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語今（1916.12.21~1988.09.28）湖北省宜都縣人,1936年12月參加革命, 193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前夕,在北平大學農學院讀書時加入民先隊，後到西安臨時大學農學院學習。1938年3月赴延安,在陝北公學和中央組織部訓練班學習,結業後留訓練班任總支委秘書、幹事。1939年10月調重慶八路軍辦事處。1941年調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組。兼任青年組機關刊物《青年生活》主編。抗戰勝利後,參與組織了1945年重慶反對內戰的“一二五”運動。1946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遷至南京,任青年組代組長。1947年6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決定成立國統區學生運動小組,朱語今為小組成員,領導西南地區的學生運動。9月，上海局青年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任組長。1947年4月以後，往返於上海、香港,參加香港工委民眾工作組,繼續負責聯繫西南地區地下黨。新中國成立後，任青年團中南工委宣傳部長。1952年起歷任團中央常委、團中央宣傳部長、《中國青年》雜誌社社長等職。1960年4月,任全國總工會教育部長。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到錯誤的批判和鬥爭,被長期下放勞動。1972年5月，調陝西省出版局工作。1978年9月在北京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籌備組領導成員。1979年4月，任中國青少年出版社黨組書記、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1983年,改任中國青少年出版社編審委員會主任,同時參與編纂《出版辭典》的領導工作。1988年9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概述圖來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朱語今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916年12月21日
- 逝世日期：1988年9月28日
- 畢業院校：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
- 職業：編輯出版家，青年運動組織者
- 出生地：湖北宜都
人物生平,
人物生平
朱語今1916年12月9日出生在湖北宜都一個山村（現為枝城市五眼泉鄉麒麟山村），家裡可稱書香門第。祖父是當地的名士。父親是前清的秀才，廢科舉後接受師範教育，曾在本縣教私塾，當國小教師和校長。他大哥朱裕璋是醫生，也當過國小教員。語今原名裕璟，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幼年沒有進學校，跟隨祖父和父親學習識字，讀四書五經。沒有同學伴侶，長年一人攻讀，養成了孤僻內向的性格。
1928年夏天，他大哥到武昌工作，他就在12歲到了這個大城市，進了省立第二中學國中部。他有古文底子，學習又很用功，成績優秀，是全校有名的好學生。畢業後考取省立高中。剛進高中校門，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民族危機震動全國青年，莘莘學子抗日情緒高漲，他思想上也受到深刻的影響。他有個在德國留學的堂兄朱裕璧，寫信給他，告訴他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逐步滅亡中國的野心，揭露蔣介石政府不抵抗的真相，更加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和抗日思想。
從語今的回憶（遺稿）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怎樣走上紅岩的經歷：
