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別傳

《朱熹別傳》是茅盾文學獎入圍作品《風塵誤》的姐妹篇，是關於理學家朱熹的各類傳記中，從正反兩個方面，全面展示理學家朱熹的著作，具有獨立的意義。在這部近30萬字的著作中，作家以翔實的史料和高標的文學手法，展示了朱熹鮮為人知的故事。按照“聖人也會犯錯誤”的基本理由，該書在歌頌朱熹的同時，也以自然客觀的史實，揭示了朱熹研學道路以及學術中存在的片面和歷史局限，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分寸地批評了這些錯誤和局限。

基本介紹

• 書名：朱熹別傳
• 作者：劉湘如
• ISBN：978-7-5396-4235-2
• 類別：長篇小說
• 頁數：1-230頁
• 定價：30·00元
• 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年1月
• 裝幀：豪華裝幀
• 開本：1 ／16

內容簡介

《朱熹別傳》是著名作家和學者劉湘如先生繼長篇小說《風塵誤》之後的新的長篇力作，作品用全方位的文學和歷史圖景，展示出偉大的理學家、哲學家、學者和詩人的朱熹老夫子的完整的形象，是關於朱熹研究的十分珍貴的歷史依據。

該書背景廣闊，場面宏大，思想深邃。在表現手法上體現了作家一貫的敘事風格，鋪陳演繹精緻有序，筆走龍蛇大氣磅礴，故事編織跌盪起伏，人物塑造躍然紙上，文采飛揚滿樹黃花，準確細緻恰到好處，讓讀者感到意真情真難以忘懷，讀之堪稱為快事。小說通過南宋時期官場錯綜複雜的糾紛關係和偏安王朝的風雨飄搖，顯示了官場與市井交織的一幅幅紛繁多彩的歷史畫卷，南宋時期喧鬧一時的“官員狎妓”“朱唐交奏”案因何而起？學界泰斗朝廷重臣緣何與營妓結怨？朱熹的學說思想，為什麼從一出現就受到一些人詬病和紛爭？這些在中國歷史上錯綜難解的謎團，本書都有全面生動的描述和詮釋。該著作是老作家劉湘如2013年出版的力作，由安徽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該書是時代出版集團和安徽文藝出版社精心策劃的“歷史大人物”重要書目，作為2013年重點品種傾力打造，從封面、裝幀、設計風格到內容編排都十分考究，大氣、美觀、獨特，十分搶人眼球。在2013（北京）全國春季圖書展銷會上受到廣泛好評。《朱熹別傳》別具一格，一個偉大的理學家、哲學家、學者和詩人的形象，被作家濃墨重彩描述的那個理學治世的時代，是讀者難得了解的珍貴歷史沉潛。

著作意義

1：亂世文人的歷史悲哀

劉湘如先生的新作《朱熹別傳》，作為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歷史大人物系列”重點品種，隆重推出。選擇講述朱熹這個人物的故事是需要勇氣和能力的。朱熹是後世公認的一代大儒、理學集大成者，影響頗巨，關於他的各種的故事也頗多。影響力越大、素材越多的人物，對創作者而言，越不容易把握。選取什麼樣的材料，如何定位主人公的形象，塑造的人物能否為大眾接受，能否全面表達自己創作意圖，等等，千頭萬緒，不得不考慮。繁多的資料對創作者的組織能力、整體架構能力是個考驗。劉湘如有這個能力，他在眾多的資料中縱橫捭闔，任意馳騁，撿拾歷史隨意而準確。

劉湘如先生是一個學者型作家，就他自己說，他寫作並不只是單純的爬格子，但凡決定創作，從選材到創作，必先長期準備，厚積薄發。對待歷史小說更是如此。作者的創作態度是嚴肅而謹慎的，正如他說“無端地編造歷史，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可以創造人物的活動空間，甚至創造人物關係的糾葛，但是在事件上特別是重大事件上，決不去杜撰”。即使是文學創作，也不能脫離當時的大背景。只有全面掌握當時的社會矛盾、民眾生活狀態、人物關係等，才能恰當地定位人物的身份、立場、行為等。

