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妖

服飾怪異。古人以為奇裝異服會預示天下之變，故稱。《尚書大傳》卷二：“貌之不恭，是為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服妖
• 出處：《漢書·五行志中之上》
• 意義：服飾怪異
• 用法：會預示天下之變

詞語釋義

《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騎奇怪之服，故有服妖。”

宋 陸游 《老學庵筆記》卷二：“ 靖康 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旛、燈毬、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並為一景，謂之一年景。而 靖康 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清史稿·災異志三》：“ 道光 十七年， 崇陽 鄉民好服尖頭帽鞋，站步不穩，識者謂之服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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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文人展開漢服胡服之辯 “服妖”和天人感應說 劉復生

“服妖”之說，由來已久。《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說：“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謂：“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亦即所謂奇裝異服了。雖然此言謬甚，但卻有點“歪理正中”，在當社會處於急劇變化之中，“服妖”成為這種變化的一個表象。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正處於急劇變化之中。這個變化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均田制及租庸調製的崩潰，私人土地占有制普遍流行及兩稅法的實施，生產者對國家或具有身分性的豪強地主的依附關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放，也就是說，嚴格的等級“身份”已經有了鬆動。二是宋代民族政權林立，北方先後有遼、夏、金，西南有大理等，南方還有大量的散居民族。各民族人民或政權間日益頻繁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非和平的，都使得宋代各民族的交融不斷加深。在此兩大背境中，人們的衣飾也隨之而“變古”，自然難逃“服妖”之責。

沈括說，“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抱面，下垂及肩”，故又叫垂肩冠，議者指為“服妖”。真宗時，“粉飾太平，服用浸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閭里以華靡相勝”。皇親與內臣所衣紫，進而色深成黝色。士庶浸相效仿，言者以為“奇邪”之服，然屢禁不上。“（衣飾等）由貴近之家，仿效宮禁，以致流傳民間。鬻簪珥者，必言內樣。”說明宮中、朝中裝束往往對社會的服飾風尚起著重大影響，是流行服飾的一個源起點。“逾制”則稱為異服或“服妖”，這便是常人所道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了。

兩宋之際，金人大規模南下，世風突變，宋朝廷惶惶不可終日，此時“服妖”之說尤盛。南宋後期世事多變，“奇裝異服”也十分流行。岳珂《桯史》卷五“宣和服妖”條說：京城中“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制，謂之不制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被指為“服妖”。陸遊記，“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幡球、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並為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又說：“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為柄，舊矣。忽變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時人以之為“五行”示警，倒應驗了大變動時代中的“風俗狂慢”。如《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載：“紹興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行都豪貴競為小青蓋，飾赤油火珠於蓋之頂，出都門外，傳呼於道。珠者，乘輿服御飾升龍用焉，臣庶以加於小蓋，近服妖，亦僭咎也。二十三年，士庶家競以胎鹿皮製婦人冠，山民采捕胎鹿無需遺。時去宣和未遠，婦人服飾猶集翠羽為之，近服妖也。……紹熙元年（公元1190年），里巷婦女以琉璃為首飾。《唐志》琉璃釵釧有流離之兆，亦服妖也，後連年有流徙之厄。理宗朝，宮妃系前後掩裙而長窣地，名‘趕上裙’；梳高髻於頂曰‘不走落’；束足纖直名‘快上馬’。……鹹淳五年（公元1269年），都人以碾玉為首飾。有詩云：‘京師禁珠翠，天下盡琉璃。’”

“服妖”說本是漢儒據“五行”說和天人感應說而演生出來的，以此亦知“五行”學說在宋代仍然保持有相當的影響。

南宋淳祐庚戌（公元1250年），史繩祖撰文說：與三代相較，衣裳冠履“乖甚”，古代有冠而無巾，“近代反以巾為禮而戴冠不巾者為非禮”；朝服幞頭，“乃後魏狄制、後唐施長腳以別伶優之賤，至今士夫安之”；古有舄、有履、有屐而無靴，武靈王之後用靴。北宋末嘗變靴為履，高宗時又變履為靴；後魏胡服便於鞍馬，遂施裙於衣，為橫幅而綴於下，謂之襴，成為“今之公裳”；慶元間“四凶”劾朱熹，“以深衣冠履而為怪服、妖服”。凡此諸條，史氏以為皆“變古”之制。此言大體道出了宋代服飾上的兩個變化，即：一是等級嚴格的古代服制已不再被恪守；二是宋代服飾深受少數民族的影響。宋時於較新奇的冠帽、衣裳以至鞋履，不時有“服妖”的指責，正好說明宋代的服飾正處於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徵。

