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回寺石佛冢位於山西省大同市靈丘縣城南75公里三樓鄉曲回寺村，建於唐代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是大禪師慧感奉詔創造。 曲回寺附近，山崗、山腳、台地溝岔等地方，散布有墓丘狀的石像冢。石像冢的形制均為石塊砌壘，上以長條石封頂，再以沙石土掩埋。每冢增留一小門，從外部能看見內部的石像。冢體大小不等，一般的高三四米，圍二三十米，從外觀看與墳墓無異。每座冢中都安置著十尊左右的佛、菩薩、供養人等雕像。發掘出的石像最大的高1.2米，面目已經模糊，但衣帶清晰可辨。石像冢充分反映出中晚唐時期佛像雕刻藝術的純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曲回寺石佛冢
- 地理位置：同市靈丘縣城南75公里三樓鄉曲回寺村
- 出處：《曲回寺碑記》
- 建成時間：公元733年
- 主建人物：大禪師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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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曲回寺石像冢的佛像藝術對研究中國的佛教史、美學史、雕塑史具有重要意義。
歷史
據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蓬庵所作的《曲回寺碑記》記載：“肇自大唐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有大禪師慧感，俗姓王氏，北京人也，初住此山，奉詔創此寺，持旨賜曲回山寺。”寺中原有明代正德年間鑄造的一口大鐘，鐘上也有文字記載，曲回寺屬五台山下院，始建於唐代開元年間。“開元”是唐玄宗的年號，時值盛唐時期，也是延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而曲回寺又是奉玄宗聖旨修建的，寺成之後，玄宗又親賜寺名，可見曲回寺當時的規模和在全國佛教寺院中的地位了。
曲回寺自唐代初創，歷經遼、宋、元、明、清五朝，雖歷朝都有重修，但基本保持了唐代原貌，直到抗日戰爭時期的1939年，被日本侵略軍付之一炬，使千年古剎毀於一旦。我們從劫後殘存的寺廟遺址看，昔日曲回寺有兩進院落，主體建築有山門、鐘鼓樓、中殿、大殿、配殿和跨院僧房，整體寺院呈坐北朝南的長方形布局。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曲回寺周圍，散布著眾多墳丘狀的大土堆，村民稱“塔兒”、“石佛冢”，攔河壩上的石佛像正是從這裡挖出的。當然，這該是20世紀70年代初全國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曲回寺村民攔河造地、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傑作”了。
探秘
石佛冢數量知多少
千年古剎——曲回寺，曾經御筆提名，感受皇恩浩蕩；曾經香菸裊裊，深得千萬信眾的膜拜；曾經商旅駐足，為無數遠行的人遮風避雨；曾經……然而，這一切的一切，早已成過眼雲煙。繁華已逝，空餘殘垣瓦礫，廢墟一片。當我們彳亍其間，總有一種滄海桑田、茫然若失的感覺。好在那遺蹟周邊散落的一座座石佛冢，仍以它原初的姿態默默地匍匐於大地，世世代代、朝朝暮暮，歷經千餘年風雨沖刷，似乎正向我們提示著一個一個謎樣的故事。 據《曲回寺碑記》中說：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年）奉詔因建石塔三百六座”。