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禮誠信
文化內涵
兩千多年前,至聖先賢孔子就曾說過“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又說“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可見,明禮誠信早已被古人所重視、所推崇。今天,在我們的公民道德建設中,明禮誠信又被列為公民基本道德規範之一,足見其意義深遠。
道德傳承
中國素以禮儀之邦、
文明古國著稱於世。“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這些都是中國自古講究禮儀、禮貌的代表言論。
的確,明禮是人的外在行為表現,而誠信則是人的內心狀態。“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誠於內而禮於外,是對明禮誠信的最佳詮釋,明禮,只有表現了人內心的誠信本質,才不會流於虛偽的形式;誠信,只有通過明禮的外在形式,才能最恰當地表現出來。
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這是公民基本道德規範準則,而明禮誠信正是其中之一。
公民道德建設
綜述
中共中央下發的《
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提出的基本道德規範中,“明禮誠信”無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學習和貫徹《綱要》的過程中,應當結合實際,理解和闡釋“明禮誠信”的深刻內涵和現實意義。
“明禮誠信”實際包含著“明禮”和“誠信”兩個規範。理解和闡釋“明禮誠信”,需要分別理解和闡釋“明禮”與“誠信”;還需要把二者結合起來認識,以便更好地把握它們的內在聯繫。
“明禮”
《綱要》提出的基本道德規範即所謂的五句話、二十個字中,分解開來,實際包含著十個道德規範,其中有九個規範都是過去已有和常用的,“愛國”、“守法”、“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這些規範,確實不能說是這次制訂《綱要》時新創造出來的。在這十個道德規範中,唯獨“明禮”是一個創新的規範,在以往的文獻記載和日常使用中,很少見把“明禮”作為正式的道德規範來使用的。仔細掂量,“明禮”作為創新的規範提出來,既是很有意義的,具有現實的針對性,又是合情合理的,貼切地、簡明地綜合概括了“禮”的多重含義。
中國素以“禮儀之邦”、“文明古國”著稱於世。中國獲得這樣的美名,首先是由於中國自古以來就格外講究“隆禮”。這裡的“禮”,既是指“禮儀”、“禮節”、“禮貌”,又是講“禮讓”、“中和”、“謙敬”。
從“禮儀”而言,孔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論語·泰伯》)大意是說,君子嚴肅自己的容貌,就可以避免別人的粗慢無禮;端正自己的神色態度,就可以使別人相信;談話時注意言辭聲調,就可以避免別人的粗俗和錯誤言論。《禮記》上還專門有這樣的規定:“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禮記·曲禮上》)意思是說,進入一個地區,先要問當地的法制禁令;進入一個國家,先要問該國的風俗習慣;進入別人家裡,先要問主人有什麼忌諱。這些都是自古以來中國文化中講究“禮儀”、“禮節”、“禮貌”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論。
從“禮讓”而言,
荀子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荀子·禮論》)大意是說,人生來都是有欲望的,有欲望而得不到滿足就有追求,有追求而無限度就會造成爭奪,有爭奪就會造成社會混亂,禮的作用,就是制定一系列的標準和限度,使人們相互禮讓、安分守己,從而使社會和諧穩定。荀子的這一思想,是中國古代
禮治思想的代表,也是“禮讓”思想最著名的言論之一。
中國“禮儀之邦”的美名,正是從講究“禮儀”和“禮讓”的文化傳統中獲得的。而“文明古國”的美名,既是講中國古代有燦爛的文化,更是強調中國是一個“隆禮重法”,彬彬有禮,謙謙君子的國度。在這個意義上看,“文明”和“禮儀”、“禮讓”是密切相關的。“文明”與粗俗、野蠻相對,而“禮儀”、“禮讓”,正是表明人們彼此之間尊重、謙和與體諒的關係,也就如孔子所說的,“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論語·顏淵》)今天,在我國公民道德的建設中,提出“明禮”作為基本道德規範之一,至少在形式上,是綜合、概括了過去的“禮”所涉及的“禮儀”、“禮讓”和“文明”的含義。在公民道德建設中,“明禮”不僅是申明、
倡明“禮”,而且是注重“禮”的實踐。
作為我國公民道德基本規範的“明禮”,主要包括狹義和廣義兩個方面的內容。
從狹義上講,“明禮”就是講究“禮儀”和“禮讓”,包括重禮節和講禮貌。“禮儀”和“禮讓”,應滲透到職業場所、公共場合和家庭生活中。職業人員在處理與被服務對象的關係,處理與其他職業的關係時,“禮儀”和“禮讓”是必不可少的職業道德的要求。彬彬有禮,辦事熱情,服務周到,互相尊重,都會在基本的“禮儀”和起碼的“禮讓”中得到展示。人們在公共場合,大到國際的交往、外交關係,小到日常生活中與他人打交道,都要遵守起碼的禮節,講究起碼的禮貌。特別是在一些正式場合,如外交場合,還必須嚴格遵守規定的“禮儀”,穿著打扮,行為舉止,都要做到得體、適宜。公共場合的“禮儀”、“禮讓”,包括“禮節”、“禮貌”,不僅事關個人的形象,而且常常關係到國家的國格,因此,決不能把“禮儀”、“禮讓”、“禮節”、“禮貌”,通通斥為虛偽的繁文縟節而加以輕視。人們在家庭生活中,同樣要講究“禮儀”和“禮讓”。對年長者要孝敬,對同齡人要平等友善,對年幼者要慈愛,這些要求,都伴隨著相應的“禮節”和“禮貌”。荀子曾說,所謂“禮”,就是“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荀子·大略》),這些話對今天處理好家庭關係中的“禮”的關係,也還是有一定借鑑意義的。家庭生活中的“禮儀”、“禮讓”還包括處理許多其他方面的關係,例如,怎么接待客人,客人來時應持什麼禮節,客人走時應持什麼禮節,等等。中國自古以來,就是比較重視這些細節的,如《禮記》中記載:“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禮記·曲禮上》)大意是說,與客人一起進門,在每一個門前都要請客人先進。今天我們開展公民道德建設,重視家庭美德建設,也應當注重家居生活中這些禮節、禮貌中的細節問題,使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在這些生活細節中,養成懂禮節、講禮貌的習慣,歸根到底,是養成尊重他人、互相禮讓的道德精神。
