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聞

李先聞是我國著名的細胞遺傳學家和作物育種學家。1915年考取四川省保送名額，進入清華預備學校；192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並赴美國留學，在美國普渡大學學習園藝，又在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專攻遺傳學，獲博士學位。他被稱為是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植物細胞遺傳學家，中國植物細胞遺傳學的奠基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先聞
• 外文名：Li H W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重慶市江津縣
• 出生日期：1902年10月10日
• 逝世日期：1976年7月4日
• 職業：細胞遺傳學家和作物育種學家
• 畢業院校：192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
• 主要成就：1929年在美國獲博士學位
• 代表作品：粟類之演化，小麥矮生性之遺傳 等

人物生平

赴美求學，立志報效祖國

李先聞於1902年10月10日出生在重慶市江津縣（原四川省江津縣）一個小農家庭。1915年，在其叔父哲夫的鼓勵下，考取四川省保送生名額進入清華預備學校讀書，並立下了學農的志向。 “五四”運動時期，他以童子軍身份積極參加救國活動，結識了棄武從文、任操練團副團長的高班同學趙連芳。趙在清華組織新農社，更加激發李先聞學農的志趣。他們二人後來在農業界多次共事合作，情誼深厚。

李先聞

1923年，李先聞從清華獲得學士學位後，隨即赴美國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園藝系繼續求學。1926年獲得碩士學位進入康乃爾大學研究生院，師從國際著名的玉米遺傳學大師埃默森(R.A.Emerson)，重點攻讀遺傳學。玉米遺傳學研究的創立和發展，集中於埃默森和他的學生們組成的研究集體裡。李先聞是這個研究集體中唯一的中國學生，他與導師埃默森合作，研究玉米一種矮生性狀的遺傳。在當時國際遺傳學界，埃默森等人的玉米遺傳學研究堪與摩爾根（T.H.Morgan）的果蠅遺傳學研究並駕齊驅。在康乃爾大學，李先聞如願以償，更加刻苦地學習。每年夏季，他都要和玉米遺傳研究小組10多位師生，身著田間勞動的服裝，滿身攜帶著一大堆授粉用的紙袋和刀等用具，完全像一群田間工作的農民，既要抓緊玉米開花盛期，完成大量的授粉工作；又要進行細緻的田間觀察，做好詳細記錄，真正是手腦並用的繁重勞動。

這批同行後來逐漸成為著名的遺傳學家，其中有與李先聞相處和諧，情誼最深，後因提出“一個基因一個酶”的學說而獲1958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比德爾（G.W.Beadle）；有曾任美國農業部首席玉米育種家的斯勃萊格（G.F.Sprague）；有首先發現“轉座子”而獲1983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麥克林托克（B.McClintock）等。

康乃爾大學內設備優良的實驗室，藏書甚豐的圖書館，科學研究中的精誠合作以及經常對科學問題開展熱烈討論的濃厚學術氛圍，深深感染和激勵了李先聞，堅定了他以後在自己的祖國營造這種學術研究的智識氣氛的信念，給他以後從事植物細胞遺傳學研究的學術生涯打下了一個紮實的基礎。1929年，他獲得博士學位，是年回國。

嚴謹治學，培養研究人才

李先聞學成回國後，先後擔任中央大學農學院、東北大學、北平大學農學院、河南大學農學院、武漢大學農學院、台灣大學等高等學校的教授，主要執教植物細胞遺傳學等課程。在幾十年的教學生涯中，他以學術淵博、態度嚴肅、治學嚴謹、並善於因材施教而著稱。他注重通過遺傳學實驗觀察和遺傳育種的具體實踐，培養研究人才。

1930年代，李先聞在河南大學農學院執教時，就有一位誠摯忠厚的孟及人充當助手，從田間到實驗室，不分工種粗細，總在一起操作。他們之間年齡相差不大，在那種艱難環境中，總能相互配合，成為良師益友。他們前後幾十年融洽相處，從來沒有一句怨言相責。

李先聞本人素有吃苦耐勞的作風，也要求他的助手們親自動手，手腦並用。他將從導師埃默森那裡學到的優良作風，又以身教言傳的方式要求他的學生和助手們去履行。在武漢大學執教時，同校的馮肇傳教授曾向李先聞推薦李競雄去當他的水稻方面的助教，一聽說是蘇州人氏，他就一口拒絕了，認為來自文弱之鄉的青年一定不能吃苦耐勞。經過解釋，他才願意試用。等到數年之後，李先聞重提此事時說，人不可以貌相。李先聞為人坦誠直率，有時不容易為人們所理解。但在同他相處較久之後，就會了解他具有正義感，樂於助人。在台灣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間，為了使科學事業後繼有人，他常騎著腳踏車，親自到各地農業院校招募有志青年，還在台灣大學設定個人獎學金，以獎勵先進、激勵後進。

