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心態,即對中國發展的前景不抱希望,並放棄在精神上思索和探求的努力,而沉淪於純粹物慾的追求。因此,末世心態不等於選擇向外移民;追求“末世狂歡”、“末世分利”才是末世心態的典型特徵。不過,無論是移民海外潮,還是末世心態,都意味著中國轉型之路的艱難和中遠期可能面臨的重重危機——人口結構、族群關係、官民矛盾……就執政者而言,首先當正視末世心態的存在,進而加大變革的緊迫感,通過變革逐一化解結構性癥結。惟此,才能增加國民對中國順利轉型的信心,從而減小末世心態的空間。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末世心態
- 詞性:名詞
- 簡介:對中國發展的前景不抱希望
- 典型特徵:追求“末世狂歡”、“末世分利”
簡介,特徵,表現,危害,原因,
簡介
在中國,由於貧富不均造成的社會對立,校園血案頻發,知名企業員工跳樓自殺行為屢見,部分政府官員“裸官”之風盛行,一些人瘋狂消費,有關“世界末日”的謠言屢辟不止,凡此種種,讓人震驚之餘,不得不思考上述現象背後的社會心理原因。這些事件暴露了部分人扭曲的社會心態和病態的社會心理:末日心態,意味著中國進入了社會心態更複雜的階段。
特徵
“末日心態”亦稱“末世心態”,源於《聖經》之《啟示錄》。《啟示錄》中所謂“最後審判”,預言世界末日,製造了早期人類社會的末日情緒。人類本身對自然災害、未解之謎的恐懼,每逢世紀之交的困惑以及帝制時期王朝更替時的茫然,都加劇了心中的末日情結。</p>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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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
末日心態是指個人在極端焦慮、極度痛苦和極其無助的情況下,喪失信仰、無人理解與慰藉,而對未來感到絕望的一種心理狀態。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個人往往性格偏執,完全以自我為中心,擯棄正確的道德規則而做出非理性的極端行為。
末日心態有幾個特點:其一,喪失希望,產生信仰危機。持有末日心態的人心中無敬畏,對未來看不到任何希望,認為人生已經失去意義; 其二,行為非理性。末日心態者的所作所為喪失理性,會造成損失甚至災難; 其三,心態形成期長。這種心態的形成是個人焦慮或痛苦情緒的長期鬱積而成; 其四,模仿性強。末日心態者的行為簡單粗暴,易被他人模仿,讓社會難以預防。
表現
末日心態在現實社會中的表現可稱為末日行為。就我國社會目前的情況來看,主要有六種末日行為:
第一,泄憤襲弱。由於社會不公而產生的仇恨心理長期鬱積,進而對社會採取極端泄憤行為,泄憤的對象一般是弱勢群體。如2010年3月起,我國先後在福建、廣西、廣東、江蘇等六地發生的校園血案,是這種行為的典型代表;</p>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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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殺解脫。因生存壓力過大、不堪重負,而用自殺的烈性極端方式進行自我解脫,採用這種方式的人一般年齡較小,屬於剛開始接觸社會的人群,以80後、90後為主。如今年1月至今,富士康員工連續發生的跳樓事件;
第三,殘暴弒親。因社會關係不斷惡化,而製造重大社會傷亡暴力事件,傷害的對象一般是自己身邊的親人,尤其是至親。我國先後在北京、湖北、江西數地發生弒殺雙親、妻兒的人間慘劇,是這種行為的代表;
第四,斂財自毀。肆無忌憚、不計後果地攫取資源和財富,然後進行財富轉移。通常使用違法手段攫取資源,所獲資源多存在於公共機構中。比如,我國目前盛行的“裸官”現象,少數官員不考慮國家利益和個人前途,利用手中公權力非法獲取公共資源,然後把家人和違法所得一起轉移國外,自己則孤身一人留在國內;
第五,瘋狂消費。無理性的瘋狂個人消費。當前,在我國出現的“奢侈品”熱、“豪宅豪車”熱均屬於這種行為;
第六,自臆預言。以某些所謂的“預言”(如“2012瑪雅預言”等)為依據,以近年氣候反常、自然災害頻發為論證,認定人類將要滅亡,散布流言、杯弓蛇影,以致惶惶不可終日。
危害
