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罩》是美國著名的當代女詩人、女作家，1982年普利茲詩歌獎得主西爾維婭·普拉斯的一部自傳體小說，也是她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被美國文學界視為當代文學經典。小說截取了作者本人短短一生中極富戲劇性的一幕：1953年夏，二十歲的普拉斯收穫了寫作生涯的第一份殊榮，在某時尚雜誌舉辦的全國小說競賽中榮獲大獎，但她剛剛享受完前往紐約的榮譽之旅，卻旋即陷入了抑鬱症與精神失常的漩渦，一度自殺未遂，在隨後的短短一年中經歷了從璀璨的領獎台到陰森的精神病院、從生到死再得以復生的驚濤駭浪。與許多用詞如囈語的後現代小說完全相反，這樣一部描寫“瘋狂”的作品文字卻十分流暢詩意，簡潔傳神，毫無故弄玄虛之處，主人公看似“失常”的內心自白與人物觀察甚至極富洞察力、黑色幽默與美感。
基本介紹
- 書名：普拉斯作品:鐘罩
- 作者：西爾維婭·普拉斯 (Sylvia Plath)
-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 頁數：263頁
- 開本：32
- 外文名：The Bell Jar
- 譯者：朱世達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一本被美國文學界視為當代經典的自傳體小說，出自美國戰後最偉大的女作家、女詩人，1982年普利茲詩歌獎得主：西爾維婭·普拉斯。這位才貌雙全、魅力與聰慧無以復加的奇女子被傳記作家譽為“美國文學界的瑪麗蓮·夢露”，而她區區三十載的悲劇性人生也確實如夢露一樣令人唏噓。在這本自傳體小說中普拉斯以熱烈直白的語言袒露她的激情與痛苦，以及那個如鐘罩般籠罩著這個天才的悲劇宿命。
作者簡介
西爾維婭·普拉斯(1932—1963)，美國著名女詩人，小說家。詩集《巨像》、《埃里厄爾》被認為是1960年代“自白派”詩歌的代表作。八歲那年父親去世後，她便不斷在詩中歌吟死亡，也曾多次試圖自殺。1956年，與英國著名詩人特德·休斯一見鐘情，閃電結婚。1962年兩人分居。1963年她的自傳體小說《鐘罩》出版三周后，她自殺身亡。普拉斯的詩歌是20世紀的一個奇蹟，在她死後多年為她贏得了普利茲詩歌獎。
媒體推薦
“死是一種藝術”，普拉斯在她的詩作中這樣寫道。她一直在歌詠死亡，她詩歌中的死亡大致並無痛苦或恐怖的感覺，許多時候熱烈激昂，另一些時候深沉得如同一潭死水，像一個神秘的永恆。
序言
《鐘罩》是美國自白派著名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1932—1963）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創作的唯一的一部小說。 她的小說，和她的才華橫溢的詩集《巨人》和《埃里厄爾》一樣，在美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正如美國文藝評論家伊莉莎白·哈德威克所說的，普拉斯在美國文學中“作為一種現象，與其說跟愛米莉·狄金森、瑪莉阿娜·摩爾，或者伊莉莎白-畢肖普齊名，毋寧說躋身於哈特·克萊思，司各特·菲茲傑拉德和愛倫·坡之列”。有些美國文藝批評家認為，她跟《麥田的守望者》作者塞林格一樣，用現實主義筆觸，生動而細膩地描繪了中產階級子弟苦悶、彷徨的精神世界，創作了另一部關於美國青年成長的小說。
《鐘罩》最早由倫敦威廉·海納曼有限出版公司於1963年1月出版，當時作家由於自身對作品的文學價值的懷疑，由於作品的自傳性質，它涉及身邊周圍諸多的親人和朋友，故而使用了筆名“維多利亞·路卡斯”。