戰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肇啟了華夏民族服飾的改變之風，但習俗的改變卻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沈括所提到的北齊（公元550-577年）短命王朝處於中國民族大融合的南北朝時代末期，中原固有的衣冠服飾不斷受到北方民族的衝擊，以至“變節易度”成為常有的事。

延至宋代，關於“胡服”與漢服之議仍十分激烈。從上可知，“復古”和“變古”之間，往往是交相爭替的。不能說所有的“復古”都應該否定，所有的“變古”都值得肯定。強化“服制”和“逾制”之間，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有各的招法。古代也不乏明識之士看到固守前代“服制”是行不通的。元祐二年文彥博等要求“改易衣服制度”時，右諫議大夫梁燾就指出：“古議雖頗有可行之文，然在於人情，實為未便”。

文彥博還說，重建上下有分的“制度”的目的，是要使“風俗淳儉，太平立致”。所謂“淳儉”之風，在這裡不過是古代專制社會中等級制度的代名詞。而人類社會總是在不斷前進的，其要“復古”，豈可得乎？！對專制禁令的突破正是社會走向成熟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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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服妖”多

在中國歷史上，伴隨每一個王朝的建立，都會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化的服飾制度。香港文匯報今日刊文稱，這種制度不但為禮教所維護，而且植根於人們的內心深處，不敢輕易逾越。然而隨著社會風尚的變化，尤其是當一個王朝的控制力日漸減弱的時候，人們對服飾求新求異就會成為一種必然，從而引起正統人士的不滿，謂之“服妖”，甚至以為是亡國之兆。明清兩代就是顯例。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推翻蒙元舊制是其要務，其中就包含了衣冠制度。洪武初，朱元璋主要從面料、樣式、尺寸、顏色四個方面，確立了明代服飾制度。這套服飾制度的中心內容是貴賤有別，服飾有等，不同階級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級的服飾，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規定，只有王公貴族、官員，才能使用錦繡、綾史等服飾面料，庶民則只能用綢、素紗，至於商人，因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對象，更是連綢、紗都不準使用，只能用絹和布了。服飾等級制度可不是說說好玩的。整個洪武年間，朱元璋屢次申述服飾禁例，一旦有人違犯，就會受到嚴厲制裁。當時有百姓不許穿靴的禁令，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為違反了這條禁令都被充軍了。這樣嚴格的服飾等級制度，契合朱元璋的小農經濟觀念，也部分寄託著“崇儉去奢”、端正風俗的理想。但服飾的單調呆板，畢竟遮蔽了服飾原本具有的審美功能，尤其是社會總在不斷發展，人們在穿著打扮上的個性化、美學化追求很難被一紙禁令所嚇倒。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發展很快，城市更加繁榮，王陽明的心學等所謂“異端邪說”也漸入人心，這些都為人們的物質生活改善，特別是在服飾上衝破傳統等級鎖鏈打下了基礎。一時間，在江南的一些城市裡，各種服飾爭奇鬥豔，而發展到極端，就是“服妖”的出現。曾有一位閒居的官員進了一趟城，發現滿街的生員秀才其裝束全是紅絲束髮，嘴唇塗著紅色的脂膏，臉上抹著白粉，還點綴著胭脂，身穿紅紫顏色的衣服，外披內衣，一身盛妝，宛如麗人，這位滿腦子正統思想的官員不禁感慨萬千，改宋詩一首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儘是讀書人。”

