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作家小說精選大系:散佚的族譜》為我社“新生代作家小說精選大系”的一種，收入了當代80後雲南籍作家甫躍輝的五部中篇小說，作者以一個“異鄉人”的身份進行回顧式的寫作，並在書中融入自己對鄉土的解讀和對記憶的還原、重建，從不同時空展現了一個以農耕為主的鄉村，以及在這鄉村中世世代代生活著的人們的生存狀態。
基本介紹
- 書名：新生代作家小說精選大系:散佚的族譜
- 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
- 頁數：276頁
- 開本：32
- 品牌：安徽文藝出版社
- 作者：甫躍輝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9645687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新生代作家小說精選大系:散佚的族譜》為中短篇小說集。《新生代作家小說精選大系:散佚的族譜》精選了80後代表作家甫躍輝《收穫日》《庸常歲月》《八月》《暖雪》《我的蓮花盛開的村莊》等代表小說，文風質樸，語言精煉，具有獨特的民族風味和鄉土氣息，頗具功力。
作者簡介
甫躍輝，1984年6月生，雲南保山人，復旦大學首屆文學寫作專業研究生。小說見《人民文學》《收穫》《十月》等刊。中短篇小說集《少年游》入選中國作協2011年度“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另出版長篇小說《刻舟記》、短篇小說集《動物園》、中篇小說集《魚王》。有小說入選選刊、年選及《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必讀》等選本。先後獲得《上海文學》短篇小說新人獎、第十屆華語傳媒大獎年度新人提名獎、第二屆郁達夫小說獎、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創作獎、第十屆“十月文學獎”等。
媒體推薦
甫躍輝以質樸之心回到故鄉，在不變的世界裡尋找傳奇；以平常之心面對眼前的世界，在迅速變異的生活里探求應當固守的精神。他以自己的方式，遵從自己的感受、感情和記憶，在寫作中表達自己的意念和對生活的理解，尋找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關係要素：溝通。探討這種不可溝通與不可逾越造成的悲劇與悲哀，這是一種值得尊重、提倡和呵護的創作態度。
——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創作獎授獎詞
一個不固定方位的南方，一個並沒有在歷史的躁動中被徹底改變和顛覆的鄉村世界，一群可愛而悠然自得的鄉民，構成了甫躍輝小說的基本面。正是在這樣的基本面中間，甫躍輝講述著中國鄉村有多少種說不清楚的感情，有多少並不劇烈的衝突和可以和解的矛盾，多少出於愛的恨和歸於平靜的糾葛。
——第十屆華語傳媒大獎年度新人提名獎授獎詞
——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創作獎授獎詞
一個不固定方位的南方，一個並沒有在歷史的躁動中被徹底改變和顛覆的鄉村世界，一群可愛而悠然自得的鄉民，構成了甫躍輝小說的基本面。正是在這樣的基本面中間，甫躍輝講述著中國鄉村有多少種說不清楚的感情，有多少並不劇烈的衝突和可以和解的矛盾，多少出於愛的恨和歸於平靜的糾葛。
——第十屆華語傳媒大獎年度新人提名獎授獎詞
圖書目錄
序一：雲南漢子甫躍輝（徐則臣）
序二：80後“傳統作家”甫躍輝（金理）
收穫日
庸常歲月
八月
暖雪
我的蓮花盛開的村莊
後記：散佚的族譜
序二：80後“傳統作家”甫躍輝（金理）
收穫日
庸常歲月
八月
暖雪
我的蓮花盛開的村莊
後記：散佚的族譜
後記
2010年4月18日，我寫過一篇創作談《依舊溫暖如初》，講了我和“故事”的故事，後發表於雲南《滇池》雜誌。且偷個懶，先全文引述如下：
