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新石器時代鸛魚石斧圖彩陶缸
- 館藏地點：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16號
- 所屬年代：石器時期
- 所屬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
- 所屬地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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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簡介
鸛魚石斧圖彩陶缸高47厘米、口徑32.7厘米、底徑20.1厘米，為新石器時代前期仰韶文化的葬具。1978年出土於河南省臨汝縣閻村。陶缸是用夾砂紅陶土盤拉成型，彩繪燒成，總高47厘米，口徑32.7厘米，底徑19.5厘米，敞口、圓唇、深腹、平底，沿下有四個對稱的鼻鈕，腹部一側有一副高37厘米的、寬44厘米的《鸛魚石斧》彩陶飾圖。
整幅圖內容分為兩組：右邊畫的是一把豎立的裝有木柄的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號和緊纏的繩子，都被真實、細緻地用黑線條勾勒出來。左邊畫的是一隻圓眸、長喙、兩腿直撐地面的水鳥。它昂著頭，身軀稍微向後傾，顯得非常健美，嘴上銜著一條大魚，面對豎立的石斧。
經專家用碳十四測定，它是原始社會仰韶文化時期的產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歷史。
文物鑑賞
此彩繪陶缸外表呈紅色，作直壁平底圓筒狀。陶缸外壁有彩繪一幅。畫面左側為一隻站立的白鸛，通身潔白，圓眼、長嘴、昂首挺立。鸛嘴上銜著一條大魚，也全身塗白，並用黑線條清晰描繪出魚身的輪廓。畫面右側豎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編織物纏繞並刻劃符號等。白鸛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鸛身微微後仰，頭頸高揚。魚眼則畫得很小，身體僵直，魚鰭低垂，毫無掙扎反抗之勢，與白鸛在神態上形成強烈的反差。
陶缸屬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類型，作者用白色在夾砂紅陶的缸外壁繪出鸛、魚、石斧，以粗重結實的黑線勾出鸛的眼睛、魚身和石斧的結構。左繪有鸛鳥一隻，昂首挺立，六趾抓地，二目圓睜，口含一條大魚；右繪一把石斧，斧頭捆綁在豎立的木棒上端。
作者為表現鶴的輕柔白羽，把鸛身整個塗抹成白色，猶如後代中國畫的“沒骨”畫法；石斧和魚的外形則採用“勾線”畫法，用簡練、流暢的粗線勾勒出輪廓；斧、魚身中填充色彩，猶如後代中國畫的“填色”畫法。由於這幅畫具備了中國畫的一些基本畫法，有的學者認為它是中國畫的雛形。
研究考證
彩繪陶缸屬於仰韶文化瓮棺葬具，因在河南伊川附近出土較多，故又被稱為“伊川缸”。它主要作為成人葬具來使用。普通伊川缸大多造型簡單，素樸無彩。鸛魚石斧圖彩繪陶缸不但施彩，而且構圖複雜，在題材選擇與畫面構思上都強調了圖案自身的獨立性。一般認為此陶缸應該是氏族首領的葬具。白鸛應是首領本人所屬氏族的圖騰，魚則是敵對氏族的圖騰。石斧是權力的標誌，是首領所用實物的寫真。首領生前曾經率領白鸛氏族同魚氏族進行了殊死的戰鬥，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人們將這些事跡寓於圖畫當中，記錄在首領本人的瓮棺上，通過圖騰形象與御用武器的頂級組合來表現重大歷史事件，以紀念首領的英雄業績。
不過對於鸛魚石斧圖上表現的鸛、魚、斧形象的釋讀，多年來也頗有爭論。有人認為鳥形是鷺不是鸛，也有人認為斧是表現權力的石鉞；有人認為全圖是當時農耕漁獵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有人結合考古學文化、古代神話傳說以及商周青銅銘文進行考察，認為該圖表現了當時仰韶文化中以鳥為圖騰的部落和以魚為圖騰的部落的生死戰爭，進一步認為這就是傳說中黃帝與炎帝之戰的史實，而石斧則是黃帝部落聯盟中所有部落共有的族徽和統一的標誌。
流傳歷史
1979年春節初八的早晨，李建安在集市買菜時，偶爾從紙坊鄉紙北村一位60多歲的老漢那裡得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該村蘋果地發現了不少紅陶片。吃過早飯後，他便準備好工具，迅速趕往知情人描述的現場——紙北大隊閻村東距黃澗河西岸60多米處一竹園附近。到達現場後，他從一個沒挖好的蘋果樹坑中撿出一部分紅陶片，經過20多分鐘的拼湊，一個很不完整的尖底陶缸顯現出來。這時，在中山寨考古大墓群時所學的一些知識得到套用，他初步把此物確定為二次瓮棺葬紅陶尖底瓶。後來，發掘成果進一步擴大，他一個人在原蘋果樹坑的東西向拓展挖開了一個長560cm、寬80cm、深85cm的土坑。經過一天半時間的精心挖掘，共挖出紅、青兩種顏色大小直徑、高低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13個，其中只有第12個陶缸上有鸛魚石斧的圖案，其餘的均無任何圖案。因為這個陶缸上有圖案，李建安特意看了一眼，發現陶缸邊沿有一個高約13公分分長呈三角形的口子。當挖出第13個陶缸時他實在太累了，不得不停工回家休息。就這樣他分3次把這13個陶器，運到自家的院落里，這便成了13個陶器出土後的第一個落腳點。