從廣義上講,“明禮”就是講“文明”。從這個角度看,“明禮”就不是一般地講“禮儀”、“禮讓”,不是專注於“禮”的倡明和踐行,而是講注重公共文明和公共道德,這就是講究《綱要》中強調的“
社會公德”。“社會公德”注重的是
社會交往和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包括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中的道德,要求每一個公民,自覺遵守在這些關係中表現出來的基本道德規範。《綱要》對“社會公德”具體規範的概括,繼承了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的表述,即“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這五句話、二十個字包含的許多內容,都可以從“文明”、從“明禮”的角度去加以理解。甚至包括維護公共秩序、遵守交通規則、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不在公共場合大聲喧譁等要求,都應當算做“明禮”的內在涵義。
“誠信”
把“明禮”與“誠信”放在一起組成“明禮誠信”,這不應理解為是偶然的、隨意的,也不能理解為僅是為了朗朗上口。“明禮”和“誠信”,確實具有內在的聯繫。
一般來說,“明禮”是人的行為的外在表現,“誠信”是人的內心狀態。“明禮”只有表現了人內心“誠信”的本質,才不會流於虛偽的形式或繁文縟節;“誠信”只有通過“禮儀”、“禮讓”的形式,才能夠最恰當、最真實地表現出來。《禮記》對“禮”有一個解釋:“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記·禮器》)說明古人早就把“忠信”視為“禮”的本質。“誠”於內而“禮”於外,是對“明禮”與“誠信”相互關係的最好的解說。不“誠”,則無“禮”;無“禮”,則不“誠”。確實應從這樣的辯證關係中來把握“明禮”與“誠信”的內在聯繫。
“誠信”的基本內涵,包括“誠”和“信”兩方面。《周易》有“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周易·乾·文言》)孔子講“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論語·顏淵》)這些都是古人關於“誠信”的代表性觀點,這些觀點在今天大體上也是成立的,可以為我們所借鑑。
“誠”主要是講誠實、誠懇;“信”主要是講信用、信任。“誠信”的含義,主要是講忠誠老實、誠懇待人,以信用取信於人,對他人給予信任。
“誠信”首先是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個人之間相互關係的基礎
性道德規範。孔子講“
民無信不立”,是指國家的統治者應取信於民,否則就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孔子講的是國家與民眾的關係。把孔子的話引申開來,在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個人之間,也可以說是“無信不立”。國“無信不立”,統治者“無信不立”,領導者“無信不立”,家庭“無信不立”,個人當然也是“無信不立”。今天我們在公民道德建設中,要大力倡導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以信待人、以信取人、以信立人的美德。
“誠信”其次還是市場經濟領域中基礎性的行為規範。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突出強調“誠信”規範,無疑具有明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針對性。
我國自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濟發展駛入了快車道,成就巨大,世所矚目。但是,由於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前所未有的創舉,遇到的困難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經濟領域,當前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十分猖獗,不僅僅是一般的商品假冒偽劣現象嚴重,而且連統計、審計、財會和契約,也出現了嚴重的欺詐現象。可以說,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已遍及當今經濟領域的各個角落,人民的生活為之受苦,企業的經營為之遭殃,國家的聲譽為之敗壞。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大聲疾呼要以誠信為本,江澤民同志號召不但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
法律體系,而且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體系。國務院專門頒布了整頓和治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法規,其中強調要把
依法治國和
以德治國結合起來,靠法治和
德治兩手,從源頭上根治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
這一系列舉措的基本道理就在於,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的背後,本質上是“誠信”的危機。一些企業和個人,不是把企業的經營效益和個人的收益寄托在“誠信”之上,而是豪賭在坑蒙拐騙之上,幻想在一夜之間通過不法和缺德的手段暴富。因此,真正的治本之道,一要靠法律的嚴厲制裁,二要靠道德、靠“誠信”的教化,尤其要靠營造一個“誠信”才能致富,欺詐必定破產的社會道德和輿論氛圍。這樣才能夠使假冒偽劣和欺詐行為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從而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
性道德準則,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
道德體系,從道德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