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作者,評析,
作者
林旭 (1875-1898)：字暾谷，福建侯官人。清朝末年維新派人士。百日維新時，翰林學士王錫藩以“才識明敏，能詳究古今，以求致用，於西國政治之學，討論最精，尤熟於交涉、商務，英年卓犖，其才具實屬超群”，將其推薦給光緒帝。遂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不少變法上諭出自其手筆。變法失敗後，與譚嗣同等人被害，時年二十四歲。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評析
林旭《晚翠軒集》系由其同鄉摯友、同光派閩派後勁李宣龔（字拔可）在偶然中發現遺稿才得以傳世的。李宣龔在《晚翠軒集·序》中記道：“自戊戌政變，鉤黨禍作，昔之密邇暾谷者，多以藏其文字為危，不匿則棄，惟恐不盡。……越數歲，大舅沈公濤園（沈瑜慶別號）以京兆尹出而提刑粵東，予自江寧來，別諸滬濱。忽於廣大海舶行李中見一篋，衍熟視之，知為暾谷故物，不鑰而啟，則晚翠軒之詩與孟雅（沈鵲應字）夫人崦樓遺稿在焉。既恫且喜，遂請以校刊自任。”迫於當時慈禧的淫威，前期不少詩作散佚。收入《晚翠軒詩集 》的作品，大多寫於1894年以後，共存詩作154題計192首（未含科第應制詩），其中五古17首，五律9首，五絕2首；七古13首，七律67首，七絕82首，歌行雜體2首。就林旭各體均涉而言，足見其少年才氣縱橫，而其在詩歌領域勇於探索和實踐的熱情亦屬難能可貴。
林旭作為愛國維新志士，他的詩作真實反映了他那個時代波詭雲譎的時代風貌，折射出禦侮圖強、革故鼎新的時代精神。例如寫於1895年甲午戰爭期間的詩作《叔嶠、印伯居伏魔寺，數往訪之》，從到伏魔寺拜訪楊銳、顧印伯寫起，以白描手法勾畫出兩書生坐在丁香盛開的窗前枉自嘆息的憂國憂民神態。但是書生官卑職微，空懷報國之志，一天到晚只能幹些無聊的例行差事。接著詩人筆鋒一轉，把矛頭指向朝廷：有清三百年，將相未嘗無人，而今面臨強敵，尸位素餐者大有人在，“言戰言守言遷都，三十六策他則無”，這是寫實，卻達到辛辣的諷刺效果。慈禧集團是被洋槍洋炮嚇破了膽，面對戰事，投鼠忌器，徘徊觀望，乃至割肉餵虎，江山不保，這是憤怒地譴責。接著詩人用反問句抒發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國難當頭，布衣書生們能為國家出謀獻計做些什麼呢？結尾通過鮮明對比，把“翰林”平日“慷慨排和議”，而一旦洋人打來，全家逃難，跑得比誰都快的醜惡嘴臉和卑劣行徑暴露得淋漓盡致，直與漢樂府“平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有異曲同工之妙，而林詩用白描，似於不經意中道出，諷刺效果更為強烈。
《約游西山，會文學士宅，聞和議成，學士憤甚，余輩亦罷去》一詩寫於《馬關條約》簽約之後。這是一首七絕，全詩如下：“都言踏破西山石，我望西山勢不行。爭怪憂時文學士，但看煙翠亦何情。”詩寫得很含蓄。聯繫標題，這一群待游西山的文人學士聽到訂和議的訊息，其憤慨之狀，罷游之緣，均可不待言而自明。三、四兩句貌似平淡，“爭”同“怎”，詩人用一個反問，一個轉折，把“煙巒迭翠”的西山擬人化了，“物皆著我顏色”，這便顯得平淡中的奇崛，詩人運詩功力可見一斑。
甲午戰後，林旭岳父沈瑜慶寫了一首《哀餘皇》詩，詩中表達了對閩籍子弟為國捐軀的讚頌和收復失地的信心。林旭寫了《外舅哀餘皇詩題後》?結尾有“分明家國千行淚?詞賦江關漫道悲”句對《哀餘皇》給予家國史詩的高度評價。