普拉斯1932年誕生於新英格蘭麻薩諸塞州，在波士頓附近的沿海城鎮溫思羅普度過童年。她母親是奧地利後裔，父親青年時代由波蘭移居美國，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研究蜜蜂的權威，執教於波士頓大學。在童年，普拉斯就開始吟詩作賦，八歲發表第一首詩歌；她同時擅長鋼筆畫，並有作品發表。到17歲時，她開始真正醉心於文學。她曾創作45首詩歌，寄往《十七》雜誌，均被退回。《十七》1950年8月號終於發表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夏日不再來》，《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同月發表了她的詩《苦澀的草莓））。
1950年9月，普拉斯進入史密斯學院學習。在這些歲月中，她按謹嚴的格式賦詩，並認真記述日記，留心觀察世界，集中精力學習寫作。她成為《史密斯評論》的編輯，並在《十七》雜誌上發表小說和詩歌。在一封寄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她說道，“在這些我似乎擁有的細小的表面的成功背後，是無比的怨恨和自我懷疑。”有一位朋友對這段時期的普拉斯這樣評價：“她似乎有一種迫不及待希冀生活快些來臨的勁頭……她奔跑著去迎接生活，希望一切都發動起來。”
隨著年齡的增長，她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女人角色，越來越感覺到在詩人/知識分子和妻子/母親之間在生活方式上的衝突，這成為她心頭的一個沉重的負擔。
1951年8月，普拉斯和她的小說《鐘罩》的主人公埃絲特一樣以短篇小說《在明頓家的星期日》而獲得《小姐》雜誌小說徵文比賽獎。1952年夏天，她被遴選為《小姐》雜誌的客座編輯。在她的筆記本中，她曾這樣描述她在紐約一個月的燈紅酒綠的生活：
“作為去年秋天贏得《小姐》雜誌全國小說比賽獎（500美元！）兩人中的一個，當我代表史密斯學院獲得該雜誌的客座編輯職位，乘火車到紐約去度過有薪水的一個月，在《小姐》雜誌總部擁有空調的曼迪遜大道辦公室里，戴上帽子，穿上高跟鞋，我感覺我猶如回家一樣……令人驚訝不已，神話般的等形容詞也不足以描述我作為客座主任編輯所度過的那美妙的、忙碌無章的四個星期……住在豪華的巴比松大酒店，我編稿子，和名人會見，數不清的聯合國代表、同聲譯員和藝術家設宴宴請我們……簡直難以置信的像是在旋轉木馬上度過的一個月。這個史密斯學院的灰姑娘遇見心中的偶像：萬斯·布傑里、保羅·恩格爾、伊莉莎白·鮑恩，並和五位英俊的男詩人教師通信。”
這五位詩人是阿利斯泰爾·里德、安東尼·赫克特、理察·威爾伯、喬治·斯坦納、威廉·伯福德。
《小姐》1953年秋季號刊載了西爾維亞作為客座編輯寫的《雜誌對53屆大學畢業生贈言》。頁面上刊載了一張客座編輯手拉手、穿著蘇格蘭格子花昵裙子、戴著與之相稱的伊頓公學的帽子，面露笑容，圍成一圈星形的照片。在照片下，西爾維亞寫道：“在這一季，我們成了受到黃昏淺藍色氤氳蠱惑的白日做夢的人們。在這一時髦的星座的造型中，我們看到了《小姐》自己的方格花呢服飾、極其繁複繽紛的羊毛套衫以及男人、男人，還是男人——我們甚至從他們的背上脫去了他們的襯衫！我們將我們的視線集中在學院新聞上，辯論、討論、闡述此類問題：學術自由啦，關於學院女生聯誼會歧異的看法啦，關於被標籤化了的（也是被誤解的）我們這一代人啦，第一流的明星們對我們的職業和未來產生了輝煌的影響。雖然關於我們命運的星象軌跡尚未清晰，但我們這些客座編輯們以《小姐》發出的這一信號一這校園之星——來指望、占卜我們光明的未來了。”
在這一期《小姐》中，刊登了西爾維婭在1954年寫的詩《瘋癲姑娘的愛之歌——我鐘愛的19行詩》：
我閉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啟開眼瞼，一切便又復生，
（我想我在頭腦中將你妄自描摹。）
星星在藍與紅的光中起舞，
黑色妄自衝殺了進來：
我閉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幻想你將我花言巧語騙上床
哼著歌兒把我蠱惑，親吻我讓我發瘋。
（我想我在頭腦中將你妄自描摹。）
上帝從天上墜落，地獄之火熄滅：