最早給我講故事的人是奶奶。我出生一年半後，弟弟也隨之來到了這個世界上，母親照顧不來兩個孩子，我只能挪到奶奶身邊去。奶奶那時候六十多歲，——印象中，卻似乎和如今八十多歲的模樣沒太大區別，或許是農村人老得快吧。奶奶的模樣么，總是一頂暗灰色的毛線帽子，皺巴巴的臉，有些駝的腰，一雙裹了又放開的“解放腳”，走路時總是背著手，埋頭往前沖似的。奶奶住樓上，我們擠一張床。如今對那些漫長的日夜，能記起的細節已經極少，只記得那時總是停電，沒有裝修過的樓上空曠而漆黑，能聽見老鼠在屋頂碎碎跑過的腳步聲，嘰嘰的吵鬧聲。奶奶點了油壺，豆粒般的燈火被黑暗擠對得東倒西歪，奶奶便擁了我，在被窩裡講故事，不知不覺在故事裡睡去。也有些時候，早上聽到屋後竹林里的鳥叫，小孩子吵嚷著走過竹林邊的小路，我便會早早醒來，奶奶睡得短，也醒來了，天還未亮，起來也沒什麼事做，便還是講故事。
奶奶的故事很多，且很少重複，現在想來，那些故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故事近乎笑話。其中最簡單的一個，也是最常被奶奶提起的一個，是有個姑爺到丈人家去借犁，不想另兩個姑爺都去了，丈人家呢，又只有一把犁，只能借給其中一個姑爺。丈人只好出了一道題，讓幾個姑爺吃熱稀飯。熱稀飯很燙，另兩個姑爺被燙得喉嚨發白，仍舊將稀飯一口一口往喉嚨里餵。只有我們的主人公不急不忙，一面用筷子攪拌稀飯，一面往碗裡吹氣，還念叨著，借得到借，借不到不借。結局自然可想而知，另兩位姑爺最終被燙得再也咽不下稀飯，而我們的主人公端起涼了的稀飯，稀里嘩啦倒進了肚裡。
聽奶奶講這類故事，總能讓我開心一陣子。這些故事還影響到了我們的生活，我和弟弟吃熱稀飯，也喜歡用筷子攪著，念叨著“借得到借，借不到不借”……可這類故事只在奶奶所講的故事中占了很小一部分。奶奶大部分的故事是令我驚恐的。或許，至今奶奶也沒想到，她為我講的那些故事在我腦海里留下了怎樣烙印——它們形若鬼魅，時常喚起我對世界莫名的恐懼。
記得有一個故事裡，有這樣的情節，說是一隻熊吃掉了一個女人，然後化裝成女人的樣子，潛入女人家中，想要一個一個吃掉女人的三個孩子。奶奶沒有交代熊如何能夠化裝成女人，而熊也沒有引起孩子們的絲毫懷疑。孩子們就那么和一隻吃掉了自己母親的熊睡在了一起。還記得聽奶奶講到這兒時我的驚恐，我想著，女人的三個孩子一定能夠很快發現熊的真面目，然後合力殺死熊為母親報仇。按理說，這該是一個童話故事，類似小紅帽與大灰狼的故事，事實上，相差甚遠。孩子們誰都沒發現熊的真面目。第一天晚上，孩子聽到熊夜裡嘎巴嘎巴地吃東西，三個孩子就問熊，媽媽你在吃什麼，熊說，在吃蠶豆，你們要不要吃？孩子說要吃，熊便將幾個手指頭遞給孩子們。孩子……竟然吃了母親的手指頭。第二天，熊又在嘎巴嘎巴吃蠶豆，這回吃的是第一個死去的孩子的手指頭，第三天晚上亦如此。孩子們吃了母親的手指頭，又吃了兄弟姐妹的手指頭。直到兩個孩子都死去了，最後一個孩子才明白過來，設計將熊殺死了。可是，這個結局已經不重要了。對我來說，吃手指頭那個細節已經占據了頭腦的全部空間。嘎巴嘎巴……嘎巴嘎巴……這聲音在黑夜裡毫無遮攔的樓上隱隱迴響著。有時候奶奶睡過去了我還醒著，聽到奶奶睡夢裡咂吧嘴，也會讓我毛骨悚然。這類嚇人的故事中，還有相當一部分鬼故事。奶奶是赤腳醫生，在農村里，大多是巫醫不分的，奶奶不曉得通曉多少咒語，知道多少鬼故事。她講的鬼故事，總是有史可查的，誰誰是村裡的誰，是鄰村的誰，都猶如一冊賬本，清清楚楚。我總是難以抑制地去想像，那黑暗中，正有某種可怕的東西隱藏著。我便夜復一夜地，在黑暗裡咀嚼著恐懼的苦果。然而，我又總是一次次央奶奶給我講故事。一旦走過了恐懼的灘涂，我總是越發感受到現實的溫暖，能夠很好地睡去。長大後想起來，我仍舊覺得這是個難以解釋的事情。
當我漸漸長大，要上學了，才回到爸媽身邊，我才算遠離了那個鬼神難辨的世界。爸媽偶爾也會給我和弟弟講故事，但都是現實的故事。阿爸是木匠，卻喜歡讀書，人又極聰明，記憶力非常強。有一天晚上，他大概是剛看完了一本小說，意猶未盡，就說要給我們講講。那會兒，我和弟弟還在做作業，阿爸說，不做了，給你們講故事。能擺脫作業，是我們再高興不過的。媽也來了興致，坐在一邊跟我們一塊兒聽。阿爸的故事，比我們想像的要好聽得多，不知不覺地，我們就陷進故事裡去了。阿爸這個故事講了三四個小時，還沒講完，第二天晚上又講了三四個小時，才總算結束。許多年過去了，故事的情節我忘得差不多了，但始終記得裡面那位大力士曾經一次吃掉了“九牛二虎四象八駱駝”做的肉包子。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隋唐演義》，才隱約想起，那是薛仁貴的故事，不過，阿爸一邊講，一邊添加了不少情節。還有一個“一石驚破水中天”的故事也是阿爸講的，後來，我才知道，那是蘇軾妹妹“蘇小妹”的故事。
