草稿（尚未發現），此稿則為“第二個稿子”的原件，極為珍貴。這篇珍貴的革命文獻，是他對無產階級事業無限忠誠的歷史見證，是無產階級的正氣歌。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李大釗親筆供詞
- 作品別名：自述稿本
- 作者：李大釗
- 創作時間：1927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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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李大釗親筆供詞》手稿有明確的書寫日期和簽名，即是李大釗被捕後的第二天所寫，也是他第二次書寫的供詞。李大釗在書寫時從容淡定，字跡雄渾豪放，洋溢著赤誠的救國理想和抱負。
創作時間
1927年4月8日
內容解讀
這件最新發現的鋼筆手稿既是“二稿”，又是在初稿基礎上大加修改的改定稿，頗具研究收藏價值。手稿從頭至尾幾乎每一行都有修改，經過李大釗反覆斟酌修改而成。稿本由藏家悉心保存下來，將來可作紅色文化宣傳教育展覽活動。讀者可以看到，李大釗在書寫“二稿”時，已表露出“堅定的信仰和偉大的抱負”，這一份堅定的信念在第三稿子裡始終沒有改變。
手稿內容
具供狀人李大釗，字守常，直隸樂亭人，現年三十九歲。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秭妹，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成人。幼年在鄉村私塾讀過四書經史，年十六曾應科舉試，府試中，科舉停辦，遂入永平府中學校肄業。在永讀書二年，其時祖父年逾八旬，只賴內人李趙氏在家服侍老人。不久祖父謝世。
釗感於國勢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思想，乃於二、三同學乘暑假之便，趕天津投考學校。其時有三種學校正在招考：一系北洋軍醫學校；一系長蘆銀行專修所；一系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軍醫非我所喜，銀行亦違我素志，故皆決然棄之，而入法政。是校為袁世凱所創設，收錄全國人士，規模頗大，釗在該校肆業習法政諸學及英日語言。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思潮亦日益騰高。此六年間均系自費。我家貧只有薄田數十畝，學費所需皆賴內人李趙氏辛苦艱難典當挪借始能勉強卒業。
卒業後，我仍感學識之不足，乃承朋友之助，赴日本東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留學三年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值洪憲之變而歸國，暫留上海，後應北京大學之聘，任圖書館主任，歷在北京大學、朝陽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師範大學、中國大學教授歷史、思想史、社會學等科。經數年研究之結果，深知中國所以不振之原故完全由於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之勢力，來叩久經閉鎖之東方民族（中國與日本）之民戶，而以其經濟勢力調貫吾堂。鴉片戰爭以後，英法聯軍方有事於中國之日，正歐美各國日本以與之締結不平等條約之時，中日兩國遂相率為歐美諸國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所束縛而屈抑於其強力之下，稅權法權均喪失其自由、獨立之地位。厥後日本憂國之志士，不忍見其國運之沉淪，乃經種種困難完成其維新之大業。尊王覆幕廢止不平等條約，怕吾中國則自英法聯軍而後，繼之以太平天國之變，中日戰役，庚子戰役，辛亥革命，直到於今，中國民族尚困制於列強不平等條約之下而未能解脫。此等不平等條約如不廢除則中國將永不能在國際上恢復其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長此以往，國計民生將陷於絕無挽救之境界矣！然欲挽此危局，非喚起全國民族及願與民眾結合之武力，共同立於國民黨旗幟之下不可。於是決心投入國民黨。
事在四、五年前，(其時孫中山先生因陳炯明，避居上海，確期則不復憶矣。)釗曾親赴上海與孫中山先生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中山先生與我等暢談此問題數小時間，當即由先生親自主盟介紹釗入國民黨，是為釗獻身於中國國民黨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粵一次，商議外交政策。又翌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釗曾出席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前歲，先生北來，臨入醫院，施行手術時，又任釗為政治委員。其時同被指任者有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于右任、陳友仁諸人。厥後精衛回廣州，政治委員會中央仍設在廣州，其留於北京上海之間之政治委員則為吳稚暉、李石曾、陳友仁、于右任、徐謙、顧孟余等，釗亦其一人。