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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明報》歷史
1959年，查良鏞出資8萬，沈寶新出資2萬，共同創辦《明報》，每日出版一張。創刊初期，沈寶新管營業，金庸負責編務，潘粵生作他們的助手。儘管他們不斷更改副刊內容，改變新聞路線，金庸更是抱病撰寫《神鵰俠侶》，但是《明報》還是一步步滑向“聲色犬馬”之路，銷量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虧空嚴重。”《明報》的老員工都記得他當年辛勞的身影，一方面經常要通宵寫稿，另一方面又為經濟問題苦惱不已。有傳說，一段時間他要靠典當來維持《明報》。 據《明報》老職員回憶：“查先生那時候真的很慘，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兩人喝。” 那時，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已停航，要改乘俗稱“嘩啦嘩啦”的電船仔渡海。每當他們深夜下班時天星小輪早已停航，只好改乘電船仔渡海，但每次要等齊六個人才能開船，船費比較便宜。如果要即到即開，需要包租費三元。他們夫婦寧願捱著深夜涼颼颼的風等待，也不願包船過海。咖啡、渡船不過是其中兩個平常的故事而已，當年的艱苦可想而知。
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當時金庸的武俠在《商報》上連載已擁有大量讀者。許多人為了看金庸武俠，開始關注《明報》。慢慢金庸的武俠小說打穩了《明報》基礎，加上沈寶新的經營手法，《明報》的廣告業務穩步上升。
196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局為金庸的出人頭地提供了機會，金庸拯救《明報》也靠的就是這個時候的社論，特別是1962年“難民潮”事件的報導社論。1962年，受“大躍進”影響，內地有大批人員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於上水梧桐山。由於事件敏感，《大公報》、《文匯報》等報都不予報導，《明報》卻“莽莽撞撞”，大聲疾呼，從是年5月12日起，幾乎每天都作頭版全版報導。此時，《明報》才開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難民潮”結束之後，《明報》一改報格，從一份側重武俠小說、煽情新聞和馬經的“小市民報章”，提升到一份為讀書人、知識分子接受的報章。1962年7月銷量跨過3萬份。到1963年，《明報》已完全擺脫財政窘境，平均日銷量是5萬份。
“文化大革命”為《明報》樹立了“言論獨立”的形象。當時《明報》開闢“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訊息，滿足了香港人對大陸一無所知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報》成為報導中國訊息的權威。也從此開始，金庸成為自由知識分子的偶像。基於延續中國傳統文化的考慮，金庸1966年創辦《明報月刊》，自任月刊總編。後胡菊人出任總編，長達十三年。胡菊人將《明報月刊》經營成一份綜合性的高水準讀物，形成了一個全球高級學術刊物。 1968年，又創辦《明報周刊》，經數年發展，也成為香港歷史最悠久、最權威、銷量最大、讀者層面最廣的娛樂周刊之一。
儘管《明報》與查良鏞在有關中國問題上常被人譏笑為“機會主義者”和左搖右擺的“牆頭草”。但到1980年代 《明報》已經被視為一份擁有獨立報格的知識份子報刊，贏得很高清譽。
1988年《明報》日銷量已是11萬份，1989年躍升到18萬份。除了《明報》、《明報月刊》、《明報周刊》外，明報機構尚有一份《明報晚報》。金庸還成立了明報出版社與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註冊成立“明報企業有限公司”，當年3月22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明報集團1990年度的盈利高達七千萬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億元
金庸希望把《明報》辦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報紙。無論在編輯委員會，還是行政委員會，長期擔任家長角色的查良鏞都是最高的決策者。但在1992年2月，金庸主動將鼎盛時期《明報》的控股權轉讓給商人于品海。1993年4月1日，于品海取代查良鏞出任明報企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查良鏞主政《明報》的年代結束。1994年1月1日，查良鏞辭去名譽主席職位。金庸離開的那一天，在偌大的辦公室，他將自己的日用品裝進紙盒。雖然金庸還是《明報》的精神領袖，但是《明報》已經不再是查良鏞的《明報》。
成為《明報》第二代業主的于品海19歲在加拿大辦中文手抄報紙；30歲以零成本收購馬尼拉希爾頓酒店；後投入網路行業，現任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中國數碼信息董事會主席。2000年以5.9億身家位居香港千禧富豪一列。雖然他被金庸看重，但最後還是把《明報》轉讓出去了。《明報》現任老闆是馬來西亞人張曉卿。張曉卿買下《明報》時，曾誠意邀請金庸出山，被金庸婉言拒絕。
新聞傳媒人王世瑜在談及《明報》的成功時說：“《明報》的成功，可歸功於查良鏞個人的遠見。由早期以武俠小說的金庸作號召，邁向1960年代以政論聞名的查良鏞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業手法經營《明報》，查良鏞成功地將《明報》塑造成一份備受知識分子尊敬的報紙。”在“黃色新聞”和販賣“三S”盛行的香港，僅有的數份報紙中，只有《明報》走持平、踏實的路線，以客觀和忠實的態度作為辦報原則。
