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華僑教育真正引起清政府的重視是在1905年以後,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派
端方、
戴鴻慈等五大臣分赴東西洋考察憲政。端方從歐洲歸國,途徑南洋,受到當地
華僑商人和華僑學校師生列隊歡迎。他不僅深切感受到海外華僑愛國情深,而且認識到舉辦華僑教育之不可緩。因之,召見各埠華僑“勸其就地興辦學堂培養子弟,並戒其勿染外洋習氣”。為了"宏教澤而系僑情",清政府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後,屢次派遣官員赴南洋調查學務。南洋查學成員中,較為重要的人物是錢恂和董鴻禕。錢恂,字念劬,曾隨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國,因而增長了國際知識和外事才幹。1899年他受任湖北留日學生監督而駐紮東京,1905年作為參贊官,隨載澤等五大臣赴東西洋考察憲政,因而與五大臣中的
端方得以結識。1906年他被學部特派為南洋查學委員。同時,學部還派遣專門司行走董鴻褘作為陪同。
教學質量
錢、董二位於1906年秋天抵達爪哇。爪哇是華僑比較集中的大島,該島首府巴達維亞的中華會館已經在此前創辦了中華學堂,開南洋華僑辦學的先河。各埠此後雖創辦了大量的學堂,但由於師資和教材均感不足,教學質量也不盡如人意。華僑父老仍有送子弟回國讀書的願望。錢、董二人有見及此,鼓勵華僑子弟回國讀書,允以官費待遇。並往各埠華僑學堂視察,其間挑選了60多名僑生,準備分批返國。錢恂等除了立即向學部申報外,還致電兩江總督端方,請他主持辦學。12月份錢恂致端方電說:“爪島學生通官音(指能講國語)可接中學程度者約三十人,志切歸國讀書,選地
南京,川資日用自備,惟請官給食宿。並準學部電咨,以該僑民篤志內向,自宜因勢拊循”。端方接此電,深知“大地造物”的哲理,主張秉著“百年樹人的大計”,接納這些來自外洋的華僑學生,讓其有一個更好的讀書環境。
徵詢意見
恰逢學部根據錢恂的建議,也向兩江總督端方徵詢意見,端方贊同其議,即奏請朝廷說:“爪島僑民流寓遠方,不忘歸國,派生內渡,就學
金陵,洵屬愛國情殷,極堪嘉許,自當官備食宿,妥為照料。當經電飭該員錢恂等,允為照辦。屬其傳語華僑,益相敦勉,札飭江寧提學使,俟該生等來寧,即查詢志願,分送各學堂肄業。嗣後南洋各島及檀香山、舊金山等地僑民,如有願送子弟來寧就學者,並當一律收取,以宏教澤而系僑情。”
歡迎宴會
清廷出於“宏教澤”,“系僑情”和“彌隱患”的考慮,準許了端方的請求。於是,錢、董二人率領第一批爪哇歸國的僑生21人,先到新加坡等候輪船東渡。當時已經是1907年1月20日,臨近春節,未能等到過完春節即起身東渡回國,由此可見僑生回國讀書的急切心理。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為此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宴會,歸國僑生即席朗誦詩歌,當地的中文報紙《叻報》於當年2月6日作了詳細的報導,可謂盛況空前。
改變原因
歸國的僑生臨時被安置在南京
三牌樓實業學堂寄宿。原來的想法,是“該生等來寧即查詢志願,分送各學堂肄業”,並未想要辦一所專門招收華僑學生的學校。但是這些華僑學生到達南京之後,原來的計畫不得不作改變。改變計畫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這些僑生資質參差不齊,且不諳國內的風土人情,若按照原定計畫分送各學堂學習確有其意想不到的困難。另外尚有特別具體的困難。
