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聽到了雷聲》是一部美國現代長篇小說。作者是約翰，奧列佛·基倫斯。本書講述了沙利和他的新婚妻子米麗的故事。
基本介紹
內容概要,作品鑑賞,作者簡介,
內容概要
沙利和他的新婚妻子米麗在紐約曼哈頓島共度蜜月，他們的膚色都很淺，相貌都很漂亮，只是米麗出身資產階級，把一切都看成理所當然，而沙利出身貧寒，靠自己奮鬥上大學讀法律，差一年就可以在研究生院畢業，現在已應徵入伍，將去軍營受訓，他有信心使自己成為出色的軍人。可是才入伍第一個星期，他的幻想就破滅了。一個綽號叫“書呆子”的黑人士兵因為白人連長專管他們叫“孩子”，就當面諷刺連長說，如果這裡是童子軍，就該放他們回家去見爸爸媽媽，不該到國外去送死。連長氣瘋了，立刻叫人把書呆子關進警衛室，還指名要沙利作證。沙利略一抗辯，就遭到連長一陣訓斥，使沙利泄氣不少。但這支新兵正式編入輜重團的H連之後，連長卻委任唯一受過高等教育的沙利當了文書，連部里與沙利一起工作的猶太人塞繆爾斯少尉也學法律，跟沙利很合得來。沙利的妻子米麗也來信鼓勵他，說是憑他的相貌、才能、個性與教育，一定能在軍隊里出人頭地，沙利本人也很自信，只是覺得自己在黑人兄弟們的眼裡已成了“白人連長的寵兒，值星官塞繆爾斯心腹”，換句話說成了白人軍官的坐探。連長是南方白人，對待黑人士兵很苛刻，因此這個H連隊獲得了“地獄連隊”的綽號，不過連長確實對沙利另眼看待。破例給他外出簽證。沙利很苦悶，情不自禁地在隨軍酒吧里與一個受過大學教育、很有民族意識的黑人女招待芬妮廝混起來，兩人還發生了超友誼的曖昧關係。一天沙利沒帶簽證外出去找芬妮，等公共汽車時受到白人警察盤問。按例警察無權管轄現役軍人，但排隊等車的黑人士兵都一個個乖乖地出示了簽證。檢查到沙利時，他由於沒有簽證，就硬著頭皮說：“我不信你們有權檢查。你們不是憲兵。”白人警察立刻把沙利揪上警車送往警局，在警局裡沙利見到了警察局長和一位憲兵上校。上校說：“這個黑鬼準是被一身軍服沖昏頭腦了。”沙利氣壞了，脫口說出：“別罵我黑鬼！我是美國軍隊里的士兵。我是人，他媽的！”上校上去打了沙利好幾個耳光，還連聲侮辱他和他媽媽以及他媽媽的媽媽，沙利氣往上沖，撲過去一拳把上校打倒在地，隨後掐住他的喉嚨，揪住他的腦袋使勁往水泥地上撞，差點兒將上校殺死。沙利馬上遭到一陣毒打，很快失去了知覺，醒來時已在軍醫院的黑人病房，是塞繆爾斯上尉把他從警局的車房裡領出來的。沙利在病床上躺了兩個星期，開始痛恨“偉大的、民主的美國”的白人軍人，也開始痛恨要他努力往上爬的妻子米麗。書呆子也常來看他，跟他密謀寫了好幾封寫給黑人報刊，揭露黑人士兵在軍隊里受歧視、受迫害的情況，要求輿論主持公道。他們的信在紐約《人民先驅報》上發表了，上面還有他，書呆子和連隊里其他一些黑人士兵的署名。他看見報嚇壞了，但書呆子和芬妮卻歡呼起來。芬妮說，“沙利太太知道了，不知該多么高興、多么為你自豪哩。”沙利心想：“米麗永遠不會知道這件事的，因為她從來不看黑人報紙。她要是知道了，準會大鬧一場，還要罵我是大傻瓜呢！”寫信的事終於在連部鬧了開來，連長暴跳如雷，口口聲聲說要把寫信的人全都送上軍事法庭。但黑人士兵緊密團結在一起，指揮部也怕事情鬧大，結果乾脆把這個部隊調往前線。他們被送到南太平洋某個島上的軍事基地，有一天沙利、書呆子等五個士兵到紅十字會的俱樂部去參加舞會，有30個漂亮的白人姑娘來前線慰勞，但到了俱樂部門口，所有黑人士兵卻不準入內。他們才爭辯幾句，就挨了憲兵們一頓揍，還被關入禁閉室。這件事對沙利的刺激很大，他在日記中寫道：“留神吧，美國。我深深地愛著你，從未出賣過你。可是別把我的愛看作是理所當然。單戀總是危險的。別逼我說出這樣的話：‘我恨不得你早些死去，你這爛污貨！’”後來這支黑人連隊在菲律賓打了一仗，作戰英勇，但傷亡慘重，沙利也受了重傷，昏迷了四晝夜之後脫離危險，卻成了黑人民族的“英雄”，除了升為上士外，還將獲得美國政府的勳章。不過沙利已心如死灰。他們的部隊被調往澳大利亞本勃立琪城駐紮。