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孟子選注》中有其諸多的政治主張、哲學理論、教育綱領等，對後世有巨大的啟迪意義。孟軻專著的孟子選注為同學們作了選注，供大家學習參考。每篇分為上下，約三萬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漢書·藝文志著錄“孟子十一篇”，比現存的孟子多出四篇。
基本介紹
- 書名：最新語文新課標必讀叢書:孟子選注
- 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
- 頁數：173頁
- 開本：32
- 作者：孟軻
- 出版日期：200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浙江文藝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名譯+名家+名師
名譯——譯本權威，最值得中小學生品讀
精選一批國內權威的翻譯大家的譯本，譬如《歐也尼·葛朗台》《高老頭》為大翻譯家傅雷譯本；《安徒生童話》《克雷諾夫童話》為大翻譯家葉君健譯本；《伊索寓言》為大翻譯家任溶溶譯本；《少年維特的煩惱》《歌德談話錄》為翻譯名家楊武能譯本；《泰戈爾詩選》系文學大家冰心、鄭振鐸名家譯本；《歐·亨利》為翻譯名家王永年精心譯本；《魯濱遜漂流記》為滬上著名翻譯家鹿金譯本；《湯姆·索耶歷險記》兒童文學翻譯家徐朴精譯本；《莫泊桑短篇小說精選》為翻譯名家柳鳴九譯本；《哈姆雷特》系文學大學卞之琳傳神譯作；《堂吉訶德》為翻譯名家董燕生譯本，並獲魯迅文學翻譯彩虹獎；《契訶夫短篇小說集》為翻譯名家烏蘭汗等譯；《傲慢與偏見》為翻譯名家張經浩譯本；《巴黎聖母院》為翻譯名家潘麗珍譯本；《大衛·科波菲爾》翻譯名家宋兆霖譯本；《普希金詩選》為查良錚、戈寶權、王守仁一批名家翻譯……
名家——精心選編、開啟人文智慧
譬如《百年中國小說精選》由著名學者錢理群教授主編，錢理群、吳福輝、趙園、陳思和、王曉明、南帆等六名教授親自撰寫思考題；《百年中國散文精選》由著名散文家、評論家顧驤選編；《豐子愷散文》由豐子愷之女，畫家翻譯家豐一吟親自選編；《中國現當代童話精選》由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教授湯素蘭選編等等。
名師——撰寫導讀、緊扣教學
特邀一批中國小名師撰寫導讀和附錄，加強實用功能。為了便於學生閱讀理解，更好地掌握作品的思想內涵、文學特點，增強閱讀與欣賞的自學能力，提高學習與測試的實用程度，導讀部分主要涵蓋了作家個人生平介紹、作品文本解讀、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相關知識連結、文學常識背景、同類作品比較閱讀、學業測試提示等等相關內容。擴大視野，增強實用，緊扣教學。
名譯——譯本權威，最值得中小學生品讀
精選一批國內權威的翻譯大家的譯本，譬如《歐也尼·葛朗台》《高老頭》為大翻譯家傅雷譯本；《安徒生童話》《克雷諾夫童話》為大翻譯家葉君健譯本；《伊索寓言》為大翻譯家任溶溶譯本；《少年維特的煩惱》《歌德談話錄》為翻譯名家楊武能譯本；《泰戈爾詩選》系文學大家冰心、鄭振鐸名家譯本；《歐·亨利》為翻譯名家王永年精心譯本；《魯濱遜漂流記》為滬上著名翻譯家鹿金譯本；《湯姆·索耶歷險記》兒童文學翻譯家徐朴精譯本；《莫泊桑短篇小說精選》為翻譯名家柳鳴九譯本；《哈姆雷特》系文學大學卞之琳傳神譯作；《堂吉訶德》為翻譯名家董燕生譯本，並獲魯迅文學翻譯彩虹獎；《契訶夫短篇小說集》為翻譯名家烏蘭汗等譯；《傲慢與偏見》為翻譯名家張經浩譯本；《巴黎聖母院》為翻譯名家潘麗珍譯本；《大衛·科波菲爾》翻譯名家宋兆霖譯本；《普希金詩選》為查良錚、戈寶權、王守仁一批名家翻譯……
名家——精心選編、開啟人文智慧
譬如《百年中國小說精選》由著名學者錢理群教授主編，錢理群、吳福輝、趙園、陳思和、王曉明、南帆等六名教授親自撰寫思考題；《百年中國散文精選》由著名散文家、評論家顧驤選編；《豐子愷散文》由豐子愷之女，畫家翻譯家豐一吟親自選編；《中國現當代童話精選》由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教授湯素蘭選編等等。
名師——撰寫導讀、緊扣教學
特邀一批中國小名師撰寫導讀和附錄，加強實用功能。為了便於學生閱讀理解，更好地掌握作品的思想內涵、文學特點，增強閱讀與欣賞的自學能力，提高學習與測試的實用程度，導讀部分主要涵蓋了作家個人生平介紹、作品文本解讀、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相關知識連結、文學常識背景、同類作品比較閱讀、學業測試提示等等相關內容。擴大視野，增強實用，緊扣教學。
作者簡介
