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票號博物館(中國第一家票號)

中國票號博物館位於平遙縣西大街日昇昌票號舊址，1995年10月18日建館開放。日昇昌票號前身為“西裕成”顏料莊，財東李大全和掌柜雷履泰於清道光四年出資30萬兩銀改營，是中國第一家專營存款、放款、匯兌業務的私人金融機構，以“匯通天下”著稱於世。票號博物館占地面積1963 平方米，建築面積2414平方米，三進院落，100餘間房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中國票號博物館
• 類別：歷史文物博物館
• 地點：平遙縣
• 開放時間：1995年10月18日

景點介紹

中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創建於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百年滄桑，業績輝煌，執全國金融之牛耳，分號遍布全國30餘個城市、商埠重鎮，遠及歐美、東南亞等國，以“匯通天下”著稱於世。日昇昌票號創立後，先後有介休、太谷、祁縣相競效仿。她的誕生與發展，有利地促進了全國金融流通，加速了資本周轉，對當時民族工商業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掀開了中國金融史的光輝一頁。中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座落於“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遙古城西大街的繁華地段。整座舊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緊湊，功能分明。但就是這樣一座小小院落，開中國民族銀行業之先河，並一度操縱十九世紀整個清王朝的經濟命脈。

公元1823年，由平遙西達蒲村李大全投資白銀30萬兩和細窯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創立日昇昌，從此結束了中國鏢局押送現銀的落後金融局面，極大地加速了商業運轉和貨幣流通，有力地推動了社會經濟迅猛發展。其經營的黃金時期年匯兌總額高達3800萬兩白銀，可謂“日利千金”；其經營網點遍布除東北、西北以外的整箇中國，可謂“一紙風行”。然而，更讓我們嘆服的是：票號產生的百餘年間，外患頻頻，內亂不斷，日昇昌在風雨飄搖的一百年，縱橫捭闔，雄視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極具現代意義的管理制度。

如今的日昇昌舊址，已開闢為中國票號博物館。人們在這裡所見所聞的是一百多年的過去。儘管日昇昌小小的院落無法與現代銀行的摩天大樓相比，日昇昌僅有的分號也無法與當代覆蓋全國的金融網點相比，但我們可以從日昇昌看到當代銀行的影子；從日昇昌領略到中華民族的智慧；我們可以從日昇昌感受一種銳意改革的精神，鼓聞一個時代進步的聲音。

中國票號博物館

發展歷史

綜述

清代康、雍、乾、嘉年間，本城當鋪、賬局、錢莊、銀樓等組織已初具規模。嘉慶十八年（1813）重修市樓碑誌載，平遙商號700餘家，其中金融字號有25家。商業金融並重的行業優勢，為票號在平遙首創成為最現實的可能。

嘉慶年間

嘉慶年間，在平遙眾多的商號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顏料莊，總號設在城內西大街，財東是西達蒲村李家。西裕成商號經營多年，資力雄厚，在京師、天津、漢口、成都等城市開設有分號。先後在漢口分莊和京師分莊任經理的雷履泰，在經營同鄉、親友少量匯兌銀兩的過程中，借鑑古代飛錢、便錢（或便換）的經驗，克服賬局只營貨幣借貸不經營匯兌的缺陷，逐步總結出一套較為完整的匯兌經營模式。當雷被調回平遙總號任理時，建議東家將顏料莊改為專營銀兩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經財東李大全同意，投資30萬兩文銀，於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意在如日東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總經理（大掌柜）。日昇昌票號成立後，解決了國家銀行未出現前大宗項銀兩往來的困難，並很快在全國40餘個大中城市設立了分號，票號業務搞得紅紅火火。

中國票號博物館

道光六年（1826）

道光六年（1826），在平遙城多年經營數家商號的介休縣北賈村大財東侯培余，早已十分關注日昇昌票號的經營狀況。侯趁日昇昌協理（二掌柜）毛鴻翽與總經理雷履泰發生矛盾退出票號的機會，重金聘請毛並委以重任，先後將蔚泰厚綢布莊、蔚豐厚錢鋪、蔚盛長綢緞莊、天成亨細布莊。新泰厚綢緞莊等5個商號均改營為票號，組成了著稱於世的平遙“蔚”字五聯號。道光十八年（1838），日昇昌財東和掌柜議定，由日昇昌票號出資，成立日新中票號，以增加與"蔚"字五聯號的抗衡力量。從此，平遙票號發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號中最早的平遙幫，走過了平遙票號的初創階段。