休息幾天后，他開始對這13個陶器進行清理。在清理中，他發現陶缸和尖底瓶里裝的是土和人骨頭。家人知道後，以放在家中晦氣為由，極力反對他把這些陶器放在家中，要求他馬上送走。無奈之下他用架子車把這13個陶器運到紙坊公社東院他的辦公室，這是13個陶器的第二個落腳點。
由於當年譚國強也在紙坊公社上班，與李建安的房間只有一牆之隔。譚國強聞訊後看到其中一個陶缸上有鳥、魚、石斧圖案時，當時他問：“你弄這些玩藝這么下功夫幹啥哩，能值幾個錢？”他激動地告訴譚國強：“這裡的東西可是國家的寶貝，不是值幾錢的問題！”當時人們普遍沒有文物保護意識，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批陶缸的珍貴性。後因人事調整，他和13個陶器也隨之搬往公社大院的另一間辦公室內，這是13個陶器的第三個落腳點。
在此期間，李建安曾多次與原臨汝縣文化館聯繫，請求早日把這些文物妥善安置。由於當時臨汝縣考古工作比較滯後，工作人員對陶器的有關知識了解甚少，再加上重視程度不夠，此事拖了又拖。時隔二年多後，即1980年春節前的一天，李建安的請求終於有了結果，他興高采烈地用自己的腳踏車拖著架子車，沿著洛界公路，經過一個半小時行程到達原臨汝縣文化館。時任文化館館長的張久益接待了他，並對他所做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同時贈送其5雙線手套以資鼓勵，這是13個陶器的第四個落腳點。
1980年10月28日，河南省專項調查組進駐臨汝縣，調查組的成員有省博物館的湯文興、縣文化館的張久益、縣文化館辦公室主任晉明德等人。調查結束後，由湯文興同志執筆，撰寫了一份署名“臨汝縣文化館”的《臨汝閻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閻村遺址面積約25000平方米，文化層厚約1-3米。1964年以來不斷出土瓮棺葬、白衣彩陶、石斧、石鏟、骨針和大量的砂紅陶片。1978年11月間，當地社員挖出了十一座瓮棺葬，還有一些瓮棺葬出土後已被砸毀。加之調查時又發現的幾件，共採集到完整陶器19件，其中的10件陶缸中有彩陶缸3件……一件高47厘米、口徑32.7厘米、底徑19.5厘米。敞口、圓唇、深腹、平底、紅砂陶質，沿下有四個對稱的鼻鈕，腹部一側畫有一幅高37、寬44厘米的彩陶畫，畫面約占缸體面積的二分之一，是迄今發現最大的一幅原始社會時期的彩陶畫……它不僅為研究我國原始社會以及石斧的使用與安裝提供了極為可貴的實物資料，而且在我國繪畫史上也是一件罕見的珍品。”這兩篇文章均刊登在《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上，正是這兩篇文章奠定了“鸛魚石斧圖”的研究基礎，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鸛魚石斧圖彩陶缸”被緊急上解至河南省博物館，這是鸛魚石斧圖彩陶缸出土後的第五個保管點，繼而收藏入中國歷史博物館。這是鸛魚石斧圖彩陶缸出土後的第六個保管點，至此也成為了最終存放點。
發掘意義
在繪畫史上，這幅《鸛魚石斧圖》不僅反映了人類童年繪畫萌芽時期的藝術風格，已經具備了中國畫的基本畫法，應當是中國畫的雛形，而且以其宏偉的氣勢，體現了中國史前彩陶畫藝術創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傑出代表作，標誌著中國史前繪畫藝術由紋飾繪畫向物象繪畫的發展，展現了中國史前繪畫藝術家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思想。
從民族藝術而言，鸛魚石斧圖彩繪陶缸證明了中國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點、線、面的藝術表現方法和繪畫法則，整個器皿和構圖展示出一種較強的民族時代精神與藝術魅力。從科學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夠利用黏土，經水濕潤，塑成一形狀，彩繪加工，乾燥燒成，整個工藝流程掌握得既熟練又恰到好處，展示了先民開發大自然，利用化學變化創造發明的科技水平。
文物地位
《國寶大觀》一書中認為“鸛魚石斧彩陶缸”堪與印第安人的圖騰柱相媲美。
2003年被國務院確定為64件不可出國展出的珍貴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