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的種類包括資金慈善、體力慈善、智慧慈善等三大類別。思想平窮比資金平窮更可怕，智慧慈善給被救助者以思想智慧的幫助和扶持，從而達到思想致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智慧慈善
- 分為：資金慈善，體力慈善，智慧慈善
- 原因：思想平窮比資金平窮更可怕
- 目的：達到思想致富
智慧慈善文化歷史
中國自古提倡 “仁義”，注重對鰥寡孤獨、殘疾者的救濟、收養，對貧困、突遭不幸變故者的救助，社會慈善救助活動頻繁。一是對突遭天災人禍等急難的救助。是一種災後的臨時性救助活動；二是經常性的社會救助慈善活動。指對鰥寡孤獨的救助，給貧病者施藥、施粥、收養棄兒丐童及設義冢收埋枯骨、飢殍，施送棺槨等善舉。本文主要探討中國古代救助社會慈善思想的種類及意義。
中國古代社會救助慈善思想分為人性和理性社會救助慈善思想。人性社會救助慈善思想是從人的同情心即仁義出發，憐憫並救助他人思想；理性社會救助慈善思想是為維護統治地位“行仁政”的社會救助慈善思想。它是仁義在政治生活中的運用。
人性社會救助慈善思想是中國古代民間社會救助慈善思想．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1、視救助他人為己任，主張各有所歸思想。在中國古代史籍中有關社會慈善救助主張記載很多。《周禮·司徒 》記載了中國古代社會救助目的及內涵。即 “以保息養萬民”，“一日慈幼，二日養老，三日賑窮，四日恤貧，五日寬疾，六日安富”。《禮記·大同》則描繪了養老撫幼，使矜寡孤獨廢疾者各有所歸的大同理想。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這些記載體現了視救助他人為己任，養老慈幼，扶助矜寡孤獨廢疾，使之各有所歸的社會救助慈善思想。
宋朝張載進一步豐富了視救助他人為己任，各有所歸的社會救助慈善思想。他認為養老慈幼等社會救助是每個人天經地義的責任與義務。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貌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認為因人合父母生存於一身，人子對父母之愛天經地義。人生存於天地間，可以說天地也是人之父母，人亦合天地性情於一心。因天地 “覆載萬物而無怨”，人也應該視救助他人為己任，愛必兼愛，成不獨成，以終成仁愛世界。即“尊高年，所以長其長，茲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殘疾煢孤鰥寡，皆吾兄弟之顛沛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2、墨子主張以強扶弱、以富濟貧，相互扶持、交相利的兼愛慈善救助思想。墨子主張人相互救助、相互扶持，多做利人利己的善事益事，人相愛而不相賊，各得其所的兼愛慈善救助思想。他從兼愛觀念出發，主張有能力者應多愛護、幫助人，不應以強凌弱，恃富侮貧。勸告“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教賤，詐不欺愚”。而 “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
到北宋時族內慈善救助活動和思想理念則更加完備和系統化。范仲淹創設范 氏宗族義田、義莊，以此為保障開展族內慈幼、撫孤、濟貧等經常性慈善救助活動，使族內救助由臨時性救助，演變成經常性社會救助行為。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較完備的 擯棄親疏觀念，敬宗贍族庇同宗，實行族內救助的慈善思想。他說“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以祖宗視之，則均子孫，固無親疏也”[7]他從同宗同血緣觀點出發，認為同族之人無親疏之分，都是同宗子孫，所有老弱婦幼、鰥寡孤獨都要同等濟養、救助，以此達到睦族、收族、贍族，以利本宗族繁衍壯大之目的。因此，“范氏義莊實為族美舉，歷八百年而不廢”。
戴百壽進一步豐富了族內救助的慈善救助思想，提出了族內救助是社會救助之根本，是實現社會穩定的根本之所在。他認為只有抓住族內救助這一社會救助之根本，就能實現全社會的救助與穩定。說 “夫宗族者譬若樹之本根也，鄉黨者，譬樹之枝葉也，安有本根不知庇而能庇及枝葉乎?”