去年，國民黨又在廣州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釗又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關於北京執行部系從前之組織，自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已議決取消，早已不復存在矣！（北京執行部開張翠花胡同）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全國代表大會後之全黨最高機關，現設於武漢，內分宣傳、組織、工、農、商、青年、婦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員會委員長汪精衛。從前只有上海北京二地設分會，今中央機關已遷往武漢，而廣州設立分會矣。北京分會自於右任、陳友仁等相繼出京後，只余石曾及釗，久已不能成會，近自石曾出京後，只釗一人，更無從開會起矣。至釗所以乃留居北京者，實因不得穩妥出京之道路，否則久已南行。此時南方建設萬端，在在需人。自下在北方之工作，亦只設法使北方民眾了解本黨之主義，增加本黨人員而已。
此外，中外各方有須與本黨接洽者，石曾及釗亦只任介紹與傳達之勞，至於如何寄居於庚款委員會，其原委亦甚簡單。蓋因徐謙、李石曾、顧孟余等即為庚款委員，徐即居其中，一切管理之權皆在徐、顧，故當徐、顧離家時，釗即與徐、顧二君商，因得寄居於此。嗣後本黨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於此者，並將名冊等簿暫存其中，釗當即應允並未與任何俄國人商議。蓋彼等似已隱然認此一隅之地為中國人住居之所，一切歸釗管理。至於我與石曾及人在庚款委員會會談時，俄人向未列序，我等如有事須與俄使接洽，即派代表會晤俄使，小事則與使館庶務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聯俄、聯。北上時，又遇日人曾為沉痛之演說勸告日本朝野人士翼其毅然改變其對華政策，讚揚中國之民族解放運動。其聯俄政策之實行，實肇始於在上海與俄代表越飛氏會見之時。曾共同簽名發表一簡短之宣言，謂社會主義現尚不適宜於中國。後來中山先生返粵，即實行約聘俄顧問贊助中山先生建立黨軍，改組黨政。最近蔣介石先生刊印一種中山先生墨跡，問於其聯俄計畫之進行，紀述頗詳，可參考之。至於國民政府與蘇俄之外交關係皆在粵中辦理，釗不知其詳。惟據釗所知則確無何等密約。中山先生於其遺囑曾明言之，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此聯俄政策之維持，而靠密約者則俄已不是平等待我之民族矣，尚何有友誼之可言？況且國民黨之對內對外諸大政策尚未公開與國人以其見，因亦不須與任何國諸之(？)密約。
至於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之用款，從前均由廣州匯寄，近則由武漢匯寄。當徐謙、顧孟余離京之時，孟余曾交付我萬餘元，此款本係為設立印刷局而儲存者。以後因黨員紛紛出京，各需旅費及安置家屬費等，並維持俄國庚款委員會一切雜費。數月間，即行用盡。此後又匯來數萬，系令釗轉交柏文蔚、王法勤等出京回南之用，皆已陸續變轉過去。去歲，軍興已來，國民政府之軍費亦不甚充余，故數月未有款寄。到陽曆及陰曆兩個年關幾乎無法過去。庚款委員會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應繳俄使館之電燈自來水費亦多積欠未付。最近才由廣州寄來兩千元，由武漢寄來三千元，除還付前托石曾經借之債，已所余無幾，大約不過千元，存在遠東銀行。歷次匯款無論由何銀行匯來，釗皆由李鼎臣名義匯存之於遠東銀行，以為提取之便。
黨中左右派之傾向即存在，不過遇有政治問題主張不一致時始更明顯。其實在主義之原則上原無不同，不過政策上有緩急之差耳。在北京之黨員皆入市黨部，凡入市黨部者當然皆為國民黨員。市區黨員之任務，乃在使黨員受政治之訓練，黨之訓練，為黨員之初級分組積若干區而成市區，隸屬於市，並無他項作用。北京為學問中心，非工業中心，故只有黨之組織，而無工人之組織。從前在國民軍時代，工人雖略有組織，而今則早已無復存在。黨籍中之工人黨員，亦若罕見。近來傳言吾等在北京將有如何之計畫，皆屬杯弓市虎之謠，望當局勿致準信。社會之紛擾泰半，由於謠傳與誤會，當局能以此番之逮捕判明謠議之無據，則對於吾黨之政治主張，亦可有相當之諒解。苛能因當局之諒解，而知吾黨所求乃在謀國計民生之安寧，黨人亦未始非可與共同完成民族獨立自由之統一大業者，則更幸矣！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於再興民族之事業，雖政治上方略與當局有所不同，而於擁護民族之主權，期將國命民生進致安康之域，自問殊無二致。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以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怕望當局對於此等憂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又有陳者，釗夙研歷史學，平生蒐集書籍，破不在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謹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