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痕處處落紅飄飄：徐志摩漫話世情》是201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徐志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春痕處處落紅飄飄:徐志摩漫話世情
- 作者：徐志摩
- 語言：簡體中文
- 出版時間：2013年4月1日
-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 頁數：151 頁
- 開本：16 開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作者簡介,序言,
內容簡介
《春痕處處落紅飄飄:徐志摩漫話世情》的出版，可以讓讀者對徐志摩的文學成就有更真實全面的認識。
主要收錄了徐志摩生前所創作的小說。徐志摩的詩歌、散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享有盛譽，他創作的小說卻長期被人遺忘，事實上。徐志摩生前極重視小說創作，他創作、翻譯的小說受到沈從文等名家的讚賞。
圖書目錄
春痕
兩姊妹
老李
小賭婆兒的大話
一個清清的早上
船上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
“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
死城（北京的一晚）
家德
輪盤
璫女士
給抱怨生活乾燥的朋友
年終便話
守舊與“玩”舊
再論自殺
《一封情書》按語
求醫
想像的輿論
話匣子（一）
——《漢姆雷德》與留學生
話匣子（三）
——新貴殃
青年運動
至凌叔華（片段）
至胡適
高爾基記契訶甫
作者簡介
徐志摩（1897年—1931年），浙江人。原名章序，字桶森，留學美國時改名志摩。現代詩人、散文家。徐志摩是金庸的表兄、新月派代表詩人、新月詩社成員。1915年畢業於杭州一中。先後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一九一八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1931年11月19日南京北上時飛機失事，不幸遇難。他的主要作品有詩歌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小說集《輪盤》；戲劇《卞崑岡》；日記《愛眉小札》、《志摩日記》等以及譯著《曼殊斐爾小說集》等。
序言
陸小曼曾說，徐志摩在小說創作方面的成就，遠不能與他的詩歌散文成就相比，“他缺少寫小說的天才，每次他老是不滿意，我看了也是覺得少了點甚么似的”。這評語大致是不錯的，徐志摩在編撰故事方面，確實沒有他在詩歌散文上那種天馬行空般的瀟脫飄逸之氣。徐志摩自己也承認，“我實在不會寫小說，雖則我狠想學寫”。
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小說創作沒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心目中，也有好的小說的標準：“我常常想像一篇完全的小說，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詩，有它特具的生動的氣韻，精密的結構，靈異的閃光。”在為凌叔華小說《花之寺》寫的廣告詞中，他對小說寫作提出了很有些見地的說法——
“寫小說不難，難在作者對人生能運用他的智慧化出一個態度來。從這個態度我們照見人生的真際，也從這個態度我們認識作者的性情。”
無疑，徐志摩提出了一個小說家不可迴避的論點：必須觀照社會與人生，讓讀者從小說中去感悟人世的悲歡和人生的真諦。
