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經典文庫系列:儒教與道教》以儒家倫理為核心，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去論證儒家倫理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與西方的新教相比較，試圖去尋找中國在各種條件都好於西方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為什麼沒能發展起來的原因。
基本介紹
- 書名：時代閱讀經典文庫:儒教與道教
- 作者：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
- 頁數：368頁
- 開本：16
- 品牌：時代華文書局
- 外文名：Confucianism and Taoism
- 譯者：富強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12052911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作者：(德國)馬克斯·韋伯譯者：富強
馬克斯·韋伯(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現代文化比較研究的先驅，因其獨特的學術研究視角而被西方學術界奉為宗教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宗教社會學理論的鼻祖。代表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會學》《古猶太教》等。
馬克斯·韋伯(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現代文化比較研究的先驅，因其獨特的學術研究視角而被西方學術界奉為宗教社會學研究的開創者、宗教社會學理論的鼻祖。代表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儒教與道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社會學》《古猶太教》等。
媒體推薦
馬克斯·韋伯是唯一能同卡爾·馬克思相提並論的思想家。
——美國社會學家 根瑟·羅斯
韋伯就像幾乎和他同時代的涂爾幹一樣，在任何一套論及重要社會學家的叢書中，都應占有一席之地。不論在哪裡講授社會學，他的名字總是跟涂爾幹和馬克思結合在一起，被奉為社會學的三位現世神明。
——英國社會學家、哲學家 弗蘭克·帕金
韋伯以永不停息的鬥爭為代價，獲得了對社會清晰透徹的認識，很少有人能達到他那樣的深度。他帶來的是對人類和社會的深刻理解。他對社會行動中的磨難、悲劇以及成功的冷眼關注，使他成為社會分析方面至今無人能及的大師。
——德國社會學家 劉易斯·柯塞
——美國社會學家 根瑟·羅斯
韋伯就像幾乎和他同時代的涂爾幹一樣，在任何一套論及重要社會學家的叢書中，都應占有一席之地。不論在哪裡講授社會學，他的名字總是跟涂爾幹和馬克思結合在一起，被奉為社會學的三位現世神明。
——英國社會學家、哲學家 弗蘭克·帕金
韋伯以永不停息的鬥爭為代價，獲得了對社會清晰透徹的認識，很少有人能達到他那樣的深度。他帶來的是對人類和社會的深刻理解。他對社會行動中的磨難、悲劇以及成功的冷眼關注，使他成為社會分析方面至今無人能及的大師。
——德國社會學家 劉易斯·柯塞
圖書目錄
出版說明
譯者序
導 論 各種宗教的經濟觀
第一章 城市、君王、神靈
貨幣經濟制度
城市以及行會
中國和近東地區在封建諸侯行政管理和
神靈觀念上的比較
皇帝的卡里斯馬和大祭司地位
第二章 封建俸祿國家
世襲卡里斯馬在分封制中的特徵
統一國家對官僚體制的恢復
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官員
國家的徭役和賦稅
官員對定額稅收的承包
第三章 行政管理和農業制度
封建和財政制度
軍隊制度以及王安石變法
政府針對農民利益的保護政策以及對農業的影響
第四章 自治、法律和資本主義
最具資本主義色彩的依存關係
宗族的組織結構
村落的自治
宗族對經濟關係的束縛
世襲製法律的結構
第五章 士（知識分子）階層
中國人文主義偏重儀式、行政管理向和平主義轉變
