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作者簡介,出版社簡介,書本概況,圖書目錄,《明代唐詩學》—序,內容摘要,
作者簡介
《明代唐詩學》 孫春青，著名作家，女，1974年4月出生，河北新河人。1998～2001年在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師從馬歌東教授；2002～2005年6月在南開大學文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師從張毅教授；現任唐山師範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文學思想史。已在核心期刊發表《(唐詩品匯)與明初唐詩學》、《高棅“聲律純完”辨析》、《論高棅的“正變”觀》、《“盛唐之音”的聲韻辨析》(第二作者)、《明人詩學視野中的韋應物論》等論文多篇。
出版社簡介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成立於1956年 11月，1958年3月，與中華書局上海辦事處合併改組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成為上海地區整理出版古籍的專業機構。1978年1月改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出版中國古代和近代文學、歷史、哲學、軍事、經濟、藝術、語言文字、科學技術古籍，兼及今人對古籍的研究論著、大專教材、工具書和普及讀物的專業出版社。對古代作家的詩文集（別集、總集），以及哲學、史地、科技、語言類古籍，經過校勘、標點、分段出版注釋本，有的利用前人箋注，大部分約請當代專家學者整理和新注。這類古籍整理的書籍，還包括各個門類的其他系列性圖書，以及未列入系列或叢書的單獨品種。
書本概況
明代是唐詩學的昌明時代。所謂“唐詩學”，指有關唐詩研究的學問，從唐代的唐人選唐詩開始，歷經宋元，至明代進入了成熟時期。本書作者力圖將明代唐詩選本研究、明代唐詩理論批評研究和明人詩歌創作研究結合起來，全面彰顯明代唐詩學的價值和意義。
圖書目錄
序
引言
第一章 明初的詩壇風尚與唐詩學的建構
第一節 明初唐詩分期與詩壇的“鳴盛”傾向
一、“審音律之正變”的唐詩分期
二、明初詩壇的“鳴盛”傾向與宗唐詩風
三、閩中詩派的擬唐詩風
第二節 《唐詩品匯》對明初唐詩學的總結．
一、恢弘的唐詩史建構
二、精嚴的唐詩“正聲”標準
三、《品匯》、《正聲》對明代唐詩學的影響
第二章 明永樂至正德年間的唐詩學
第一節 注重詩格與詩法
一、強調杜詩的“得性情之正”
二、注意唐律的“起承轉合”
三、區別“宋筋唐響”
第二節 以“格調”說唐詩
一、主張“音響與格調正相稱”
二、規摹“盛唐格調”
第三節 以“風調”、“情味”濟“格調”
一、以“風調”濟“格調”
二、以“情味”濟“格調”
第三章 明嘉靖至萬曆中期的唐詩學
第一節 嘉靖、隆慶間的“唐詩選本熱”
一、嘉靖、隆慶年間唐詩刊本分析
二、李白、杜甫等初、盛唐詩人別集、合集的流行
三、唐詩總集的大量刊刻
四、楊慎選唐詩的獨特價值
第二節 對唐詩韻調和氣格的重視
一、唐詩韻調的細化
二、唐詩氣格的把握
三、李攀龍《唐詩選》的意義
第三節 關於唐詩體格及其興象風神
一、對各種唐詩體格的界定
二、杜詩格調與盛唐詩風有別
三、超越格調的“盛唐神韻”
第四節 “性靈說”對盛唐詩風的衝擊
一、中、晚唐詩集的刊刻形成高潮
二、欣賞李賀的怪奇詩風
第四章 明末的唐詩整理與唐詩學(上)
第一節 明末的唐詩整理
一、從《唐詩紀》到《唐音統簽》
二、毛晉刻本與唐詩的傳播
三、唐詩選本的增訂與合刻
四、明末選唐觀念的多元化
第二節 《唐詩歸》與《唐詩鏡》的詩學思想
一、《唐詩歸》的詩學思想
二、《唐詩鏡》的詩學思想
第五章 明末的唐詩整理與唐詩學(下)
第一節 《詩源辨體》的唐詩學思想
一、唐詩“正變觀”的細化
二、關於唐人造詣與唐詩氣象
三、對元和與晚唐諸公的評論
第二節 《唐音癸簽》的詩學史意義
一、搜羅纂輯之功力
二、審音辨體之精細
附錄：明代唐詩學年表
參考文獻
後記
《明代唐詩學》—序