正因為有這樣的看法，所以徐志摩的小說便與現實生活、人際遭遇息息相關。他的小說未必有跌宕起伏的情節，總體上呈一種憂鬱的色調，一番人世的嘆惋，卻也深刻反映了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生活情狀。由於徐志摩的小說創作數量有限，本書在收錄其側重於世情世態的小說以外，也收錄了他的一些有關人情世態的散文，本書總體上是要給讀者呈現一幅那個時代的世情圖景。
徐志摩的小說很寫實，其特點不在於情節的曲折，而在於對某些細節的深入刻畫，尤其是在人物心理描寫方面，惟妙惟肖。就內容而言，主要為愛情故事、社會與人生故事、童話故事等。
《船上》寫一個二十歲的城市女孩與媽媽坐船到鄉間去，第一次如此親近大自然，讓她充滿了新奇感，“她恨不得自己也是個鄉下孩子”，自由自在。故事情節很簡單，而描寫姑娘的心理卻十分細膩。《一個清清的早上》是關於單相思的號先生的描寫：他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想著那女郎愛自己嗎？懂自己嗎？“她要是真做了我的……哈哈……”要是讓她挽著自己的臂膀一起出去，讓旁人見了羨慕，那是怎樣的得意……哼，別做夢了，越想越煩，只好起床，高喊：老崔，老崔，打洗臉水！對一個胡思亂想的人心態的描寫，可謂入木三分。
《老李》也有細緻的心理描述。對於這個整天想著算學問題和道德問題的怪人的心態，作者很幽默地說他總是在學校走廊“獨自低頭伸著一個手指走來走去”，風光、金錢、男女、名利、遊戲、風雅，全不在他心上；然而面對族人與他爭校長職位、爭家族祭產，他又是毫不退讓的。故事的結局出人意料地悲慘：他被族人殺了！這情節使平鋪直敘的文字陡現波瀾。
《春痕》描述了青年人之間的愛戀，不同的鮮花在春、夏、秋不同的季節中，流露著相同的美麗光彩。愛，總是很令人神魂顛倒的。然而，歲月催人老。十年的光陰，讓春痕當年可愛的影像，失去了妖艷的顏色，淡化在了輕靄薄霧之中。故事透著纏綿，而結局出人意料，沒有給讀者一個團圓的收尾，倒使小說情節有了一個大的起伏。關於這篇小說的社會內涵，徐志摩說是蘊含著“一個人道的抗議”，即抗議“世俗的習慣”，“讓人做妻做母負擔之慘酷”。
《兩姊妹》屬於意識流一樣的作品，作者顯然偏重於表現女人對過往的懷念、對當下境況的厭惡的情緒，而不在於故事情節本身發展的來龍去脈。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中細緻的心理描寫，也呈現的是一種意識流。主人公廉楓在夢中，神遊於鮮花艷草、女人肉色，以及戲劇里唐明皇、正德皇帝的生活之中，還坐在飛馳於柔波暖風中的廠車裡，感受西洋與中土交織的湖光山色。他希望得到愛，然而待他從夢中醒來時，感覺鮮花、奶油和女人等等，那一切都顯露著青面獠牙的可憎面目。小說沒有很完整的情節，卻充滿了奇幻色彩，上天入地，很符合思想意識的奔放不羈。
以廉楓為主人公的小說有三篇，構成一個系列。第二篇是《“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這一篇寫廉楓在香港上山遊覽的感受。一邊是一位讓他想入非非的美麗女郎，讓他產生無邊的詩情；另一邊是一位拖著病體往山上挑磚瓦的女勞工，操著破爛的粵音向他要錢，讓他眼前總浮現著那“焦枯得像貝殼似的手”。最終，所有風花雪月都一掃而光，“他的思想幾乎完全中止了活動”。這也反映了作者對於苦難社會所表達的無奈，縱有一腔情懷，也難以神思與遐想。
第三篇《死城（北京的一晚）》則更切中時弊。廉楓來到北京，無意間走到一個白茫茫的曠場，那竟然是個外國人的墓地，在那月下詭異的氛圍中，他在一個姑娘的墳前作人生苦痛的心靈交流。而一位看守墓園的老者的出現，將廉楓那與墓墟中人作伴的詩心拉回到現實中來。他們的對話，正是淒涼的現實世界的沉痛對白，而那位年輕人卻還提了一個可笑的問題：“那你愛不愛北京？”得到的回答當然是：人窮了，人苦了，人老了，無路可走，還有什麼愛不愛？“活不了，就得愛死！”那個時代的北京，就像個死城！——作者為我們展示出一幅淒楚蒼涼的人生圖畫，讓人感到，在那樣的社會裡，生與死，已經沒有了區別！在徐志摩的小說中，這一篇應當是直面現實黑暗、揭示人生悲涼的好作品。
從邵洵美續寫《璫女士》時設“廉楓”一角色暗指徐志摩來看，上面三篇以“廉楓”為主人公的小說，或許正是徐志摩自身見聞的寫照。