六翼天使和撒旦的人逃遁：
我閉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曾幻想你會按你說的方式歸來，
但是我已老邁，忘記了你的名字。
（我想我在頭腦中將你妄自描摹。）
我其實還不如愛上一隻雷鳥；
它們至少還會歸來，當春天再度來臨的時候。 我閉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想我在頭腦中將你妄自描摹。）
那年夏天，《哈潑雜誌》為她的三首詩支付了100美元的稿費，西爾維婭欣喜地把這說成是“第一筆職業收入”。對這一切成就，她後來寫道，“總之，這一系列創作上的、社會的和財政上的成功使我感覺仿佛被高高地托將了起來似的。”
關於她希冀要寫作的《鐘罩》，在事後她曾經這樣寫道，“看來似乎越來越膚淺而做作的時尚雜誌世界帶來壓力，回到波士頓郊區的世界一片死氣沉沉。這樣，她（埃絲特·格林伍德）人性中的裂痕——這些裂痕本來是被勉強地粘合在一起——由於紐約周圍的壓力而令人驚訝地擴大了。她對於周圍世界——她自己的和鄰居的空虛的家庭生活——的扭曲的看法在她看來似乎是唯一正確的對世界的看法。”
嗣後，普拉斯精神崩潰，不得不住進醫院，進行心理和電震治療。她在回憶這段生活時說：“那是一段黑暗、絕望、失望的象徵性的死亡和令人麻木不仁的電震的時光，這么的黑暗，只有人類心靈的煉獄可以與之相比，然後便是緩慢的再生的痛苦和心理的復活。”
病癒後，她回到了史密斯學院，繼續學業，正如她自己說的，她重又征服了“那將我摔下來的野馬”。第二年夏初，她寫道，“重新恢復精神的一學期結束了，如果說比去年的成績較少一些令人驚異的炫耀的成分，但也相當地紮實。”在下一個學年，她又發表了一些詩歌，贏得了獎金，完成了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人物性格的雙重性的論文。1955年，她以最優成績從史密斯學院畢業，獲得富布賴特獎金，在劍橋大學紐漢姆學院繼續進修英語。在劍橋，她遇見了英國詩人特德-休斯，並於1956年6月16日結婚。1957年春季，他們舉家移居美國，普拉斯到史密斯學院任教。後來，全家又搬回英國。夫婦之間發生不和，便分居。普拉斯在倫敦英國廣播公司工作。1963年2月11日上午，她打開煤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可能普拉斯在1957年返美時在行篋中已有《鐘罩》的稿本，只是因為日後集中精力研究詩歌和教學，無暇顧及而已。1961年5月，她申請尤金·F·薩克斯頓獎金，“為了完成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她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她正在“寫一部關於一個女大學生如何走向精神崩潰的小說，小說已完成三分之一。”她寫道：
“我嚮往寫這部小說已經十年了，、但總寫不成。然而，在一次與紐約出版商商量在美國出版詩集時，堤壩陡然間決開，我一晚上未能入寐，創作的激情一下子攫住了我……一發而不可止。”
她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她把《鐘罩》“看成是一部自傳性的習作，我不得不完成這部小說的創作，以將我從往昔中釋放出來”。
她媽媽奧勒麗婭·普拉斯在1970年給紐約哈潑與洛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回顧了普拉斯對她談及寫作這部小說的動機：“我記得她曾對我說，‘我所做的就是把我生活中經歷過的事件湊在一起，賦之於小說化色彩——那無異於一隻開水壺，但是我想小說將向人們揭示一個人在經受精神崩潰時是多么孤獨……我已竭盡全力來描述我的世界和這世界裡的人們，像是從鐘罩的扭曲的透鏡里所觀察到的那樣來描述。
