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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數據關於春秋時期官學的記載只有兩條﹕一條是《詩‧魯頌‧泮水》中曾提到魯僖公立“泮宮”﹔另一條是《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傳記說鄭子產“不毀鄉校”﹐當時有些諸侯公開地說:“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左傳‧昭公十八年》)這不僅是因為奴隸主貴族不可能再壟斷學校﹔同時﹐也是由於奴隸主貴族學校不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因而官學必然地要衰廢。春秋中期以後﹐諸侯國勢力的強大﹐迫使周天子失去了“共主”的地位﹐新興的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中逐步取得了政權﹐這些是奴隸制官學衰廢的歷史背景﹔而“士”的出現﹐則是私學興起﹐造成“文化下移”的社會基礎。
私學的興起
士階層的形成
“士”﹐是春秋時期新出現的社會階層。士階層中有文士﹑武士﹐也有能文能武之士。士最初是從奴隸主貴族游離出來的﹐有一些是屬於平民階級﹐也有一些是屬於新興地主階級﹐以及獲得解放的奴隸上升為士的。周平王東遷時﹐王宮裡的一些文化官吏流落到各地。周王室在公元前 675年﹑前635年和前516年﹐先後發生了爭王位事件。世代掌管周史的司馬氏流落到晉國﹐以後又分散到衛﹑趙﹑秦諸國。還有一部分文化官吏和百工﹐帶著宮廷的典籍逃亡到楚國。《論語‧微子》記載了周天子宮廷中掌管禮樂的官吏紛紛出走的情況﹕大樂師摯到齊國﹐二樂師乾去楚國﹐三樂師繚到蔡國﹐四樂師缺去秦國﹐打鼓的方叔流落到黃河之濱﹐搖小鼓的武入居漢水附近﹐少師陽和擊磬的襄移居於海邊。這些文化官吏由於失去了世襲的職守﹐流落於社會之後﹐成了歷史上第一批專靠出賣知識餬口的士。據有的人分析﹐其中有些人可能作了私學的教師。
士階層的發展
在社會階級關係不斷分化集結的過程中﹐士階層有了新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奴隸主貴族統治者或新興地主階級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爭先“招賢納士”。當時﹐士在行動上有較大的自由﹐“士無定主”﹐因而成了統治者競相爭取的對象。春秋初期﹐出現了“養士”之風﹐如《國語‧齊語》中說﹐齊桓公養游士80人﹔“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到了戰國時期﹐“養士”之風就更為盛行﹐諸侯國君﹐如秦穆公﹑魏文侯﹑齊威王﹑齊宣王﹑梁惠王﹑燕昭王都一度為士眾所歸﹐尤其是齊威王和宣王建築了高門大屋的稷下學宮﹐“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史記‧田齊世家》中記載:“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隨著階級鬥爭的深入﹐士階層中有些人抱殘守缺﹐墨守成訓﹐有些人則轉變成為批判舊奴隸制﹑批判舊文化的思想先驅。士階層產生﹑發展和分化的過程﹐同時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產生﹑發展的過程。
私學產生
從春秋時期階級鬥爭發展的形勢及士階層形成的歷史來看﹐有人認為私學在春秋初期就應該產生了﹐然而尚無確鑿的史料證明。但春秋中期已經有了私學﹐是可以肯定的。《呂氏春秋‧離謂》中記載了鄭國鄧析辦私學的事跡。鄧析私學不講詩書禮樂這套舊課程﹐講的是自著的《竹刑》﹐專門教人打官司“學訟”﹔《列子‧仲尼》中﹐記有鄭國伯豐子也和鄧析同時開辦私學。這些都是在孔子私學之前。魯國少正卯和孔子同時在魯國辦私學﹐傳說少正卯的私學名聲也很大﹐曾把孔子私學的學生吸引過去﹐幾乎使孔子私學垮台。到了春秋末期﹐私學日愈興盛。儒墨兩家的私學﹐是當時的“顯學”。