據統計，在李先聞幾十年教學與研究生涯中，由他直接培養並推薦出國深造，獲得博士學位的學子就多達27人以上。以專業而言，分布在分子生物學、細胞遺傳學、群體遺傳學等研究領域。李競雄、鮑文奎等人，就是曾長期跟隨李先聞學習並進行合作研究，取得重要成就的著名遺傳育種學家。

身體力行，潛心細胞遺傳研究

李先聞的學術研究領域廣泛。1932年他到河南大學農學院任教時，儘管條件艱苦，仍不願放棄理論研究。他做過小麥、玉米、粟等農作物的性狀遺傳和種間雜交試驗，也做過番南瓜與南瓜的雜交實驗。在小麥育種工作中，他親自播種，親自掩土，把育種的田間工作弄得清清楚楚。在研究粟的開花時，他白天每隔1小時，晚上每隔2小時，就要到田間去察看一次。夜間是用馬燈照明數花朵，一樣一樣地做記錄。他最初套用統計學方法做研究，接著做植物細胞遺傳的研究。

1935年8月，李先聞來到武漢大學任教，這裡是他施展理論研究才能的理想園地。他和助手們首先發現了玉米不正常花粉發育的突變體，並進行了細胞學觀察。他們也第一次試驗成功了小麥與黑麥的遠緣雜交，由於準備遷川，只好把這株雜種苗從地里移到小花盆，隨身帶著，路經宜昌、江津、重慶到達成都，然後栽到溫室里。到開花前，採取幼穗固定，進行細胞學分析，明確了染色體異常行為與花粉、胚珠敗育的關係。在武漢大學，儘管擔任農學系主任工作繁忙，他仍常常一人下田，穿著短褲，水深沒脛，在酷熱氣溫、蚊子叮咬的環境中，進行水稻遺傳育種的田間觀察和選擇。也就是這樣的身體力行，他在繼續粟的種間雜交實驗時，才從一種珍珠粟中發現了“四倍體”。 這期間，他還曾一度自費專赴日本九州帝國大學學習蠶業改良，與國際著名遺傳學家田中義磨共同探討蠶體細胞遺傳學的問題。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李先聞隨國民政府的西遷來到四川。1938年，他應四川農業改進所之邀，擔任該所食糧作物組主任，隨後做過四川稻麥改良場場長，負責糧食增產的研究和水稻作業方面實施檢定計畫工作。當時，他曾以在合川檢定的一個水稻優良品種，在綿陽試驗成功，於是設法推廣，很見成效。

抗日戰爭期間，李先聞應邀主持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稻麥試驗場的工作。雖然他幾乎全為行政事務和外出巡視所纏身，但只要有時間，就跑到那間6～7平方米的簡陋實驗室，與其合作者李競雄、鮑文奎一起，繼續專心致力於麥類、粟類等作物細胞遺傳學的系統研究。他們在秋水仙素引變植物多倍體、粟類遠緣種間雜交及其進化、小麥染色體聯會消失基因、小麥矮生性狀的遺傳分析等方面，做出了許多獨創性的研究成果，接連發表了多篇研究論文。

1944年，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正式成立，共設8個研究室。其中的細胞遺傳學研究室是當時國內唯一官辦的遺傳學研究機構，由李先聞擔任室主任，主持研究工作。他在自己親手開墾的半畝地上，栽培小麥等農作物。他與合作者一道，先後重點開展了小麥、粟、甘蔗、玉米、高粱和有關種屬的染色體與性狀之間關係的多個課題研究，如“小麥與狗尾草雜種的染色體變異”、“小麥穗型的變化與遺傳因子多寡的關係（單體、缺體、多體等）”、“高粱屬的雜種優勢” 、“甘蔗屬的細胞遺傳”等。

以李先聞為首的研究集體對粟類種屬進化關係獲得的系統結論是，粟屬（Seteria）起源於黍屬（Panicum），在粟屬記憶體在著染色體數（n）為9、18、27和36等四類倍數體物種，這些物種的演化是依照n數由低到高的程式進行的。但如果根據採集到的9個粟種的刺毛多少、花序形狀、分枝小穗數等形態特徵以及生態習性來分析，它們的進化順序卻顯然與上述程式不一致。如將二者結合起來，再根據某些種間雜交結果，就能較合理地描繪出進化程式圖解。該圖解闡明了栽培粟的進化位置居中，其近緣祖先是狗尾草（S.Viridis）。另一個野生種S.faberii（n=18）是異源四倍體，其中至少有一組是栽培粟或狗尾草的染色體組。faberii種與這二者之間的雜交一代呈現全部不育，但經秋水仙素加倍後，可獲得n=27的新物種。

