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方政軍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北羅田
- 出生日期：1955年
- 職業：記者
- 畢業院校：華中工學院
- 信仰：共產主義
個人簡介,個人經歷,
個人簡介
他當過農民、教師，也擔任過廠長、幹部，最後卻選擇了做記者。同時，他有著村、鄉、縣、市、省委機關等地方的工作經歷。從田間到都市，從知青到記者，從普通采編人員到領導崗位，環境、身份發生了變化，但他的信念從未改變：“人民的記者，永遠遊泳在人民的海洋”。面對三十年的新聞職業生涯，他只有一句簡約卻不簡單的自我評價：“我是一個新聞人。新聞人時刻要以社會責任為使命”。
個人經歷
三十年經歷：從回鄉務農到新華社記者
方政軍，1955年出生於鄂東大別山區的一個山村。1972年，高中畢業後回鄉務農。不久，他被村民推選為民辦教師，並負責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組織、宣傳工作。業餘時間，他嘗試寫一些關於工程進度、優良品種、先進典型等方面的宣傳報導。
在回鄉務農的歲月里，方政軍對投稿的情形記憶猶新。當時寄郵件要從村里騎腳踏車到鎮上去郵發，如果是投稿的話，只需要在信封角寫上“稿件”，地址寫上“某某編輯部收”，寄信就可以免費。當然發表稿件也沒有稿費，只是在每年年終，報社會給作者寄一疊稿紙或一兩個採訪本。當時，他最企盼聽到的是郵遞員腳踏車的鈴聲，因為他想看的報紙和發表的樣報可能就在車筐里。
新華社湖北分社紀委書記 方政軍
新華社湖北分社紀委書記 方政軍這段生活為他走上新聞工作崗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75年春天，他本來被組織安排到一個人民公社當黨委副書記，由於在《人民日報》和《湖北日報》又發表了幾篇文章，縣委書記臨時決定調他到中共羅田縣委報導組做新聞幹事。由於工作突出，1976年底方政軍被調到中共黃岡地委機關報《黃岡報》經濟宣傳科做記者，從此正式走上了新聞道路，這一走便是三十年。
1983年，在報社和印刷廠400多名職工的職代會上，方政軍當選為黃岡地區報社印刷廠的常務副廠長。在他的努力經營下，印刷廠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被定點為湖北省出版印刷基地。對於廠長這個行政職務，他並不滿足，他的理想還是做記者。
1984年，他參加了華中工學院（現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幹部專修班的入學考試，並以總分第二名的成績順利進入專修班開始兩年全脫產學習。方政軍晚了10年的大學夢終於圓了。
他深深懂得學習機會的來之不易。在這兩年的學習時光里，他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知識新理論，並帶著工作中的各種問題不斷在思考中更新自我。
1986年7月，他畢業分配到新華社湖北分社。初到新華社，需要試用半年。湖北分社的領導說：“能否適應工作，要讓實踐來回答。調查研究是新華社記者的基本功，怎么抓問題，你自己憑本事放手乾吧！”
試用期間，他注意思考和調研社會熱點問題，一篇關於武漢人才流動的稿件竟然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填補了湖北分社三年沒有上《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空白。半年試用下來，4個人留了2個，方政軍是其中之一。
1987年初，中共湖北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因工作需要借調方政軍去幫助工作。他參加策劃整體方案和主編寫作腳本，舉辦的“湖北省黨性黨風黨紀教育展覽”受到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李先念的高度評價。當年5月1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全國各大報紙紛紛在頭版刊登了關於這個展覽的訊息，全國各地來武漢參觀的觀眾達23萬人次之多。
雖然在省紀委做出了比較出色的成績，但他還是嚮往自己的記者生涯。因為熱愛，半年後，他又回到了湖北分社當記者，不久主持政文部採訪工作。