儒家學派
春秋時期在政治上﹑教育上影響都較大的一個學派﹐它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丘﹑孟軻﹑荀況等。
孔子私學
孔子大約在30歲時﹐開始講學﹐創辦了儒家學派的第一所私學。顏淵﹑曾點﹑季路等就是他最早的學生。孔子平時在曲阜城北的學舍講學﹐出外遊歷時﹐弟子們也緊相隨。孔子在社會上漸漸有了名聲﹐弟子也就越來越多﹐孔子私學成了規模很大的教學團體。孔子開辦私學﹐主張“有教無類”。教育的對象﹐不分地區﹑不分貴族與平民﹐都可以入學。孔子私學的學生主要是由平民所組成的﹐據近人考證﹐孔子學生真正來自貴族的﹐只有南宮敬叔﹑司馬牛和孟懿子等少數幾人。孔子私學教育的對象從貴族推廣到平民﹐適應了當時士階層的興起﹐順應了文化下移的歷史潮流﹐這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孔子私學的教育目的是“學而優則仕”﹐培養從政的人才。“學而優則仕”包涵著這樣的意思﹐即不學﹐或者雖學而不優﹐就沒有做官的資格。孔子用它來補充世襲制﹐這一點對於奴隸制傳統是有所突破的﹐對以後2000多年的封建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子私學﹐以六藝作為教育的內容。這是儒家私學有別於墨家﹑法家私學的基本特徵。孔子私學裡主要的科目是“詩﹑書﹑禮﹑樂”﹐目的在於灌輸奴隸主階級的政治﹑道德思想﹐是為了“復禮”。但是﹐孔子私學所傳授的也不都是宣揚奴隸主階級意識形態的東西﹐其中一部分是關於自然科學的知識﹐以及反映了勞動人民對奴隸主貴族的反抗﹑控訴的材料。例如﹕《尚書》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記錄﹐據清代顧櫟高的《毛詩類釋》中的統計﹐《詩經》講到的動植物達 334種﹐而且記錄了大量關於動植物的形態﹑物性﹑栽培和飼養的方法。孔子通過辦私學﹐把奴隸主貴族壟斷的六藝推廣到平民中去。孔子私學裡﹐要求學生以“禮”來約束自己的言行﹐因而特別重視道德教育﹐而且積累了不少經驗。首先是重視樹立學生的道德信念﹐並予以感情的陶冶與意志鍛鍊﹐使之成為自覺的行為習慣。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道德教育的客觀規律的。在春秋末期﹐孔子私學的規模最大﹐存在了40多年﹐弟子3000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這是其它學派的私學所不及的。它在學術思想上的貢獻和影響﹐也是當時沒有哪一家私學可以相比的(見孔丘)。孔子死後﹐儒家分為八派。在教育上影響最大的是孟子私學和荀子私學。他們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教育學說。
孟子私學
戰國中期有很大影響的學派。“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私學的教育目的是“明人倫”。孟子私學特別重視人的內在能力的培養﹐主張發揮人天生的善性。把教育看作是人心內發的作用。這種理論是神秘主義的﹐但觸及了制約教育的內在發展規律。孟子私學的這些理論和經驗﹐成了後世儒家教育的經典(見孟軻)。
荀子私學
戰國末期集大成的學派。荀子15歲時﹐到稷下學習﹐後來又在這裡長期執教﹐曾三次被尊為稷下學宮的“祭酒”﹐成為資望最高的“老師”﹐荀子打破了“儒西行不到秦”的慣例﹐帶著學生到秦國訪問。他晚年到了楚國﹐春申君派他當了蘭陵令﹐後來留居蘭陵﹐講學著書。荀子私學恰與孟子私學相反﹐把教育看作是“外礫”﹑後天的過程。所以強調“化性起偽”。荀子私學非常重視傳統文化知識的教育﹐因而在儒家經典的傳授上﹐有著特殊的地位。西漢的許多經學大師﹐在學術思想上大多是淵源於荀子學派。荀子私學﹐對學生要求很嚴格﹐教師有絕對權威﹐因而能夠培育出像李斯﹑韓非這樣在當時屬於第一流的政治家和理論家(見荀況)。
墨家學派