我讀高二的時候，有兩位教員、兩名同學以“共產黨”的“罪名”被捕，幾個同學出走。這些老師和同學都是堅決主張抗日的。外逃的同學裡有個劉毅慈，是我的同鄉好友，平時給我講過一些革命道理，介紹我讀一些社會科學的書，“共產黨”、“蘇維埃”、“紅軍”……這些名詞，就在這時候開始進入我的頭腦。這位好友逃走後，我才知道他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這次事件使我明白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根本區別，增加了我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憎恨。可是，我思想還不很清楚，不知道該怎么辦，常到圖書館看書，想從書本中尋找真理，思考中學畢業以後的路怎么走。
1935年夏天，到武昌考大學，沒有考上，就住在武昌宜都同鄉會館自修，準備再考。這段時間，我對社會科學和進步文藝有了更大的興趣，讀了不少書刊，在政治思想上漸漸開竅。12月9日，我19周歲那一天，北平學生舉行愛國示威遊行，全國回響。這就是“一二·九”運動，進一步激發了我的愛國熱情。從此，由只想當一個“專家”，轉變到想參加實際鬥爭。第二年暑假，我到北平，考進北平大學農學院。
一進大學，就積極參加救亡運動。12月，我整20歲，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安事變發生了，我和一些進步同學積極發動、組織同學準備進城參加遊行，支持張、楊和西安民眾。反動當局發覺了，幾個同學和我被捕，在西郊警察署被關押了七個鐘頭。經過組織和同學們營救，夜晚由學校保釋。同學們用汽車把我們接回學校，熱烈地歡迎，親切地慰問。我親身嘗到了法西斯手段的滋味，更加堅定了與反動統治鬥爭的決心。我在學校里主要負責辦壁報，開展宣傳工作，有機會讀到共產黨辦的秘密流傳的刊物，對共產黨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革命熱情更高了，信心更足了。
盧溝橋的炮聲響了，我的同學紛紛離校，我留在學校堅持工作。我的堂兄裕璧那時候在協和醫院做研究工作，北平淪陷後，我同他住在一起，想法離開北平。6月中旬，他把我送到天津，月底乘輪船到煙臺，得到平津流亡同學會的幫助，9月中旬回到武漢，一心想同北平流亡出來的“民先”組織取得聯繫。
那時候，北平三所大學在西安成立臨時聯合大學，我一聽說，立即奔到西安，與“民先”組織又聯繫上了。臨時聯合大學那時候沒有上課，同學們都忙於做抗日宣傳工作。當時進步力量在學校里占上風，反動勢力也相當猖狂，鬥爭十分激烈。為了維護抗日統一戰線，只是把這種鬥爭叫作“磨擦”。我在這些鬥爭中得到了鍛鍊。那年寒假，“民先”總隊部調我參加安吳青訓班學習，兩周后回到學校，聯合大學已經決定遷到漢中。我不願意到閉塞的漢中去，留在西安。第二年3月，“民先”總隊部介紹我到延安陝北公學學習。到了自己久已嚮往的“革命聖地”，心情興奮極了，下決心更加發奮學習，為革命獻身。不久，就在陝北公學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被分配到中央組織部訓練班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黨的知識。兩個月結業，又留校參加研究班學習。結業以後，把我留校了，在黨總支當秘書。後來，做總支委員兼教育幹事。真是黨叫幹啥就幹啥。
又過了幾個月，1939年10月，把我調到重慶紅岩來了，在八路軍辦事處當文書科長。實際上，除了處理機關事務，還做青年工作。皖南事變後疏散幹部，恩來同志把我介紹到南溫泉一個私立中學教書，以這個職業作掩護，堅持工作。秋天，又把我調回紅岩，參加南方局青年組工作，同時兼做《新華日報》的《青年生活》專刊的主編。從此，就專和青年朋友打交道了。我很喜歡這個工作，青年朋友生機蓬勃，我也經常受到感染，很帶勁。
自從周恩來同志提出建立“據點”的初步構想之後，語今就精心研究有關“據點”的組織建設和“據點”工作的方式方法的種種問題，作調查，看材料，提方案，集中青年朋友的智慧，吸取各個“據點”的經驗。他既是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愛國進步青年的好朋友，也成為研究“據點”這種創造性的青年運動方式的專家。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他繼續參與指導蔣管區蓬勃發展的青年愛國民主運動。1946年5月，南方局遷移南京，改為南京局。他隨之到南京、上海，任南京局青年組代組長，駐上海馬思南路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對外稱“周公館”），與全國各地的青年組織保持和發展聯繫。