黑人部隊剛到時，澳大利亞人民對待他們很友好，但後來美國南部的一個白人師團也進駐了，當地就出現了禁止黑人士兵入內的“禁區”，而且師團的白人憲兵比美國南方的憲兵還要野蠻。沙利病癒後，回到連隊當了第25排排長。有一天，他偕同塞繆爾斯去一個曾經看護過他的澳大利亞白人護士西麗亞家度周末，臨走時把西麗亞家的電話告訴了值班的瓊金斯下士。當地的南方十字座酒吧原是黑人士兵常去的度周末的地方，但最近被憲兵司令部劃為“禁區”。沙利的第25排士兵在周末無處可去，這天下午不顧禁令，照常去酒吧飲酒作樂，酒吧女掌柜與在場的澳大利亞士兵都表示歡迎。正當跳舞喝酒最熱鬧的時候，忽然來了兩卡車美國憲兵，命令所有在酒吧的黑人士兵靠牆站好，出示證件。黑人士兵拒不服從命令，反而一擁而上，把憲兵圍住，還有人一拳打倒一個憲兵。憲兵們拔出手槍，抓了兩個離得最近的黑人士兵押上軍車，向憲兵部駛去。被抓走的士兵中有一個是第25排的，名叫吉米，還是沙利的好友。他的戰友們決心救他出險，知道靠說理無濟於事，就回到軍營動員了整個排，在7輛水陸兩用裝甲車和三輛軍車上架好機槍，50名全副武裝的黑人士兵乘車向憲兵部進發。他們把所有憲兵都繳了械，救出了兩名被打得遍體鱗傷的戰友。但那些來自美國南部的白人軍隊一聽說黑人士兵在鬧事，認為這是“狩獵”的好機會，不等上級命令都紛紛出動。於是美國的白人軍隊與黑人軍隊在澳大利亞爆發了一場浴血戰，沙利和塞繆爾斯接到報告後也趕去參戰，這場血腥“內戰”打了一天兩夜，直等到澳大利亞當局正式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了抗議，軍部才正式下令召回出動的白人士兵。星期一早晨，沙利與塞繆爾斯在稀疏的槍聲下坐在人行道上休息，沙利心中懷念著書呆子、傑米等陣亡戰友，喃喃地自言自語說：“弟兄們，我回家後一定要把你們在這兒發動的戰爭告訴給全世界知道。也許現在還不太晚。我要告訴全世界，要是他們不把這個問題解決，整個混賬世界就會象今天早晨的本勃立琪一樣！”
作品鑑賞
基倫斯繼承美國黑人文學中以賴特為代表的抗議小說的傳統，採用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在作品中對美國社會上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種種醜惡現象作了尖銳的批判。他不僅反映和描繪重大的歷史事件，而且注意人物的典型性和語言的正確性。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就在保爾·羅伯遜辦的進步刊物《自由》（1952年6月號）上撰文讚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批判拉爾夫·艾里森的小說《看不見的人》“惡意地歪曲了黑人生活”。他還在政論集《黑人的負荷》（1965）中強調他自己的全部創作都是要“改變世界，捕捉現實，將它溶化並提煉成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從政治上說，所謂“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就是社會主義，所採用的方法是批判現實主義。他自稱他所有小說的重點都在於把自己所知道的“痛苦的真實”全面地反映出來，“讓炮火落到該落的地方”。象杜波依斯和賴特一樣，他認為在美國，是過去和現存的社會經濟壟斷勢力及種族偏見阻撓和破壞了黑人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團結。在藝術創作中，他依舊重視英雄人物的塑造，例如在本書中的沙利、書呆子、芬妮等都是，全書的重點是描寫沙利這個英雄人物的覺醒過程，整個故事情節即是這個英雄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正如高爾基所說的，在現實主義小說中，情節就是主人公性格發展的歷史。