唐詩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瑰寶，為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所喜愛，並流傳海外。把歷代的唐詩接受過程作為一種審美文化現象加以描述，從作品與接受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入手，總結唐詩經典化過程中的詩學理論，說明唐詩在塑造中華民族的審美心靈與文化性格時所起的作用，無疑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三年前，孫春青以優秀的成績考入南開大學文學院，隨我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方向的研究生，在確定博士論文選題時，我建議她和另外一位同學參加我主持的唐詩接受史項目的研究工作，進行明代唐詩學方面的專題研究。經思考後，她愉快的接受了我的建議，並以非常認真的態度投入到這項有意義的工作中來。
按照我們的構想，這項研究要改變由作者到作品的文學史研究的傳統模式，將唐詩放在讀者的接受過程中加以考察，兼顧詩選、詩歌理論批評和詩歌創作的通變，研究唐詩在不同時期的經典化過程。主要研究內容應包括：一、梳理唐詩流傳的各種文獻資料，包括不同時期人們所編選的唐詩總集與別集，有關唐詩選熬的注釋考辨，以及大量詩話著作里針對唐詩的理論批評等。從中發現唐詩流行的傾向性，把握唐詩傳播的方式和過程。二、研究唐詩對後代著名詩人及創作風尚的影響，說明唐詩在詩歌創作中所起的典範作用，及其對中國詩學發展的影響。三、對唐詩接受史上的一些重要詩學問題進行理論分析，探討不同時期的人解讀唐詩的具體方法和興趣所在，及其對唐詩藝術特徵的理解。說明不同時代的人對唐詩的接受與當時審美文化和學術思想的關係。
對於一個剛進入這方面研究的年輕學子來說，提出這樣的要求難免有些苛刻。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春青的研究工作做得相當出色，其《明代唐詩學》在答辯時，受到校內外專家一致好評，推薦為優秀博士論文。在吸收專家們的建議後，經過修改，現在該論文成為一本專著，將由久負盛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先行出版。這是令人高興的事。
在明代唐詩選本的梳理和論述方面，春青這本著作的資料工作做得相當紮實。各種唐詩選本的大量出現是明代唐詩學繁榮的標誌，據孫琴安先生的《唐詩選本提要》統計，明人所輯的唐詩選本有216種，遠遠超過唐、五代、宋、元所輯數目（83種）的總和。根據孫先生著作提供的線索，春青不辭辛苦，多次到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地查閱資料，對現存的明代唐詩選本做到了心中有數，並以明代各種唐詩選本出現的先後為主線，編制了《明代唐詩學年表》。這就為深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有了可進一步開拓的論說空間。因為在此之前，有關明代唐詩學的研究漸成熱點，已有一些優秀著作出版。如陳國球先生的《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朱易安先生的《唐詩學史論稿》，陳伯海先生的《唐詩學史稿》等，都是功力深厚的著作。要在明代唐詩學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取得發言權，必須往深里做，往細處做，這也是專題研究的要求。只有發掘出新的材料，才有可能產生新的觀點，才能杜絕無根的游談，也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新的開拓。春青的這本著作是做到了這一點的。她對《唐詩品匯》和《唐詩正聲》的深入研究，對明嘉靖至萬曆年間出現的唐詩選本熱的分析，對明末的唐詩整理與唐詩學關係的探討，都以翔實的資料為基礎而饒有新意。