正如美國詩人羅伯特·洛威爾在評價普拉斯時指出的：“在她一生最後幾個月……西爾維婭·普拉斯顯示出了她的本來的氣質，充滿幻想的、嶄新的、纖巧地創造出來的氣質——幾乎不再是一個人，不再是一個女人，更不再是一位‘女詩人’，而是一個超現實的、有催眠性的、偉大的古典女英雄。……她的聲音時而冷峻地幽默、睿智，時而辛辣，時而充滿幻想，賦之以少女的多情的魅力，時而陷於妖婦的嘰嘰喳喳……”他稱她的作品是“一部發燒的自傳”。
《鐘罩》是自傳性的，小說主人公埃絲特·格林伍德就是普拉斯的化身。它描述了“靜寂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美國一個女大學生的生活、愛情和絕望。在普拉斯筆下，埃絲特的人生就是一個與虛偽抗爭的人生，她與情人威拉德抗爭著，與威拉德夫人抗爭著，甚至與母親抗爭著，雖然她生活的範圍很狹窄，但她抗爭的這種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美國社會中虛偽的勢力太強大了，她這個弱小的女子不得不陷於精神崩潰的困境。美國社會的現實使普拉斯覺得世界不過是一個碩大無比的“鐘罩”：“我周圍充斥著鐘罩里的腐氣，一點兒也動彈不得。”“因為不管我坐在哪兒——在船甲板上也好或者巴黎、曼谷大街的咖啡館也好——我都是坐在同一個玻璃鐘罩下面，在我自己吐出來的酸腐的空氣中煎熬。”美國社會這一鐘罩給埃絲特一種壓抑感，一種絕望感，一種恐懼感。“對於籠罩在鐘罩里的那個人，那個茫然的、像死嬰一般停止的人，這世界本身就是一場噩夢。”
這是一部關於美國女大學生——“被標籤化了的（也是被誤解的）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的書，這是一位美國著名女詩人描述自己人生的書，展示在讀者面前的是絕望、壓抑、空虛和痛苦。雖然社會圖景並不像《嘉莉妹妹》那樣壯闊，但主題是一樣的：虛偽的社會對人性，特別是女性的摧殘。
《鐘罩》最早由倫敦威廉·海納曼有限出版公司於1963年1月出版，當時作家由於自身對作品的文學價值的懷疑，由於作品的自傳性質，它涉及身邊周圍諸多的親人和朋友，故而使用了筆名“維多利亞·路卡斯”。
普拉斯1932年誕生於新英格蘭麻薩諸塞州，在波士頓附近的沿海城鎮溫思羅普度過童年。她母親是奧地利後裔，父親青年時代由波蘭移居美國，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研究蜜蜂的權威，執教於波士頓大學。在童年，普拉斯就開始吟詩作賦，八歲發表第一首詩歌；她同時擅長鋼筆畫，並有作品發表。到17歲時，她開始真正醉心於文學。她曾創作45首詩歌，寄往《十七》雜誌，均被退回。《十七》1950年8月號終於發表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夏日不再來》，《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同月發表了她的詩《苦澀的草莓））。
1950年9月，普拉斯進入史密斯學院學習。在這些歲月中，她按謹嚴的格式賦詩，並認真記述日記，留心觀察世界，集中精力學習寫作。她成為《史密斯評論》的編輯，並在《十七》雜誌上發表小說和詩歌。在一封寄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她說道，“在這些我似乎擁有的細小的表面的成功背後，是無比的怨恨和自我懷疑。”有一位朋友對這段時期的普拉斯這樣評價：“她似乎有一種迫不及待希冀生活快些來臨的勁頭……她奔跑著去迎接生活，希望一切都發動起來。”
隨著年齡的增長，她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女人角色，越來越感覺到在詩人/知識分子和妻子/母親之間在生活方式上的衝突，這成為她心頭的一個沉重的負擔。
1951年8月，普拉斯和她的小說《鐘罩》的主人公埃絲特一樣以短篇小說《在明頓家的星期日》而獲得《小姐》雜誌小說徵文比賽獎。1952年夏天，她被遴選為《小姐》雜誌的客座編輯。在她的筆記本中，她曾這樣描述她在紐約一個月的燈紅酒綠的生活：