中國票號博物館

道光二十年（1840）-鹹豐十年（1860）　

在平遙票幫形成的同時，鄰近的祁縣、太谷大財東也爭相效仿。先後有太谷志成信、祁縣合盛元等票號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號中的平、祁、太三幫。正當平遙票號初創不久、穩步發展的時候，道光二十年（1840），發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使中國社會制度逐步由封建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久，又發生了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及隨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火連年，使平遙票號一度進入曲折期。尤其南方各分莊，或遭搶劫或收撤，“夥友人身不得安寧，財產銀錢難以避險”，匯兌業務無法正常進行。平遙票號面對困境，一方面不得不暫撤分莊，縮小規模，裁汰人員，減輕負擔，以曲求伸；另一方面，仍在迎難而上，頑強奮鬥。鹹豐三年（1853），榆次聶店村大財東王棟在乎遙南大街又設立了協和信票號；鹹豐六年（1856），又與本邑王智村米秉義共同投資，設立了協同慶票號。在鹹豐九年（1859）前，由蔚字五聯號創始人毛鴻翔等人投資，設立了蔚長厚票號；鹹豐十年（1860），祁縣大財東渠氏父子，又在平遙城南大街設立了百川通票號。平遙票號發展到1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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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豐十一年（1861）-光緒十六年（1890）

鹹豐十一年（1861）始，平遙票號進入蓬勃發展期。同年，介休縣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號發展勢頭，將在城內東大街經營多年的乾盛亨布莊改營票號，帶動了票號業的發展，成為平遙票號發展的重要標誌。此後30年間，相繼成立的票號還有：謙吉升、其昌德、雲豐泰、松盛長、祥和貞、義盛長、匯源涌、永泰慶等，總計達到20家。平遙票號在各地的分號遍布全國68個城市和商埠重鎮，分號總數增加到367個。光緒六年（1880），在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上海有14家平遙票號分號。光緒七年（1881），在素有九州通衢之稱的漢口，有山西票號分號32家，其中平遙票號分號達16家之多，占半壁江山。光緒十一年（1885），在河南開封集中了平遙票號7家分號。光緒十六年（1890），蔚豐厚票號不遠萬里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設立了分號。平遙票號在全國各地沒立的分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金融網路，成為"匯通天下"的主力軍。平遙票號進入發展期後，業務不斷擴展。由前期以商業放款、匯兌為主和兼辦捐生捐納，大量轉向攬辦軍餉、協餉、賑款、稅銀匯解等官款業務，成為清戶部銀行成立前清政府的重要金融工具。與此同時，平遙票號在發展中優勝劣汰，不斷分化，一些先天不足，經不起金融風潮衝擊的票號很快被淘汰。其間，有雲豐泰、祥和貞、松盛長、謙吉升、義盛長、匯源涌等6家票號先後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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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八年（1892）-光緒二十五年（1899）