孟子(約前372一前289)，姓孟名軻，戰國中期魯國鄒人。他的生平事跡，見於《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這篇列傳，是一篇戰國學者的合傳。重點是孟子和荀卿二人。司馬遷對孟子尤其尊重，開頭便說：“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據這篇列傳，孟子的生平事跡大致是：孟子，魯國鄒(現在山東省鄒縣)人，他曾經去遊說齊宣王、梁惠王，都沒有成功。晚年著書立說，記錄他的思想和政治言論。
《韓詩外傳》載有他母親“斷織”等故事，《列女傳》載有他母親“三遷”和?去齊”等故事，可見他得力於母親的教育不少。據《列女傳》和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曾受教於孔子的孫子子思。但從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記》說他為子思的弟子(一說是再傳弟子)，較為可信。
和孔子一樣，孟子在學業完成之後，也曾胸杯壯志，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一樣，所以不被重用，只好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苟卿列傳》)。
《韓詩外傳》載有他母親“斷織”等故事，《列女傳》載有他母親“三遷”和?去齊”等故事，可見他得力於母親的教育不少。據《列女傳》和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曾受教於孔子的孫子子思。但從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記》說他為子思的弟子(一說是再傳弟子)，較為可信。
和孔子一樣，孟子在學業完成之後，也曾胸杯壯志，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一樣，所以不被重用，只好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苟卿列傳》)。
圖書目錄
梁惠王上
梁惠王下
公孫丑上
公孫丑下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下
離婁上
離婁下
萬章上
萬章下
告子上
告子下
盡心上
盡心下
附 錄
主要參考書目
《孟子》導讀
梁惠王下
公孫丑上
公孫丑下
滕文公上
滕文公下
離婁上
離婁下
萬章上
萬章下
告子上
告子下
盡心上
盡心下
附 錄
主要參考書目
《孟子》導讀
序言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周王室的逐漸走向衰落，“尊王”舊制逐漸淡出，各諸侯國遂蜂起爭霸。面對群雄鏖兵、紛紜複雜的狀況，眾多思想家紛紛推出自己的政治學說，試圖藉以解決國家的權力與統治等重大問題。
與莊子生活年代（約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相當的孟子，作為戰國時代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也僕僕賓士於道途，往來諸侯國間，希圖得諸侯國君主的任用，推行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張，集中與維護統治者的權力與統治。
春秋戰國時期的權力與統治問題，主要表現在諸侯國與諸侯國（包括周王室）之間的關係、諸侯國君主的地位、統治者與“民”的關係等方面。《孟子》以其語錄體、對話式文字就上述幾方面構築了自己的學說體系。
首先，戰國時期，周王室的權力已名存實亡，整個社會已不是一個周王室統率眾多諸侯國的一主多從局面，而是諸侯國與諸侯國之間平等爭霸，要么被統一，要么統一天下這樣的狀況。孟子已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作出了順應社會歷史發展的抉擇。他擯棄了孔子“尊王”、“克己復禮”為周王室“正名”的思想。儘管他未明確提出“霸道”，但從“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這些話的語氣中可見箇中訊息——表面的王道，實際的霸道。孟子基本承認了管仲的助齊稱霸，認為只要戰勝別國，就可以成為各諸侯國的“共主”，取周王室而代之。而“仁政”就是他所推行的戰勝別的諸侯國的致勝法寶。
在孟子的學說中，“民”的地位較孔子時代有了明顯提高。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認為民眾的反應是考察所任用者賢愚的標準，“國人皆日賢，然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梁惠王下》）。這是春秋時期“天聽自我民聽”這種思想的具體化。孟子對“民”的地位的認識，得之於對“國人暴動”及眾多“民潰”記錄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對歷史文獻相關內容的升華。