孔子和科舉考試制度
儒家教育的地位
士階層的特徵以及封建學生的榮譽
成為君子的理想
官員的威嚴和聲望
對於經濟政策的態度
專制和宦官——士大夫的對手
第六章 儒教的處世之法
官僚體制以及教權統治
自然法和法律邏輯的缺乏
自然科學思維的缺乏
儒教本質
儒教的入世性特徵
“禮儀”和“孝道”
經濟觀念和對專門人才的冷落
君子
儒教經典的價值
正教發展的歷史
儒教的和平本質
第七章 正統與異端（道教）
老子與隱士
道與神秘主義的關係
神秘主義的實際影響
對立的兩級：正統與異端
道教中的長壽術
道教的教階制
佛教在中國
巫術逐漸向系統化發展
道教倫理的來源
中國正統與異端倫理都帶有傳統主義的特點
中國的教派之間的迫害
太平天國起義
中國教派發展趨向
第八章 儒教與清教
理性化的標尺
儒教的倫理觀
信仰與經濟
“重富”與“輕商”的矛盾
附錄 參考文獻
譯者序
導 論 各種宗教的經濟觀
第一章 城市、君王、神靈
貨幣經濟制度
城市以及行會
中國和近東地區在封建諸侯行政管理和
神靈觀念上的比較
皇帝的卡里斯馬和大祭司地位
第二章 封建俸祿國家
世襲卡里斯馬在分封制中的特徵
統一國家對官僚體制的恢復
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官員
國家的徭役和賦稅
官員對定額稅收的承包
第三章 行政管理和農業制度
封建和財政制度
軍隊制度以及王安石變法
政府針對農民利益的保護政策以及對農業的影響
第四章 自治、法律和資本主義
最具資本主義色彩的依存關係
宗族的組織結構
村落的自治
宗族對經濟關係的束縛
世襲製法律的結構
第五章 士（知識分子）階層
中國人文主義偏重儀式、行政管理向和平主義轉變
孔子和科舉考試制度
儒家教育的地位
士階層的特徵以及封建學生的榮譽
成為君子的理想
官員的威嚴和聲望
對於經濟政策的態度
專制和宦官——士大夫的對手
第六章 儒教的處世之法
官僚體制以及教權統治
自然法和法律邏輯的缺乏
自然科學思維的缺乏
儒教本質
儒教的入世性特徵
“禮儀”和“孝道”
經濟觀念和對專門人才的冷落
君子
儒教經典的價值
正教發展的歷史
儒教的和平本質
第七章 正統與異端（道教）
老子與隱士
道與神秘主義的關係
神秘主義的實際影響
對立的兩級：正統與異端
道教中的長壽術
道教的教階制
佛教在中國
巫術逐漸向系統化發展
道教倫理的來源
中國正統與異端倫理都帶有傳統主義的特點
中國的教派之間的迫害
太平天國起義
中國教派發展趨向
第八章 儒教與清教
理性化的標尺
儒教的倫理觀
信仰與經濟
“重富”與“輕商”的矛盾
附錄 參考文獻
文摘
貨幣經濟制度
與日本截然相反，在我們心中，早在史前時期，中國這個國家便擁有巨大的城池。地方的神靈只在城市受封，並在此接受祭禮。城主便是諸侯最初的身份。“貴都”或是“敝邑”直到戰國時期，仍然是官方文書中對“國”的稱呼。與古羅馬在公元3世紀以前的做法一樣，在19世紀末期，即1872年，苗族被徹底征服，並被整體遷入城市，留下了強制城市化的印記。中國的行政稅收政策向城市傾斜，城市得益、農鄉受損是這種做法最明顯的後果。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自己的貿易市場。對於廣大地區來說，這種貿易在滿足他們需要的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即便如此，農業生產在中國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使得中國的貨幣經濟並不發達。直至近代，其貨幣經濟仍然達不到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時期的水平。關於這一點，最為有利的證據就是貨幣體系。它的產生被看做由衰敗造成的，當然，這是從某方面出發的觀點。由於行會手中掌握著對銅幣和銀錠成色的驗證權，所以，導致了銅幣與銀錠之間匯率的不穩定，頻繁地變動。這就是所謂的此一時彼一時、此一地彼一地。
在看起來頗有現代成分的表象中，非常古樸的特徵依然被中國的貨幣制度保存著。“貝”這個古老的含義，仍然保留在“財”字之中。據說有這樣一種情況：作為一個出產礦石省份的雲南，直到1578年，納貢時使用的還是貝幣。“幣”這個字的含義中包含“鱉甲”的意思。早在周代，“布帛”就已經存在了。所謂的“布帛”就是“絹幣”，而且在歷朝歷代，它都可以用來繳納賦稅。另外，珠、玉、錫都曾經做過古老的貨幣，體現過貨幣的功能。