1994年，經新華社批准，他和同事們創辦了《武漢證券報》，並擔任總編輯。1996年底，他又被任命為新華社湖北分社副總編輯兼《湖北經濟報》總編輯（法人代表）。在他的帶領下，《湖北經濟報》的影響力越來越大，1997年改周二刊為周七刊，經省長辦公會討論，國家出版署發文，成為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主管的日報。這也是湖北解放以來第一份省級政府主管的大型日報。
1999年他被任命為新華社湖北分社總編輯。雖然走上了領導崗位，但他當記者的本色依然沒變。2000年11月8日是新中國第一個記者節。新華社為慶祝記者節誕生所刊發的長篇通訊《今天是我們的節日》就是由他和兩名同事共同執筆的。
近兩年，他作為新華社湖北分社黨組成員兼紀委書記、高級記者，雖然在一線的時間少了，但他依然堅持采寫內參和重點專題報導，並指導青年記者。
除了在業務上不斷突破外，方政軍沒有放棄學習和“充電”。1993年評上副高職稱（主任記者）後，他回華中理工大學攻讀了新聞系與社會學系合辦的本碩連讀班，於1995年獲得了法學碩士學位，同年被湖北大學聘為新聞傳播學客座教授；1999年評上正高職稱（高級記者）後，他決定再次回到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充電”，在職攻讀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博士學位，通過努力，於2005年獲得了管理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新華社產業發展戰略研究》開通訊社產業研究之先河，被專家評論為填補了國內外空白，引起了新華社領導和新聞學界的關注和好評。
在當前這個比較功利的社會，很多人把文憑當作就業或評職稱、待遇的砝碼，而他卻是評了副高之後去讀碩士，評了正高之後去讀博士。方政軍認為，學習的目的主要是充實自己，為了精通套用而去學習，而不應該為了利益去學習。在這個信息社會，不學習就會落後，無法滿足時代的需要，就沒有能力迎接新世紀的挑戰。人生的追求應該是終生教育，不斷充實自我，不斷開拓視野，做到“活到老，學到老”。
三十年記憶：冒槍林彈雨採訪黑社會最為深刻
三十年的風雨兼程，在談到最深刻的採訪經歷時，方政軍毫不含糊地說是1990年採訪黑社會而引發全國的“打黑風暴”。
1990年冬至1991年春，為了摸清中國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真實情況，為採訪“打黑”報導蒐集素材，方政軍和另兩名新華社記者組成了三人小分隊，開展了空前規模的中國黑社會勢力的內參調查。
他們一道走遍了湖北、湖南、廣東、海南、雲南、浙江、江西、福建、北京、上海等十幾個省市，行程兩萬八千里。在冒險與艱辛的顛簸中，他們採訪到了大量境外滲透和內陸滋生的各種黑勢力活動的第一手素材。
在湖南邵陽，警方得知黑社會組織會在一個餐館開展現金交易的情報，於是布陣，準備現場抓捕。方政軍與他的另外兩個同伴和便衣警察一起，假裝是顧客吃飯，到那個小餐館裡蹲點暗訪。正在交易時，黑社會成員發現了便衣警察，於是拔槍對抗，雙方對射。在警察與黑幫的槍林彈雨中，方政軍雖然赤手空拳，卻不忘拿起相機，在現場靈活拍攝。抓捕和激戰中血流滿面的場景至今深刻地印記在他的腦海里。後來，在深圳、海南、江西等地追蹤採訪中，多次遇到了類似的危險場景。雖然屢次遇險，但他覺得苦中有樂。
針對中國黑社會勢力犯罪的現狀和特點，方政軍等三人調查組除發表了一些公開稿件外，還發了一系列內部參考材料。江澤民、喬石、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分別作出重要批示。1992年3月20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同志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和黑社會勢力，要堅決予以打擊”。這是解放後國務院第一次明確承認和規定要打擊黑社會勢力犯罪。
在此之前，中央有關部門、社會有關學者一直在爭論中國到底有沒有黑社會的問題。在看過他們的採訪調查後得出結論：中國不僅存在滋長黑社會勢力的土壤，而且情況比較嚴重，必須打防並舉。
方政軍至今還記得，在湖南邵陽時，看到那裡到特警隊報案的人流著鮮血，身上到處是刀傷、槍傷，黑社會團伙之間對報案人員動轍砍手指、挑腳筋……由於他們的現場採訪報導起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公安部在邵陽召開了全國治安工作專門會議，研究推廣了如何綜合治理的經驗與做法。看到記者調查研究的觀點變成了黨和國家的意志，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獲得了如此之大的社會反響，方政軍感到“這就是新聞戰士的最大欣慰”。