明代是唐詩學的昌明時代。所謂“唐詩學”，指有關唐詩研究的學問，從唐代的唐人選唐詩開始，歷經宋元，至明代進入了成熟時期。明人不論是在唐詩的編選輯佚、箋注考證等方面，還是在唐詩體派的界定、唐詩格調與神韻的辨析、唐詩創作技巧的總結等方面，都比前人要全面和深入得多。春青的這本著作，力圖將明代唐詩選熬研究、明代唐詩理論批評研究和明人詩歌創作研究結合起來，全面彰顯明代唐詩學的價值和意義。她以為明初的唐詩學與當時的詩壇風尚聯繫密切，唐詩選評里的注重“審音律之正變”，與創作中提倡“鳴國家氣運之盛”相呼應，形成注重世運升降而提倡專主盛唐的風氣。從以“格調”論唐詩，到逐漸走向以“神韻”、“性情”論唐詩，明人對唐詩的美學特質的揭示和重新闡釋，是明代唐詩學的重要理論成就。明代的唐詩學與復古詩論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或者說唐詩學也是明代復古詩論的一部分，這集中體現在明人“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的觀念上，他們對古體、近體詩體制特徵的細緻探討，體現著明代唐詩學在體制討論方面的具體成就。這些看法揭示了制約明代唐詩學發展的各種因素及其相互聯繫，是對明代唐詩學的理論總結。
作為專題研究論著，春青這本著作的出版，可視為唐詩傳播與接受研究的一個階段性成果。這項研究工作的最終目的，是要在各種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寫出一部資料翔實、視角新穎和有理論深度的唐詩接受史。力圖貫通古今，展示歷代的唐詩流傳情況，說明唐詩在傳播和接受過程中所起到的陶冶性靈和鑄造人格的作用；然後上升到民族精神和詩性智慧的思想層面加以分析，全面總結唐詩對於審美文化和詩歌理論批評的經典意義，探討唐詩作為民族心靈的語言藝術載體在中華文化傳承中的永久價值。
內容摘要
明代唐詩學的課題範圍大致包括三個方面:唐詩的傳播、唐詩評論、唐詩對明代詩人創作的影響等。明代的唐詩研究,不論是在唐詩的編選品評、輯佚箋注和考證等方面; 還是在對唐詩體制的界定、風格的辨析,審美內涵的發掘、創作技巧和方法的探討等方面,都比前代全面和深入,從而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唐詩學。明初的唐詩學與當時的詩壇風尚聯繫密切,表現為唐詩研究中的注重“審音律之正變”,與創作中提倡“鳴國家氣運之盛”相呼應,因此注重世運升降而提倡專主盛唐。在此文化背景下,出現了明人編選的兩個重要唐詩選本,《唐詩品匯》和《唐詩正聲》。通過這兩個選本,高棅以分體選唐詩為手段,以依世次別敘目為理論闡釋方式,以“聲律純完”為理論支點,用四分唐詩的形式建立起龐大而系統的唐詩學體系,奠定了以“辯體”和“審音”為核心的明代唐詩學的基礎。明永樂至成化年間,在“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的復古思想的影響下,對唐詩的追隨與模仿,通過侈談詩法與格調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一時期的論詩者常藉助具體的批評話語,把在實踐中探索、把握的唐詩的創作規律和創作法則,通過“格調”這一概念表達出來。李東陽認為“格”首先就是符合詩歌體制特徵的創作範式,主張“調”與“格”相輔相成,互相融合。到了弘治、正德年間,詩壇勃興,以李夢陽為代表的“前七子”,積極倡導以杜體和唐調相結合的“盛唐格調”,在創作和理論上都使得唐詩研究走向深化。明嘉靖至萬曆中期,出現了唐詩選本熱。李白、杜甫和初盛唐詩人的別集、合集後來居上,成為唐詩刊刻的新熱點。另外,明人編選刊刻的唐詩總集的種類和數量都驟然增加,明人對唐詩的傳播和接受積極主動,反映著當時唐詩學領域詩學盛唐的理論動向。以謝榛、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以“骨氣”之“格”易詩法之“格”,以“風調”之調實聲韻之“調”,賦予了盛唐詩歌更加豐富的內容,從而使唐詩“格調”由創作論走向了審美鑑賞論。詩論家胡應麟則從藝術鑑賞的角度,揭示了盛唐詩的“神韻”之美,完成了明代唐詩學在理論上的飛躍。從明萬曆中後期開始,唐詩全集的整理刊刻日益受到重視,人們的選詩觀念和詩學理論呈現出折衷傾向,對於唐詩的分期,無論初盛中晚,態度開始走向調和、折衷,使唐詩學呈現出開放的態勢。在有關唐詩體制和聲調的探討方面,出現了兩部重要的理論著作――《詩源辯體》和《唐音癸籖》,它們和《唐詩品匯》遙遙呼應,使明代唐詩學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自足的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