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光耀主義
- 提出者：李光耀
- 意義：指導新加坡建設與發展
- 類型：社會科學術語
理論介紹,理論實質,理論來源,主要內容,實用主義擴展,面臨挑戰,
理論介紹
新加坡發展繁榮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李光耀的卓越領導。世界政治領袖對李光耀及其作用有很高評價。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說，李光耀是第一流的世界政治家；美國前總統布希說，李光耀憑著高瞻遠矚的眼光、智慧和毅力，把新加坡塑造成一個國家，並取得和平與繁榮，將世世代代受後人敬仰；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說，她觀察李光耀幾十年，他的預言從來就沒有錯過；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歷史往往充滿了不對稱之處，其中之一便是有些領袖的才幹與其國家的勢力毫不匹配，意即李光耀是小國家中的大領袖。香港《亞洲周刊》評論說，如果諾貝爾獎設最佳國家領導人獎，李光耀將是必然的得獎人，而且可能不只拿獎一次。
理論實質
李光耀主義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精英主義、功績制度、實用主義、亞洲式民主理念、法治方略。
理論來源
李光耀曾祖父自中國廣東去闖南洋，定居在新加坡，李光耀熟知儒家文化；李光耀母親是馬來人，使他接受過馬來文化；李光耀從小就得到祖父的英文教育，後在英國留學，深受西方文化影響，接觸過費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各種思潮。李光耀借鑑費邊的社會主義、西方的法治精神、東方的威權主義領導方式和儒家思想倫理，並將其融合在一起。
主要內容
實用主義
在李光耀的領導行為中，有著強烈的實用主義傾向，他將“功效至上”或“有用”作為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法則。這種傾向已貫徹於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及其政府制度之中。實用主義原則，只相信“有用便是真理”。對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來說，所謂有用，就是一切為了對新加坡的發展有用、有利。李光耀說：“我們隨時準備調整和採納任何適合的政策；只要一有機會，我們就會掌握它。”
李光耀採取實用主義，勢必不拘泥於任何信條和理論。李光耀說：“我是一個經驗論者，我不是一個空想家，我不信理論，雖然我閱讀各種理論，也對它們感興趣，可是，當我碰到一個問題時，我就當機立斷地加以解決，不是根據什麼理論找解決辦法。”又說，好的政府在追求國家利益時，是不分理論或思想的，好的政府是務實的政府。又說，他是從這樣的一個基本原則出發的：不要顧慮理論，所有令人感興趣的理論都是有趣的，但它們對新加坡是否有效?仔細研究後試試看，如果無效就嘗試另一種制度。李光耀說，他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沒有僵化的意識形態教條，甚至沒有一個特定主導，在不同時期對意識形態作不同評估與詮釋，以適應新加坡的社會與經濟現實，政黨的意識形態是非常彈性的。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強調與時俱進。他說：“我自認是個實用主義者，我想我們都必須順應環境的改變而與時俱進，更何況現在是新發現和革新不斷湧現的時代。”世界在高度全球化，任何國家都不能故步自封，“新加坡非常小，而且是完全開放的經濟體。換句話說，世界決定了我們的命運，我們毫無選擇餘地，我們必須改變”，“世界在快速變化，我國也必須適時應變才能保持優勢”。政策不合時宜就必須大膽糾正。現任總理李顯龍說，“新加坡一直能在眾多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正是因為新加坡領導能對所出現的局勢作出較快和較有效的反應”。
李光耀的實用主義特彆強調要不斷學習。他認為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就是不斷地學習。新加坡沒有腹地，世界就是腹地。如何讓新加坡對世界“有用”，這就是新加坡的生存之道。謀求生存之道是個快速的學習過程，而且從未中斷過。他說，新加坡實行的制度和政策，七八成源於不同國家所實行的良政，約兩三成是按自己的經驗制定的。他提醒年輕精英，研究全世界國家的良政後，最要緊的是按照本國國情制定自己的良政。