這也是劉湘如先生與其他創作者不同的地方。

該書通過“山火催生七星兒”、“文”“公”二山以及“文公”誕生的歷史傳奇，引出朱熹出世的歷史背景和民間當時的社會人文狀態。繼而以幼年好思，家學淵源，理學根基，數見李侗，逃禪歸儒，陸九淵心學之爭，沉潛著述講學等等一連串經歷事件，塑造出朱熹“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的博雜境界，構成他理學知識的淵博和完備，闡釋出朱熹作為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詩人的歷史脈絡。以“存天理、滅人慾”為主線，自然無痕地將“孔廟爭端”、“官員狎妓”、“朱唐交奏”等事件銜接起來，懸念層生，高潮迭起，筆下的人物朱熹、嚴雲卿、唐仲友、嚴蕊、李珏、陳亮等，漸次登場，個個形象飽滿，性格鮮明，反映了創作者在情節構思、人物塑造、故事懸念設定上的嫻熟和語言功底的深厚。該書以十分自然而客觀的史實，反映朱熹經歷和學術中的片面和歷史的局限，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分寸地批評了朱熹的這些歷史錯誤和局限。

為什麼朱熹的學說、朱熹的思想，自從出現之後，就一直存在著紛爭？

這要從當時南宋的社會狀態說起。宋室南渡之後，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東南諸州縣本來人稠地狹，土地非常有限，北方南遷的官僚地主以及原來東南各地的豪族巨室都爭相霸占土地，使土地兼併問題極其嚴重，與此同時，為了應付各種支出，南宋朝廷大興苛捐雜稅，賦稅日益繁苛，百姓不堪重負。官逼民反，自古皆然。從南宋初開始農民起義就接連不斷，格外頻繁，整個社會更加動盪不安。如何整肅內部，緩和各種矛盾，解除社會危機，以強化自身的統治，統治者們也在探索著。這個時候，朱熹嶄露頭角。公元1162年，他向孝宗上封事說：“帝王之舉，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誠意、正心，而後可以應天下之務。”勸說孝宗以身作則，遵照儒家經典中的義理辦事，“任賢使能，立綱紀，正風俗”，以期達到國官兵強，抗金雪恥的目的。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見之機，重申前議說：“大學之道，在於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議的基本內容是要求用“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指導，先從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於臣民。這些意見受到孝宗的讚許。

儒家人物都有一顆積極的出世入仕的心，即學得文武藝，售予帝王家。力圖發揮平生所學，實現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終極目標。受到讚許的朱熹，更加勤勉政事。作為一個篤行道學的封建衛道者和統治階級的上層分子，其根本立場，還是與人民相對立的，因為他最怕人民“犯上作亂”，所以每當“饑民”或“流民”聚眾鬧爭時，他就毫不猶豫地進行鎮壓。正如文中所述，在孝宗皇帝登基，大赦下達的前一天，將聯名上書，請求開倉賑災的十八名儒生全部殺害，以儆效尤。這反映出理學家殘酷的一面。

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禁錮思想，鉗制輿論，不但不為百姓接受，也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所以其結局十分不妙。朱熹做皇帝侍講時，多次向寧宗大談“正心誠意”的意義，要求皇帝身體力行。他在進言中，指出朝廷不應在京畿百姓遭災之年大興上木，“以慰斯民飢餓流離之難”；二是要求寧宗“下詔自責，減省輿衛”；三是要求整肅紀綱，以維護朝廷的尊嚴，令“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這些言論，引起了寧宗的反感，而朱熹仍多次進言，“斥言左右竊柄之失”。這更使寧宗對他產生了厭惡之心，僅在朝四十日，就被撤去職務。不久，便發生了一場反理學的鬥爭。公元1195年，由監察御史沈繼祖出面，指控朱熹犯有十大罪，又說他是一個偽君子。甚至有人上書請斬殺朱熹，使他終於受到“落職罷祠”的處分。公元1196年，又“更道學為偽學”，列《六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為禁書。公元1198年再下詔，令道學偽邪之徒“改視回聽”，若“進非不悔”，則“必罰無赦”。同時又制定了《偽學逆黨籍》，列為“道黨”者共五十九人，其中包括宰執四人，待制以上十三人，其他官員三十一人，武臣三人，士八人。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在這次事件中，朱熹受到了沉重打擊，以至門人故交常過其門而不敢入。

然而朱熹為了實現自己的學說，表現出了孔子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反映了他的文人性格，執拗固執。朱熹作為一代大儒，終其一生為求理學治國，卻最終壯志難酬，一心致力於儒家道德規範的強化，卻使自己成為封建衛道士。生前，朱熹在政治上並未取得較高的權位。死後，其學說和著作得到宋理宗趙昀的推崇。從此，朱熹的學說成為理學的正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朱熹也被後代統治階級尊為“大賢”。朱熹這種因時因人不同所受到的不同待遇，確堪玩味，令人唏噓。這不得不說是亂世文人的歷史悲哀。

