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蠶》是現代作家茅盾創作的一部短篇小說，初載於1932年11月《現代》第二卷第一期。
小說以20世紀30年代的江南農村為背景，描寫了老通寶一家一村為奪取蠶事豐收而竭盡心力和財力地奮鬥，結果豐收而欠債，由此揭露了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資本家以及地主高利貸者重重壓榨農民的罪惡，反映了舊中國的社會面貌。作者精心布局，結構嚴謹而富於變化，奪取豐收的艱辛和豐收成災的結局形成強烈的對比，產生了出人意料、發人深思的藝術效果。
《春蠶》是茅盾所寫的反映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矛盾的“社會剖析小說”之一，與《秋收》《殘冬》合稱為《農村三部曲》。1933年，小說被改編為同名黑白電影，由程步高執導。2008年，小說被改編為同名劇情電影，由朱楓執導。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春蠶
- 作者：茅盾
- 創作年代：1932年
- 文學體裁：短篇小說
- 字數：13800
內容簡介,創作背景,人物介紹,作品鑑賞,主題思想,藝術特點,作品影響,作品評價,出版信息,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江南的一個普通農村里。勤勞善良的老中農老通寶和他的小兒子多多頭、兒媳四大娘等一家人，懷著十分希望又恐懼的心情，投入了春蠶的大搏戰，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春蠶收成”中償還借貸。早在蠶事準備時期，為了給蠶兒準備足夠的桑葉，老通寶以二分半月息的高利息，借錢買了二十擔桑葉；蠶兒上山前，還需要三十擔葉，這時行情飛漲，老通寶硬著頭皮把他家最後的產業——出產十五擔葉的桑地作抵押借了新債，他相信只要春蠶豐收，就有希望償還一切債務。經過一個多月沒日沒夜的拚命勞動，春蠶真的豐收了，老通寶獲得了有生以來從沒有見過的好蠶花，收的繭子竟有五百斤之多。誰知由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繭廠關了門。村子裡沒見著半個收繭人，卻替換著來了債主和催糧的差役。老通寶無可奈何，只好搖船到當時最大的繅絲工業城市無錫去，忍痛賤賣了上好的繭子。實得的錢除去路費，還不夠償還買青葉借的債。就這樣，老通寶和他們全村，都因為春蠶豐收反而欠了新債。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由於蔣介石的投降帝國主義，以四大家族為首的江浙財閥和原來的封建地主階級勾結在一起，對廣大農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因此，中國的農村，尤其是江浙一帶，開始發生急劇變化。1929年，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轉嫁經濟危機，加緊了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帝國主義勢力逐漸侵入中國農村，民族危機日益加重。與此同時，中國的封建地主、高利貸者和商業資產階級也加緊了對農民的盤剝。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戰爭的影響、高利貸者的盤剝共同造成了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和農民的破產，以至於出現了“豐收成災”“穀賤傷農”的悲慘景象。
個人背景
茅盾從小就是在浙西的杭州、嘉興、湖州地區盛產蠶絲的市鎮上長大的。他跟一些蠶農早就有所交往，再加上他家又十分愛好養蠶，這就給了他豐富的養蠶知識。寫作之前，茅盾還和一位類似老通寶這樣的蠶農有著較為密切的接觸，更增加了不少活的感性知識。特別是“一·二八事變”後，茅盾曾回到浙江老家烏鎮，親眼看到了那么多辛苦的蠶農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情景，愈加激發了他從事創作的情思。