鄭洪年在1929年11月國民黨中央訓練部召開的南洋華僑教育會議上介紹當時的情況說:“端(指端方)欲先試驗各人程度,再分送各校。而他們(指僑生)回國的時候,適降大雪,與南洋熱帶的氣候迥殊,因此病了好幾人。大的二十二歲,小的只有十一歲。我就對端(方)說,分開來恐怕不行,一定要走散回去的。於是就在本京三牌樓實業學堂樓上,請教員來替他們補習”,“我與
陳伯陶商量,索性在一起,多請幾位教員來教。陳並題了一個名,取《書經》:‘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之意,名之曰暨南學堂”。這段話起碼錶明,鄭洪年與江寧提學使陳伯陶一起參與了暨南學堂的籌備和創建。由於學生主要來自南洋,陳伯陶建議用“暨南”做校名。次年3月23日開學。鄭洪年任第一任堂長。“暨南”一詞源自《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寓意為:中華民族優良的道德風尚和文化教育,以中國為中心,輻射、傳播到四面八方,把中華文化傳播到五洲四海。暨南校名因此而來。學堂辦學規模計畫為500人。
史料記載
端方欣然採納了鄭洪年、陳伯陶的建議,於光緒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月)上奏稱:“該生等初回內地,語言驟難合一,應選派教習補習國文國語及各科學一年,再行考驗程度,查詢志願,分送各學堂肄業。且聞內響芳殷,來者日眾,非為特辟一校,不足以敷教育而系僑情,當飭署江寧提學使陳伯陶,差調直隸候補道王崇烈照料一切,並籌撥經費,擇度校舍,延訂教習,分科教授,派員管理,統合畫一,名曰暨南學堂。”光緒皇帝於光緒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月朱批:“該部知道”。從上述情況可看出:“暨南學堂已經開學之後,端方才奏請光緒皇帝批准的,這實際上是補辦審批手續。由於清廷前已批准接受僑生,而創辦暨南學堂,只是從實際出發,變通做法,以便把華僑教育工作做得更好。由於鄭洪年積極參與籌辦工作,因之被委任為首任堂長(庶務長)。
校址選址
經過籌備,校址選在南京薛家巷
妙相庵,該處地居
南京城中央,鼓樓之南,唱經樓之北,西北緊鄰
金陵大學,鬧中帶靜,頗可以進德修身。校舍舊式,部分改建,景致清幽,誠得天獨厚之“華僑學府”。暨南學堂就在薛家巷誕生了,薛家巷由此成為中國華僑教育的搖籃。1917年改名為國立暨南學校,先後開設師範、商業兩科和補習班、中學、國小。1921年,將學校商科遷往上海徐家匯辦學。同年與東南大學在上海合設上海商科大學。1922年3月成立暨南學校董事會,由黃炎培、范源濂、袁希濤、林文慶、史量才、鄭洪年、張謇等17人組成。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上海真茹的國立暨南學校改組為
國立暨南大學。
從此,暨南大學進入了一段全面發展的時期。首先,暨南大學將原有的商科大學改組為商學院,隨後又陸續增設了文學院、理學院、教育學院和法學院。同時附設中學部,其中高中部設普通科、商科、師範科和農科,國中部則不分科。此外還設定了一個很特殊的專業——外交領事專修科,在當時堪稱獨一無二。學校的硬體設施也頗具規模,教學樓、宿舍、實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作為當時的華僑最高學府,學校還設定了一所專門的研究機構——南洋美洲文化事業部,研究南洋、美洲的華僑問題,主編了《南洋研究》季刊和《南洋叢書》等。鼓勵學生進行學術研究,出版《國立暨南大學學報》刊登學生的研究成果。暨南大學還非常重視學生的體育鍛鍊,為中國國家代表隊輸送了不少體育健將。他們中有不少人曾經代表中國參加歷屆遠東運動會和1936年在德國柏林舉辦的第十一屆奧運會。如足球隊隊員陳鎮和、徐亞輝,籃球隊隊員蔡演雄、王南珍、尹貴仁,田徑隊員郝春德、傅金城(短跑)、符寶廬(撐竿跳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