幾十年來，《明報》的社論一直對社會具有較大影響，不僅備受港英當局關注，甚至也受到內地和台灣的重視。
《明報》影響
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報》有過關係。所以，金庸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隱然有“幫主”之地位。《信報》老闆林山木1960年代加入《明報》，先在資料室做資料員，受到金庸賞識被派往英國學習財經，後任《明報晚報》副總編輯，後來自立門戶建立《信報》，成為香港經濟學的教父級人物。現《成報》總編輯韓中旋與小說家江之南都曾經是《明報》的編輯。曾以散文廣受歡迎的張君默是《明報》的記者。創辦《新夜報》，後《明報》總編輯的王世瑜曾經是《明報》校對兼送稿生。胡菊人加入過《明報月刊》。女作家亦舒也在《明報》當過娛樂記者。現《蘋果日報》社長董橋、《東方日報》主筆陶傑等都曾在《明報》工作和戰鬥過。
多年來《明報》一直在與胡仙的《星島日報》和馬家兄弟的《東方日報》爭奪香港讀者市場。金庸很有自信，他常對人說：“胡仙繼承了一大筆遺產，而我從上海來到香港的時候是個窮小子。” 胡仙在香港受到尊敬，但是金庸更被崇拜——金庸任董事長期間，《明報》逐漸成為香港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有人把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報》，其對中國時局的預測和分析，是其它報紙不能比擬的。《明報月刊》則是華人世界最文人化的刊物，其對大中華關懷，深受全世界華人好評。
十年來，無論是在大陸、台灣、還是在海外，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在文化界，《明報》都保持著較大影響（在金庸主政時期尤其如此）。金庸的社論，也倍受大陸、台灣、香港的高層政界人士，文化人士重視。
金庸《明報》逸事
不過，也有人對金庸談稿費。林燕妮現被稱為全港最好的散文作家，當初也為《明報》撰稿，要求金庸加稿費。金庸說：“你那么愛花錢，加了又花掉，不加”。亦舒也叫他加稿費，他又說：“你又不花錢的，加了稿費有什麼用？”亦舒為此在專欄里罵他。金庸看了，仍笑著說：“罵可以罵，稿照樣登，稿費照樣一點不加。”
不過那些閉口不提“加”的，到年底，金庸反而會加一點。這是他性格好強的表現。
2、金庸不是那種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人，他拙於言辭，與他善於寫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主持偌大一個《明報》集團，他平時卻不太喜歡說話，不擅辭令，講話很慢，似乎每個字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說出來。有時，別人問得急了，他便會漲紅臉，訥訥的，半晌說不出話來。所以他要交代員工辦什麼事，有什麼指示或意見，或者與作者交匯意見，都喜歡以筆代口，寫字條或者寫信。以筆來管理一切，以筆來交際，這是金庸的特色。
他的字條往往寫在明報有限公司的便箋上，還有固定的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後列出要辦或要解釋的事，若干事情超過了一項，就會標明號碼，逐項詳細開列出來，下款常常署一個"查"字。語調雖然客氣，卻是不容商量的口氣，是一種指令，這也算富有金庸特色的"字條治報"吧。比如1989年12月31日，他給董橋他們的字條：
董橋、健波
廣榮、圭陽諸兄：
關於下列問題，由我寫社評：
1、中國抨擊居英權
2、基本法(包括兩局共議等等)
3、港人的民主要求。
此三問題，在一般社評中也不必提及，如有提及請Fax給我過目。
查
89、12、31
此條子也請交其他社評撰稿人吳小姐等一閱。
1990年12月27日，他給董橋等人的一個字條：
董橋先生：
編委、編輯、校對各位：
本報不要用"若果"，這是廣東方言，不是正統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寫的社評中，兩個"如果"都給改
作了"若果"，信箱因為我草書的"如"字，校對先生以為是"若"字之故。以後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請編委各位研究一下。
查
九0、十二、廿七
還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為習慣，無理由可說。"
數十年間，他在《明報》到底發出過多少張紙條或信件，雖然早已無法統計，但這個數字必定相當驚人，如果將這些字條集在一起，恐怕是非常有趣，而且將會給研究《明報》的歷史提供第一手的鮮活的資料。從《明報》到他的《明報》王國，就是在他那一張張"字條"下成長起來的。
夏夢在拍了42部影片之後，1967年9月，她告別了17年的影壇生涯，並告別香港，隨丈夫移民加拿大。當時有成千上萬的港人移民國外。金庸一連兩天在《明報》頭版頭條位置，用很大篇幅詳細報導夏夢離港的新聞。
不僅如此，金庸還異乎尋常地為此專門寫了一篇詩意盎然的社論——《夏夢的春夢》：
“對於這許多年來，曾使她成名的電影圈，以及一頁在影壇中奮鬥的歷史，夏夢肯定會有無限的依戀低回，可是，她終於走了。這其中，自然會有許多原因，在我們的想像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氣更加新鮮，能使她過著更恬靜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業高峰之際，毅然拋棄一切，還於幽谷，遁世獨立，正是‘去也終須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我們謹於此為她祝福。”
《明報》的社評一向評述的是社會大事、國際風雲，為一個女明星送行這又是唯一一次破例。無論是真、是幻，他確實發出過“即使‘流水有情’也畢竟東流去……”的慨嘆。夏夢終於去了，留下了一個夢，一個別人難解的謎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