公元7年的時候，王莽篡權後試圖建立一種新的貨幣等級，將貨幣分為28個品級，讓龜甲和貝擁有金、銀、銅的功能，都可以作為支付的手段。秦始皇——一個帝國理性主義的統一者，他的做法則剛好相反。不確切的資料顯示，他禁止了一切其他的交換支付手段，只允許製造鎰與錢，即一種“圓”形的銅幣、金幣。不過，最終這種做法也失敗了。
銀成為鑄幣使用的金屬是在公元前2世紀末的漢武帝時期。直到1035年，即宋仁宗景祐二年，南方的省份才把它作為通行的稅收方式。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必然是由於技術的落後。從金沙中可以直接淘得金子，與之相比就技術而言，必須通過實實在在地開礦，才能得到銀，而開採銅則要容易很多。而且，在採礦和鑄幣方面，中國人的技術長久以來都處於一種十分原始的狀態。有一種說法，從公元前9世紀，或許是從公元前12世紀開始，中國人就開始製造硬幣。不過，一直到公元前200年，錢幣上才開始出現文字。而且這些文字不是壓刻上去的，是澆鑄而成的。因此，這些硬幣仿製起來非常容易，在成色上懸殊也很大。這種成色的差異直到17世紀，也比各種歐洲硬幣大得多。當時，英格蘭金幣的成色差異約為10%。鮑特曾經對一些面值相同的銅幣進行稱重。18枚製造於11世紀的銅幣中，最重的4.08克，最輕的0.70克。公元620年的銅幣6枚，最重的4.39克，最輕的2.50克。僅是從這一點，這些錢幣就不能作為唯一的流通尺度。
韃靼人手中積聚的大量黃金造成黃金儲備先是急劇增加，而後又急劇下降。由於這個原因，造成了金銀的稀缺。儘管在相應技術條件下，銀礦的開採價值很高。而日常交易使用的通用貨幣則一直是由銅幣來充當。
在西方，流通中所需貴金屬的數量十分龐大。編年史的作家非常清楚這一點，尤其是漢代的編年史作家。在當時，每年都有大型的商隊，依靠供應大批的絲綢和實物貢品，從西方帶回大量的黃金。曾經發現過的羅馬鑄幣可以作為這一事實的證明。不過，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這種貿易也停止了下來。到後來，進入蒙古帝國時期後，這種貿易才逐漸恢復。
在墨西哥至秘魯一帶的銀礦開始開採後，西方國家的貿易在一段時期內，出現了轉好的現象。這是因為作為絲綢、瓷器、茶葉等產品的等價物，大部分開採出來的銀子流入了中國。由此，白銀兌換黃金開始出現貶值。例如，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白銀對黃金的兌換比例旬4:1；明神宗萬曆二年（1574年）是8:1；明思宗崇禎八年（1635年）是10:1；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年）是20:1；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是18:l；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年）是14:1；清德宗光緒八年（1882年）是18:1。不過，銅對銀比價下跌的趨勢並未因此而停止。造成這種下跌的直接原因是銀身價的倍增。而銀身價倍增則是由於貨幣經濟對白銀不斷增長的需要。
與日本截然相反，在我們心中，早在史前時期，中國這個國家便擁有巨大的城池。地方的神靈只在城市受封，並在此接受祭禮。城主便是諸侯最初的身份。“貴都”或是“敝邑”直到戰國時期，仍然是官方文書中對“國”的稱呼。與古羅馬在公元3世紀以前的做法一樣，在19世紀末期，即1872年，苗族被徹底征服，並被整體遷入城市，留下了強制城市化的印記。中國的行政稅收政策向城市傾斜，城市得益、農鄉受損是這種做法最明顯的後果。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自己的貿易市場。對於廣大地區來說，這種貿易在滿足他們需要的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即便如此，農業生產在中國具有的特殊重要性使得中國的貨幣經濟並不發達。直至近代，其貨幣經濟仍然達不到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32～前30年）時期的水平。關於這一點，最為有利的證據就是貨幣體系。它的產生被看做由衰敗造成的，當然，這是從某方面出發的觀點。由於行會手中掌握著對銅幣和銀錠成色的驗證權，所以，導致了銅幣與銀錠之間匯率的不穩定，頻繁地變動。這就是所謂的此一時彼一時、此一地彼一地。
