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人定(1901-1975),現代著名書畫家。幼名四欽,復名士欽,廣東中山市沙溪人。廣州法政專門學校及廣東法官學校高等研究部畢業,後專攻美術。1923年入春睡畫院,師從高劍父習畫,主張國畫革新。1929年獲比利時萬國博覽會金獎。擅人物、花鳥、山水、書法。1938年赴美遊歷,開畫展。歷任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美術部教授、廣東畫院副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常務理事、廣州市政協常委等。著有《方人定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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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忘的“驍將”
早在上世紀20年代,方人定代表嶺南畫派與國畫研究會展開論戰,讓他聲名鵲起。到上世紀40年代,他又創立“再造社”,與恩師高劍父“分道揚鑣”……這些藝術“猛士”的舉動,讓他在解放前就名震全國。
但這位嶺南畫派藝術思想的重要代言人、20世紀改革中國畫的“驍將”,在晚年以及身後卻長久沉寂。“由於種種原因,美術界一向缺少對他的介紹,系統的研究更少。”著名藝術理論家郎紹君如是說。
他是如何成為嶺南畫派最有成就的人物畫家?他又如何在數十年前就留下對嶺南畫派的一系列精闢理論?方人定誕辰110周年,《方人定紀念文集》將於明日首發,將披露這些耐人尋味的歷史細節。南方日報記者昨日也專訪了藝術界、評論界對方人定的最新發現。
近代美術史繞不開方人定
“研究近代美術史的人,無法繞開方人定,首先是上世紀20年代那場著名的"方黃之爭"。”美術評論家陳跡說。
1925年至1927年,面對西方藝術的衝擊,全國美術界不少地方都展開“革新派”與“國粹派”之間的論戰,其中又以廣州嶺南畫派與“國畫研究會”的論戰最為激烈。當年,身為高劍父的學生,方人定代表嶺南畫派,與傳統派的青年畫家黃般若在報紙上展開論戰,史稱“方黃之爭”。
方人定早年畢業於法政專門學校,文筆犀利,在廣州、上海發表多篇文章,在技法上要“折衷東西”。畫家潘嘉俊認為,正是在那場論戰中,年輕氣盛的方人定的不少精闢論述,逐漸擴散為日後嶺南畫派的主要主張。
時過境遷,當年這些精闢的論稿卻難再尋覓。為了此次《方人定紀念文集》的出版,方人定的女兒方微塵花費數年時間到中山圖書館“大海撈針”。但遺憾的是,由於戰爭動亂,1927年以前的報刊極少保存下來。
最終,方微塵在圖書館艱難尋找到那場論戰尾聲的“檄文”,是1927年發表於廣州《國民日報》的4篇文章,在其中,方人定精闢地對“國粹派”質疑高劍父抄襲日本畫等問題給予回應。而藉此次文集出版,這些文稿第一次結集公諸於眾,包含了方人定不同時期探討藝術的15篇論文。
有一種評價認為,嶺南畫派的畫家大多勤於繪畫,卻缺乏完整的繪畫思想體系,因此對美術史後輩的影響較弱。但方人定卻被認為是個特例。
“除了繪畫技藝,方人定的理論修養也比較強,這也是他和其他嶺南畫派畫家不同的地方。”畫家潘嘉俊認為,方人定長於理性思考,他對畫論、畫史,對中外的文化傳統有深刻的研究,對唐宋、明清的中國繪畫有透徹的分析,對日本畫和西洋畫的技法也有深入研究。“這在中國美術界是不多見的。”
直到他去世前兩年,他還筆耕不輟,1973年臥病在醫院,他全憑記憶,寫成了數千字的《線條·皴法·色彩 談中國畫三個問題》。但潘嘉俊指出,方人定在後期,理論建樹沒有前期那么明顯。
嶺南畫派最傑出的人物畫家
“同樣作為高劍父的得意門生,方人定的藝術價值在歷史上是被低估了,他和關山月、黎雄才具有一樣重要的貢獻。”廣東畫院院長許欽松說。
潘嘉俊認為,嶺南畫派第二代傳人中,幾位畫家主張類似:“變革中國畫,筆墨隨時代”。但不同畫家有各自的表現手法和題材選擇。比如關山月的梅花,黎雄才的松。而方人定尤其擅長人物畫。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郎紹君認為,方人定是嶺南畫派最傑出的人物畫家。他在中國人物畫的“革命性”方面,確實比同時代的人走得更遠、更徹底。
為何方人定的名氣卻沒有關、黎二人顯赫?評論家陳跡認為,這是時代的選擇。“解放後對於新山水畫的時代需求,與關、黎二人當年對於山水畫變革的實踐和主張契合,使得他們一躍成為美術界的中心人物。”陳跡說,儘管方人定在解放前聲名顯赫,但解放後卻並沒有占據人物畫的中心。
方人定選擇人物畫作為變革中國畫的主攻方向,有深入思考。1942年,他在《華僑日報》發表文章《中國畫的前途》,這樣寫道:“當著我們民族努力更生的時候,我們所須要的藝術不是出世的,亟當是入世的,關於人生的,這就是須要人物畫來表現了。”他還大膽預言,人物畫為中國繪畫的主題,才是新藝術運動之正途。“但解放後,人物畫變革的主線是徐悲鴻帶來的古典寫實主義與前蘇聯的藝術影響,方人定並沒有成為主流。”陳跡說。
今天,方人定身上最引人關注的是他藝術上的兩次“劇變”:1941年,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方人定,聯合春睡弟子組成再造社,提出“中國畫藝術必須走出專事仿古臨募,陳陳相因的死胡同”,矛頭直指他們的老師高劍父,有文章將方人定稱為嶺南畫派的叛逆者,是“籠里雞造反”。
另外,他上世紀60年代由“折衷中西”之路,全面回歸東方繪畫,創作了一批古代女性題材作品,如《琵琶行》、《西廂記》等,與他早期的風格迥然不同。而這一轉變,也讓他在身後招來不少非議。
“方人定晚年的轉變是很難得的,他一生都在多種技法中探索實踐。敢於否定自己。”畫家潘嘉俊說,方人定生前曾說過,“假使說我的畫,是專學某一人或某一派的,我必須否認。因為我的師,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他說自己不屬於任何畫派,是其反對固步自封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