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教育實踐
孔子本人的教育言論與教育實踐,已為“有教無類”做了最好的註腳。孔子曾說:“自行束惰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述而》)意思是說,只要能夠送10條幹肉作見面禮(另說:只要是15歲以上的學子),我沒有不進行教育的。又說:“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同上)那隻要誠心求教、潛心向學,都熱心教誨,不管他們過去的經歷和表現,而一視同仁。孔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在創辦私學、聚徒講學的教育教學實踐中,做到了:①不分國別和族類。據李啟謙《孔門弟子研究·弟子國別表》統計,孔門弟子國籍有魯、齊、衛、晉、蔡、秦、宋、陳、燕、吳、楚11國,不明國籍者還有很多。它說明孔子招收學生,不僅不分華夏諸國,而且不分華夷諸族。所以史稱孔子“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呂氏春秋·有度》)。②不分貴賤和貧富。孔門弟子來自各個階級、階層,有魯國當政的貴族子弟孟懿子,也有被稱為“賤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仲弓和“鄙家”(《呂氏春秋·勸學》)的子張;有“家累千金”、“結駟連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衛國大商人子貢,也有居住“不堵之室”、“上漏下濕”的原憲和窮居陋巷、簞食瓢飲的顏回;甚至還有“卞之野人”子路和“梁父大盜”(《呂氏春秋·尊師》)顏涿聚等。③不分年齡大小。如秦商少孔子4歲,顏無由少孔子6歲,漆雕開少孔子11歲,孟懿子少孔子20歲,顏回少孔子30歲,陳亢少孔子40歲,冉孺少孔子50歲,公孫龍少孔子53歲。叔仲會少孔子54歲。同學問年齡差距競有50歲左右。④不分資質高下。孔門弟子中既有“問一知二”的子貢和“聞一知十”的顏回這樣的高材生,也有像高柴和曾參這樣智力較低的學生,“柴也愚,參也魯”(《論語·先進》)。可見,孔子私學的教育對象範圍是相當大的。因此,人們常說:“孔門多雜。”有一次,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櫽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荀子·法行》)所謂“雜”就是混雜,各種各樣的人都有的意思,這正說明孔門弟子原是良莠不齊的。孔子的“有教無類”辦學方針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付諸實踐的。
思想基礎
孔子的“有教無類”主張,有其思想基礎。他對教育對象天生素質的基本看法是:“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同上)“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論語·雍也》)這就是說,在孔子看來人的天生素質相差無幾,但卻可以使之發生變化,且只有極少數的“上智”與“下愚”這類人不易改變。其餘一般人,也即“中人”一類的人,都是可以接受教育的。同時,“有教無類”也是孔子“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思想的具體體現。他認為:“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論語·陽貨》)也就是說,在孔子看來,大多數人都應該接受教育。
局限性
孔子“有教無類”也有其相對性、局限性。就是說,它是“無類”中的“有類”。如孔子的教育對象就不包括奴隸。當時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自然也就談不上受教育。孔子弟子3000,賢者72人,據現有資料來看還沒有一個是奴隸出身。再如孔子的教育對象也不包括婦女。孔子有重男輕女的思想傾向,這是勿庸諱言的。如周武王說他有賢臣10人,孔子卻辯駁說:。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論語·泰伯》)孔子也曾把女人同小人相提並論,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論語·陽貨》)。這說明孔子的“有教無類”是不徹底的。“無類”還不等於“全民教育”,而這也正是孔子的階級局限和歷史局限之所在。
歷史地位和影響
“有教無類”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之下,屬於進步的教育主張,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它打破了“學在官府”之舊制,開創了文化下移的新紀元。春秋之前是“有類”教育,而孔子不分地域、貴賤、貧富、智愚,只要誠心求教,都給予一視同仁的教育。這就突破了奴隸主貴族對文化知識的壟斷,加速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的歷史趨勢,為平民求學參政創造了一個契機。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對以“親親”為原則的奴隸主貴族的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否定,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教育繁榮和百家爭鳴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它順應時代潮流,符合廣大平民的願望和要求,具有鮮明的人民性。②它擴大了教育對象的範圍,為社會培養了大批有專長的人才。春秋末期,社會上養士用士已形成風氣。孔子適應了這~趨勢,在“有教無類”的方針下,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人才。孔子的弟子以平民為主體,立身處世不再憑藉原有的血族關係,而是依據自己的道德修養和學問智慧型。如子貢善辭令,做了“外交官”,奔走於列國之間;冉有為季氏宰,輔佐季氏治魯;子路仕於衛,為結纓整冠而死於衛國內亂;子夏居西河教授,整理了不少古代文獻;等等。他們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③孔子招收弟子不分種族、不分國籍,“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打破了華夏與夷狄的族類界限,“布學”於四夷,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著名史學家范文瀾稱孔子的“有教無類”思想“表現了漢民族在文化特點上的某些精神形態”,“影響了中國境內非漢族的各族,在漢族與各族間起著精神聯繫的作用”(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
“有教無類”的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是有影響的。孔子之後,孟子在教育中也做到“來者不拒”,體現了“有教無類”的精神,謂:“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盡心下》)《呂氏春秋·勸學》說:“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呂氏春秋·尊師》記載:“段木乾,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厘。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可見,子夏、墨子、禽滑厘等人辦學,也是不以尊卑取人的。這也說明,“有教無類”的主張及實踐,在春秋戰國時期已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主張,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孔子的“教育平等”思想,具有一定的教育民主性色彩和教育普及性思想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