第一,性格走向偏執,行為極端,給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與危害。
末日心態者往往是社會中的邊緣人物,孤僻偏執,怯懦厭世。這些性格特點,通常使得他們走向極端,採用個人恐怖主義的暴力方式解決問題,對他人人身安全造成很大威脅,破壞社會的穩定發展,嚴重干擾和諧社會的建設。
第二,違背人倫,衝擊倫理道德底線。
末日心態者採用極端的行為方式,將暴力傷害的對象指向身邊的弱者、親人甚至至親,手段殘忍、違背人倫,極大衝擊了中華民族以“仁”、“孝”為本的倫理道德觀。
第三,物質主義至上,奢靡享樂盛行。
末日心態者思維短視,行為完全以自我為中心,凡事只顧眼前利益,奉行及時享樂,導致對公共資源的無節制占取和奢侈浪費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不利於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建設,同時還會敗壞構建“節約型社會”的良好風尚。
第四,流言橫飛,擾亂社會秩序。
末日心態者散布流言,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有序進行。他們以地質災害、氣候異常等為依據,製造並散布“大地震”、“大海嘯”、“世界末日”等謠言,擾亂社會正常秩序,致使人心浮動,影響個人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嚴重者將導致人們無心生產與生活,對當前“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戰略綱要產生不利影響。
原因
末日心態形成的原因,可從直接引致因素和社會基礎原因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1.直接引致因素
第一,個人心理因素。即“從眾心理”的影響。末日心態者的心理狀況和行為表現,帶有社會助長作用,刺激、暗示潛在末日心態者,出現集體無意識甚至集體的顛狂。在這種非理性大眾情緒的傳染下,個人拋棄道德約束,弱化自我意識,產生去個體化的群體極化思維,走向末日心態。與此不同,社會中邊緣化的弱勢群體,通常具有心理報復快感。根據約翰.多拉德和伯科威茨的挫折——攻擊理論,被社會挫敗的事實使其內心世界畸變,或外向攻擊(襲弱),或內向攻擊(自殺),甚至表現出嚴重的自我中心化。希望末日早日來臨,摧毀強勢群體和各種利益集團,讓社會不公正的現象得到全面處理,這種報復快感,更易產生於性格偏執或懦弱等心理缺陷之人。
第二,媒介因素。媒介具有“示範效應”和“改變知覺——認知啟動”的功能。一方面,大眾傳媒對末日行為的全面報導,無形中是一種社會傳染。這種傳染性給人們帶來某種心理暗示,刺激人們刻意模仿,產生末日行為的跟風現象;另一方面,多種媒體不斷宣傳末日意識,諸如電影、電視通過科幻(如電影《2012》)等形式虛構世界末日的來臨,網路媒介(如“世界末日2012論壇”)也參與營造末日氛圍。上述種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改變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激活與末日有關的概念認知,促使其末日心態的產生。
第三,自然因素。近年來,我國和世界多種自然災害(如地震、水災、旱災等)頻發,氣候反常,極端天氣頻繁發生,加之電影電視、網路媒介對此的渲染,客觀上使得一系列自然災害事件直接誘發末日心態。
2.社會基礎原因
第一,政治方面的原因。政府在有關國企、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土地徵收、拆遷改造等關係社會大眾直接利益的改措施革和政策執行中,有失公平與公正,損害了社會中下層群體的利益,導致該群體逐漸淪為弱勢群體。而我國現階段法治建設落後於經濟發展,司法系統未能有效運行,造成利益訴求和保障機制不健全,利益表達機制缺失。弱勢群體話語權不足和表達不暢,不僅使社會矛盾日益嚴重,更使他們自己對未來感到絕望。
第二,經濟方面的原因。由於缺乏科學有效的市場經濟管理和調節控制機制,社會分配製度的不公,權力尋租、權錢交換、非法斂財屢見不鮮。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大眾的“相對剝奪感”甚至“絕對剝奪感’日益增強,為末日心態的形成提供了現實環境和社會心理基礎。在發展戰略方面,一味追求高速發展,一些生產經營者不注重勞動者的工作和生存環境,漠視甚至危害勞動者的基本福利與基本權利,生產安全事故頻發,致使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感到人身安全沒有保障。