“作為去年秋天贏得《小姐》雜誌全國小說比賽獎（500美元！）兩人中的一個，當我代表史密斯學院獲得該雜誌的客座編輯職位，乘火車到紐約去度過有薪水的一個月，在《小姐》雜誌總部擁有空調的曼迪遜大道辦公室里，戴上帽子，穿上高跟鞋，我感覺我猶如回家一樣……令人驚訝不已，神話般的等形容詞也不足以描述我作為客座主任編輯所度過的那美妙的、忙碌無章的四個星期……住在豪華的巴比松大酒店，我編稿子，和名人會見，數不清的聯合國代表、同聲譯員和藝術家設宴宴請我們……簡直難以置信的像是在旋轉木馬上度過的一個月。這個史密斯學院的灰姑娘遇見心中的偶像：萬斯·布傑里、保羅·恩格爾、伊莉莎白·鮑恩，並和五位英俊的男詩人教師通信。”
這五位詩人是阿利斯泰爾·里德、安東尼·赫克特、理察·威爾伯、喬治·斯坦納、威廉·伯福德。
《小姐》1953年秋季號刊載了西爾維亞作為客座編輯寫的《雜誌對53屆大學畢業生贈言》。頁面上刊載了一張客座編輯手拉手、穿著蘇格蘭格子花昵裙子、戴著與之相稱的伊頓公學的帽子，面露笑容，圍成一圈星形的照片。在照片下，西爾維亞寫道：“在這一季，我們成了受到黃昏淺藍色氤氳蠱惑的白日做夢的人們。在這一時髦的星座的造型中，我們看到了《小姐》自己的方格花呢服飾、極其繁複繽紛的羊毛套衫以及男人、男人，還是男人——我們甚至從他們的背上脫去了他們的襯衫！我們將我們的視線集中在學院新聞上，辯論、討論、闡述此類問題：學術自由啦，關於學院女生聯誼會歧異的看法啦，關於被標籤化了的（也是被誤解的）我們這一代人啦，第一流的明星們對我們的職業和未來產生了輝煌的影響。雖然關於我們命運的星象軌跡尚未清晰，但我們這些客座編輯們以《小姐》發出的這一信號一這校園之星——來指望、占卜我們光明的未來了。”
在這一期《小姐》中，刊登了西爾維婭在1954年寫的詩《瘋癲姑娘的愛之歌——我鐘愛的19行詩》：
我閉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啟開眼瞼，一切便又復生，
（我想我在頭腦中將你妄自描摹。）
星星在藍與紅的光中起舞，
黑色妄自衝殺了進來：
我閉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幻想你將我花言巧語騙上床
哼著歌兒把我蠱惑，親吻我讓我發瘋。
（我想我在頭腦中將你妄自描摹。）
上帝從天上墜落，地獄之火熄滅：
六翼天使和撒旦的人逃遁：
我閉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曾幻想你會按你說的方式歸來，
但是我已老邁，忘記了你的名字。
（我想我在頭腦中將你妄自描摹。）
我其實還不如愛上一隻雷鳥；
它們至少還會歸來，當春天再度來臨的時候。 我閉上眼，世界便死亡了。
（我想我在頭腦中將你妄自描摹。）
那年夏天，《哈潑雜誌》為她的三首詩支付了100美元的稿費，西爾維婭欣喜地把這說成是“第一筆職業收入”。對這一切成就，她後來寫道，“總之，這一系列創作上的、社會的和財政上的成功使我感覺仿佛被高高地托將了起來似的。”
關於她希冀要寫作的《鐘罩》，在事後她曾經這樣寫道，“看來似乎越來越膚淺而做作的時尚雜誌世界帶來壓力，回到波士頓郊區的世界一片死氣沉沉。這樣，她（埃絲特·格林伍德）人性中的裂痕——這些裂痕本來是被勉強地粘合在一起——由於紐約周圍的壓力而令人驚訝地擴大了。她對於周圍世界——她自己的和鄰居的空虛的家庭生活——的扭曲的看法在她看來似乎是唯一正確的對世界的看法。”
嗣後，普拉斯精神崩潰，不得不住進醫院，進行心理和電震治療。她在回憶這段生活時說：“那是一段黑暗、絕望、失望的象徵性的死亡和令人麻木不仁的電震的時光，這么的黑暗，只有人類心靈的煉獄可以與之相比，然後便是緩慢的再生的痛苦和心理的復活。”
