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詩歌，日本近代（明治、大正年代）的文語自由詩和口語自由詩，主要指口語自由詩而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日本近代詩歌
- 外文名：Modern Japanese Poetry
- 時代：明治、大正時代
- 代表人物：島崎藤村、土井晚翠
- 代表作品：常青樹、初戀、旅途等
- 特點：小巧的、抒情性的、非敘事性的
歷史,代表人物,
歷史
日本明治維新(1868)以後第14年(1882)，自由民權運動達到高潮。日本統治階級一方面採取鎮壓政策，同時勾結封建勢力，發展獨特的資本主義。他們認為必須進行啟蒙活動，向人民灌輸一定程度的“文明開化”思想，把人民的思想納入統治階級的政策軌道。御用學者外山正一等3人，為了適應這種啟蒙活動的需要，出版《新體詩抄》。這本書包括翻譯歐洲詩歌3首，仿照其形式自行創作6首，文辭“甚為拙劣鄙陋，不堪卒讀”，不能視為近代詩歌的誕生。但是，它對於很久以來有人試圖在詩歌形式上進行改革的構想和實踐，卻帶來很大的希望。以後，陸續出版了一些類似的詩集。這些詩集的產生，也可以說是受到自由民權運動的自由思想的刺激。比如與《新體詩抄》同年出版的《新體詩歌》中，小室屈山的《自由之歌》，一般認為是表達民主呼聲的最早的詩作之一。在這之後的1889年前後，北村透谷(1868～1894）發表《楚囚之歌》和以森鷗外(1862～1922)為主翻譯出版的歐洲詩集《面影》，形式上雖說也不夠完整，但文辭大有提高，表現出浪漫主義特色，對近代詩歌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一般認為，北村透谷推動詩歌朝著近代化邁進了第一步。
透谷以後，國木田獨步（1871～1908）於1897年發表的《獨步吟》，為近代詩歌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貢獻。透谷和獨步的詩，在自由民權運動遭到鎮壓的“大逆事件”發生後，在黑暗的時代面前，表現出知識分子的孤獨與哀傷，或對現實的逃避，同時也間接、曲折地流露出近代人要求個性解放和自由的情緒。
島崎藤村（1872～1943）和土井晚翠(1871～1952)繼承並發展了透谷的特色，把浪漫主義詩歌推進一步。藤村在1897年出版的詩集《嫩菜集》中，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以更完整的浪漫主義方法，為日本近代詩歌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其中的《初戀》、《旅途》、《千曲川旅情之歌》和《常青樹》等，均被譽為近代詩名作。自此，新體詩作為藝術作品全面地發展起來。繼藤村之後，有薄田泣堇(1877～1945)、蒲原有明(1876～1952)、伊良子清白(1877～1946）、河井醉茗（1874～1965）、橫瀨夜雨(1878～1934）、兒玉花外(1874～1943)等人登上新的詩壇。
泣堇、有明把新體詩的發展又向前推進一步。有明的《春鳥集》(1905)把歐洲的象徵主義的方法運用於日本近代詩歌，使之成為當時新體詩的主要傾向。三木露風(1889～1964）的詩集《白手獵人》(1913)就是由於具有這一派詩歌的特點而著名於世。在20世紀初的新體詩中，橫瀨夜雨和野口雨情(1882～1945)的作品具有民謠風格和節奏，以兒玉花外為中心的明治時代“社會主義詩人集體”表現了社會性和人道主義思想。還有與謝野晶子（1878～1942）的詩集《亂髮》(1901)，歌頌戀愛自由和個性解放的激情。
她在日俄戰爭(1904～1905)初期反戰呼聲的高潮中，發表名詩《你不能死去》，(1904)被公開辱罵為“亂臣賊子”。她還和丈夫與謝野寬(1873～1935)主辦詩刊《明星》，這都是這一時期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活動。這些活動對形成日本近代詩歌的人民性傾向起了重要作用，在詩歌與人民生活的關係問題上引起人們的思索和探求。
但是，在日本向著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20世紀初，受歐洲文藝思潮影響產生的自然主義文學波及詩壇，致使在藤村以後居於詩壇主流地位的新體詩脫離現實的傾向愈益嚴重。
代表人物
石川啄木（1886～1912）是日本革命詩歌的先驅，日本近代大詩人之一。他在1910年發生鎮壓自由民權運動的“大逆事件”以後萬馬齊喑的氣氛中，發表論文《強權、純粹自然主義的終結及對明日的考察》(1909)，對脫離現實的自然主義詩歌進行批判，並在1911至1912年出版的最後一部著名詩集《笛子和口哨》中，號召革命詩人“到人民中間去”（《無止境的議論之後》），歌頌工人階級的先進人物（《墓志銘》）。《笛子和口哨》是革命詩歌蓬勃興起的嚆矢，引起詩壇的強烈反響。這一時期，還有北原白秋(1885～1942)、室生犀星(1889～1962)等人，發表文語自由詩。他們的詩，有的表現對現實不滿和反戰情緒，大多數則是頹廢傾向較重的不健康的東西。
川路柳虹（1888～1959）於1907年發表口語詩試作《新詩四章》，引起重視。
相馬御風(1883～1950)與三木露風等人探索詩歌的革命問題，發表《詩界的根本革新》(1907)一文，表示贊同當時興起的口語自由詩。
及至萩原朔太郎(1886～1942)與高村光太郎(1883～1956)，在口語自由詩的創作上始臻完成。
石川啄木也在《可以吃的詩》（1909）一文中，肯定這是“時代精神的必然要求”。自此，在近代詩壇上暫時呈現“文語自由詩”（新體詩）和“口語自由詩”並存的局面。直至1912年以後，象徵詩派運動始同口語詩運動結合起來，口語自由詩更趨成熟，從形式上改變了近代詩歌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