明代服飾

其實這位官員的慨嘆是多餘的。“服妖”的出現，與其說是對傳統的反叛，毋寧凸顯了城市繁榮之後的商業社會的一種特質。如果說明代“服妖”的特徵是求麗鬥豔，其推動者是市井小民，那么清代的“服妖”則恰好相反，變成以“寒乞”為時尚，而其推動者則是貴胄子弟。近人李孟符著《春冰室野乘》記載，自光緒中葉以來，京城的王公貴族“皆好作乞丐裝”。他親眼見到一個少年“面黧黑，袒裼赤足，僅著一犢鼻褲，長不及膝，穢黑破碎，幾不能蔽其私。腳躡草履，破舊亦如之”，可是其侍從竟有“戴三品冠者”，後來洗了一把臉，又顯出“白如冠玉”，原來此人居然是某王府的貝勒，著的是煤灰塗面的“時世妝”。李孟符向朋友打聽，這才知道這種以寒乞為時髦的“時世妝”已在京城貴人中廣為流行。後來身經庚子之亂的李孟符不禁感嘆，這種“服妖”實為神州陸沉之預兆。

清代服飾

明清兩代“服妖”風尚各異，實質則一，均為人們對服裝求新求異心理的一種反映。按照中國傳統觀念，衣冠關係人倫風俗，所以要設定種種條條框框加以限制，但所謂物極必反，限制得越厲害，反彈得越激烈，“服妖”何嘗不是如此？如果將服飾的功能看得簡單一些，對下民的穿著打扮輕易不去干預，又哪裡會有“服妖”的市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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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洪武元年（1368）的某一天，都城南京，風和日麗。一群不知深淺的軍人、城市遊民，將靴子的高幫截短，並用金線作裝飾，足蹬短靴，穿著鮮艷華麗的服裝，聚在一起，蹴鞠玩耍。突然，街上躥出一幫公人，一把鐵鏈，將這些人鎖住，帶到五城兵馬司。經上報朝廷，這些人均被卸了腳。

朱元璋建國安邦之初，恢復唐代的衣冠制度，不同等級的人的服飾，不能混同。無論服飾怪異，還是在街上遊戲，均會被治以重罪。南京街頭的那一群倒霉蛋，圖一時興致，觸犯朝廷大法而被砍了腳，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那些人如果晚生若干年，他們的腳也不至於被卸掉。萬曆年間，一位閒居鄉間名叫李樂的官員，進了一趟城，突然驚奇地發現，滿街走動的生員秀才們，全是紅絲束髮，嘴唇塗抹紅色脂膏，臉上抹著白粉，還用胭脂點綴；身穿紅紫一類衣服，外披內衣，一身盛妝艷麗若婦人。李先生感慨萬千寫詩道：“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儘是讀書人。”李先生實在是有點大驚小怪，明代的服飾等級制度自創立起就不斷有人違例穿戴，到永樂年間更是時有所見，北京出現越禮戴“圓帽匭頭”的人。成化以後，服飾式樣翻新，不分男女，面料也日漸奢華，官方的服飾禁令已是爛倒至極，人們的穿戴不僅敢於僭禮越分，而且爭奇鬥豔出現令時人驚駭的現象，以至於被稱為“服妖”。

“服妖”的服飾突出的就是一個“奇”字，男女錯位，男穿女服，女著男裝。富家公子服裝“大類女妝，巾式詭異”，婦人衣服卻如文官，裙則如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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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夢龍在《古今譚概·怪誕部》“異服”條記載：“進士曹奎作大袖袍，楊衍問日：‘何須此’?大奎日：‘要盛天下蒼生’。衍笑日：‘盛得一個蒼生矣’。今吾蘇遍地曹奎矣”。(曹奎的奇裝異服在當時顯得與眾不同，故而楊衍有此一問，而馮夢龍的“今吾蘇遍地曹奎矣”一句就點明了當時著奇裝異服的人數之多；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把這種奇裝異服的行為稱為“服妖”：“(張獻翼)至衣冠亦改易，身披彩繪荷菊之衣，首帶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為樂”，“同時吳中有劉子威，文苑耆宿也。衣大紅深衣，遍縭群鶴及獬豸”，“此皆可謂一時服妖”楊慎“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妓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為忤”·。楊慎的打扮更為“新潮”，竟然作女性髮式，且塗粉插花。這一群體的行為方式不可不謂特立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