孟子學說中的君主，其君位的穩固性已大不如前。孔子時代，主張“正名”，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法，如果臣下殺死了君主，則用專門語詞“弒”載於史書，要受禮法的制裁，因而君主的權威與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孟子則認為：如果君主無仁無義，則是仁義的賊害者，是獨夫民賊；人人得而誅之，是無所謂“弒”君的。孟子更從君臣關係角度重新確定了君主的地位。他認為一國之君，負有治理四境的責任，如果有大過而又不聽從諫勸，貴戚之卿可以廢君另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天命無常，君位已不是那么永久不可動搖的了。
處理君與民的關係，是社會行政統治的關鍵。如何解決君與民的關係，正是戰國時期各思想家所必須面對的。基於對“民”的地位的認識，孟子用“仁政”來協調、解決作為統治施行者的“君”與作為受事者的“民”之間的關係。那么如何實行“仁政”呢？也即怎么做才算是“仁政”呢？孔子時代，“仁”的要求主要指向民、人，君位相當穩固，只要對民人小施恩利即可，而民人則要受一系列禮法、綱常的約束。孟子的“仁政”，則直指君主，要求君主“制民之產”，使民人有恆產，進而有恆心，這是使民“向善”的保證。要求君主為民父母，保民而王……
“仁政”的提出，基於對“民”的地位的認識，更有其一定的哲學基礎。這就是孟子提出來的“性善”學說。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人人都具有最基本的道德品質的萌芽，都有向善的本性，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端。這“四端”發展起來，則可成為“仁、義、禮、智”四德。君主應堅信民人都具有這種善性，並把自己固有的惻隱之心發揚出來，擴而充之，推行到行政中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孫丑上》），這就是“仁政”了。
孟子名軻，戰國時鄒（古國名，故城在今山東鄒縣）人。或是因為鄒地近於孔聖人之鄉，孟母又“斷織”、“三遷”，注重環境對個人的影響，加上孟子拜師受業於儒者，所以孟子十分自然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學說，以聖人之徒自許，以捍衛先聖之道自任，進而以繼承聖人道統自居。與孔子“栖栖皇皇”不遑暇處一樣，孟子也曾往來穿梭於諸侯國間，推銷自己的“仁政”學說。然而其前景一如孔子的黯淡。孔子因其“尊王”一說一開頭就失去了諸侯國君之心，而經過改制的孟子學說雖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時代的需要，但他仍未充分認識當時“強侵弱，眾暴寡”的紛爭現實，較適合於統一國家和平年代的孟子學說在當時仍顯得“迂闊而不能用”（《史記·孟荀列傳》），孟子只能“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同上），留待後來君主的“採擇”了。
《孟子》在兩漢時期已受尊崇。到五代後蜀刻石《十一經》，《孟子》成為其中之一經，開始列入“經書”。南宋朱熹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並為之集注。到了明清時期，“四書”成為科考八股選題的淵藪，《孟子》的地位變得十分崇高了。《孟子》一出，漢以來注家紛出，特別是兩漢、宋、清幾個朝代，或訓釋，或闡述義理，相關著述極多。
今以《十三經註疏》本為底本，結合其他所能看到的版本，對《孟子》作了校勘，並作註解。
潘新國余文軍
與莊子生活年代（約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相當的孟子，作為戰國時代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也僕僕賓士於道途，往來諸侯國間，希圖得諸侯國君主的任用，推行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張，集中與維護統治者的權力與統治。
春秋戰國時期的權力與統治問題，主要表現在諸侯國與諸侯國（包括周王室）之間的關係、諸侯國君主的地位、統治者與“民”的關係等方面。《孟子》以其語錄體、對話式文字就上述幾方面構築了自己的學說體系。