在禾本科植物種間雜交實驗中，他和同事發現了許多種間雜交的不尋常之處。例如：細胞分裂時紡錘體的不形成，將導致染色體運動的非對稱性，其結果可有一定幾率形成的重建核中，含有未減數的染色體組。這些發現，啟發了他以後探討用遠緣雜交法改良稻種的研究。

在多年艱辛的研究中，李先聞等人還陸續積累了一整套小麥的單體、缺體和多體染色體的材料以及小米與狗尾草有性雜種後代的各種株系等，為農作物遺傳育種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材料。這些來自不易的極為珍貴的試驗材料，在1950年代，由當年曾在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細胞遺傳研究室做過研究工作的夏鎮澳，繼續做一些回交、雜交和細胞學等觀察，並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資料，然而最後終因當時頻繁的政治運動而蕩然無存了。

嘔心瀝血，發展台灣生物科學

1948年，李先聞與台灣糖業公司甘蔗研究所協作，開展關於甘蔗的細胞遺傳學和育種與栽培實踐問題的研究。台灣糖業公司曾專門派人來學習，並邀請他赴台灣屏東甘蔗育種場從事甘蔗細胞遺傳的研究。同年11月，李先聞和李正理一道去台灣屏東甘蔗育種場進行甘蔗遺傳育種的研究指導。

1949年，李先聞擔任台灣糖業公司的顧問，具體指導甘蔗品種的改良。為了摸清蔗種家底，他經常同工作人員跑農場、下蔗田、看品種，足跡幾乎遍及整個台灣省。在從事甘蔗改良工作之餘，他仍帶著一股閒情逸緻去計數甘蔗種那樣繁多的染色體數目，足以體現對植物細胞遺傳學研究的執著。

1952年，他從區域試驗中發現了由南非引來的N:Co310品種，經過試驗證明具有高產、高糖分、抗病、抗風、抗鹽的優點，隨即組織繁殖並加以推廣，到1956年便擴大到81000公頃。同時，他建立了甘蔗宿根繁殖制度，把兩年一熟制改為四年三熟制，從而使計窮力竭的台灣糖業公司獲得了新生。當時台灣70%的外匯要靠蔗糖的外銷得來，有了這個良種的推廣，台灣經濟隨之穩定下來。台灣農民由此稱譽李先聞為“李半仙”和“甘蔗之神”。

1955年，李先聞受聘為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籌備處處長。他開始著手專業人才的訓練，積極裝備實驗室，建立起出色的圖書館，並重點強調學術研究氛圍的營造。1962年，他出任重建後的植物研究所所長，並確定研究工作的重點是水稻細胞遺傳、放射線誘變育種等。在短短几年間，該研究所通過誘變育種就選獲了優異的水稻矮桿品系，為此國際原子能總署在台灣召開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

1965年，李先聞擔任台灣生命研究中心主任。從這時起，他才真正能夠按照自己早年的理想，籌劃台灣生物科學的發展，並展現出他卓越的科學研究能力和組織才能。為了促進台灣生物學的研究和教育，引進現代生命科學的理論，他在1964～1969年期間，每年組織夏季研討班，邀請國外著名學者到台灣講學，為期8周。1967～1968年，他還分別組織了生物化學新進展研討班和遺傳學新進展研討班。

成績卓著，堪稱世人楷模

1973年，李先聞因身體健康欠差的原因退休，但仍退而不休地參與研究工作，時時保持聯繫，並對同仁不斷地從旁鼓勵與督導。1976年7月4日，他因心臟病逝世，享年75歲。

李先聞的一生，秉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為中國遺傳學事業的發展，做了大量具獨創性的工作。特別是在1930～1940年代的中國，國內戰亂不息、動盪不寧，科學研究的條件得不到保證。李先聞前前後後到幾所大學所做的研究工作，常常不得不忍痛犧牲，另起爐灶。他曾不無感慨地說道：“任何作物的改良，就以稻麥為例，最快也要5、6年以上，這樣時常變換環境，如何能有成績？” 從而鄭重提出“守”字對生物科學工作者的重要性。他將遺傳學研究與育種實踐密切結合起來，總結了三條奮鬥經驗：一是能守；二是合作；三是手腦並用。他曾說過：“有些人在留學時，讀書成績好得出奇，但回國以後，舍科學的研究而不為。學生看老師不去研究，自然地也跟著不研究。這種現象傳遞下去，在科學研究上決不會有成就。” 在那樣艱難的時世中，李先聞不輕易相信書本，力圖獲得第一手資料，以真正的身體力行，肯擔當“粗活”，使得他的成功變得實實在在，並不摻雜許多“天才”的含糊，足可體現出作為一個科學家品質的灼灼其華。