4、儒家以仁為中心，視人若己，推己及人，以博施濟眾為己任的社會慈善救助思想。儒家社會救助慈善思想是從人之良心和人之依存關係出發，主張相互愛護、救助，視人若己，視人之父母兄弟若己之父母兄弟，推己及人，博施濟眾的思想。儒家從仁出發，認為人有憐憫他人的惻隱之心，以此為出發點去愛護、救助他人。孔孟認為 “仁 ，人心也”。叫即惻隱之心。又說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不僅如此，還要擴充其愛，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即“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孔子則認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鄉井同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荀子和漢代董仲舒豐富了儒家社會救助慈善思想，認為社會救助是人生存發展的客觀需要，人之相互依存是由團結互助來維繫的。苟子認為人能群、團結互助才有力量，才能戰勝自然，生生不息。他說人能群是以義分，“故又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但人性天生為惡，單憑惻隱之心難以行善，必須 “以善和人”才能辦到。性惡之人只有 “以善和人”才能據禮儀而性仁，“利少而義多，為之。”“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漢代董仲舒則認為人相互救助是天之意志，人應效仿老天之仁，無私地去愛護人、救助人。他說“天者，群物之祖也。……故聖心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 “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人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
宋以後思想家進一步豐富了儒家社會慈善救助思想，提出以愛己之心愛人，視人猶己，視人父母兄弟猶己父母兄弟，以博施濟眾為己任的泛愛思想。張載主張“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愛當儘可能普及，“大仁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明程顥則主張博施濟眾，如愛己手足一樣愛人。王陽明認為良知即仁心和良心，主張致“視人猶己”之良知，以救助天下之人為己任的泛愛救助思想。他說“良心之在人 心，無問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只有致良知，才會自覺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進而“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 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
中國古代人們為追求善報或懼怕惡報而做收養單老孤稚、幫貧濟困等善事、益事的思想行為很顯然是受佛教布施和因果報應說教影響而形成和出現的。呂思勉認為賑濟之政，古代本有恆典，愛及後世多廢墜。其興起者則多溺於佛說，欲事布施。齊書文惠太子傳記載 “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疾館以養窮民。”梁書武帝紀記載普通二年正月，興駕親祀南郊，詔日：“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縣鹹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毫無疑問多次捨身佛寺的梁武帝及崇信佛教的太子文惠救貧濟困的思想行動是受佛教布施說教影響的。
清代戴百壽則對受佛教因果報應說教影響只求自身因果善報而不誠心助人的救助行為有較詳細的描述。他在《救荒舉要》寫道“今之勸人為善者莫不以果報之說勸之，此亦以神道設教之一法。然論救世之實心，因怵於果報而為善，是有所為而為善也。其救世之心，必不誠。不因怵於果報而為善，是無所為而為善也。其救世之心，不容己。曾見有施惠於人者甚小而責報於天者甚奢，甚而豆羹簞食之微惠，亦形諸詞色，自鳴得意，其人雖迥異於自了漢一流人物，而所見者淺，皆緣不學無術之故，豈知果報之說。”可見，佛教說教給中國社會救助 思想帶來了新內容和新依據。它既強調人性慈心，更重視來世善報，促進了社會救助活動的開展。
基於以上幾點，不外乎仁即人本來具有的同情心，它是當時社會救助思想的主要內容之一，它實際上是一種超階級和人本性的泛愛主張，在此基礎上生髮的救助思想和行為，具有很濃的理想主義色彩，因而也是難以實現的。究其終極目的還是懼怕人民反抗，以緩解人民痛苦方式，維護社會穩定。
仁貫穿於人性社會救助慈善思想始終，而仁運用於政治即行仁政則演變成君王鞏固皇位收買人心的非人性即理性社會救助思想。理性社會救助思想是中國古代官方社會救助慈善思想。古代思想家主張仁運用於政治即“行仁政”。仁政是鞏固統治地位或王位的工具，它以“重社稷”的理性政治為最高準則。因此理性社會救助慈善思想是服從或服務於理性政治，以行仁政得民的社會救助思想。
中國古代行仁政得民鞏固統治地位的理性社會救助慈善思想表現為：
1、以行仁政方式“得民”、“養民”，以建立或鞏固自己的統治的 “得民者昌”的社會救助慈善思想。孟子云“老者得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而周“西伯即位，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漢苟悅則日“人主承天命以養萬民者也，民存社稷存，民亡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他揭示了統治者重 民的實質是 重社稷。可見重民得民之舉具有濃厚的功利主義理性特色。
2、“失民者亡”的社會慈善救助的思想理念。它豐富了理性社會慈善救助思想。古代帝王是因害怕兵民戈相向、揭竿而起而迫不得不行仁政，進行社會救助的。寄湘漁父在《救荒六十策》中說道“歲荒糧價騰貴，凡城鄉富厚之家，倉箱充溢，務須心存惠濟，將所積米谷減價平糶，切毋居奇長價，坐視災黎垂斃，萬一民窮盜起，戈矛相向，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推而論之，君王坐視民飢，民揭竿而起，君位也不能長久穩固。唐太宗李世民將民比作水，君比作舟，認為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這一簡潔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君王行仁政的實質。
3、理性政治高於一切，人性服從於理性是行仁政得民的理性社會救助慈善思想主要特徵。這一特徵在古代帝王言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唐太宗為救蝗災而吞食蝗蟲、節儉納諫。明太祖視民為新樹不可搖根，小鳥不可拔羽，因洪武元年六月不雨，他日減膳素食。可見對理性化君王來講，在理性政治面前是無人性化的仁可言的，人性表現只是理性 政治的工具而已。這是由中國古代重社稷思想所決定的。當然，這一人性化的舉動對處於災難困苦中百姓來講，多少能得到少許安慰，總比一點也沒有強。
儘管如此，以仁為中心的中國古代社會救助慈善思想，無論其表現形式如何，也不論主觀目的為何，在對緩解處於皇權統治下勞動人民的生活痛苦和形成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等都具有一定的進步作用。中國古代社會救助慈善思想是指導人們社會救助活動的思想理念和約束人們行為的社會道德標準，在指導社會救助活動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激勵鞭策作用。它約束人們（包括統治者）的行為，以仁即人之同情心和憐憫心為出發點，激勵人們積極向善，多行善積德，主張將仁用於治理天下，勸戒統治者多行仁政少做不義之事。因此有力地推動了 中國古代社會救助慈善活動的開展。這無疑是有利 於緩解古代勞動人民的生活痛苦，維護社會穩定與繁榮，無疑是有利於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養老慈幼、撫殘助孤、濟貧幫困等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形成。當然世上沒有一種絕對的，超階級的仁，否則只能是無法實現的大同理想。而仁一旦運用於政治，就打上階級的理性烙印，理性就會戰勝甚至吞噬人性，仁就成了服務於理性政治，維護統治的工具。中國古代的一切行仁政得民的社會慈善救助活動都是為適應這一需要而施行的。因此中國古代社會救助慈善思想無論民間還是官方社會救助思想， 其實質都是維護君王統治的工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