《家德》也是一篇記述普通人人生故事的小說。這樣平凡的人處處可見，雖然生活在社會底層，卻依然對生活充滿樂觀。包括家德的媽媽，總是能漠視一切困苦而笑對人生，以致有人用一句很詩意的話來比方她為：“山樓上去看太陽——滿眼都是亮。”
《輪盤》講的是一位小姐賭博後的心態及母親和僕人的勸慰。賭注輸光了，還會惦著扳回運氣，而事實上終將與她家“老五”一樣，由斯文的小姐變成為妖氣的“鬼”。即使如此，她仍忍不住要把最後的最珍貴的珠項圈拿出來，猶豫著是不是把它也作為最後的賭注再去一搏。小說沒有太多的情節與對話，而是通過對“三姐”的心理描寫，活脫出賭紅了眼的人的絕望神情與心靈扭曲，不能不令人慨嘆甜美的女人如何變成了墮落的魔鬼！
《璫女士》在徐志摩的小說中有著特別的意義。它是為紀念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頻被害而創作的，可惜只寫了前面部分，未寫完。後來邵洵美進行了續寫，卻仍是未竟之作。小說主人公“璫女士”被公認為就是丁玲（只是丁玲本人未曾承認）。這是徐志摩唯一一篇寫血雨腥風中革命者與反動派鬥爭的小說。璫女士的丈夫蘩是為了剷除窮苦、爭取窮人的幸福，而被反動當局逮捕。璫女士即使不能十分理解愛人的思想，但也深知他的動機是純潔的，因而在這樣的黑暗時刻，璫女士的心也是不肯向黑暗勢力低頭的。這篇小說中也有大量的心理描寫，而故事情節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則又是他的其他小說所不具備的。
還有《小賭婆兒的大話》、《香水》，屬童話故事。
除了在小說中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的心理，徐志摩在許多散文中，也對人情世故、對社會現實作了論說。
其內容一是有關人生問題。
一位年輕人給報紙編輯寫信，抱怨生活的乏味無望，徐志摩寫了《給生活乾燥的朋友》，他沒有擺出一副尊者的面孔去教導抱怨生活的青年，要如何如何滿懷信心、勇往直前，而是富於同情心地慨嘆：“我向我的窗外望，暗沉沉的一片，也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日光更不必想。”現實社會是黑暗的，找不到一個“與乾燥脫離的生活的意像”。
有人談論自殺，認為自殺願望的形成，“至少也能增加不少無畏的精神，至少可以不怕死”。徐志摩認為不能鼓勵自殺行為，活著，其實比死更難，死，是“思想上找不到出路時”所採取的“最消極或是最積極的方向——死——走去完事”。尤其在當時那樣的社會裡，自殺根本不能感化社會，“聖人早已死完了，我們活著都無能為力，何況斷氣以後”。這不啻是對社會的嚴厲批判。
其二是人在時局動盪中對命運的無助的感喟。
林長民（字宗孟）有文記述自己在南京遭軍閥拘捕經過，文極簡潔精妙，徐志摩將其發表時寫下按語，稱“這篇文章寫得有聲有色”，“至少比他手訂的中華民國大憲法有趣味有意義甚至有價值得多”。林長民於1925年11月24日在東北死於亂軍之中。徐志摩引用他的文字，大發了一番感嘆：“他文章里有幾句話竟與他這回慘死的情形有相印處。‘微月映雪，眼底繽紛碎玉有薄光，倏忽間人影雜遝，則亂兵也。下車步數武，對面彈發……’上次脫了險，這回脫不了，（調一句古文調說）其命也歟！”
《求醫》一文中，作者感嘆“我們這倒運的民族眼下只有兩種人可分，一種是在死的邊沿過活的，又一種簡直是在死裡面過活的”。人無法抵擋“這普遍‘死化’的凶潮”，滿目都是悲慘世界，渺小的個人只有隨波逐流一途了。
其三是有關文化界的怪現象。思想文化界的守舊與維新的鬥爭，常常是一場概念混亂的混戰。“一個自命時新甚至激進的人卻發見他自己骨子裡其實守舊甚至頑固”；爭鬥中“新派覺悟了許多向不曾省察到的虛陷與弱點”。還有那自以為是的留學生，無論身上貼有多少新標籤，最終回國也不過是醉心於升官發財。徐志摩對於文化界的針砭，可謂深入脊髓。
徐志摩譯的《高爾基論契訶甫》，說的是俄國的人和事，也同樣可以作為對中國社會的一種觀照。
總之，徐志摩對於社會與人生的觀察與剖析，蘊含在他的許多散文和小說中，可以讓我們知道他不只是一個擅長寫抒情詩的詩人，而且也是一位人世苦痛的觀察者和思想者。
陳益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