1947年2月，國共談判完全破裂，蔣政府強制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等地的代表離開，局勢緊張。董必武決定朱語今留在蔣管區，轉入地下，堅持工作。他於2月27日離開代表團辦事處，由當時參加青年組工作的吳佩綸安排住在一位朋友家裡。他暫時失去與組織的聯繫，帶著一部分同志獨立工作，堅持鬥爭。3月，與留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原南京局組織部長錢瑛取得聯繫。錢瑛認為，語今在蔣管區黨的公開機關工作了七八年，難說沒有受到特務注意。為了安全，安排他到蘇州一位同志家裡住了一個月，於4月16日派他去香港。此後，根據工作需要，他來往於香港、上海之間。6月，黨的上海局決定成立蔣管區的學運領導小組，朱語今為小組領導成員，負責西南地區的學生運動。9月，上海局青年工作領導小組成立，朱語今任組長。他隨即投入南京、上海學生髮動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眾運動，並且繼續與西南地區地下組織聯繫。
1948年4月，他隨同錢瑛和上海的一些同志又到香港，擔負與各地地下黨的聯絡工作和準備接管大城市的幹部短期訓練工作。當時發生了重慶市委主要成員被捕叛變事件，與川東地下黨的聯繫完全斷絕。他非常著急，到處打聽，終於找到原先在重慶的時候有工作關係的趙隆侃，趙正是從重慶到香港來聯繫的。他帶趙一起找錢瑛匯報，對川東的工作作了妥善安排。
1949年春天，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要正式建立了，語今得到通知，參加4月中旬在北平召開的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當時江南尚未解放，他從香港乘輪船到煙臺，轉道到了北平。7月，參加中國青年代表團，到蘇聯參加國際青年代表大會和世界青年聯歡節。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1月，他擔任青年團中南工委宣傳部長。1951年秋，他不顧身患肺病吐血，堅持下鄉，到江西修水參加土地改革，訪貧問苦，發動民眾，受到當地農民讚揚。那裡有一股有名的土匪，時常搶劫農民財物。他帶領當地民兵和土改工作隊的人員追剿十幾天，為民除了害。
1952年12月，他調到北京參與創建中國青年出版社，先後任副社長、社長、黨組書記、總編輯，兼任《中國青年》雜誌社社長。1953年7月，又兼任團中央常委、宣傳部長。他善於聯繫青年思想、生活、工作的實際，撰寫了大量的思想評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的寫作態度十分嚴肅，事先仔細研究材料，大量占有資料。有時為了查對核實一個數字、時間、人名、地名，幾次往返資料室。撰文寫詩都字斟句酌，反覆推敲，認真修改，甚至推倒重來。他特別注意倡導求真務實嚴謹細緻的編輯作風，對編輯工作中的每一個環節都要求得十分嚴格，絕不輕易放過草率從事而出現的錯誤。經過長期培養，為人民出版事業造就了一批優秀人才。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他堅持真理，不追隨錯誤潮流。他特別關心作者，輔導作者。小說《紅岩》，就是他向作者約稿，鼓勵作者祛除畏難情緒，與出版社的有關人員一起輔導作者，終於寫成出版的。他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和勞動。從此，與作者保持密切聯繫，成為好朋友。在他的關懷支持下，中國青年出版社出了許多著名的優秀作品。
1960年4月，他被調到全國總工會任教育部長。10月，又調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宣傳部副部長。在三年困難時期，他關心民眾疾苦，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生活上，拒絕任何的特殊化。1962年下放到陝西渭南兼任縣委副書記，大部分時間下鄉做農村調查，與農民民眾打成一片。