在看起來頗有現代成分的表象中，非常古樸的特徵依然被中國的貨幣制度保存著。“貝”這個古老的含義，仍然保留在“財”字之中。據說有這樣一種情況：作為一個出產礦石省份的雲南，直到1578年，納貢時使用的還是貝幣。“幣”這個字的含義中包含“鱉甲”的意思。早在周代，“布帛”就已經存在了。所謂的“布帛”就是“絹幣”，而且在歷朝歷代，它都可以用來繳納賦稅。另外，珠、玉、錫都曾經做過古老的貨幣，體現過貨幣的功能。
公元7年的時候，王莽篡權後試圖建立一種新的貨幣等級，將貨幣分為28個品級，讓龜甲和貝擁有金、銀、銅的功能，都可以作為支付的手段。秦始皇——一個帝國理性主義的統一者，他的做法則剛好相反。不確切的資料顯示，他禁止了一切其他的交換支付手段，只允許製造鎰與錢，即一種“圓”形的銅幣、金幣。不過，最終這種做法也失敗了。
銀成為鑄幣使用的金屬是在公元前2世紀末的漢武帝時期。直到1035年，即宋仁宗景祐二年，南方的省份才把它作為通行的稅收方式。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必然是由於技術的落後。從金沙中可以直接淘得金子，與之相比就技術而言，必須通過實實在在地開礦，才能得到銀，而開採銅則要容易很多。而且，在採礦和鑄幣方面，中國人的技術長久以來都處於一種十分原始的狀態。有一種說法，從公元前9世紀，或許是從公元前12世紀開始，中國人就開始製造硬幣。不過，一直到公元前200年，錢幣上才開始出現文字。而且這些文字不是壓刻上去的，是澆鑄而成的。因此，這些硬幣仿製起來非常容易，在成色上懸殊也很大。這種成色的差異直到17世紀，也比各種歐洲硬幣大得多。當時，英格蘭金幣的成色差異約為10%。鮑特曾經對一些面值相同的銅幣進行稱重。18枚製造於11世紀的銅幣中，最重的4.08克，最輕的0.70克。公元620年的銅幣6枚，最重的4.39克，最輕的2.50克。僅是從這一點，這些錢幣就不能作為唯一的流通尺度。
韃靼人手中積聚的大量黃金造成黃金儲備先是急劇增加，而後又急劇下降。由於這個原因，造成了金銀的稀缺。儘管在相應技術條件下，銀礦的開採價值很高。而日常交易使用的通用貨幣則一直是由銅幣來充當。
在西方，流通中所需貴金屬的數量十分龐大。編年史的作家非常清楚這一點，尤其是漢代的編年史作家。在當時，每年都有大型的商隊，依靠供應大批的絲綢和實物貢品，從西方帶回大量的黃金。曾經發現過的羅馬鑄幣可以作為這一事實的證明。不過，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這種貿易也停止了下來。到後來，進入蒙古帝國時期後，這種貿易才逐漸恢復。
在墨西哥至秘魯一帶的銀礦開始開採後，西方國家的貿易在一段時期內，出現了轉好的現象。這是因為作為絲綢、瓷器、茶葉等產品的等價物，大部分開採出來的銀子流入了中國。由此，白銀兌換黃金開始出現貶值。例如，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白銀對黃金的兌換比例旬4:1；明神宗萬曆二年（1574年）是8:1；明思宗崇禎八年（1635年）是10:1；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年）是20:1；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是18:l；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年）是14:1；清德宗光緒八年（1882年）是18:1。不過，銅對銀比價下跌的趨勢並未因此而停止。造成這種下跌的直接原因是銀身價的倍增。而銀身價倍增則是由於貨幣經濟對白銀不斷增長的需要。
序言
馬克斯·韋伯(Hax Weber)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哲學家，也是公認的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兩位是眾所周知的卡爾·馬克思和愛米爾·杜爾凱姆。德國特色的大學制度使他具備極其寬廣的學術涉獵範圍和研究視角。他在經濟、政治、法律、宗教、音樂等領域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為在社會學史上與杜爾凱姆等人齊名的重要思想家。