林旭所處的時代，是西方列強瓜分中國愈演愈烈的年代，禦侮圖強是一切愛國進步人士為之奮鬥的理想。林旭目睹了帝國主義列強的種種暴行，在他心中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和自覺的民族意識，即使在他的紀游詩作中，也不忘對洋鬼子的撻伐。《暑夜泛姜詩溪》之四云：“橋柱孤栽細石平，相將上去臥縱橫。不防山賊防洋鬼，犬吠兒啼鑼亂鳴。”洋鬼子的勢力竟然深入到窮鄉僻壤，所到之處，雞犬不寧，民不聊生，比“山賊”可怕得多，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已可見一斑。光緒二十二年（1896），林旭與友人同游蘇州，目睹日人在蘇州開闢租界，挖人祖墳，“暴骨千萬”?詩原註：“治日本租界?暴骨千萬” 的罪行，新愁舊恨一起湧上心頭，他在《虎丘道上》第二首寫“新愁舊恨相隨續”，強盜們肆無忌憚地挖我祖墳，營造他們的安樂窩，是可忍，孰不可忍！此時在林旭心中，愛國情、民族恨，匯成奔涌的江濤，要向強盜報仇雪恨！在七律《無題》一詩中，詩人對日本強盜裝出的“親善”面目，有著比較清醒的本質認識，詩的末四句，寫他憂國憂民的情愫，對日人險惡居心的憂慮不安，使詩人肝脾苦酸，歌吟揪心！
關心民生，同情人民疾苦，在林旭的詩作中也時有閃現。光緒二十三年（1897）八月，他返榕省親，正當苦旱酷暑之時，他在七律《還福州海行》第二首頸、尾聯寫道：“旱疫應知鄉事苦，藩柂未識國謀臧。坐窗兀兀爭當瘦，不為微生感獨長。”關心民瘼真到了不恤身家性命的地步，可見戊戌英勇殉國，確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礎而不是三分鐘熱度。
林旭短暫一生的最後，也是最輝煌的日子，給我們留下了熔鑄著他的情和思、血和淚、掩捲髮人反思的詩篇。《頤和園葵花》、《直夜》、《呈太夷丈》，是他就縛前十日，即維新變法高潮時期的作品。把這三首詩連起來，聯繫當時的背景解讀，意旨便顯豁起來。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薦拔維新人士，實施變法。8月29日，經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舉薦，光緒帝召見林旭；林旭對光緒帝的“知遇”隆恩，是不惜以“飄落”相報的。他用“葵花”向陽這個詩歌意象，抒發了不僅要撫心無愧，而且要忠貞不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樣的詩旨。
慈禧太后擅權誤國，民族危亡迫於眉睫，晚清亟須一場拯民族於水火的社會變革。維新運動畢竟像一場久旱的秋雨，像長陰秋空的一聲炸雷，給神州大地帶來一絲生氣。詩人在《呈太夷丈》一詩中，不無欣喜地寫出了這一政治形勢：“寒生曉夢知方雨，雷轉秋陰喜漸開”，春寒雖然料峭，但畢竟有淅瀝的春雨滋潤，陰霾的長空，也終於漸漸露出希望的陽光！他為維新黨人終於有了“救偽”興利、施展“雄才”的機遇而歡欣鼓舞。但是如何救亡圖存，如何治國安邦，林旭自覺涉世未深，心中無底，而又重任在身，所以他要向平日師事的太夷先生請教。詩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責任感和虛心求教的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獄中示復生》可以說是林旭的絕命詩。全詩如下：“青蒲飲泣知何補，慷慨難酬國士恩。願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詩寫得比較含蓄，頗具宋詩技巧。首句用典，“青蒲”典出《漢書》卷82《史丹傳》，原指忠臣伏在青蒲團上強諫軍國大事，此指事敗已無力回天。次句以“國士”隱指光緒帝，意謂即使慷慨就義，亦難酬報光緒帝知遇之恩。“千里草”是“董”字的拆字，暗指董福祥。據載，在變法維新圖窮匕見的關鍵時刻，林旭與譚嗣同在用武上意見不一致。林旭主張動用提督董福祥的部隊，而譚嗣同則主張求助於袁世凱，結果被袁世凱出賣。本初是袁紹的字，此借指袁世凱。陳衍評曰：“千里草二語，實有論議而主張之者。但以詩論，首二句先從事敗說起，後二句乃追溯未敗之前，吾謀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不用之咎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時揣摩後山（陳師道）絕句深有得者，豈能為此，舍暾谷無他人也。”?