茅盾在《我怎樣寫〈春蠶〉》一文中敘述了他的構思過程：“先是看到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以及國內政治的混亂造成了那時的農村破產，而在這中間的浙江蠶絲業的破產和以育蠶為主要生產的農民的貧困，則又有其特殊原因，一就是中國廠經在紐約和里昂受了日本絲的壓迫而陷於破產（日本絲的外銷是受本國政府扶助津貼的，中國絲不但沒有受到扶助津貼，且有苛捐雜稅之困），絲廠主和繭商（二者是一體的）為要苟延殘喘便加倍剝削蠶農，以為補償。事實上，在春蠶上簇的時候，繭商們的托拉斯組織已經定下了繭價，注定了蠶農的虧本，而在中間又有“葉行”（它和繭行也常常是一體）操縱葉價，加重剝削，結果是春蠶愈熟，蠶農愈困頓。從這一認識出發，算是《春蠶》的主題已經有了，其次便是處理人物，構造故事。”
人物介紹
老通寶
老通寶是一個質樸、善良、勤勞、忠厚而又保守落後的老一代的農民的藝術典型。他出生在清末，親身經歷了從自耕農下降為貧農的“敗家”過程，生活經驗和現實教訓，使他隱約意識到自已生活地位的下降都是因為“洋鬼子”的緣故，“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因而仇恨一切帶“洋”字的東西。同時，他又深受封建觀念的毒害。他是一個安分守己、勤儉刻苦的人。他在長期貧困生活的煎熬中，總是逆來順受，承認現存的制度是合理的。他不甘於貧困，想方設法擺脫，竭力掙扎，他相信勤勞可以發家，幻想著通過辛勤緊張的勞動獲得豐收，過上富裕的生活。但是蠶繭的豐收使他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難和貧困之中。儘管他隱約約地覺察到“真正世界變了”，但並沒有激起他走向反抗的道路。
多多頭（阿多）
老通寶的小兒子多多頭是正在覺醒的新一代農民形象。他與老通寶完全不同，活潑樂觀爽朗熱情。他不相信“蠶繭好”和“田裡熟”能改變農民的窮苦命運，他對現實不抱任何幻想，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顧忌。他不相信老通寶那些“鬼禁忌”，對於被人們鄙棄的荷花，他不仇恨也不歧視。但他不明白自己應該走什麼路。多多頭和老通寶的衝突，實際上是兩代農民兩種不同生活道路的衝突。
荷花
荷花在小說中是以一個受人歧視的農村婦女的形象出現的。她原是城鎮老爺家的婢女，後來嫁到村子裡，對象是一個半老頭子，還不滿半年的時間。荷花因為婚姻的不滿，愛和男人們胡調。她的嘴又不肯讓人，再加上她對農業勞動還不熟練，這一切都使她在民眾中顯得孤立，受到人們的輕視。小說在描繪這個人物的時候，既表現了她的不幸，也突出了她性格的倔強。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小說著重描寫了蠶農老通寶一家由小康趨於貧困、破產的過程。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國民黨反動派和地主奸商對廣大農民的層層盤剝，儘管老通寶一家在養蠶時節不分晝夜、忍飢挨餓地忙碌不停，用血汗換來了春蠶的豐收，但因為葉價飛漲，繭廠倒閉，雪白的蠶繭竟賣不出去，還“白賠上十五擔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錢的債。”春蠶豐收而成災，小說圍繞這一中心事件，追溯“世界到底變了”，而且“越變越壞”的淵源，鞭辟入裡地剖析了“豐收成災”的社會根源，用高度的藝術概括反映了“一·二八事變”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農村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深刻揭示了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下廣大農民的悲慘命運。
就作者對題材的開掘和反映“豐收成災”這個主題的深廣程度而言，《春蠶》的思想成就是當時其它同類題材作品所不及的。這一方面表現為作者不只是典型地反映出豐收了的農民反而破產了這一違反常規的事實，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作者敢於面對這個嚴酷的現實，把農民的出路作為一個緊迫的問題提出來。作者以他筆下的主人公老通寶和他的小兒子多多頭這兩個不同類型的農民形象，說明面對“變”的現實，如果仍是因循守舊，不改變思想，哪怕再拚命奮鬥，獲得豐收，也不能擺脫破產的厄運。這“越來越壞”的現實，把千百年來農民一直在走著的希望之路堵塞了。而要改變這種境況，只有像多多頭那樣，面對“變了”的現實，認真思考自己的生活道路，尋找反抗鬥爭的方式。小說勾勒出兩代中國農民不同的思想和行為及所走的不同道路，展現了覺醒中的中國農村新一代農民形象，從而揭示了農民走上反抗道路的歷史必然。
藝術特點