在經濟方面，他實行的是政府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不少關係國計民生的資源仍由國家壟斷或控股，但在經營上卻遵守市場規律，而不加以行政干預。在政治方面，他借鑑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框架和法律體系，但又不為西方價值觀所左右，加上了東方威權主義領導方式和儒家文化，以至於1976年人民行動黨被社會黨國際開除。但李光耀毫不動搖他的實用主義治國理念，組織人寫了一本自我辯護的書，叫《管用的社會主義：新加坡模式》。實用主義原則使得新加坡奉行不結盟外交政策，強調同東南亞聯盟成員國合作，即使在冷戰期間，也有效地避免了在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下所產生的各種干擾，致力於本國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取得顯著成就。李光耀曾和鄧小平同志談過話，說他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心是社會主義的，腦是資本主義的，手是實用主義的。
亞洲式民主理念
李光耀主張，要以東方文化和儒家思想為背景，對西方民主理念進行修正，在新加坡建立亞洲式民主。亞洲式民主的理念，是在亞洲這個不同於西方的地方，建立一個適合亞洲文化條件的獨特政體，該政體將反映亞洲文化所強調的和諧穩定、服從權威、集體忠誠、吃苦耐勞、重視家庭等價值體系。亞洲式民主理念的特徵主要表現為儒家思想倫理和威權主義領導方式。
法治方略
政治威權如缺少法治，就會成為專制。但李光耀是政治威權與嚴明法治並行，堅持法律至上，絕不允許有任何特權，因而造就了政府的廉潔高效和社會的公平正義。李光耀說，今天的新加坡，是多年來法治的結果。新加坡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堅定地實施以法治國。
新加坡的法治，首先是用來規範人們言行、維護社會秩序的。李光耀說，嚴格的法律是社會秩序的先鋒，有了良好的法律，社會才能產生良好的秩序。如果某些人不願接受教育，就加以處罰。新加坡立法的嚴明、嚴密，執法的嚴實、嚴正是舉世聞名的。在新加坡，法律是人人看得懂、容易理解的，也是可預測的；而且宣傳工作也做得好，隨處可見法律條文要求和違犯後的懲罰提示。有關法律權力和責任問題大多能夠根據現成的法律作出裁判，而非通過斟酌決定。同樣，每個人及其基本自由都受到法律同等的保護。新加坡制定了一套堪稱世界上最完備的法律法規，現行的達400餘種，甚至對人們的日常行為，如對隨地吐痰、亂扔廢棄物、隨地大小便、便後不沖水、亂塗亂畫、隨便攀摘花木、公共場所抽菸、吐口香糖渣等，都一一立法，既詳盡又可操作性強，並嚴格執行。
新加坡的法治，更主要的是用來治官、治權的。新加坡原本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一樣，貪污腐化嚴重，李光耀主政後，力行嚴明法治，制定《反貪污法》，規定了極為嚴厲和詳細的懲罰措施。後來又制定了一系列條例，如《公務員指導手冊》，對公務員日常工作和生活做出嚴格的規定和限制。成立了反貪污行為調查局，局長由總統任命，但其工作則由政府總理直接領導。該局具有逮捕權、調查權、搜查權、獲取財產情報權、不明財產檢查權等廣泛權力。任何人不論職位多高，一旦違法就嚴懲不貸，做到了“刑上大夫”。同時，政府建立一套完整的教育監督制約機制來保證公務員的廉潔，能夠真正做到：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貪；以俸養廉，使人不必貪；以規固廉，使人不能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貪。歷年來，新加坡政府的廉潔程度居於亞洲首位和世界前茅。
李光耀的治國和領導理念對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領導中國人民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對各級領導幹部開闊視野、提高領導能力具有啟迪意義。李光耀對中國實現現代化深信不疑，他說，過段時間，當中國獲得了新加坡所能提供的所有技能後，彼此的角色將倒過來，到那時，新加坡將派人到中國學習新發明的科技。
實用主義擴展
李光耀經濟實用主義
獨立之後的新加坡何以“絕處求生”？ 李光耀主導下奉行實用主義的新加坡政府給出的答案是：將新加坡打造成一塊吸引國際投資者的樂土。在謀求經濟發展之外，另外一個算盤就是通過吸引歐美投資者來間接獲得歐美強國對新加坡的保護。鑒於薄弱的國內技術和產業基礎，新加坡的領導者們認為，要把轉口貿易商和各類小商小販轉型為一個產業型的企業家階層並且有能力在國際上競爭，那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追逐取悅國際資本從新加坡立國的第一天起就成為發展經濟的首要目標。出於這種實用主義的緊迫感，李光耀對左派的跨國公司剝削論完全不以為然。他說：“我們沒有原料可資剝削，只有勞力，沒有其他人要剝削勞力，所以有何不可，他們要剝削就隨他們去吧，非常歡迎！事實上，我們逐漸推翻了把外資視為剝削的發展經濟學派理論，我們沒有立場去煩惱那些理想高遠的理論，我們要生活， 這就是謀生的一種方法”。