林旭是維新志士，同時也是“同光體”閩派的重要詩人之一。在詩歌創作上，林旭“喜從鄉人鄭孝胥、葉大莊、陳書、陳衍討論”，而且得到同光派閩派首領陳衍及其伯兄陳書的具體指導。由於沈瑜慶與陳衍交誼甚篤且有姻親關係，其子女皆受業於陳衍，故林旭請益於陳衍。林旭也最服膺陳衍詩，常誦不絕口；尤其是從1894年至1898年間，陳書“徇沈兵備瑜慶之招，出而游江寧、池州、淮北、潁州、滁州、蘇州以至作宰”，陳書云：“晚歲做客得暾谷（林旭字）與言詩，得孟雅與言詞，所謂差強人意矣。夫二子者之作，必傳無疑。”?另據沈瑜慶本傳記載：1896年沈瑜慶“榷鹽皖岸及正陽關與同里陳縣令書女夫林京卿旭日課一詩，不數月成正陽集一巨冊後並為濤園集”??。就在這四、五年間，林旭、沈鵲應、李宣龔等師從陳書，言詩論詞，在陳書的直接指導下進行詩歌創作。林、沈、李三人現存詩集中的作品均為1894年以後的創作，這一點即是明證。言詩課詞之餘，林旭常與閩派詩人相互唱和，其中，林旭與陳書之間的酬唱詩作就有《八月十五夜呈陳馮庵》、《九月十六日雪和馮庵》（陳書號木庵、馮庵）等十餘首；還有《效太夷丈》、《申前意呈石遺》、《張園呈石遺即效其體》等效鄭孝胥、陳衍體而作的詩。對於林旭的詩歌，閩派諸元老評價不盡相同：“孝胥以為如啖橄欖，大莊以為似袁昶，衍以為春夏行冬令非所宜。”?
?陳衍《重刻晚翠軒詩敘》雲“暾谷力學山谷、後山，寧艱辛，勿流易；寧可憎，勿可鄙。”?
?指出林旭詩歌的艱澀悽苦之處，但林旭的詩風並非一成不變，陳衍又云：“游淮北年余，所作數十首，則淵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澀之境。方滋為暾谷喜，而遂陷不測之禍矣。”??
李宣龔在《晚翠軒詩集·序》中指出：“暾谷論詩，雖以澀體為主，然其宗旨在乎能驛眾派，不欲妄生分別，為道之大於此可見。且其詩精妍博瞻，雖從後山、涪翁入手，漸亦浸淫蟬蛻於昌黎、臨川之間，偶為晚唐，自謂不讓韓致光，其自命為何如者。至若五言古七言絕，則無一不深得宛陵、誠齋之家法……求其造詣於古人，視王廣陵猶有過無不及。”對林旭的詩作給予很高的評價。
林旭有一首《送春擬韓致光》詩，是步晚唐詩人韓偓（字致光）的《惜花》韻而作的七律。然而在詩旨與造語上，似略勝韓偓一籌。《惜花》是對春去花落的一曲輓歌，亦即送春之意。而林旭的擬詩以文入詩，以敘點明暮春，以議直抒胸臆，體現了宋詩的特點。兩詩頷聯、頸聯均寫落花，韓詩寫得悲涼、傷感，而林詩寫得豪壯。韓詩對春歸是被動的，無可奈何的，而林詩卻說，早些日子池塘邊就已是一派生機勃勃的綠色世界了，這還是未逝的春天，暮春與初夏連成一片，景觀並不冷落呵。既然昨日的輝煌連著今天的綠陰和遲暮的花枝，又何必發出傷春的嗟嘆呢？可見，在詩歌意境的營造與遣詞的獨到上，林詩較之韓詩確略勝一籌。
林旭不但自謂不讓韓致光，而且還可與深得王安石器重的王廣陵（王令，字逢原，廣陵人）相比肩。這不僅是由於兩人均才高命蹇，英年早逝，而且在詩歌內容、風格上也有不少相似之處。王詩風格近於韓愈，出入盧仝、李賀、孟郊之間，磅礴奧衍，蒼勁峭拔。林旭詩“取路孟郊、賈島、陳師道、楊萬里，苦澀幽僻……”?陳衍則認為，“廣陵古詩雄肆強力，非暾谷所遽及。”??