《朱熹別傳》是劉湘如先生繼《國魂》、《紅年鑑》、《美人坡》、《風塵誤》之後的第五部長篇小說著作，包括他曾經出版過的散文集、報告文學集、詩集、人物傳記等眾多著作，筆者認為，《朱熹別傳》在作家所有的作品中無疑是有著獨特意義的一部。被他濃墨重彩描述的那個理學治世和理學為宗的特定時代，是讀者難得了解的珍貴的記憶。一個偉大的理學家、哲學家、學者和詩人的形象，通過本著作會在讀者心目中留下豐富誘人的故事。我們無法迴避朱熹在歷史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像無法漠視本著作一樣，《朱熹別傳》必將在文學市場和圖書市場上占有自己獨立的意義。（張磊）

2：廣大精細之間

子夜將至，手中的《朱熹別傳》仍醇如古瓷，樸素的行距里不時透出瑩潤的美，這是著名作家劉湘如先生繼《國魂》、《紅年鑑》、《美人坡》、《風塵誤》之後的第五部長篇了。

泱泱大中華五千年來英才輩出，惜時光悠遠，隨風塵隱逝的也不在少數，唯使留存者更顯璀璨。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集理學之大成者朱熹，便是我們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物之一。雖他曾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常如夜”的話來讚嘆先賢孔子，但不可否認在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他的確是一位可以與之比肩的人物，尤對文化思想的傳播影響甚大。公元1130年，朱熹生於南劍州尤溪（今福建三明市尤溪縣），自幼受教於父，聰慧勤勉，讀書時亦自題“苦不如此，便不成人。”十歲父亡，家境日衰，受其父好友影響，常出入佛、道。紹興十八年（1148年），十九歲的朱熹得中進士。紹興三十年拜儒學大家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為師，潛心研學。自唐中期以來，即有人感嘆古學不興，周公、孔、孟之道不傳。當時的韓愈、李翱等人也決意接承道統，傳續聖人之學。作為程顥、程頤的孔孟嫡系傳人，朱熹融合了經學、佛學、道教、史學、文學及自然科學等諸多精粹，建立了屬於自己的一套思想學說——理學。其認為在超社會與現實之上還存在著另一種標準，應是一切行為的規範，即“天理”。他教導人們去發現和遵循天理，認為破壞和諧與真、善、美的是“人慾”。因此，他提出“存天理，滅人慾”。這也是朱熹理學的核心思想。

公元1178年，朱熹在任“知南康軍”時，曾於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了四大書院之一的“白鹿洞書院”並親自製定學規。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公元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期間，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教授傳播理學。並於儒家典籍中精選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刻印發行。成為了其後封建教育的經典教材。公元1193年，又主持修復了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朱熹一生為官二十七載，朝中僅四十日，但在任也為百姓辦了不少好事，緩解了一些地區的社會矛盾。慶元二年葉翥上書，要求除毀道學之書，科舉取士，凡涉程朱義理不取。監察御史沈繼祖更指朱熹十罪，請斬。遭致朱熹得意門生蔡元定被捕，解送道州。慶元六年（1200年），朱熹於家中憂憤而亡，享年七十一歲。雖一時興衰，但他的學術思想，在其後的元明清三朝，皆成了封建統治的官方哲學，為鞏固當時的社會秩序奠定了強大的基礎。13世紀更是隨國家間的各項交往，朱熹的理學也先後傳入到朝鮮、日本與越南等地，因其特有的優勢很快便廣為傳播，使這些國家的哲學思想也隨之變革。

做人需有思想，名士需有境界，寫名士更需具備包容之胸懷。要托住這樣的一位人物，湘如先生的內心又是怎樣的情感在觸動著他的筆向前涌動呢。他說：“文學是一種緣分，是冥冥中的契合，雖千年已逝，如今我們又相逢在這。南宋時期是一個社會動盪風雲際會的時代，作為中國繼孔子、孟子之後的儒家學說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朱熹。我以自然而客觀的史實，反映並揭示了朱熹研學道路及學術中存在的片面和歷史局限，實事求是且有分寸地批評了朱熹的這些歷史錯誤和局限，闡釋出關於他的學說思想為什麼一出現就一直受到詬病和紛爭。這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一個難解的謎，這也是我要解答的。對他的理解，都深深嵌入這遒勁凝重的筆劃里了。”

每一個聖賢的外衣下，都脫不開肉身的牽制。犯過錯誤的聖賢更顯得真實，人類若想進步自然會與錯誤、痛苦產生交集。我是不信這世上曾活過完美的人，有過多少十全十美的事，只要是大眾得了益處，就值得稱讚。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剖析他的好與壞，在前人的錯誤面前警醒自己。