李光耀城建實用主義
新加坡的城市規劃按照市中心——次中心——副中心的結構將全新加坡劃為50多個小區進行建設，組團和小區中布局合理，功能齊全，兼有就業、交通、購物、休閒、居住等功能。但是這種高度集約化、精確化、系統化的城市規劃建設，離開了新加坡政府高度的社會控制和資源整合能力，在別的城市想要複製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政府主導的城市規劃和建設，儘管事後來看或許很有效率，但其執行過程往往是違背程式正義以及對私有產權的保護的原則。
李光耀教育實用主義
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新加坡國立大學之後，1981年，新加坡政府在南洋大學校址成立南洋理工大學（NTU），為急速騰飛的新加坡經濟培育工程專才。在新加坡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二十年里，可謂NUS和NTU兩所公立大學並駕齊驅。新加坡政府不惜重金，並且通過嚴格規範的程式，為這兩所學校聘用國際一流的教授並給予優厚的待遇和慷慨的研究資助，以此來提升教學科研水平和國際知名度。其效果可謂立竿見影。NUS和NTU的大學生，可以說已經得到了遠比北大清華更好的教育。當然，以“短平快”或者說急功近利的實用主義套路，可以把一個不入流的大學迅速提升到國際二流水準，但要做到國際一流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可能恰好是進一步提升的直接妨礙。如果僅以數字來度量學術，以物質來激勵學者，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李光耀移民實用主義
新加坡建國之初，人口不足200萬，2015年本國公民有330多萬人，但是常住人口將近550萬, 持永久居民身份的約53萬。也就是說，除了大量已經入籍的，新加坡的外來人口占總人口的40%，外來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例也差不多。這么小、這么發達又這么高度依賴外來勞動力的經濟體，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要保持經濟的活力和成長，這個小國必然越來越依賴於外國勞動者為其提供建築、餐飲、清潔、家務等底層服務，以及金融、法律、管理、教育、科研等方方面面的“高端”專業人員。新加坡對外國勞動力門戶大開，而且已經成功地吸引並留住了相當一部分外國地優秀人才，成為新加坡核心競爭力地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說，新加坡的招賢引才比招商引資更為重要，而且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面臨挑戰
李光耀是一個真正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人。他的理論自信就是看不上任何理論——當然終究他仍然逃不出某種他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理論。他的道路自信就是相信不管你們怎么批評我，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一定不會幹得比我更好——這個當然無法證否，也無法證明。他覺得他對新加坡最大的貢獻，就是建立了一套獨特而行之有效的制度，離了他也照樣可以運轉。但是他留下的這套制度顯然打著李光耀個人太深的印記，也必須在李光耀離世之後接受新的考驗。在李光耀影響下長大的新一代新加坡人中，越來越多的人對他的實用主義不再買賬。他們在已經富裕的社會長大並且高度融入西方世界，對西方價值觀中對個體的獨立、自由、尊嚴、權利的認同和訴求遠超上一代。2011年人民行動黨大選中的首次局部失利，也是新加坡民心轉變的風向標。隨著價值觀的轉變，新加坡的年輕選民對挑戰執政黨也不再畏懼，甚至認為新加坡不能沒有反對黨。
吃飯可以解決人肚腹的飢餓，卻無法解決人心靈的饑渴。實用主義之下，物質上的強大，反而可能會加劇精神上的空虛。李光耀的實用主義確實是強大的，但是要凝聚人心只靠實用主義是不夠的，遲早還要訴諸某種超越的理念和信仰。“吃飯要緊”的實用主義指導下的國家，除了惟利是圖搞經濟找不到其它清晰的價值觀。但任何國家若想長盛不衰也必定離不開某種能夠成為其靈魂的、提升其文明境界的超越價值觀。但這在現代的多元化、世俗化的架構中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是李光耀一生所面對的挑戰，也是他留給後人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