從1933年李先聞在美國的Journal Heredity雜誌上發表中國學者第一篇關於植物細胞遺傳學研究論文開始，在以後的40多年間，他和合作者先後撰寫並發表了100多篇研究論文，尤其對遺傳育種工作的實驗研究令人欽佩，被稱為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植物細胞遺傳學家。

1948年，他被評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在當時生物組的25位院士中，只有他是從事植物細胞遺傳學研究的學者），並為該研究院歷屆院士。同年，國際遺傳學會曾邀請李先聞參加第8屆國際遺傳學大會，因當時戰亂沒有籌集到足夠的路費而未成行。以後他參加了第9、10、11屆國際遺傳學大會，並當選為第11屆國際遺傳學大會的副主席。此外，他還參加了歷屆太平洋科學會議、國際植物學大會。

河大任教

實驗生活

李先聞教授在河南大學農學院做番南瓜與南瓜的雜交，用細胞遺傳的研究成果寫了一篇報告。這篇報告在美國學術界反映良好。在河大任教期間，他也做小麥育種工作，親自開行，親自播種，親自掩土，把育種的田間工作全部了解操作一遍。1933年春天，李先聞教授在河南大學開始做小米（粟）開花的研究，白天每隔一小時，晚上每隔兩小時去察看一次，用馬燈照著數花朵，記錄下來。這項研究的報告，當時在美國農業雜誌上發表十幾篇。1935年，李教授在武漢大學初次實驗水稻育種，他自己記錄當時的情況：“我一人下田，穿短褲，水深沒脛，酷熱的天氣，猶如置身蒸籠內，蚊子四面夾攻，揮之不去。”第二年，又做了小米種間雜交工作，在珍珠小米中找到了“四元體”。1938年，在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繼續研究小米的進化，次年用一種名為“美國谷”的種子做水稻育種工作。1946年，從事小米雜交工作。1949年赴台灣，為台糖公司研究甘蔗育種的改良，推廣N：0310的栽培面積，短期內由1%增到42%。

奮鬥經驗

李先聞教授的治學精神為人稱道。李教授將研究與實踐密切結合起來，在生物科學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自己總結了三條奮鬥經驗：

一是能守。他看到一般科學工作者經常變動地方，曾感慨地說：“任何作物的改良，就稻麥為例，最快也要五六年以上。這樣時常變換環境，如何能有成績?”因此他鄭重提出“守”字對生物科學工作者的重要性。

二是合作。他盛道美國各方面的重大成就。多出於科學工作的精誠合作。他舉出核子彈的製造，是集合美、英、加等各國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在若干類似的研究室里於短時間內研究成功的。他指出美國一個由遺傳學、化學方面的權威學者組成的“工作隊”，在生物化學遺傳學的研究中發現了若干新天地與新創見。

三是手腦並用。他曾說：“有些人在留學時，讀書成績好得出奇，但回國以後，甘心自暴自棄，舍科學的研究而不為。學生看老師不去研究，自然地也跟著不研究。這現象傳遞下去，在科學研究上決不會有成就。”因此，他期望科學工作者要丟棄不願做實驗的傳統習慣，真正的身體力行，肯乾“粗活”。

我國植物細胞遺傳學的奠基人

獨到見解

在1926年，清華畢業前夕，李先聞受俞振鏞老師臨別贈言的啟發，有志於主攻育種學。當他到康奈爾大學育種系作研究生時，沒有聽從系內務實派教授的建議，選擇了著名遺傳學家R．A．艾默生教授作為他的主修科導師，著重攻讀遺傳學。這說明他對理論學科的認識，是不同於當時一般見解的。事實上，後來進入這個育種系的中國研究生中，再沒有像李先聞那樣主修遺傳學的。正因如此，康奈爾大學從事玉米遺傳的研究集體，給李先聞的學術生涯奠定了一個牢固的基礎。但學成回國後的頭幾年裡，他一直是壯志未酬。1933年和1934年開始發表兩篇文章：《人工引變與育種》和《細胞遺傳學與育種之關係》，這是在國內刊物上首先出現的這類實驗性的研究報告。李先聞到了河南以後，先是研究栽培粟的育種問題，隨即開展了粟的性狀遺傳和種間雜交試驗，為以後研究粟的進化打下基礎。武漢大學是他施展理論研究才能的理想園地。在那裡，他和助手們首先發現了玉米不正常花粉發育的突變體，並對它進行了細胞學觀察，寫出了一篇論文。他們又第一次試驗成功了小麥與黑麥的遠緣雜交，由於準備遷川，只好把這株雜種苗從地里移到小花盆，隨身帶著，路經宜昌、江津、重慶到達成都，然後栽到溫室里。到開花前，採取幼穗固定，進行細胞學分析，明確了染色體異常行為與花粉、胚珠敗育的關係，由此可見李先聞搞科研的一股韌勁。