第三,社會方面的原因。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伴隨中國社會進入劇烈轉型期而出現的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缺失,正是滋生末日心態的土壤。當代社會群體的分裂以及由此產生的冷漠和隔閡,導致人際信任感下降、社會關係疏離,大眾易產生無力感、無意義感和自我疏離感,容易冷漠和逃避社會事務。而一旦受到社會矛盾的尖銳刺激,就會被迅速動員甚至產生爆發性的極端行為,以補償內心的躁動和焦慮。這些潛伏的社會張力,在社會壓力增大、社會失范導致大眾訴求危機時更易爆發,進而產生末日心態。
第四,文化方面的原因。信仰的失落使人們的恐懼全面世俗化。社會價值觀的單一和大眾信仰的缺失,加劇人們的不安全感,帶來精神恐慌。科學精神與科學意識仍未深入人心,迷信、巫術仍有很大市場,末日的謠言致使大眾盲從,出現“羊群效應”。這些都加劇了大眾心理的恐懼與絕望,出現末日心態。
當前,末日心態在我國有漸趨蔓延之勢,各種社會心理疾病多發、頻發,我國進入了社會心理問題的高危時期。面對這種情況,政府、社會、媒體和我們每一個人需要齊心協力、多管齊下,積極有效地疏導社會心理情緒,從根本上清除末日心態存在的土壤。
末日心態,究其原因,毛澤東說,“百代皆行秦政治”,從兩千多年前始皇帝創立統一的國家以來,中國實行的都是換湯不換藥的秦代政治,甚至很多時候連湯都不曾換過。從中央到地方,由上至下逐級任命官員,治理國家。
在這樣的官僚體制之中,中國人社會的食物鏈形成了,大的吃小的,小的吃草根和樹皮。所以,魯迅先生說,他看了幾十年古書,看來看去只看到兩個字,就是吃人。
在很多現代人看來,這樣的系統是不可思議的,反覆吃人的體制怎么能維持這么久的時間?但中國社會自有其內在的邏輯。
由上至下逐級延伸的管理體制,保證了國家的穩定,而恰恰只有穩定,才可能促成經濟的發展和民生的恢復。大的吃飽之後,總免不了灑落一些殘羹冷炙,然後小的才從草根和樹皮中解脫出來,有了一口飯吃。
有飯吃之後就學儒家社會主義,懂禮儀知廉恥之後就不會造反,於是就保證了社會的整體穩定,反過來又促進了經濟和民生。
今天中國的狀況和面臨的問題,跟古代中國其實是一樣的,都是維持穩定和和諧發展鉸接在一起的連環套。能維穩就有和諧,有和諧才能維穩,二者缺一不可,都是上至領導人,下至各級官員們上行下效,舉國最為重要的評價標準。
當然,今天的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儒學社會主義體系建構起來的一整套禮儀廉恥的系統已然完全失效,官府和百姓直接對抗,就仿佛一塊岩石和一個雞蛋對撞,表現在拆遷上,便是一個強拆,一個自殘,兩方都是不要命的主兒。
表現在結果上,就是中國經濟雖然仍在隆隆向前,但碾過的土地,怨聲不斷,民憤累積,戾氣瀰漫。
於是,統治者又想到了百年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期望通過引進民主社會主義,一舉解決上述兩個問題,可以說基本無望。
拿“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之我見來說,中國的現代化,包括城市化必將是一個“拆遷”的過程,這既包括物理意義上的拆遷也包括精神意義上的拆遷,因此,現階段把China調侃成“拆哪兒”也不為過。如果說精神意義上的拆遷帶來的迷茫和困惑,只是若隱若現且隱忍不發的話,那么物理意義上的拆遷帶來的衝突和血淚,則歷歷在目且頻頻爆發。
而人們能通過媒體看到的,冰山一角,九牛一毛而已。每一場悲劇,都造成對人心的損害,都給這個社會帶來了一種東西,叫做戾氣。而一個社會中的戾氣,是需要化解的,一旦積累過多,無處宣洩,就會釀成巨變,造成災難。歷史上每一次民變的背後,都是濃重到無法化解的冤屈和戾氣。
客觀地說,這幾年,政府已注意到做化解戾氣。目的無非只有一個,讓百姓怨氣不要那么大,戾氣不要那么重。
但遺憾的是,在化解戾氣之餘,原先繼承自秦朝的體制仍然在製造著一樁又一樁“冤假錯案”,戾氣的增速看似依然超過化解。這就是末世心態產生和瀰漫的根源,也是所謂“換湯不換藥”中國轉型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