韋伯是個百科全書式的天才。1915年，在對中文一竅不通的情況下，他憑藉淵博的學識、嚴謹的治學精神和非凡的思辨力，對大洋彼岸一個陌生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進行了洞若觀火的剖析，其論述之透徹、觀點之精闢令我們不得不折服，這些成果匯集成了對西方漢學界影響深遠的社會學名著——《儒教與道教》。本書共分三個部分，韋伯首先簡要地講述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統治階層的各個側面，探討其中對資本主義發展有利及不利的因素。接著，他對比分析儒家思想與新教倫理之間的差別，得出後者更適合發展理性資本主義的觀點。最後，他具體分析道家保守的價值體系，亦無法令中國走向資本主義，並得出結論：對比新教倫理的禁慾主義，中國的儒教與道教過於消極與保守，決定了資本主義不適合在中國長足發展。
本書是韋伯在比較宗教社會學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它對東西方的宗教文化分析產生了深遠的意義。韋伯在書中對基督新教、儒教、道教進行跨文化比較，重點分析它們在倫理觀上與資本主義經濟契合上所具有的差別，反思傳統文化與東亞模式、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由於韋伯是不折不扣的西方學者，從未到中國進行過實地考察，而他所借鑑的漢學譯著本身存在一些失誤，再加上研究領域的限制，因此作品中難免出現對史實的誤讀。但是，他是站在與我們全然不同的視角來分析中國社會的制度和結構，所描繪的中國歷史圖像，也不同於我們以往所熟悉的中國史學家對我國古代社會的敘述，然而這並不影響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古代歷史、古代社會進行深入研究。也正是由於他的特殊視野，本書的觀念才能如此富於個性。
最後，筆者耍藉此機會感謝為本書的出版付出辛勤勞動的編輯團隊。然而，由於時間倉促，譯者水平有限，書中若有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譯者
韋伯是個百科全書式的天才。1915年，在對中文一竅不通的情況下，他憑藉淵博的學識、嚴謹的治學精神和非凡的思辨力，對大洋彼岸一個陌生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進行了洞若觀火的剖析，其論述之透徹、觀點之精闢令我們不得不折服，這些成果匯集成了對西方漢學界影響深遠的社會學名著——《儒教與道教》。本書共分三個部分，韋伯首先簡要地講述了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以及統治階層的各個側面，探討其中對資本主義發展有利及不利的因素。接著，他對比分析儒家思想與新教倫理之間的差別，得出後者更適合發展理性資本主義的觀點。最後，他具體分析道家保守的價值體系，亦無法令中國走向資本主義，並得出結論：對比新教倫理的禁慾主義，中國的儒教與道教過於消極與保守，決定了資本主義不適合在中國長足發展。
本書是韋伯在比較宗教社會學上的第二本主要著作，它對東西方的宗教文化分析產生了深遠的意義。韋伯在書中對基督新教、儒教、道教進行跨文化比較，重點分析它們在倫理觀上與資本主義經濟契合上所具有的差別，反思傳統文化與東亞模式、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由於韋伯是不折不扣的西方學者，從未到中國進行過實地考察，而他所借鑑的漢學譯著本身存在一些失誤，再加上研究領域的限制，因此作品中難免出現對史實的誤讀。但是，他是站在與我們全然不同的視角來分析中國社會的制度和結構，所描繪的中國歷史圖像，也不同於我們以往所熟悉的中國史學家對我國古代社會的敘述，然而這並不影響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古代歷史、古代社會進行深入研究。也正是由於他的特殊視野，本書的觀念才能如此富於個性。
最後，筆者耍藉此機會感謝為本書的出版付出辛勤勞動的編輯團隊。然而，由於時間倉促，譯者水平有限，書中若有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