三十萬的方塊字，被湘如先生用六十多年的學養連貫起來，猶如一座高原上的城，一汪深邃的湖，看似故事，實心語矣，通篇轉折跌宕，至散淡處，法亦藏於內不見一絲懈怠。書是用來讀的，但寫作更是一種修煉。在清貧與寂寞中，考驗一個人的修養與品質。《朱熹別傳》拂去了歲月的枝蔓與光影，潛入進那個久遠的年代，在白駒過隙中牽出那個人，讓他的愛與恨都隨著時光展開去。（江 涌）

誕生記

　　

隨意是一種境界，它要求人們做任何事不要執著，但生活常常是個矛盾體，在這個世界上，你要做出一點事，沒有執著精神是不行的，除了熱情，執著精神是成就一切事業的重要因素。

與隨意相左的是刻意，刻意就含有執著的成分。我們是凡人，要做事，也要輕鬆，所以，我很喜歡“隨意”這個詞，我將之定義為事來如風，事過心空。當然，我踐行的並不好，一般人要得到這種狀態是很難的。

佛家和道家都反對執著，佛則萬法皆空，不可牽贅；道則無為，知止不殆。這是人類生存的本真方式。佛家認為萬法於緣起。隨意就含有機緣的成分。

於是，不由得想到到我的新著《朱熹別傳》的誕生過程。

記得2009年，我的長篇小說《風塵誤》在上海全國書展上亮相，曾受到讀者青睞。但讀者並不知道內在的緣由，其實我寫成《風塵誤》時，初稿遠不止出版時的字數，面市前出版社建議我把前面單純寫朱熹的部分刪去，變成以寫一代青樓才女嚴蕊為主，也牽涉到朱熹道學思想理學治世故事，這就導致了史稱“朱唐交奏”這一歷史糾葛成為主題，再現了中國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官員狎妓案始末，也尖銳批判了朱熹理學的虛假，該書最後以不足30萬字出版，嚴蕊的品格精神受到稱頌，而朱熹的錯誤缺點受到較多的揭露和鞭笞。出版後有人讚譽也有人提出批評，認為不應該把朱熹寫的那么壞，這時我就對自己說：如果讓我再寫朱熹，一定要寫出他是偉大聖賢式人物的特點，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啊。於是，我把刪去的那些文字保存在電腦上，我想，有機會我要出版一部重新評介朱熹的著作。

文學是一種緣分。光靠堅持和毅力總是很累的，緣分就是冥冥中的展現和機會。

去年年初，一個偶然的機會，安徽文藝出版社的劉哲副社長讀到了《風塵誤》，感覺這個題材很不錯，他問我為什麼把朱熹老夫子寫的那么差呢？建議我能否動動手筆，以寫歷史人物為主，重新界定朱熹呢。

說說也就算了，我並未當回事。很快回到上海，把這事也就漸漸淡忘了。

去年夏天我體質狀況不是很好，正在江西宜春溫湯小鎮療養，那裡風景幽美，氣候宜人，又有著名的富硒溫泉可供修身養性，漸漸有點樂不思蜀的感覺了，想到自己多少年來為了創作勞心費神，疲憊不堪，甚至弄出一身慢性病，老之將至，何以解憂，越發覺得自己是真正的傻人一個啊。

正在悠哉游哉的時刻，突然接到安徽文藝出版社張磊編輯的電話，建議我能否把《風塵誤》題材換成另外一個角度，重新寫朱熹，劉哲副社長還在電話中言明他們考慮這部書之所以讓我寫的原因，因為我寫過《風塵誤》，對朱熹資料較為熟悉，作為出版社“歷史大人物”項目，他們期待我能夠寫好。

我開始是一陣發愣，那神情一定是像正在玩耍的孩子突然被老師招去做功課一樣尷尬。但我隨即想到，在這個文學邊緣化文字沙漠化的年代，多少人想出書都要經歷自費出版到處送書差強人意的窘迫，你能保證多少專家作家詩人，不是希望由出版社正規選題出版發行自己的著作的呢？我如何能夠不識抬舉隨便拒絕呢？

說內心話，我本來還在猶豫自己的精力狀態能否完成？但出版方的誠意讓我十分感動，我想，朱熹的材料我真的掌握不少啊，對於我應該也不是很難啊，於是，當即就愉快地答應了。

出版社的工作效率讓我感佩。10月底才最後定稿交付，簽了出版契約，剛剛三個月書已經面市，裝幀設計排版都顯得十分大氣美觀，我感覺很滿意。 生活會讓你收穫的，你需要勤勉和從容，這話不是我說的，是美國社會學家哈伯德說的。