這段經歷給方政軍以後的工作和生活帶來了很大影響，促使他後來的碩士學位論文從理論上研究關於黑社會犯罪的問題。他以《中國黑社會犯罪的成因與控制》為題的學位論文從亞文化、亞群體理論、社會越軌、社會控制理論等方面展開分析，提出觀點，當時好評如潮。歷時十幾個省市、行程兩萬多里路程的這段調查、採訪“打黑”經歷顯然為他完成這篇論文提供了別人不易獲得的經歷和素材。這篇論文後來發表在《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上，產生了較大影響，不少學術雜誌紛紛轉載。當時公安部刑事偵察局負責人對方政軍說：“你是中國大陸第一個系統研究黑社會性質犯罪的專家。”
三十年感悟：人民的記者必須游泳在人民的海洋
三十年的從業經歷也讓方政軍對新聞與新聞職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說，文革期間，一些新聞報導淪為派系權力鬥爭的工具，這很可怕；改革開放初期，新聞成了某些官員、企業家升官發財、獲取光環的籌碼，這更為可悲；如今，不少新聞報導仍然存在捧官捧大款的有償新聞現象，這是職業道德淪喪的表現，需要引起同行警惕。
“從業幾十年來，這些有著沉重代價的事實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深刻明白記者要‘先做人，再做新聞’的職業底線。”方政軍深有感觸地說。
他認為，新聞不只是要報導生活中瑣碎的東西，而是要以小見大引出重大主題，新聞更應該報導的是社會熱點、焦點、難點、亮點，報導政府和老百姓最關心的事情，報導能夠推動社會變革與進步的重大主題。
在他看來，作為記者，日常的動態報導要寫，但那只是生活信息，新聞更需要發揮影響社會與時代的功能，這就需要記者要有鐵肩擔道義的精神，用心地投入到一些重大社會主題的報導當中去。
揭露時弊，匡扶正義，直面人生，以國家利益和社會責任為使命，始終是新聞記者的歷史責任。近年來，方政軍用新華社記者的行動和實踐進一步作出了回答：如全國人大代表、企業家於志安轉移國有資產出逃國外；湖北省政府副秘書長焦俊賢為“二奶”造假升官；黃石康賽服裝公司用內部股票將兩名正部級幹部拉下馬；天門市委書記張二江權色交易；武漢市公安局長楊世洪貪污受賄；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13名法官受賄瀆職；湖北十名高校貪官涉嫌經濟犯罪；武漢洪山交警失職瀆職草菅人命……這些轟動荊楚大地和全國的新聞都是方政軍和同事們頂住種種壓力,依靠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新華社的支持，通過內部材料和報導公布於世的，他的不少信息得到了中央紀委和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
新聞能夠以小見大，也是方政軍能夠當好記者的一種目光和敏感。1992年11月15日，方政軍采寫了武漢市江家墩國小11歲的小學生夏輝因逃學被親父綁吊致死的獨家新聞和系列報導，在《人民日報》引發了長達三個月的全國大討論。同年12月，他采寫的《武漢東西湖區委啟用一解職廠長》的長篇通訊在《工人日報》發表後，報社收到幾千封讀者來信，新時期應當確立什麼樣的用人標準成為熱門話題。去年以來，他的《謹防黨校學員吃請風》、《湖北嚴查“帶彩”打牌變相送禮》等時政新聞，同樣引來網評如潮，切中時弊。
從事新聞事業的30年裡，方政軍不但堅持采寫了數以千計各類題材和體裁的新聞稿件，還堅持每天寫日記。從1965年國小四年級至今，他堅持寫了41年的日記。他說，寫日記這種原湯原汁的記錄本身就是練筆；人民的記者必須游泳在人民的海洋，生活永遠是新聞記者取之不竭的寫作源泉，離開了人民民眾的火熱生活，新聞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水之源。
雖然方政軍在領導崗位多年，但他始終認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記者。他說，我是一個新聞人，在媒體不能當新聞官。假如你想當官，就去黨政機關或別的地方。如果一個有官本位意識的人做記者，必然會脫離民眾。
他常常告誡周圍的年輕同行：“選擇做新聞就要樂於寂寞、甘守清貧，要想當官發財就不要做記者。讀者能記住記者的不是因為他的官職和級別，也不是因為他的財富，而是在於他的作品。多說別人想說、未說和不敢說的話，敢于堅持真理，這樣的記者才會無愧於自己的職責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