首先，戰國時期，周王室的權力已名存實亡，整個社會已不是一個周王室統率眾多諸侯國的一主多從局面，而是諸侯國與諸侯國之間平等爭霸，要么被統一，要么統一天下這樣的狀況。孟子已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作出了順應社會歷史發展的抉擇。他擯棄了孔子“尊王”、“克己復禮”為周王室“正名”的思想。儘管他未明確提出“霸道”，但從“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這些話的語氣中可見箇中訊息——表面的王道，實際的霸道。孟子基本承認了管仲的助齊稱霸，認為只要戰勝別國，就可以成為各諸侯國的“共主”，取周王室而代之。而“仁政”就是他所推行的戰勝別的諸侯國的致勝法寶。
在孟子的學說中，“民”的地位較孔子時代有了明顯提高。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認為民眾的反應是考察所任用者賢愚的標準，“國人皆日賢，然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梁惠王下》）。這是春秋時期“天聽自我民聽”這種思想的具體化。孟子對“民”的地位的認識，得之於對“國人暴動”及眾多“民潰”記錄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對歷史文獻相關內容的升華。
孟子學說中的君主，其君位的穩固性已大不如前。孔子時代，主張“正名”，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法，如果臣下殺死了君主，則用專門語詞“弒”載於史書，要受禮法的制裁，因而君主的權威與地位是不可動搖的。孟子則認為：如果君主無仁無義，則是仁義的賊害者，是獨夫民賊；人人得而誅之，是無所謂“弒”君的。孟子更從君臣關係角度重新確定了君主的地位。他認為一國之君，負有治理四境的責任，如果有大過而又不聽從諫勸，貴戚之卿可以廢君另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天命無常，君位已不是那么永久不可動搖的了。
處理君與民的關係，是社會行政統治的關鍵。如何解決君與民的關係，正是戰國時期各思想家所必須面對的。基於對“民”的地位的認識，孟子用“仁政”來協調、解決作為統治施行者的“君”與作為受事者的“民”之間的關係。那么如何實行“仁政”呢？也即怎么做才算是“仁政”呢？孔子時代，“仁”的要求主要指向民、人，君位相當穩固，只要對民人小施恩利即可，而民人則要受一系列禮法、綱常的約束。孟子的“仁政”，則直指君主，要求君主“制民之產”，使民人有恆產，進而有恆心，這是使民“向善”的保證。要求君主為民父母，保民而王……
“仁政”的提出，基於對“民”的地位的認識，更有其一定的哲學基礎。這就是孟子提出來的“性善”學說。
孟子認為“人性本善”，人人都具有最基本的道德品質的萌芽，都有向善的本性，都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端。這“四端”發展起來，則可成為“仁、義、禮、智”四德。君主應堅信民人都具有這種善性，並把自己固有的惻隱之心發揚出來，擴而充之，推行到行政中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孫丑上》），這就是“仁政”了。
孟子名軻，戰國時鄒（古國名，故城在今山東鄒縣）人。或是因為鄒地近於孔聖人之鄉，孟母又“斷織”、“三遷”，注重環境對個人的影響，加上孟子拜師受業於儒者，所以孟子十分自然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學說，以聖人之徒自許，以捍衛先聖之道自任，進而以繼承聖人道統自居。與孔子“栖栖皇皇”不遑暇處一樣，孟子也曾往來穿梭於諸侯國間，推銷自己的“仁政”學說。然而其前景一如孔子的黯淡。孔子因其“尊王”一說一開頭就失去了諸侯國君之心，而經過改制的孟子學說雖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時代的需要，但他仍未充分認識當時“強侵弱，眾暴寡”的紛爭現實，較適合於統一國家和平年代的孟子學說在當時仍顯得“迂闊而不能用”（《史記·孟荀列傳》），孟子只能“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同上），留待後來君主的“採擇”了。
《孟子》在兩漢時期已受尊崇。到五代後蜀刻石《十一經》，《孟子》成為其中之一經，開始列入“經書”。南宋朱熹把《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並為之集注。到了明清時期，“四書”成為科考八股選題的淵藪，《孟子》的地位變得十分崇高了。《孟子》一出，漢以來注家紛出，特別是兩漢、宋、清幾個朝代，或訓釋，或闡述義理，相關著述極多。
今以《十三經註疏》本為底本，結合其他所能看到的版本，對《孟子》作了校勘，並作註解。
潘新國余文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