“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肆意批鬥，被關押了幾個月。他不分場合，常在談話中斥責“文革”頭子們。同志們怕他出事，要他注意，他不以為然，說：“不能因為怕這怕那就不要分清是非。”常常有人找他逼他寫材料誣陷曾在南方局、南京局、上海局工作過的同志，他不顧任何壓力，堅決抵制，堅持實事求是。他全家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1972年5月才回到西安，在陝西省出版局工作。離開幹校的時候，他寫了一首詩：
磨肩礪掌促心華，
唐漢故都再寄家。
筆硯拂塵驚往事，
披襟敢覓舊生涯。
舊生涯，也就是當年在南方局、後來在出版社為青年尋求真理而鬥爭的往事。在所謂“評法批儒”中，他反對影射，只是利用機會主持出版了《劉賓客（劉禹錫）文集》，傳播了魯迅著作。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省革委召開大會，要他上主席台，他堅決拒絕，坐在會場後面，一言不發。
他曾長期在恩來同志領導下工作，恩來同志逝世，他沉痛哀悼，寫了很多懷念的詩篇。其中兩首是：
寒雲慘澹朔風暗，
天外驚傳北斗沉。
八億神州齊下淚，
無窮悲痛寄蒼生。
淚灑長空驅毒霧，
悲驚大地育春華。
雄圖遺志應猶在，
億萬尋常百姓家。
1978年9月，他回到北京，參與創建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79年4月，調任中國青少年出版社黨組書記、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一上任，就夜以繼日地拚命工作，盡力在通俗理論讀物中撥亂反正，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及其在青年民眾中的吸引力。他對出版界一些片面追求經濟效益、不顧社會效益的現象極為不滿，在一次大會上憤慨地說：“錢當然是好東西，有錢能使鬼推磨。但是，希望大家要做人，不要做鬼。”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只有奉獻，不求索取，嚴以律己，廉潔奉公。除了工作，就是愛好讀書和寫作。家裡除了四壁圖書，再也沒有像樣的擺設了。他讀書常常是聯繫現實問題，進行思考；有所發現和感慨，就形諸筆墨，披露報刊。出版社有好幾輛小轎車，但他總是騎腳踏車來來去去。老了不能騎車了，就每天步行上班。每次應邀開會，也不要車送。他寫了一首打油詩諷刺不良現象：“自由競爭不能休，名利廣場打破頭。面子丟開消百慮，洋錢搶到是千秋。萬般事物何妨假，能賺精神便是優。”
他在1983年退居二線以後，依然關懷編輯出版工作，進行有關的理論探討和經驗總結，撰寫回憶錄。1987年，他聯絡一些原先在南方局領導下從事青年運動的老同志，各自撰寫親身經歷的40年代在重慶開展愛國民主運動的回憶錄，編成一本名為《戰鬥在山城》的書。他一篇篇仔細地審閱、校改，連錯字標點的錯誤也自己動手改正。他擔任這本書的主編，卻堅持不署自己的名字。社裡給他主編費，他如數退回，說：“書已出版，就完成任務了，要什麼主編費！”書中所寫的事情大都有他參與，而且起了重要作用，他卻不讓書里有一處提到他的名字。
按照國家規定，他應享受副部級待遇；但他從來不要按此標準分房、發工資，住著與普通編輯一樣的面積不大質量不高的的房間。從50年代定級直到他去世，工資三十多年不變；後幾年人人有份的年終獎金，他的一份從來沒有收過。
1984年6月，他寫了一首詩與馬識途同志唱和：
征途回顧亦漫漫，
舊跡難尋心轉閒。
白髮依然猶故我，
青山自得過重關。
英雄叱吒長空碧，
壯士犧牲大地丹。
只有衰翁雙鬢雪，
梅花一朵點蒼山。
他意猶未盡，8月間又用原韻和了一首：
雲天極目路漫漫，
未了征程豈敢閒？
老驥櫪中勤勵志，
村翁夢裡苦攻關。
大寒更顯松枝勁，
霜降頻催楓葉丹。
自是孤高冬夜月，
素光伴雪育春山。
正在“未了征程”上驅馳之時，他不幸得了胰腺癌，1988年夏天住進醫院，他自己和妻子女兒還不知道應住什麼病房。同志們查了檔案，才把他從普通病房搬進高幹病房。
臨終他也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逝世前十天，寫下一段話交給妻子曹志昭：“如果我系不治之症，則不必治。浪費國家財物，浪費醫務同志精力，也浪費親屬時間，也延長本人痛苦，沒有任何益處。因此，我請求多給我幾片安眠藥，讓我來一個快樂死，然後送去火化。”9月28日，他與世長辭。終年72歲。他以自己畢生的言行，寫下了一個高風亮節的革命者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