這些所謂的“石塔”，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個個墓丘狀的“石像冢”。關於曲回寺的石佛冢數量，村民們都認為是306座，而按古代的記數規則，“三百六座”應是360座。可是，我們大致數了數，眼前尚不足50座，其餘的又到哪裡去了呢？ 按村民們的說法，一方面因時間久遠，分布範圍廣，在人為和自然力的作用下，不少石佛冢的地面痕跡消失了，而地下石佛還在。另一方面，曲回寺的石佛冢在建國後曾經歷過三次毀滅：一是1967年修京原公路，公路穿越石佛區，使部分石佛冢毀掉；二是“文革”中期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攔河造地，挖冢取石，使一些石佛冢徹底消失；三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一些不法分子大肆盜挖石佛，使諸多石佛冢被毀掉。 就眼前這些石佛冢看，其外形如民間墓丘，有的搞出地面達5米，一般均在3米左右。直徑最大的達20米左右，最小的也在5米左右。有幾座已被有關部門發掘，其內部構造是這樣的：封土下是用石塊砌築的長方形石室，南北走向，長6米左右，寬和高均為1．5米，石室頂由長石條密排搭成，所用石料均為當地出產的花崗岩石。石室內整齊排列著石像，有佛、菩薩、供養人等，皆面南背北。當然也有例外，如村南四塔台的24號石像冢，石室內有約30尊小石像，然後一層石佛像一層土，層層埋放。而且有的石像冢內造像粗糙，幾乎是半成品。 斗江崗1號石佛冢是曲回寺附近較大的一座石佛冢，封土下的石室內，正中線上是一排五尊坐像，像高1．5米，前後整齊排列，刻工精細，寬衣博帶，面部豐滿，是典型的唐代風格。五尊坐像兩側，立有數量不清的小石像。石室南端以巨石封門，封門石上雕有橫向並列的7尊佛像，每尊佛像上方刻有和尚法號：“大禪師道秀和尚”、“大禪師道信和尚”、“大禪師法忍和尚”等等。封門石上還刻有建築石像冢的年代：“天寶十載”、“維大唐天寶十一載七月一日”等。 我們查唐代佛教資料，這些“禪師”行跡並不確切，僅知“道信”是唐代高僧，被禪宗門徒推為“四祖”，另幾位“禪師”或許也是同時代的高僧吧。而門上的石像可能就是為這些高僧造的像。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佛像一般是放在寺內供養的，這裡為什麼要埋入地下呢？而所謂的“佛塔”，一般是埋葬佛祖或高僧舍利的，這裡卻又為什麼要埋入佛像呢？
佛冢埋佛謎案重重
在靈丘曲回寺周圍發現有這么多的唐代石佛埋在地下，這也是新中國考古史上的大事。所以，近年已引起越來越多的專家的重視。有關埋佛之謎，我們請教了村民和當地的有關專家，按他們的推測，大致有這樣幾種原因： 一是為避“安史之亂”而將佛深埋地下，以為保護。曲回寺建於唐玄宗開元年間，而石佛冢建於天寶十載左右，當時正是安祿山、史思明等軍閥蠢蠢欲動，大唐江山處於風雨飄搖的前夜。而“安史”叛軍的大本營范陽（今北京）就近在咫尺，曲回寺又處於叛軍進取晉北的通道——靈丘道（太行八徑之一）上。據史料記載，“安史之亂”暴發後，叛軍一部在叛將高秀岩的帶領下攻取了今內蒙古和晉北一帶，在此以後8年的平叛中，晉北一帶是重要戰場之一。再說曲回寺又是玄宗的道場，因此，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叛亂前夕，僧人們將刻好的和只是半成品的石佛像匆匆埋入地下，也是有一定的可能的。 另外，有人認為，這裡原是雕鑿佛像的工場，將剩餘佛像隨意埋入了地下。近年在曲回寺村南和村東一帶山上確實發現了當年雕刻佛像的採石場，說明曲回寺一帶是當時打制石佛像的大工場。它作為五台山清涼寺的下院，旁邊山上又有質地很好的花崗岩，所以，當時承擔著為五台山及周邊寺院打制石像的義務。但因為這裡地處深山、運輸艱難，或另有其他原因無法將雕好的佛像運出，只好就近埋入地下了。 