粟屬研究

在主持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稻麥試驗場期間，李先聞幾乎全為行政事務和外出巡視所纏身，但只要有一些時間，他就跑到那間6～7平方米的簡陋實驗室來關心助手們發現的新奇現象，或是給他們必要的指點，在1938—1945年，李先聞、李競雄、鮑文奎3人接連發表了多篇論文，主要涉及粟的細胞遺傳、多倍體系和進化途徑，小麥矮生性的遺傳，小麥聯會基因消失的作用結果以及秋水仙素誘變植物多倍體研究。

以李先聞為首的這個研究集體對粟類種屬進化關係獲得的系統結論是，粟屬（Seteria）起源於黍屬（Panicum），在粟屬記憶體在著染色體數（n）為9、18、27和36四類倍數體物種，這些物種的演化是依照n數由低到高的程式進行的。但如果根據採集到的9個粟種的刺毛多少、花序形狀、分枝小穗數等形態特徵以及生態習性來分析，它們的進化順序卻顯然與上述程式不一致。如將二者結合起來，再根據某些種間的雜交結果，就能比較合理地描繪出進化程式的圖解。這個圖解闡明，栽培粟的進化位置居中，其近緣祖先是狗尾草（S．viridis）。另一個野生種S．faberii（n=18）是異源四倍體，其中至少有一組是栽培粟或狗尾草的染色體組。faberii種與這二者之間的雜交一代呈全部不育，但經秋水仙素加倍後，可以獲得n=27的新物種。

遠見和勇氣

李先聞時常把他從事的理論研究風趣地說成是“洋八股”，這是他戲用社會上對理論研究的一種貶詞。特別是在抗戰時期，在一個省級農業科研機構中，由身負糧食增產任務的主管人來帶頭進行一時用不到生產上去的研究工作，是很難逃脫社會輿論的譏諷和指責的。但李先聞竟是這樣堅定不移地搞下去，足見他對自己專業學科的熱愛以及從事理論研究的遠見和勇氣。1948年他去了台灣，在前途迷茫，生活困難、受僱於台灣糖業公司的情況下，在從事甘蔗改良工作之餘，還有一股閒情逸緻去數計甘蔗種那樣繁多的染色體數。凡此種種，可以充分說明他是當之無愧的我國植物細胞遺傳學研究的引路人。在這個領域內，他一共發表了100多篇論文。

從實際出發，為農業生產獻身手

李先聞常說，自己是一個農家子弟，想不到能留洋深造。在入科學之門以後，他深知理論研究的重要，但也沒有忘記國家當前需要各種實用的科學技術。回國以後，目睹國難當頭，農村凋蔽，他又自恃清高，不願涉足政經之界，深知只有立足農業，為桑梓祖國效力，才能實現自己的夙願。所以，在四川農業改進所稻麥改良場工作期間，經常能夠見到他穿一雙草鞋，騎著“洋馬兒”滿場奔忙；或是披星戴月，到川西各縣檢查農業技術推廣情況，嘗遍了“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鄉村生活。從舊社會成長的知識分子都有著這樣適應環境的經歷。對李先聞來說，這充分表明了他在強調理論科學的同時，是多么重視有套用價值的科學技術了。

在此期間，水稻品種的鑑定及推廣是全所的重點工作，李先聞為此結合地方實際，全力以赴地進行推動，承上啟下，從而做出了較好的成績。

李先聞在台灣花了大約12年光景致力於甘蔗品種的改良。為了摸清種蔗家底，他跑遍全島180多個農場，受盡了日曬雨淋和蜂蟄之苦。有一年看到甘蔗葉燒病蔓延成災，原有推廣品種cox·F108等受害減產，威脅著台灣糖業的全部生產。正當憂心忡忡，束手無策之際，李先聞和他的同事從區域試驗中發現了由南非引來的N：CO310新品種表現高產、高糖分、抗病、抗風、抗鹽，比原推廣種F108增產70%，隨即組織繁殖，同時說服公司領導，加以推廣。1953年剛推廣時面積只有全部甘蔗種植面積的1．3%，從1956年起，這個甘蔗良種連續6年在全島9萬多公頃的種蔗總面積中占到全部種蔗收穫面積的90%上下，從而使計窮力竭的台灣糖業公司獲得了新生，全島製糖業也從瀕危中復甦過來。當時台灣70%的外匯要靠蔗糖的外銷得來，有了這個良種的推廣，台灣經濟隨之穩定下來。這就是農民把李先聞看作是“半仙”和“甘蔗之神”的原因。隨著良種的發展，李先聞不顧病魔纏身，前往留種區虎尾農場開會，提出建立甘蔗宿根種植的制度，對甘蔗的增產進一步發揮了作用。