小說在結構上的突出特點就是情節線索安排得錯落有致，雖然只是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但它所概括的生活容量是相當大的。從總的方面看，小說對從太平天國革命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社會的變化都有所接觸，有著歷史的深度。小說中歷史的深度又是通過對現實的廣度的描繪來體現的。這就表現為小說的幾條線索的交錯和互相滲透，從橫向上顯示出生活的豐富多彩。以老通寶為代表的蠶農們對通過辛勤勞動來擺脫貧困窘迫的希望和“一·二八事變”以後的嚴酷現實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同時又寫了老通寶和多多頭父子兩代人對待不合理的現實的兩種不同態度的矛盾，老通寶和四大娘在“洋種”問題上的矛盾，以老通寶為代表的受封建迷信思想影響較深的農民和由於被人歧視而形成變態心理並以特殊的方式向傳統習俗進行反抗的荷花之間的矛盾，多多頭和六寶、荷花之間的三角關係，以及借債買葉等五條次要矛盾。由於線索多，出現的人物也多，其中有名字的就有九個：老通寶一家人、荷花、六寶、張財發、黃道士。這九個人中大多數都是具有鮮明獨特的個性色彩的，那些出場而無名的村民、婦女和小孩，也是寫得頗為生動的群體。
故事情節起伏相錯，張馳交接，這也是小說在藝術結構上的重要特點。這就使小說情節波瀾迭起，環環相扣。情節發展的起伏鬆緊，首先是由小說所描寫的這群貧苦農民的處境所決定的，是他們在特定的歷史和現實條件下心理情緒發展的表現，這也就給情節的起伏鬆緊提供了現實依據。但善於對這樣的生活在情節上予以典型化地提煉和組織，善於安排人物的出場和處理人物與人物、人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並通過人物思想性格的矛盾來推動情節的發展，卻充分地顯示了作者的藝術技巧。如小說開頭寫老通寶看到洋船生氣，進而聯想到媳婦四大娘及兒子們今年硬要養“洋種”，氣憤地站起來，走回家去。僅從主題和人物矛盾的揭示上看，至此也可以結束第一個大段了，但作者接著又寫老通寶看到稻田，看到“散著強烈的香味”的“黃金一般的菜花”和“白色的炊煙”以及“爆著綠葉的桑樹”，並以此作為背景，寫“那邊田裡又跳躍著來了”的孫子小寶，他於是又“露出笑容”，而且“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來了”。此處寫出了一個有活力和生趣的場面，對前面只寫老通寶一人回憶和思想的帶著沉重氣氛的場面，起到了調勻和緩和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往往在寫到這些帶有生趣、希望的場景之後，緊接著就著重寫了一個關於人物的擔心憂愁並由此而引起糾紛的場面，一次次作了終歸要大失敗的預示。情節發展的鬆緊關係正深刻地反映那種特定生活的辯證法，作者對此處理得是很有戲劇效果的。
小說在結構上之所以能夠做到多波瀾、多跌宕，還與細節描寫有關。作者善於選擇某些具有代表性的細節和事物來作為一定階段情節的中心點，構成一定人物的情緒起伏線索或糾葛線索，以此表現人物，並推進故事發展典型的細節，更有加強主題表現，加深人物性格的典型性作用。作者對某些細節的選用不但有此作用，而且是一再使用某些特徵的細節發展成一定階段的情節，構成人物情緒起伏線索。如大蒜頭，這對引起老通寶在蠶事進行中的情緒起伏，表現他性格的固執、迷信之深沉，就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小說一再寫大蒜頭的生長和蠶花成長的情況不一致來揭示老通寶的惴惴不安的矛盾心理。老通寶今春比往年更虔誠地用蒜頭來卜蠶事，由於過分的擔心，以致“手也抖了”。明明是“烏娘”正路，老通寶卻因看到大蒜頭出得不好，“他的臉色立刻變了”。信神靈而不信事實，以及他的固執，過去若干年的失望的折磨，都表現在這裡。因“洋種”問題而發生的老通寶和媳婦四大娘的糾葛構成的線索，也起了同樣的作用。
作者的插話在小說的結構中也有著重要作用。文學不是現實的機械的、純客觀的反映，任何作品都或多或少滲透著作者對生活的審美評價，體現著作家的感情色彩。因此，當作家在對為他所認識和感受體驗的生活進行描敘的時候，作者也會情不自禁地以自己主觀的飽和感情的語言來直抒自己的心聲，引伸了作品的思想，直接表示自己好惡愛憎。小說中作者插話往往是扣緊人物心情和故事發展而發的，有時甚至是作者的插話與對人物、事件的描敘交融在一起，不能分割，如“老通寶恨洋鬼子不是沒有道理的！他這堅定的主張在街坊上很有名”，表現了作者按捺不住的情感，他對帝國主義的憎恨也和人物一致了。有時，插話還有總結和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如在對“收蠶”儀式描寫之後的一段話：“這是一個隆重的儀式！千百年相傳的儀式！那好比是誓師典禮，以後就要開始一個月光景的和惡劣天氣和惡運以及不知什麼的連日連夜無休止的大決戰！”這是對全村集體心理的真實總結，由於一次次希望之後又一次失望，就使得老通寶等人越到臨近蠶事到來就越不能擺脫現實的陰影，現在有了新的大希望，也就同時產生了新的大擔心。