還有一種說法是，因唐武宗“會昌滅佛”而將佛像埋入地下。唐自“安史之亂”後，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社會動盪、民生艱難，廣大民眾紛紛投入佛門以求精神解脫，而統治者也企圖借佛教安撫民眾，以擺脫目前的困境，於是，一時間佛教勢力迅速壯大。唐武宗李炎繼位後，眼見佛教僧侶隊伍龐大，寺院經濟發達，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便於會昌二年（842年）至會昌五年（845年），在全國掀起大規模的滅佛運動。期間共毀寺廟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所，26萬多僧尼還俗，使佛教遭受了毀滅性打擊。但從現有資料看，曲回寺石佛冢基本建於玄宗天寶年間，而會昌滅佛已是百年之後的事了，所以，此說不大可信。 最近，也有專家提出是唐代五台山僧人的墓塔。他們認為曲回寺在唐代即為五台山下院，唐代有部分高僧圓寂後在此造塔埋葬。上面是石佛，下面埋屍骸，以表永遠祀佛、永遠與佛為伴。因不是一時埋葬，所以，石佛冢分散各處，且大小規格、內部構造均不一樣。但石佛的雕造風格一樣，是典型的唐代石窟造像。不過，此說也非議頗多。一般認為，曲回寺為五台山下院是元代以後的事，就目前發掘的幾座石佛冢看，裡面也並未發現僧人遺骨。再說，五台山去曲回寺畢竟山高路遠，在當時交通條件下，捨近求遠埋葬僧人屍骸似乎亦不大合理。 因此，綜合上述各種說法，我們認為，較合理的解釋該是：將佛像埋入地下珍藏起來，本身僅是佛教的一種儀規或曰很平常的做法而已。 據佛經上說，佛祖釋迦牟尼涅 後，弟子們將他的遺體火化，其骨骸結成了許多晶瑩多彩的珠子，稱為舍利子。在佛教徒看來，舍利子是至高無上的神物，必須以像樣的建築安放，這種建築便是“塔”。到公元前三世紀中葉（前268－232年），印度摩揭陀國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立佛教為國教，在全國大規模建佛塔，這便是佛教中稱之為“阿育王八萬四千寶塔”。在這眾多的塔中，有一種是專埋佛舍利、佛骨的，印度語叫“窣堵波”，實際就是半圓覆缽形的大土冢。當然，後來這種印度古塔傳入中國，與中國固有建築式樣融匯後，就產生了千姿百態的中國式佛塔了。不過，古印度的“窣堵波”與佛教同時傳入中國後，肯定會在中國留下相似或相近形態的“塔”，曲回寺的石佛冢或許正是明證吧。並且，能埋佛骨、舍利，石經、石佛像也未嘗不可。像太原風洞中埋藏的唐代石刻經幢，及青州的地下石佛像等都是很好的佐證。我們可以這樣推測，曲回寺石佛冢正是印度古佛塔與中國傳統厚葬深埋禮俗結合的產物，是一種中國式的禮佛儀規。 關於曲回寺石佛冢的埋佛之謎，無論哪種說法，僅是一種推測而已，並無科學、有力的實證，謎還是謎，謎底還遠未揭開。 不僅如此，關於靈丘曲回寺及石佛冢的謎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比如曲回寺既是唐玄宗欽點修築的寺院，又是五台山清涼寺下院，歷代都有修建，備受當局者重視。且從石佛冢的修築時間和規模上看，它比河南少林寺塔林還要早、規模還要大，甚至可與秦始皇兵馬俑媲美。但這樣一處彌足珍貴的民族瑰寶、舉世稀見的塔林，卻在靈丘的任何時代的縣誌均無記載，這又是為什麼？是修志者的疏忽，還是另有隱情？ 再如，從曲回寺石佛冢雕刻數量和工藝水平看，當時這裡肯定集中了大批技藝高超的石雕工匠。而這塊大山深處、閉塞落後的彈丸之地，如何一下子來了這么多全國一流的工匠？有人認為北魏開鑿雲岡石窟後，一部分工匠隨北魏王朝南遷，而另一部分留在了當地，唐代修築曲回寺時，其工匠正是這部分留下來的工匠的後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