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軍制（military system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指的是春秋時期的軍隊制度。
春秋時期（前770年－前476年）是中國奴隸制逐步解體、封建制逐步興起的變革時代，以爭霸為主要內容的戰爭彼伏此起，軍事制度伴隨時代的前進而發生相應的變化，產生了在軍事領導體制、武裝力量體制、兵種構成、軍隊組織編制、兵役制度、軍訓制度和軍事法、武器裝備及後勤保障制度等方面具有特色的春秋軍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春秋軍制
- 英文名稱：military system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存在時間：春秋時期（前770年－前476年）
- 兵種構成：車兵、獨立步兵、舟師、騎兵
時代背景,制度內容,領導體制,武裝體制,兵種構成,編制系統,兵役制度,軍訓制度,軍事法規,武器裝備,後勤保障,主要意義,
時代背景
春秋時期（前770－前476）是中國奴隸制逐步解體、封建制逐步興起的變革時代。鐵工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廣，生產力得以大發展，促使井田制趨於瓦解，國、野界限逐漸泯滅，剝削方式開始改變，宗法等級制的統治秩序日益崩潰。周天子喪失昔日的權威，成為名義上的共主，齊國、晉國、楚國、吳國、越國等諸侯大國迭起爭霸，代天子發號施令。至後期，卿大夫崛起，政出“家門”。以爭霸為主要內容的戰爭彼伏此起。在社會變革與戰爭發展的交相推動下，軍事制度伴隨時代的前進而發生相應的變化。
制度內容
領導體制
春秋前期，王室衰落，封國膨脹，致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變為“自諸侯出”和“自大夫出”（《論語·季氏》）。各諸侯國打破西周時的限制，紛紛擴軍，不斷強化軍事力量。周天子冊命諸侯之卿的形式雖在，但僅具“尊王”的象徵意義。各國君主在軍事上逐步擺脫周天子控制，擁有謀略決策、任命將佐、發兵出征的最高軍權，並常親自統兵作戰。列國之中，幾個發展較快的大國，相繼爭霸，“挾天子以令諸侯”，迫使中小國家出兵從征、貢納軍賦、參加盟會。
中期以後，各國君主的最高軍權又逐漸旁落於卿大夫手中。在晉國，中軍帥執掌國政成為慣例，“軍”的建置數量出於卿大夫的權力分配，形成強卿握軍權的局面；在魯國，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亦先後“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將公室軍權奪入己手；在齊國，軍權最終為陳氏所獨攬。其他國家也呈相似情形。
各國國君之下，卿大夫既執掌政務，也率領軍隊。齊國三軍，由齊君及“命卿”國子、高子各率一軍。晉國“軍將皆命卿”，各軍將、佐由卿擔任，正卿為中軍元帥，指揮全軍；宋國由大司馬（省稱“司馬”，亦稱“司武”）統兵作戰，其地位僅次於執政的右師；楚國中軍將則不固定，或為執政的令尹，或為大司馬，或為地位較高的大夫。
大體上春秋前期多數諸侯國以正卿任最高軍職，後期則因時因情而異。除宋國、楚國等國司馬可領軍以外，各國所設司皆以管理軍政、軍賦為本職。如晉國司馬設于軍中，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既掌軍賦，又主軍法；楚國大司馬平時主管軍賦，其下有左、右司馬，也執行軍法事務。
武裝體制
總體情況
春秋時期的武裝力量，大體沿襲西周體制，但變化較大。周王室軍隊仍由周天子掌握，從王畿中徵集貴族和自由民補充，參加對外征戰，但力量漸弱，地位下降，活躍於戰爭舞台的主要是諸侯的武裝，包括公室軍隊、地方軍隊、私屬軍隊和禁衛軍隊四部分。
公室軍隊
公室軍隊，由國君直接控制，多建於西周諸侯受封立國時。進入春秋，公室軍隊得到更大的發展，成為國家軍隊的主力，擔負著對外作戰的任務。齊桓公首創霸業，靠的是改制後建立的公室三軍；晉國、楚國長期對峙，也是以不斷壯大的公室軍隊為後盾。