光緒十八年（1892）後，平遙票號進入鼎盛時期。其表現除規模擴大、形成遍布全國的分號網路，為國內外貿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資金和服務外，更主要表現在承擔了清政府財政和銀行的部分職能，平遙票號與清政府的關係更加密切。一些較大的票號，多有清廷高級官員作後台。日昇昌交好歷任粵海關監督和慶親王、趙舒翹等，蔚盛長交好慶親王，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蔚豐厚交好趙爾巽、袁世凱等。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以中國失敗、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清政府被迫答應賠款2億兩白銀。甲午賠款變為向英、法、德、俄四國借款。借款和賠款，每年償還本利2000餘萬兩，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關道衙門，以備交付各帝國主義在華銀行，這就大大增加了票號匯兌量和經營資本。平遙票號成為匯解借款的重要角色。光緒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撫胡聘之，將應解英、法、德、俄的8．5萬兩白銀，交平遙票號蔚盛長、日昇昌和祁縣票號合盛元共同承匯；後又交蔚盛長單獨承匯15萬兩白銀。河南巡撫劉樹堂集銀11萬兩，交蔚盛長、日昇昌、新泰厚等平遙票號分別承領匯解。光緒二十五年（1899），廣西巡撫黃樹森籌銀15萬兩，交百川通票號匯解江海關投納。同年，四川總督奎俊籌湊23萬兩白銀，交協同慶等平遙票號匯解江海關兌收；兩廣總督譚鐘麟、廣東巡撫許應驟迫挪湊白銀36萬兩，交協同慶票號匯解江海關查收；革職留任的福州將軍裕祿撥匯英、德借款12萬兩白銀，發交蔚泰厚票號和南方源豐潤票號共同承領，解赴江海關道庫交納；陝西巡撫魏光燾，兩次匯解白銀12萬兩，均交協同慶票號承辦。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光緒三十二年（1906）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占天津，打進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緒皇帝被迫離京，逃往西安。“國難當頭”之時，平遙票號全力承擔了國家財政職能，對“兩宮”西行的一切費用、軍支等，一概接納辦理。西太后和光緒皇帝西逃途中路經平遙時，在協同慶票號總經理趙德溥之子趙鴻猷院落設立行宮，平遙票號聲譽更加高漲，票號東家、掌柜以及夥友也身價倍增。平遙票號還與祁、太票號多次承辦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庫款匯解和現銀運送，西太后和光緒皇帝對此十分感激。商業匯兌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號的社會政治地位。光緒二十七年（1901），“兩宮”回京後，對山西票號大加讚譽。清廷急令在京開設票號的商人“刻期來京，規復舊業，以便宮民”。平遙票號“無不聞之喜悅”，紛紛赴京復業，並又開展了庚子賠款的新債匯兌業務。這一階段，匯兌數量大，時間要求緊，平遙票號盈利高於以往任何時期，達到了頂峰。在乎遙票號發展的鼎盛時期，又有永泰裕、寶豐隆兩票號分別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遙票號累計總數占全國先後成立的51家票號的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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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

民國三年（1914），正當平遙票號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創後處於危機之中，祁縣合盛元票號北京分莊涉案。與之數十年風雨同舟、和衷共濟的日昇昌票號北京分莊，儘管力所不及，但出於情面和為了維護數十年的信譽，由分莊經理侯垣出面，為其舉債擔保。合盛元北京分莊經理卻逃匿無蹤。檢察廳向擔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嚇之下，侯垣與夥友攜賬於是年農曆九月初一連夜離京回平。次日債權人告狀，日昇昌北京分莊被立即查封。隨之，北京地方審判廳致函平遙縣知事，令查封日昇昌平遙總號和東家財產，並迅速派人攜帶該號賬簿到京清理。時任日昇昌總號經理郭樹藏身躲避，財東李五典、李五峰被關押。十一月十二日，已離號的原協理梁懷文為解救財東挺身而出，進京前往審判廳報到。訊息傳開，波及全國。日昇昌票號被迫破產整頓。從此，平遙票號開始走向整體性衰落。

日昇昌的衰落，很快影響了其他平遙票號。先後有協同慶於民國二年（1913），蔚盛長於民國五年（1916），百川通於民國七年（1918），蔚長厚於民國九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寶豐隆等於民國十年（1921）相繼倒閉或歇業。其間，蔚豐厚票號於民國五年（1916）五月招集新股，改組為蔚豐商業銀行，後於民國九年（1920）倒閉。日升昌票號在破產整頓中，梁懷文開誠布公，和盤托出，周旋於眾債權人、商會及北京審判廳、察廳、法務部之間，很快取得各方諒解和信任，日昇昌暫免破產。民國十二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經債權人同意，由債權作股東，保留日昇昌招牌，重新復業。梁懷文擔任總經理，勉強維持經營，然規模已大大縮小，分莊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餘全部收撤。民過二十一年（1932），日昇昌改營錢莊。至此，中國第一家票號日昇昌合上歷史的最後一頁。歷時一百餘年的平遙票號退出了中國金融的歷史舞台。