病癒後，她回到了史密斯學院，繼續學業，正如她自己說的，她重又征服了“那將我摔下來的野馬”。第二年夏初，她寫道，“重新恢復精神的一學期結束了，如果說比去年的成績較少一些令人驚異的炫耀的成分，但也相當地紮實。”在下一個學年，她又發表了一些詩歌，贏得了獎金，完成了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人物性格的雙重性的論文。1955年，她以最優成績從史密斯學院畢業，獲得富布賴特獎金，在劍橋大學紐漢姆學院繼續進修英語。在劍橋，她遇見了英國詩人特德-休斯，並於1956年6月16日結婚。1957年春季，他們舉家移居美國，普拉斯到史密斯學院任教。後來，全家又搬回英國。夫婦之間發生不和，便分居。普拉斯在倫敦英國廣播公司工作。1963年2月11日上午，她打開煤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可能普拉斯在1957年返美時在行篋中已有《鐘罩》的稿本，只是因為日後集中精力研究詩歌和教學，無暇顧及而已。1961年5月，她申請尤金·F·薩克斯頓獎金，“為了完成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她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她正在“寫一部關於一個女大學生如何走向精神崩潰的小說，小說已完成三分之一。”她寫道：
“我嚮往寫這部小說已經十年了，、但總寫不成。然而，在一次與紐約出版商商量在美國出版詩集時，堤壩陡然間決開，我一晚上未能入寐，創作的激情一下子攫住了我……一發而不可止。”
她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她把《鐘罩》“看成是一部自傳性的習作，我不得不完成這部小說的創作，以將我從往昔中釋放出來”。
她媽媽奧勒麗婭·普拉斯在1970年給紐約哈潑與洛出版社的一封信中回顧了普拉斯對她談及寫作這部小說的動機：“我記得她曾對我說，‘我所做的就是把我生活中經歷過的事件湊在一起，賦之於小說化色彩——那無異於一隻開水壺，但是我想小說將向人們揭示一個人在經受精神崩潰時是多么孤獨……我已竭盡全力來描述我的世界和這世界裡的人們，像是從鐘罩的扭曲的透鏡里所觀察到的那樣來描述。
正如美國詩人羅伯特·洛威爾在評價普拉斯時指出的：“在她一生最後幾個月……西爾維婭·普拉斯顯示出了她的本來的氣質，充滿幻想的、嶄新的、纖巧地創造出來的氣質——幾乎不再是一個人，不再是一個女人，更不再是一位‘女詩人’，而是一個超現實的、有催眠性的、偉大的古典女英雄。……她的聲音時而冷峻地幽默、睿智，時而辛辣，時而充滿幻想，賦之以少女的多情的魅力，時而陷於妖婦的嘰嘰喳喳……”他稱她的作品是“一部發燒的自傳”。
《鐘罩》是自傳性的，小說主人公埃絲特·格林伍德就是普拉斯的化身。它描述了“靜寂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美國一個女大學生的生活、愛情和絕望。在普拉斯筆下，埃絲特的人生就是一個與虛偽抗爭的人生，她與情人威拉德抗爭著，與威拉德夫人抗爭著，甚至與母親抗爭著，雖然她生活的範圍很狹窄，但她抗爭的這種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美國社會中虛偽的勢力太強大了，她這個弱小的女子不得不陷於精神崩潰的困境。美國社會的現實使普拉斯覺得世界不過是一個碩大無比的“鐘罩”：“我周圍充斥著鐘罩里的腐氣，一點兒也動彈不得。”“因為不管我坐在哪兒——在船甲板上也好或者巴黎、曼谷大街的咖啡館也好——我都是坐在同一個玻璃鐘罩下面，在我自己吐出來的酸腐的空氣中煎熬。”美國社會這一鐘罩給埃絲特一種壓抑感，一種絕望感，一種恐懼感。“對於籠罩在鐘罩里的那個人，那個茫然的、像死嬰一般停止的人，這世界本身就是一場噩夢。”
這是一部關於美國女大學生——“被標籤化了的（也是被誤解的）我們這一代人”的人生的書，這是一位美國著名女詩人描述自己人生的書，展示在讀者面前的是絕望、壓抑、空虛和痛苦。雖然社會圖景並不像《嘉莉妹妹》那樣壯闊，但主題是一樣的：虛偽的社會對人性，特別是女性的摧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