春秋初期，公室軍隊沿襲西周舊制，以貴族成員為骨幹，以“國人”為主體組編而成。春秋後期，伴隨軍權下移，公室軍隊力量削弱，以致“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左傳·昭公三年》），有的則被卿大夫瓜分。
地方軍隊
地方軍隊，即文獻所稱的“邑甲”、“都車”和“縣兵”等。春秋中期以後，由於戰爭擴大的需要，加之軍賦制度的改革，“野人”可以當兵，初期僅在少數國家出現的都邑地方兵在各國普遍建立起來。據《左傳》和《國語》記載，晉國有東陽、焦、瑕、溫、原 之師；齊國在東陽、高唐、渠丘建有地方武 裝；楚國有申、息、許、葉之師，並擁有上國（郢都以西）、東國（郢都以東）兩大區域的縣邑兵；後起的吳國、越國邊鄙之地也有地方兵。他們有的屬於國君，有的屬於卿大夫。其中，受國君控制的地方兵，是公室軍隊的輔助力量，負責守衛地方，必要時也參加對外作戰。
私屬軍隊
私屬軍隊，即諸侯、卿大夫的族軍。其組成以貴族的宗族成員為骨幹，還有由宗族所屬奴隸選拔出來的武士。諸侯族軍，晉國稱“公族”，楚國稱“王族”、“王卒”，越國稱“私卒君子”；卿大夫族軍，稱“某族”、“某屬”，或稱“私屬”、“私卒”、“都君子”。族軍平時與貴族聚居於“國”中，保衛宗主及宗邑的安全，戰時隨國君及卿大夫出征。諸侯族軍編入主帥所在的中軍，是作戰的精銳力量。
禁衛軍隊
禁衛軍隊，春秋時期，見於文獻的周王室禁衛軍稱“御士”，為數不多。諸侯國禁衛軍，宋國稱“門官”；楚國有“宮甲”，設“環列之尹”掌管；晉文公回國即位時，有秦穆公所贈作為“紀綱之仆”的3000人。禁衛軍平時擔負守衛，戰時扈從王、侯作戰，也是軍中精銳之一。
兵種構成
春秋時期，兵種發展的基本情況是：車兵走向鼎盛、獨立步兵復興、舟師開始出現。同時，在北方草原地區的少數民族中，已有騎兵。
車兵走向盟盛
以戰車為中心，車兵和徒兵相結合的車乘之數，仍是各國衡量民力強弱的標誌。春秋前期，諸侯大國一般有千乘，強卿有百乘。至後期，晉國、楚國各達5000乘上下，齊國、秦國各有2000～3000乘，甚至弱小的邾國亦有600乘，還出現擁有千乘的卿大夫。戰車種類增多，按作戰特點分，有用於攻擊的攻車、用於防禦和運送輜重的守車；按運動速度分，有輕車、重車。攻車又包括戎路（指揮車）、長轂（攻擊車），闕車（作機動之用的輕車）；守車包括苹車、廣車。出現了以方陣和圓陣為基本形態的多種陣形。戰車上的甲士，仍是每乘的核心和主力，起著引導“車馳卒奔”的乘要作用。經濟的發展、戰爭的需要把車戰和車兵推向鼎盛。春秋後期，急劇的社會變革，以及作戰方式的改變和作戰地域的擴大，又動搖著甲士的地位和車戰的作用，開始了車兵由盛而衰的過程。
獨立步兵復興
舟師開始出現
春秋後期，相互爭霸的楚國、越國等國。為適應在江河水網地區作戰的需要，各自建立了舟師。楚軍有“陵師”（陸軍）、“舟師”（水軍）之別。周靈王二十三年（前549年），楚國用舟師攻打吳國，這是所見用舟師作戰的最早記載。此後，吳國、楚國之間，吳國、越國之間，常在內河用舟師作戰，如長岸之戰、笠澤之戰等。周敬王三十五年（前485年），吳國徐承率舟師從海上攻齊，開創了舟師出海作戰的無例。
編制系統
春秋時期，出現作為軍隊最高單位的“軍”的建制。多數大國都編為上、中、下或左、中、右三軍。唯晉國軍隊改編頻繁，從一軍、二軍發展到三軍以上，最高時達六軍。中等以下國家只有二軍或一軍。每軍員額並不固定，軍以下編制，各國亦不盡同。大體上晉國實行《周禮》所說的軍、師、旅、卒、兩、伍6級編制；齊國按《國語·齊語》所載的5人為伍、50人為小戎、200人為卒、2000人為旅、萬人為軍5級編成。這種軍隊的編制系統又與居民的行政組織系統相對應，以便於訓練、管理和作戰。
車乘士徒的編制，處於變化之中。春秋前期，基本上實行“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周禮·地官·小司徒》鄭玄注引）之制，其中包括車上甲士三人。中期以後，各國改革兵役制度，兵源擴大，車下徒卒數量增多，每乘由30人制發展為75人制，即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左傳·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馬法》）。一乘之中，又配徒役25人，總計百人，按五人為伍、五伍一兩、四兩一卒編成。戰車以“乘”為初級建制單位，其上有偏、兩（或卒）的編制系列。據《司馬法》，9乘為小偏、15乘為大偏，或25乘為偏。二偏為一兩，則18乘、30乘或50乘當是三種不同的中級編組單位。楚國戰車編組分左、右二廣，廣稱一卒，內含二偏，每偏15乘，一廣30乘，二廣共60乘。晉國也是合二偏成一卒，為中級單位。戰車最高編制單位有125乘之說。