中國票號博物館門票

辛亥革命時期

票號發展到鼎盛時期，也隱伏著危機的到來。平遙票號危機期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袁世凱組成北洋政府，時局發生重大變化。平遙票號也同時受到重創。據天成亨等12家票號戰事損失統計，在成都、西安、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寧夏等7處，損失現銀達133．59萬兩，衣物折銀達30．86萬兩。以上除太谷錦生潤、祁縣存義公兩票號損失現銀5.59萬兩外，其餘都為平遙票號的損失。同時，票號在全國信用大危機中的社會信譽損失更是無可挽回。平遙票號大規模遭受損失的訊息傳開，外欠則處處倒賬，難以收回；欠外則人人逼提，難以應付。從此，平遙票號一蹶不振，開始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加之清末民初，外國銀行大舉入侵，競爭更加激烈，票號地位逐日下降；清政府國家銀行和各省官錢局相繼成立，分奪票號利權；票號中不少東家、掌柜又“泥古不變，夜郎自大”，“驕滿頹腐，全無新識與改進勇氣”，進一步加劇了危機的發生。蔚豐厚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面對危機，大聲疾呼，函勸總號並通告各地分號，提出“外間銀行林立，暗奪我之生意，非自立銀行，難以抵制”的革故鼎新之策，倡議票號實行大聯合，組織股份銀行，增強競爭能力，以度難關。但一直未被思想保守的總號東家和掌柜所接受，票號改組終成泡影，成為平遙票號史上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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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布局

“日昇昌”票號舊址坐南朝北，南北長為65米，東西寬為20米，總建築面積為1300平方米。票號內三進院落，臨街面闊五間，中間為通道，兩邊是鋪面，上面建樓存放財物。前院、東西兩邊各有櫃房兩間，中院東西各建客房三間。正面，為票號中廳，面闊也是三間，是匯兌業務具體辦理的重要場所。中廳上面建有樓房，是存

中國票號博物館

放物品的場所。緊靠中廳南檐平房三間，中間為走道，東西兩邊為小套間。在後院南邊，有正廳五間，東西兩面各有客房三間。整個院落布局考究，格式別致，高牆、大院、深宅。由於職業原因，出於對安全的重視，在院內所有被認為不安全的地方，都架設有鐵絲天網。網上，系有響鈴，只要臨街鋪面五合堅實大門一關閉，可算得上固若金湯萬無一失。

中國票號博物館

建築風格

綜述

日昇昌以首創票號聞名於世。然而，當親眼見到日昇昌舊址以後，就不能不對其建築風格也產生讚嘆！ 日昇昌前臨繁華街市，後通幽靜巷道，占地1600餘平方米，有大小建築2l座，形成一座完整的、功能齊全的商業店鋪院落、其建築風格，既有商業建築的共性，又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性。作為歷史文化的載體，日昇昌的建築為深入了解和研究歷史文化、商情商俗、建築藝術等，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旅遊資源。作為商業店鋪，日昇昌總體布局呈現一種外雄內秀，主從互補，正倒結合，精簡有別，突出實用的自然美感。

據初步考證，日昇昌舊址，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建築期，前院、二院，包括中廳為一個建築期，後院、後通道、後大門等屬於另一個建築期。其顯著特徵表現在中廳與掌柜居室採取了並牆而立的方式，且兩牆高差較大，地面水平不一。但分屬兩期的建築，又能做到巧奪天工，珠聯璧合，自然過渡，完美融合，顯示出設計者的藝術素養和建築工匠高超的建築技術水平。不同建築期形成的主體建築，採用了中國北方建築對稱均衡的布局方式。從木結構閣樓硬山頂式鋪面，到單坡大屋頂中廳，再到單坡大屋頂後廳，主體建築一一有序地排列在中軸線上；東、西櫃房，賬（東）、信房（西）、伙房（東）、客房（西）等次要建築，對稱分布在中軸線兩邊。這種布局方式，在乎遙古城的許多商號店鋪中，都有充分的體現和反映。如位於日昇昌舊址斜對面的寶豐隆票號舊址，位於日昇昌舊址東面的蔚泰厚、蔚豐厚票號舊址，都屬於這種布局方式。不同的是，日昇昌主體建築東側的非主體建築部分，由於布局合理、安排得當、突出實用，使日昇昌整體建築格局，更加完美。如東書房的建築，填補了空缺；東閣樓的建築，加強了中廳整體美感；東過道的設定，便利丫通行；東廁所的建設，既方便了生活，又補充了與鄰院牆壁形成的缺口；寬暢的後通道，與後大門相連，位於兩院高牆之下，有利於車馬通行，方便了日昇昌票號東掌乘坐轎車及現銀等貴重物品的運送；完善便捷的側面建築，則是一般商號店鋪所沒有的。