手腦並用，因材施教，培養後生

早在30年代李先聞在河南執教時，就有一位誠摯忠厚的孟及人充當助手，從田間到實驗室，不分工種粗細，總在一起操作。他們之間的年齡相差不大，在那艱難環境中，總能相互配合，成為良師益友。後來2人一同到武漢大學，又轉到四川。由於川東試驗分場乏人照管，李先聞要孟及人前去合川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才分手數年。到台灣時，他又把孟及人推薦給台灣糖業公司，主持一個分場的農務工作，獲得上下各方的信任。他們前後幾十年融洽相處，從來沒有一句怨言相責。

李先聞本人素有吃苦耐勞的作風，也要求他的助手們親自動手，手腦並用。這種習慣的養成可以追溯到他當研究生時代。從他保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和康奈爾大學玉米遺傳研究小組師生們那副田間勞動的著裝，滿身攜帶著一大堆授粉用的紙袋和刀等用具，完全像一群田間工作的農民。他們既要抓緊玉米開花盛期，完成大量的授粉工作，又要進行細緻的田間觀察，真正是手腦並用的繁重勞動。李先聞從他老師那裡學到的優良作風，也就以身教言傳的方式要求他的學生和助手們去履行。有一次武漢大學一位教授向李先聞推薦李競雄去當他的水稻方面的助教，一聽說是蘇州人氏，他就一口拒絕了，認為來自文弱之鄉的青年一定不能吃苦耐勞。經過解釋，他才願意試用。等到數年之後，李先聞重提此事時說，人不可以貌相。李先聞為人坦誠直率，有時不容易為人們所理解。但在同他相處較久之後，就會了解他具有正義感，樂於助人，並有因材施教的長處。在台灣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間，為了使科學事業後繼有人，他騎著腳踏車，親自到各地農業院校招募有志青年，還在台灣大學設定個人獎學金，以鼓勵後進。在植物研究所工作時，由他培養推薦出國深造而獲得博士學位的多達27人以上。以專業而言，分布於分子生物學、細胞遺傳學、生態學、群體遺傳學、植物生理等學科領域。當他病情趨重之際，主動提出退休，好讓後起之秀及時接替。

屢經困境，奮鬥一生

在1929年回國以後的頭兩年里，李先聞初次闖入社會，就碰到了不尋常的遭遇。他以植物遺傳學專業出身，受聘於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卻被分到蠶桑系任講師，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意料之外。接著不久，在好友的勸慰下，他用回國時節餘的美金，自費留日，改學蠶體細胞遺傳學，以適應今後的教學任務。不料回到南京以後，他的原有職位卻已被人頂替，變成了雞飛蛋打的結局。他不得已而跑到南通農學院謀出路，終因那裡設備太差，只能兼課；他無意遷就，才另求東北大學生物系教職，擔任學非所長的植物學教學工作，事後得知，這還只是個代理職務。當他帶著新婚伴侶回瀋陽後不久，“九·一八”事變突起，又倉促移遷關內，謀得北平大學農學院兼課教職，所得不足以餬口。回到母校求助，被生物系主任拒絕，幸由體育老師馬約翰教授照顧，充當籃球教練之職。清華雖好，終非自己久居之地，等不到一年，只好赴河南開封任教。

開封是當年風沙之區，學校教學條件和生活景況十分艱苦。可以告慰的是第一次請他開設了符合自己本行的課程。李先聞自知不會有人欣賞他的細胞遺傳學那一套，就心安理得的搞起他的粟類育種研究。河南大學農學院本來匯聚了不少有識之才，是大有作為之所。但由於傾軋之風迭起，學校變化多端，李先聞才決心離開，去接任武漢大學農藝系主任、教授的新職了。