它在春秋末及戰國時期和儒家私學並稱為“顯學”。墨家學派成員多數來自社會的下層﹐有些人直接從事生產勞動。墨家創始人墨子﹐早年受過儒家教育﹐做過宋國的大夫。他北至齊﹐西使衛﹐兩次到過楚國。所到之處﹐都有學生隨行。墨子死後﹐墨家分成三派﹕相里氏﹑相夫氏和鄧陵氏。南方﹑北方﹐以及西方的秦國都有墨家私學弟子的蹤跡。墨家私學是個嚴格而有紀律的政治團體和學派。“墨子之門多勇士”(陸賈﹕《新語》)﹐“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訓》)。墨家私學可以派學生去做官﹐但不能違背墨家“兼愛”﹑“非攻”的宗旨﹐否則隨時將學生召回。墨家私學要求學生具有刻苦﹑耐勞﹑服從和捨己為人的精神。莊子對此極為讚賞﹐他說:“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反對派孟子也不得不承認墨家私學“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的精神。墨家私學裡﹐生產勞動﹑科技知識是主要科目﹐並且要求學生參加實際的生產勞動(見墨家教育思想)。
道家學派
道家私學主要有兩派﹕一派集中在齊國稷下﹐稱為稷下黃老學派﹐以宋鈃﹑尹文﹑接予﹑環淵等為代表。另一派是以莊子為代表。他們都繼承了老子的思想。《老子》(即《道德經》)一書(見圖 宋代蘇轍注《道德經》書影 )﹐有人認為可能就是環淵在稷下講學時寫成的。稷下黃老學派的學說經過荀子﹑韓非改造後﹐向唯物論方向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意義。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學派﹐莊子說:“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莊子‧駢拇》)﹐他認為教育是桎梏人性的﹐應該取消。莊子對魏晉時期的教育發生了深刻的影響(見道家教育思想)。
法家學派
法家學派的產生﹐與子夏有關。孔子死後﹐子夏到魏國﹐在西河講學﹐弟子三百多人﹐李悝﹑吳起﹑魏文侯等都是他的學生。戰國中期著名的法家商鞅﹐就是李悝的學生。商鞅提倡“耕戰”﹐非議“詩書”﹐排斥“禮樂”﹐主張“燔詩書而明法令”﹐以官吏“為天下師”﹐“學讀法令”。韓非發展了這些思想﹐提出了“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法家學派的這種主張﹐實際上是取消了學校教育﹐以後的歷史也證明了它是不可取的(見法家教育思想)。
私學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發展﹐在中國古代教育發展的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私學衝破了“學在官府”的舊傳統﹐學校從宮廷移到民間﹐教育對象由貴族擴大到平民﹐教師可以隨處講學﹐學生可以自由擇師﹐教學內容與社會現實生活有了較廣泛的聯繫。由於各家各派相互抗衡﹐又相互補充﹐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盛況。這既促進了先秦時期學術思想的發展﹐同時又培養出了大批的人才﹐各家各派的大師輩出。孔子﹑墨子﹑孟子﹑荀子﹑韓非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見彩圖 孔子杏壇講學圖 ﹑ 問禮老聃 相傳孔子曾向老聃問禮 ﹑ 在陳絕糧 孔子被困於陳蔡之間﹐雖絕糧﹐仍講誦不衰 ﹑ 退修詩書 )
貢獻
春秋戰國時期的私學﹐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重大貢獻﹐還在於教育理論上的成就﹐尤其是儒家在教育理論上的貢獻。儒家後學﹐總結了這一時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經驗﹐撰寫了《學記》﹑《大學》﹑《中庸》﹐闡述了教育的作用﹑學制的體系﹑道德教育體系﹑教學原則和方法﹑教師的地位等方面的理論﹐成為世界上最早的﹑自成體系的教育著作﹐奠定了中國古代教育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