中國票號博物館導遊圖

綜觀日升昌建築風格，有以下五個特點：

外雄內秀

日昇昌的建築，給人一種外雄內秀的感覺。面闊五間的鋪面，二層木結構覆瓦硬山頂建築，輔以五級青石台階，加上沉重厚實的黑漆大門，使人感到宏偉壯觀。到日升昌後牆外觀賞，則是那種抬頭望不到頂，牆厚估不透邊，比相鄰民居驀然高出一截的深宅大院的不凡氣勢，除了感嘆雄渾，你再無別的選擇。

如果說日昇昌建築的"外雄"，具有明顯的廣告目的，那么其建築的“內秀”，則更側重於藝術欣賞。清代技藝高超的地方工匠，在建築內裝潢方面，一一作了細緻處理，精美絕倫。如日升昌各室內分隔，均用精雕細刻的隔扇完成。門廊前拐角處，裝飾有精美的雕花雀替。工匠把民居中較普遍套用的磚雕、木雕、石雕技術，運用到商號店鋪建築中，增加了商號店鋪的生活情趣，使高大雄渾的建築又透出輕巧和溫馨。

正倒結合

日昇昌主體建築，從鋪面方向看，似坐南向北，呈倒座型。但穿過中廳，來到後院，如同調了方向，院落又成為坐北向南，呈正座型。這種正倒結合型商號店鋪，實屬罕見。如前所說，這種格局有整體建築分期完成的客觀原因，但更顯出地方建築工匠因地制宜、構思巧妙的高超建築藝術和素養.非經驗豐富、技藝精湛的建築大師，是很難做到如此完美、和諧、統一的設計的。

主從互補

日昇昌的建築，主從互補，進一步體現了其建築風格的完美和協凋。以日昇昌前院為例，鋪面高大的硬山建築，在里院無疑給人以封閉、壓抑的感覺。但東、西櫃房等從屬建築，取低平單坡建築態勢，又形成錯落有致、洞開天地、起伏跌宕的空間效果。又如在中廳前後，與廂房銜接處，留下較為寬闊的明堂，在彌補中廳東西間日照不夠充足的同時，又減緩了主從建築間太大的落差，使人產生一種平緩、舒展的心理感受效果。

中國票號博物館

在中軸系列建築東側，其他輔助建築設施，宜低則低，宜高則高，宜連則連，宜斷則斷，相互協調，相得益彰，大大增加丁這座商業店鋪的整體美感。

　　

　　

精簡有別

清代中葉，等級森嚴，這一特點也體現在商業店鋪的建築上。日昇昌21座建築中，在精緻與簡陋上，具有明顯的區別。總經理居室，建築較為精緻；小夥計住的櫃房，則要簡陋得多。同在賬房內，主賬先生住裡間單間，副手則住大間，睡通炕。精簡有別，是日昇昌以及其他商號店鋪普遍存在的現象。

突出實用

日昇昌的建築，突出實用是一個顯著特點。這是商人重利主義原則在建築觀念上的一個重要反映。在日升昌多處建築中，都體現了突出實用這樣一個原則。最為明顯者，如伙房建築。在後院東房中，有設定較好的頂櫃，用於放置乾鮮蔬菜。齊整的牆櫃，則放置灶具、碗筷、油鹽醬醋等。煙道過山牆處，為防止火災，不用挑檐木而用了石頭挑檐。

中國票號博物館

參觀信息

地址：位於平遙古城內西大街38號。門票：10元/人

交通：市內乘公交9、77可直接到達景區。

開放時間：08.00-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