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政，男，1923年10月出生於浙江紹興一戶經商人家。中國國民黨黨員、國民黨在日本占領區的地下工作者、國民政府公務員、民辦外國語學校校長等。建國後曾任紹興越秀外國語學校教師、副校長等職。
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晚年生活,
人物經歷
1928年，還在成章國小就讀的方政跟隨全家搬遷到了瀋陽（當時名為奉天），之後便轉學到奉天大東門第四國小。然而，好景不長。年幼的方政遇上了改變自己的未來，以及中華民族、東北三千萬民眾、中國千千萬萬的家庭的一天，1931年9月18日。
那天晚上，方政和父親在市區的一個商埠的飯莊參加宴會。10點，宴會散了，迎著涼爽的秋風，方政坐在黃包車裡父親的膝蓋上悠悠地回家。那一晚，方政回去之後倒頭就睡了。第二天早晨，方政才聽父母說起，從深夜開始，家裡店鋪門前就槍聲不斷、尖叫聲此起彼伏。
方政父親的商店開在通天街上，奉天督軍張作霖的長子、中國革命軍副總司令張學良的大帥府當時就在這條街上，日本軍和東北軍開始交火，店也開不成了，“那天早上，全家人包括店裡的夥計們都憂心忡忡、愁眉苦臉”。
長達14年的戰爭開始了。19日，奉天城被日軍占領了，潰敗的東北軍陸續向關內撤退。不久，東北三省也淪陷了。“其他細節忘了不少，但我記得自己的恐懼”，老人說。
“也就是從那天晚上開始，我成了亡國奴，國小、中學、大學都是在日本人奴化教育下度過，其間被逼著學習了12年日語。”
1941年，方政依靠親戚關係，進入北京國立新民學院就讀政經系本科。據方老回憶，學習的內容里依然有日語課，每周有8節之多。
在敵占區被抓受盡酷刑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第二年下半年，形勢愈發嚴峻。年輕的方政立下決心，要去前線殺敵。
“當過亡國奴的人會更渴望抗日成功！”老人一字一頓地說。
“我和另外5個同學秘密商量，與其在學校里成天提心弔膽的，沒有心思上課，還不如到後方參軍學本領，然後去前線殺鬼子。”
“最後付諸行動的只有我跟一個姓張的同學。我們當時坐著馬車從河南靈寶到了洛陽，住進了軍隊的招待所，我們這群學生當中有的希望報考軍校，有的希望去重慶，我和張興群決定先去戰乾團。”
從洛陽到西安有火車，然而潼關的對岸就有一片日軍的炮兵陣地，白天，火車無法行駛。到了夜間，整列火車實行燈火管制，並把火車頭蒸汽爐也隱蔽起來，列車就這樣趁著夜色在敵軍的炮兵陣地前通過。第二天早晨，兩個無懼無畏的青年終於到了西安。
西安戰乾團下設學生總隊和特科總隊，方政被編在第七期的特科總隊一大隊三隊。那時從敵戰區來的學生很多，差不多兩個月就可以編一個中隊。每天除軍事訓練外，還學習爆破、築城、游擊戰術等科目，每月也有少量的津貼。“每次領到津貼我就會到團部的餐廳買上一碗木樨湯和桿子饃改善一下。美美的飽餐一頓，是那時我們最大的享受。”
9個月後，方政從戰乾團集訓畢業。分配工作前，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決定在西安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招收少量的新鮮血液參加培訓，詢問畢業生里有誰願意報名。
報名的時候就說明畢業後要到敵占區做地下工作，“我沒有絲毫的害怕就報名了。不知道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還是個人英雄主義，反正感到去敵後工作很刺激，也非常光榮，而且我居然被錄取了，一同錄取的有六七個人。”
於是，1944年6月，方政再潛回侵華日軍的占領區。那時，方政化名“王維華”，領到一張良民證。此後的一年左右的時間裡，開始了兩張面孔的生活。
“那時候地下工作，沒有電影裡那么神神秘秘，大家都很坦然地做事情。為什麼呢？那個時候，都是不怕死的，國家都被人占了，還怕什麼！”方政的工作基本上是白天收集情報、策反偽軍，晚上收聽日軍電台翻譯莫斯電碼。
然而有一天，方政的地下工作受到奸人告密。“有一天，家裡來了一幫全副武裝的日本憲兵隊，帶著便衣警察來抓人。之後我就被抓了，在監獄中受盡酷刑。”
在獄中，方政在“老虎凳”上被灌涼水、灌辣椒麵，都咬緊牙關挺過來了。拿腳踹、拿鞭子抽等非人的折磨之下，方政也沒有承認自己的身份。最後嚴刑拷打兩個月，日軍在外蒐集不到證據，也從他口中什麼也問不到，就把他放了。
解放後專心培育外語人才
抗戰勝利後，方政成為一名國民黨政府的公務員，在教育部門擔任熱察綏區（中國舊省級行政區中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省的簡稱）青年輔導專員。從此與教育事業結緣。
1970年，方政回到了紹興。“1981年，紹興的一位朋友辦了一所日語學校，他知道我日語好，就請我去做老師。”
儘管30多年沒再開口說過日語，童年時12年學習打下的基礎很牢固。“一下子就全部想起來了，”方老說。
這所學校就是紹興越秀外國語學校的前身，方政在那裡一直工作到2000年，從教師做到了副校長，給國家培養了幾千個外語人才。
“2008年日本教育團來越秀考察，知道我的日文很好，他們還很驚訝。”老人低頭，略顯苦澀地說。
回望這一生，老人抑揚頓挫地總結：“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後代。”
晚年生活
居住在浙江省杭州市莫乾山路上某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