獨立步兵的編制，當與戰車徒兵的伍、兩、卒的編制有因承關係。春秋晚期，吳國步兵按十進位編制，以百人為徹行，十行千人為一旌，十旌萬人為一方陣，分別由士、嬖大夫、將軍率領。
兵役制度
春秋前期，國、野界限依然存在，服兵役、納軍賦仍是“國人”（即奴隸主和平民）的權利和義務。春秋中期以後，戰爭不斷擴大，對兵員、軍賦的需求增加，促使各國改革兵役制度。周襄王七年（前645年），晉國“作愛田”的同時“作州兵”，打破國、野界限，開創“野人”當兵的先例。此後，魯國、鄭國、楚國等國相繼在改革田制的基礎上，“作丘甲”、“作丘賦”、“量人修賦”，將徵兵、征賦范圍擴大到野鄙地區。丘役之制逐漸普及於各國，“野”中居民也必須按井田制出兵、納賦。服兵役的年齡，“國”中居民為18～60歲，“野”中居民為15～65歲。
春秋末期，井田制日趨瓦解，軍賦再次擴征，魯國始“用田賦”，晉國六卿也實行“田賦”制，即按田畝數量徵兵、征賦，其對象主要是廣大農民。生活在軍事組織與地方行政組織相結合制度下的農民，平時生產和參加軍事訓練，戰時聚集成軍，在太廟命將，發放車馬、甲胃、兵器，戰畢解甲歸田，保留著寓兵於農的傳統。中小以上貴族充任甲士，他們一般不參加生產勞動，平時身佩兵器，從事習武和各種軍事活動，或參與政務，戰時則為軍隊骨幹，並充任各級軍職。
軍訓制度
春秋前期，對農民中成年男子的普遍訓練，仍然沿襲以田獵習兵的制度，每季農隙進行，春振旅、夏茇舍、秋治兵、冬大閱，以冬訓為主，突出軍事演習和檢閱的內容。每逢重大政治、軍事行動，則臨時舉行大蒐、大閱、治兵，多是純粹的軍事演習和檢閱。如晉國往往通過大蒐整頓軍隊，選拔將帥，進行戰陣、技能訓練。貴族子弟及“國人”中的士，須在“國小”、“大學”中接受武德（禮、樂）與武藝（射、御）的教育，並參加“射禮”等競技活動，培養車戰所需要的軍事技能。春秋後期，晉國軍隊已有了對射、御、勇士、車徒協同等進行分科訓練的規定，並分別設官掌管。楚、吳、越等國也開始對士兵進行專門軍事訓練。
軍事法規
春秋時期，與軍事密切相關的立法，逐步向成文法方向發展，產生了一些軍事法規條文。據《左傳》和《國語》記載，楚國“仆區之法”、“茅門之法”，鄭國子產所鑄“刑書”、鄧析所作“竹刑”，皆有軍事法的內容。晉國以法治軍更為突出，經常在“大蒐”的軍事活動中制定和頒布軍法。如晉文公蒐於被廬，為“被廬之法”；晉襄公蒐於夷，制定“夷之法”，為晉國常法。其後，據“夷之法”而成“刑書”，又將“刑書”鑄於“刑鼎”，始有成文法的頒布。同時，以司馬主管軍法，堅持“軍事無犯，犯而不隱”（《國語·晉語五）））的執法原則，既有戰前對軍紀的整肅，又有戰中、戰後對違令犯法者的嚴厲處置。
武器裝備
春秋時期，軍隊的裝備主要是戰車及青銅兵器。戰車形制有所革新，主要是軌寬減小，車轅漸短，輻條增多，以利於快速行進。青銅兵器質量提高，殺傷力增強，仍分為近攻、遠射、衛體三大類，主要有戈、矛、戟、弓箭、甲、胄、盾等，形制大體統一。春秋晚期，楚國、吳國、越國等國已創製具有更大射程的弩，吳國、越國所鑄利劍也用於兵陣攻殺。此外，還出現了用於瞭望的巢車。
武器裝備的費用由軍賦提供，製造由諸侯、卿大夫掌握的手工作坊進行，平時收藏於兵庫，設專職人員管理，戰時發放，戰畢收回，禁止私藏。
後勤保障
軍隊後勤保障主要是糧草供給。戰時，士卒攜帶數日口糧，稱為“‘裹糧”，並有隨行輜重車輛及後勤人員實施保障。部隊到達某城邑或諸侯國時，則就地取給。各地平時皆儲存糧食，既供民用，也供軍需，是就地補給的基本來源。春秋後期，戰爭時間延長，作戰縱深加大，“因糧於敵”成為重要的補給方式。
主要意義
春秋軍事制度，上承西周，下啟戰國，具有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鮮明時代印記，在中國古代軍制發展史上起著繼往開來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