此外，小說的語言形象生動，作者善於精煉細膩地運用語言，鮮明地突出人物的形象和典型環境。在景色描繪中往往注入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之情景交融，不僅含蓄地表現了人物的內心世界，也透露出江南農村的鄉土氣息。作者以細緻精確的描寫手法，力求逼真地在小說里再現現實。小說的發源地是江南水鄉，它的大地、天空、河流、桑林、水田、人物、方言、風俗、習慣、景色等都是在這片土地上產生的，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能夠聞到蠶沙的清香，嗅到桑葉的草腥味，聽到蠶吃桑葉的沙沙聲。這是作者專為故鄉江南水鄉繪製的一幅具有特殊感情的風情畫。
作品影響
《春蠶》是一部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不朽之作，也是茅盾第一部站在貧苦農民立場上的作品。小說一經發表，立刻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引起國內外各界人士的關注，又被翻譯成各種外國文字，推薦到國外。但小說也一度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查禁。
作品評價
中國現代作家朱自清《子夜》書評：作者描寫農村的本領，也不在描寫都市之下。《林家鋪子》（收在《春蠶》中），寫一個小鎮上一家洋廣貨店的故事，層層剖剝，不漏一點兒，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嚴密的分析”。私意這是他最佳之作。還有《春蠶》《秋收》兩短篇（均在《春蠶》中），也“分析”得細。我們現代的小說，正該如此取材，才有出路。
中國文學評論家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春蠶》是對當時中國形式的注釋：它披露在帝國主義的欺凌及舊社會的剝削下農村經濟崩潰的面貌。而這故事之屢獲好評，也正為此緣故。可是這個“標準”的解釋，並沒有真正道出這故事成功的地方和它吸引人的地方。整個故事給人的印象是：茅盾幾乎不自覺地歌頌勞動分子的尊嚴。用中國傳統的方法來殖蠶，是一個古老而粗陋的方法，需要愛心、忍耐和虔誠。整個過程就像一種宗教的儀式。茅盾很巧妙地表達出這股虔誠，並將這種精神注入那一家人的身上。這種精神在老頭子通寶身上顯得最特出。他們那種敬天畏神的觀念，加上那股勤奮堅毅的精神，正代表中國農民固有的美德。雖然茅盾原來的意思在排除這種封建心理，但由於他筆下那些善良的農民，那種安於世代相傳的工作的情形是如此的親切感人，這篇原意擬在宣揚革命的小說，反而變為人性尊嚴的讚美詩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老通寶的悲劇是雙重性的：他陳舊的小農思想行為方式無法在近代社會變遷中作出合理的有力的反應，而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又是以日益加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畸形形態給這種小農以致命的磨難。《春蠶》以渾樸沉實的藝術魅力，給中國革命志士提供的啟示，不僅及於政治經濟的層面，而且及於文化心理的層面，難怪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活的中國〉編者序言》中把它列為《阿Q正傳》一類的“傑作”。
出版信息
《春蠶》最初發表於1932年11月《現代》第二卷第一期。曾與《秋收》《小巫》《林家鋪子》《右第二章》《喜劇》《光明到來的時候》《神的滅亡》一起收入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5月初版的同名短篇小說集《春蠶》，書末有作者1933年3月20日寫的短跋。現收入《茅盾文集》第七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