以一生工作的變遷史來說，在武漢的兩年半時光和以後回家鄉服務的八九個年頭，是李先聞工作上能夠發揮才智而使他最感愉快的歲月，也是他在學術成就上絢麗多彩的上升年華。

1948年李先聞初到台灣工作，當時是舉目無親，人生地疏，經濟拮据，使他對前景產生了悲觀情緒。他回憶說，第一年過春節竟是一文莫名，心情十分苦悶，感到來到這個小島，前途渺茫。到了謀得台灣糖業公司台南糖業試驗所工作時，生活仍然艱苦，為籌劃4個子女的學費，東拼西湊，節衣縮食，勉強應付。為了籌建台灣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在既缺人才，又少設備的情況下，全靠他求助於當局，以艱苦創業的精神，才慢慢建成為一個像樣的研究單位。他在台灣生活了28年，健康狀況一直不佳。50年代初，誤以為患有癌症，去美國檢查後，才釋去心理負擔。1955年還偶吐鮮血，體質從此衰退。60年代後期患有高血壓，風濕症，為了支付高昂的醫藥費，不得不典賣過去不多的一些積蓄。1971年因病退休，最後因心臟病發作，於1976年7月4日逝世。在臨終前幾年，他自己行動不便，要人扶抬之際，還念念不忘植物研究所內的一切。他酷愛科學事業甚於自己的生命。他全心全意為科學奮鬥的崇高品德，贏得了後人緬懷仰止之情。

簡歷

1902年10月10日　出生於四川省江津縣。

李先聞

1915年　考取清華留美預備學校。

1923年　清華預備學校畢業，同年赴美。

1926年　畢業於美國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園藝系。

1929年　美國康奈爾大學植物育種系研究生畢業，獲博士學位。

1929—1930年　任中央大學蠶桑系教授，旋赴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進修。

1930—1931年　任東北大學生物系教授，清華大學體育教練。

1932－1935年　任河南大學農學院教授。

1935—1937年　任武漢大學農學院農藝系教授、系主任。

1938—1946年　任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稻麥改良場技正兼場長。

1946—1948年　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1948—1961年　任台灣糖業公司專家顧問，台南糖業試驗所評議會主席，良種推廣執行委員會主任。

1954—1962年　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籌備主任。

1962—1972年　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

1965—1972年　任台灣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中心主任。

1976年7月4日　病逝於台灣。

主要論著

1　Li H W．Heritable characters in maize，XL V－Nana．Jour Hered．1933（24）：279—281．

2　Li H W，Meng C J，Liu T N．Problems in the breeding of millet Setariaitalica（L．）Beauv．Jour Amer Soc Agron，1935（27）：963—970．

3　Li H W，Meng C J，Li C H．Genetic studies with foxtail millet，Setariaitalica（L．）Beauv．Jour Amer Soc Agron，1940（32）：426—438．

4　Li C H，Pao W K，Li H W．Interspecific crosses in Setaria，Ⅱ．Cytologicalstudies of interspecific hybrids involvingl）S．faberii and S．italica，and．2）A three way cross，F2 of S．italica x S．viridis and S．faberii．JourHered，1942（33）：351—355．

5　李先聞，鮑文奎．粟類之演化．四川省農業改進所農業叢刊，1943（36）：1—17．

6　鮑文奎，李競雄，陳之萬，李先聞．小麥矮生性之遺傳．科學農業，1943（1）：1—12．

7　Li H W，Li C H，Pao W K．Cytological and genetical studies of the inter－specific cross of the cultivated foxtail millet，Setaria italica（L．）Beauv．and the greenfoxtail millet．S．viridis L．Jour Amer Soc Agron，1945（37）：32—54．

8　Li H W，Pao W K，Li C H．Desynapsis in the common wheat．Amer JourBot，1945（32）：92—101．

9　李先聞，敦鑫．小麥屬“合成二元體”染色體逾規之研究．國立中央研究院植物學匯報，1947（1）：173—186．

10　李先聞，駱君驌，（李整理）．甘蔗類植物之細胞研究—高貴種、茅草及野生雜種．國立中央研究院植物學匯報，1948（2）：147—160．

11　李先聞，夏鎮澳，（李整理）．小麥穗形之變化與遺傳因子多寡之關係．國立中央研究院植物學匯報，1948（2）：243—264．

12　Li H W，Pao W K．Desynapsis and other abnormalities induced by high temperature．Jour Genet，1948（48）：297—310．

13　Li H W，Leung T C．Cytological studies of sugarcane and its relatives，Ⅶ．Hybrid between Saccharum officinarum and S．narenga．Jour Sugarcane Res，1949（3）：259—270．

14　Li H W，Cheng C F，Leung T C．Genetic analysis of the hybrids obtained in crossing POJ 2725 and Miscanthus japonicus Anders．7thCongress，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ugar Cane Technologists，1950：266—270．

15　Li H W，Ma T H，Shang K C．Cytological studies of sugarcane and its relatives．X Exclusive “patroclinous”type in the F1f sugarcane variety and Miscanthus japonicus Anders．Rep．Tai wan Sug Exp Sta，1953（10）：1—6．