著名的美國黑人學者、《黑人美學》一書的編者愛狄生·蓋爾評價基倫斯時說：“正當西方世界的小說祝賀反英雄的誕生時，基倫斯依舊強調英雄的價值，指出英雄的標誌是他對人民的愛，英雄主義在於努力為自己和他的人民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當代的美國黑人文學中存在著兩股不同的思潮，不僅指導著文藝創作，而且影響著廣大黑人的生活與鬥爭。一派黑人作家要求“對世界持更廣博的看法，”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在1981年一次談話中曾說，現代美國小說的發展可以分作四個階段：先是抗議的狂熱，隨即是較為反省地尋找自我本質，進而進一步探索文化，技藝上精益求精，最後是對世界持更廣博的看法。”這派作家要求黑人作家在創作思想上與白人作家一致，一同在作品中探索當代西方文化中面臨的重要問題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宇宙的關係、人的異化以及對自我本質的重新認識等等。在60年代美國黑人抗暴鬥爭掀起新高潮時，黑人文藝界曾發生過一場爭論，一批激進的黑人作家提出“黑人美學”，搞“黑人藝術運動”，要求黑人文學繼承賴特派抗議文學的傳統，反對黑人作家學白人作家的樣，在小說中描寫象“看不見的人”這一類懦弱的、被白人踢來踢去的“反英雄”。他們認為，今天美國黑人受壓迫、受歧視的處境，決不是探索“我是誰？我的‘身份’或自我本質如何？我與上帝、宇宙以及其他人的關係如何？”他們主張暴力鬥爭，象賴特的小說《土生子》的主人公別格那樣用暴力對付暴力。這派黑人作家有阿米里·巴拉卡（原名勒洛依·瓊斯）、約翰·威廉斯、朱里安·梅菲爾德以及本書作者基倫斯等。兩派黑人作家的兩股不同的文藝思潮在美國當代黑人文學中流行，前一種目前占主導地位，在評論界和讀書界受到普遍的讚譽與歡迎；後一種則是星星之火，受到進步輿論的注意與重視。
作者簡介
約翰，奧列佛·基倫斯是美國黑人小說家和傑出的社會活動家，1916年1月14日出生於美國南部喬治亞州麥康，在南方成長並受教育，上過霍華德、哥倫比亞、紐約等大學，1936年起在華盛頓的國家勞工關係局任職，1942年入伍參加海軍陸戰隊，曾在南太平洋作戰2年多，《於是我們聽到了雷聲》就是根據作者的親身經歷寫成的。60年代以後，他一方面從事寫作，一方面在費斯克、霍華德、哥倫比亞等大學教文學創作，主張用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寫重大的社會題材。他雖也寫過一些電影劇本、劇本和政論，但他的主要成就是4部長篇小說，除此書外，尚有：《揚布拉德一家》（1954），以揚布拉德這個黑人家庭兩代人的生活和遭遇為主線，集中表現了本世紀頭30年裡美國南方黑人所遭受到的歧視和迫害，也描寫了黑人的初步覺醒和在革命的工人階級領導下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意識，《西比》（1967），通過愛情故情描寫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取消學校中的種族隔離制後黑人民族與白人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與鬥爭，《八人舞》（1971），作者自稱是用“美國黑人語言”寫的一出“黑人的黑色幽默喜劇”，以諷刺為初進社交界的姑娘舉辦的舞會以及“其他類似的資產階級臭玩藝兒……它們把黑人民族引向民族團結的相反方向”。作者在寫作之暇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曾擔任哈萊姆作家協會主席和美國非洲文化協會作家委員會主席等職。1973年曾來我國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