有人要我對這部書評價，我說我很喜歡《朱熹別傳》。說到特點，它應該是我另一個長篇《風塵誤》的姐妹篇，或者說是朱熹的另一種版本，從另外角度給讀者以全新的閱讀享受。一反在《風塵誤》中對於朱熹的思想鞭笞，重點闡述朱熹作為一代大儒和盛名蓋世的理學泰斗的歷史地位和形象。通過“朱松遇難”、 “文”“ 公”二山突發事件、 “山火催生七星兒”等民間傳奇，引出朱熹出世的奇特歷史背景和當時民間的社會人文狀態。繼而以幼年好思、家學淵源、理學根基、數見李侗、逃禪歸儒、心學之爭、官場顛簸、沉潛著述、遊歷講學等等一系列經歷事件，塑造出朱熹“無所不涉”，“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的博雜境界，詮釋了朱熹理學知識的淵博和完備，闡解出朱熹成為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詩人的歷史緣由，佐證出朱熹是中國繼孔子、孟子之後的儒家學說中泰山北斗式的人物。當然，聖人也會犯錯誤，該書也以自然客觀的史實，反映和揭示了朱熹研學道路以及學術中存在的片面和歷史局限，有分寸地批評了這些歷史錯誤和局限，闡釋出關於他的學說思想，為什麼從出現之後就一直受到詬病和紛爭。這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一個難解的謎。本書最後要解答的，正是這樣一個難解難之迷。今天的人，可以指出這位思想家觀察世界時的種種誤區；可以揭露他與生俱來的缺陷，並且由這種缺陷所必然導致的對人類真相的扭曲；我們甚至有責任清算他的學說阻礙民族歷史進程的某些嚴重錯誤；我們還可以指責他許多許多，像對柏拉圖、黑格爾、康德一樣……但無論如何，歷史卻無法迴避這個人的存在、貢獻和地位。朱熹是有過錯誤的，但他依然是一個聖人式的一代大儒。這也是本書要帶給讀者的閱讀認知。

《朱熹別傳》是我繼《國魂》、《紅年鑑》、《美人坡》、《風塵誤》之後的第五個長篇，而讀者知道我從前主要是寫散文、詩歌和報告文學的，我的處女作詩歌《春天的翅膀》發表在1959年《少年文藝》上，那時我才13歲，在安徽肥東縣實驗國小上學，對我後來走上文學道路有一定影響。回首間已是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已經發表和出版了千萬字原創作品。涉獵於小說、散文、報告文學、詩歌、劇本等等，有人問我：是什麼力量讓我有如此豐潤的創作欲望？我還是想說文學是一種緣分，一個人走向文學道路不需要理由，需要愛好和積累，積累與讀書興趣有關，所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胸有詩書氣自華，古人叫“思積乃滿，滿而溢之”。當然，創作離不開生活，那是人人具備的，人生下來就面臨生活，時時處處都是生活，到處旅遊是生活，上班下班是生活，與人交友吵架是生活，個人修煉也是生活，善於發現思考就成為文學素材了。
當然，若論起個人創作史，我的散文資力最長。我最早寫詩歌后來寫散文，再後來寫長篇小說和劇本，一切都在創作發展中隨意而為的。人不能急功近利，作家更是如此，因你擔待你選擇的生命方式的重任，你卸不掉那些受著別人期待的眼神，和社會上每一個喜歡你作品的讀者的評價……我有近半個世紀的創作經歷，可能我的付出和得到並不十分平衡，但我不怨不悔。作家要對自己的作品負責，能給讀者帶來好的精神食糧，也算沒有辱沒自己的名分。從上世紀90年代後，我主要熱衷於長篇小說寫作，因為容量大，人物多，場面宏闊，可以表達很多東西，對作家是一項綜合知識的考驗。

總之，《朱熹別傳》雖然有著我艱辛的創作勞動，但我並不刻意為之，這部著作從情節構思、人物塑造、故事懸念設定直至語言敘述等，我都做了儘自己能力的鋪陳演繹，可以說，我是通過自己各方面潛能的調動，來描寫與展示朱熹的，儘可能使小說在充分可讀性的前提下，具有自己存在的一點點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當今社會寫歷史小說的作品很多，可謂是琳琅滿目雜像紛呈，我也願意我的這部《朱熹別傳》，有著自己存在的一點點個性意義，我也願意這部書的出現能給熱鬧的文學長廊，增添一束微小微弱的光亮。（劉湘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