16　Li H W，Ma T H，Shang K C．Cytological studies of sugarcane and its relatives．Ⅺ Hybrids of sugarcane and corn．Taiwan Sugar，1954（1）：1324．

17　Li H W，Shang K C．Cytological studies of sugarcane and its relatives．ⅪV．Abnor malmeiotic divisions in POJ 2725 and corn hybrid．Proc IntGenetics Symposia，1956，Tokyo and Kyoto，1957：305—313．

18　Li H W，Shang K C，Hsiao Y Y，et al．Cytological studies of sugarcane and its relatives．XV．Basic chromoso menumber of Saccharum officinarum L．Cytologia，1959（24）：220—236．

19　Li H W，Hu C H，Chang W T，et al．The utilization of X－radiation for rice improvement－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of seeds．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Vianna，1961；485—492．

20　Li H W，Chen C C，Weng T S，et al．Cytological studies of Oryza sativa L．and its related species，4．Interspecific crosses involving O．australiensis with O．sativa and O．minuta．Bot Bull Acad Sinica，1963（4）：65—74．

21　Li H W，Chen C C，Wu H K，et al．Cytological studies of Oryza sativaL．and its related species．5．Differential condensation and chromosomepairing in the hybrid O．sativa x O．australiensis．Cytologia，1963，（28）：3．

22　Li H W，Sheng Wang，Pao－zun Yeh．A preliminary note on the structure analysis of glut in ousgene in rice．Bot Bull Acad Sinica，1965（6）；101—105．

23　Li H W，Kweichi Ho．Cytological studies of Oryza sativa L．and its relative species．10．Study on meiosis and unreduced gamete formation of the hybrid O．sativa L．x O．australiensis Domin．Bot Bull Acad Sinica，1966（7）：13—20．

24　Li H W，Lin Wu，Tsai K S．Cytological studies of Oryza sativa L．and its related species．12．An alien additional line second backcross generation of O．sativa x O．australiensis．Bot Bull Acad Sinica，1967（8）：165—170．

25　Li H W，Wu H P，Wu L，et al．Further studies of the interlocus recombination of the glutinous gene of rice．Bot Bull Acad Sinica，1968（9）：22—26．

26　Li H W，Y．Studies Ma on the polyacrylamidegel electrophoresis of riceisozymes．Bot Bull Acad Sinica，1969（10）：29—35．

27　Li H W，Yuan Ku，Wu Lin．The phenolic compounds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cross of Oryzasativa（AA）and O．australiensis（EE）．BotBull Acad Sinica，1969（10）：36—41．

榮譽

1948 年, 李先聞被評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他先後參加了第 9、10、11 屆國際遺傳學大會, 並當選為第 11 屆國際遺傳學大會的副主席。 他被稱為是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植物細胞遺傳學家，中國植物細胞遺傳學的奠基人。

《李先聞自述》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位終生獻身學術研究的科學家的人生全景紀錄。　從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清華學堂的師生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院的著名遺傳學研究集體，從教育學術界的世象和潛規則到家庭瑣屑，世態炎涼，作者都娓娓道來。

作者簡介

李先聞（1902～1976）。四川江津人，植物遺傳學家和作物育種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清華學校畢業（1923），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1929），曾任東北大學、河南大學和武漢大學教授，四川農業改進所技正，中研院植物所研究員，台灣糖業公司專家顧問，台南糖業試驗所評議會主席，台灣中研院植物所籌備主任、所長。

目錄

出版說明自序

1　我的家世

2　國小時候

3 投考清華

4　清華八年

5 留學時期

6　回國後頭兩年

7　艱苦的河南大學農學院

8　武漢大學的生活

9　抗戰期間四川九年

10　第一次重返美國

11　進中央研究院

12　來台後最初十四年

13　重返中研院

14　我的家庭後記

書評

李先聞自己承認，他的中文不是太好。因此，本書不是文采粲然的書。但是，大量的事實材料足以彌補文字欠佳的缺陷。比如，他的讀博時期同學B. W. Beadle於1958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李先聞就有一篇文章是《難忘的老同學比得爾》。

《李先聞自述》特別適合於作為“對照讀物”，與今天的現實對照，與其他書籍對照。比如，李先聞這位20世紀20年代末的“海歸”與如今的“海歸”相比，有哪些地方一樣，哪些不一樣？抗戰期間他這位農科專業人士的生活，與《圍城》中描寫的文科教授們有什麼不一樣？他參加的很多次國際學術會議的情況，與目前的國際會議有什麼不一樣？一對照，就妙趣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