由此可以說明，林旭雖屬“宋詩派”，但能驛眾家，轉益多師，因此，後期詩歌克服了“澀”的傾向，有較高的成就。這一點，還可以從他寫得情趣盎然的紀游詩中得到證實。
五古《馬房溝》就是這樣的一首佳作。詩的開頭，頗似民謠：“昨日老子山，雨打又風吹。今日高郵湖，過湖日未遲”，明白如話，老嫗能解。接著詩作描寫“露筋祠”的宏偉輝煌：“金葩揚翠蓋，空中見參差”。寫溪行見聞更是令人拍案叫絕：“千載薴蘿溪，人言浴西施”。描寫小火輪“如何殺風景”，如何破壞了溪流的自然寧靜，簡直出人意表：“何殊鐵如意，打碎赤琉璃。刀劙織女錦，車裂文君肌。抇泥斷萍根，吹灰黏柳須”，化美為醜的誇張手法運用，令人觸目驚心。最後寫夜泊：“柁樓得晚飯，新月正如規。焚楮舟謝神，鳴鑼官稅釐。荷香不見花，暗裡勾我詩。風浪一回首，既往亦勿思。”結尾寫得何等輕巧、灑脫！然而其所包含的諸多意蘊卻耐人尋味。無怪乎錢仲聯先生高度評價此詩：“通首精力彌滿，有古圖畫之景色，有古美人之風致，有古子部之恢詭，有古衣冠之偉異。一結亦有千鈞之力，非湛思者不辦。”??
林旭的詩作，有時還帶有遊子的濃濃鄉情，令人在醇美中陶醉。《二月三日出遊》、《友人送末利栽之，謂不活矣，近漸有萌芽，祝之》、《還福州海行二首》等詩，都抒發了對鄉土深深眷念、無限熱愛的情懷。
梁啓超評林旭詩：“孤澀似楊誠齋，卻能戛戛獨造，無崇拜古人意。”?
?正因如此，在林旭的詩作中，多有清新可人的佳句，諸如：“一鳥能遺音，豈必奏絲竹？一花可慰眼，豈必陳綺轂？誦詩味芬芳，聞香氣清淑。領略信靡窮，我亦我能慉。”（《病起漫書》）用敘述、反問相迭的排比句式，增強了詩歌的情感張力，水到渠成地引出結尾兩句。《效太夷丈》詩：“松生依澗谷，上為乾霄枝。搖落尚不與，繁華豈嘗知”；《感秋》詩，在寫了梧桐“飄葉聚其根”後，接著寫道：“我將種長松，不與時推遷。小庭數盆花，青青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張園梅花》：“芳波照影知誰見，斜日攀條卻獨來”；《窗前細竹》：“相遇惟期共歲寒，雨風也獲一窠安。覺來便有凌雲思，莫作娟娟牆角看”，托物言志，別出心裁，志向高潔。反覆吟詠，確能給人以“孤絕高俗、波瀾老成”之感。
綜觀林旭近二百首詩作，不論是議論時事的篇什，還是托物言志、紀游抒懷之作，都具有較強的時代感和現實性，絕非無病呻吟、脫離現實者可比。他學古而不泥古，有變化，有創新，有些詩作已達到相當高的藝術境界。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將林旭封為天雄星豹子頭林沖，不論作為戊戌烈士，還是作為同光體閩派青年詩人，這頂桂冠授予林旭，當之無愧。其詩云：
東市朝衣更莫論，棄繻才氣誤高軒。
當前若語誰能會，欬唾人天萬劫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