阿爸的故事大多是書里看來的，媽的故事呢，差不多全是生活中來的。她給我和弟弟講了許多她小時候的故事，只有一個鬼故事是她聽小時候外公外婆講的。這個故事後來經過我的一些改造，寫成了小說《紅馬》，寫好後機緣巧合，就給了《廣西文學》發表了，後來又被台灣的朋友要去，發在了《幼獅文藝》上。再後來，被復旦的博士張昭兵先生看到，他對這小說大加讚賞，覺得是我到目前為止寫得最好的小說之一，為此，我大為詫異——我對這小說並不在意。過了好些時日，才明白，這小說是由一個流傳了幾十年的故事改編的，它之所以能夠流傳，一定有著某種讓它一直流傳下去的因素。而我們純粹編造出來的小說，大多並沒這樣足以讓它流傳的因素。
我想，或許應該再聽爸媽講講那些故事，聽奶奶講講那些故事。但每年回家那么幾天，忙這忙那，終也忘了這件事。每次回到上海後，又總想著，下次回家一定要再聽他們講講。可下一次回家，即便閒著，似乎也找不到由頭再讓他們給我講故事。畢竟，我早已不是可以用一些簡單故事哄騙的小孩子，他們也不是當年那個講故事的人了。講故事，聽故事，原來也是有年齡和心境限制的。在奶奶和爸媽眼中，我已經是“有學問”的大人了，他們如何能再用一些“幼稚”的故事來搪塞我呢？
這么一次次拖著，一年前回家，才知道奶奶老年痴呆了……就在我到家前的十來天，奶奶突然老年痴呆了。奶奶真去了她給我講的那些故事的世界，神鬼難分，陰陽莫辨。許多熟人奶奶記不得了，許多事奶奶記不得了，那些給我講過的故事……奶奶怕也記不得了。但奶奶記得我。奶奶平時總是感覺得受到威脅，不時要拿起刀和棍棒揮舞，說誰誰誰要害她，而那誰誰誰，早已死去多年。她和當初聽她講故事的我似乎處於同樣的情境中，深感驚恐和不安。這樣的情景，讓旁邊膽小的人也莫名地有些害怕。但奶奶一看見我，臉上常常能露出笑來。奶奶記得我。看著奶奶滿是皺紋的笑臉，我似乎稍微明白了奶奶怎么會給我將那些恐怖的故事了。那些故事雖然恐怖，卻能反襯出現實世界的溫暖。現在想起來，恐怖已然消退，剩下的只是溫暖。那些故事依舊溫暖如初。
寫小說，當然並不僅僅是講故事。但小說若能像奶奶的故事那樣，喚起一個人內心的哀戚、憂悒和恐懼，又能將之撫慰平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么？
這裡所說的“故事”，大多具有傳奇的性質。大概是因為日常生活太俗常了吧？人需要在傳奇的故事裡尋找某種刺激。但刺激過後，我們仍然不得不面對一日三餐、雞毛蒜皮、陳詞濫調的“庸常生活”。故事有故事的邏輯，生活有生活的邏輯，兩種邏輯是並行不悖的。小說的邏輯，或許就是在兩者之間尋求某個平衡點？不能太傳奇，也不好太平淡。
收入本書的五部作品，也在尋找著這樣的平衡點。《收穫日》《庸常歲月》和《我的蓮花盛開的村莊》是中篇小說，《八月》和《暖雪》是短篇小說。它們所寫的，都是我老家那個小村子的“日常傳奇”。鄉村，並不就意味著“土”，也並不就意味著“蠻荒”和“落後”。鄉村也有鄉村的邏輯，而非和城市對比得出的邏輯。鄉村的邏輯，和城市的邏輯，也應該是並行不悖的。
這五部作品，都是我寫作早期的產出（我2006年開始寫作，這裡有三部作品寫於這一年），我現在不會再這么寫了，我現在也很少寫鄉村——當然，我今後肯定還會寫鄉村，只是說，近兩年，我的注意力不在這個上面。把這么五個東西擱一塊兒出一本書，於我來說，也就有了些許紀念意義。至於說為什麼要給這書取名“散佚的族譜”，而不是像通常的作品集那樣，選取其中某一篇作為書名，我想再引一段之前的文字。這段文字出自我的創作自述《看啊，這些年！》，該文發表於2012年的《作家通訊》：
我曾為自己生在那樣一個“小地方”焦慮過。說來可笑，我還曾為我的姓焦慮過呢。我姓“甫”，在我們那兒，這姓就不多見，離開老家後，我更是一個姓甫的人都沒碰到過。我介紹自己時，常會說：“我姓甫，杜甫的甫，不是甫志高的甫。”可對很多中老年人來說，他們就知道“甫志高”，甫志高就甫志高吧，偏偏還把“Fu”讀成“Pu”，為此，進一步把“甫”寫成了“浦”或者“蒲”或者“莆”，甚至，寫成“捕”。一次又一次，面對著稿費單上寫錯的名字，我就發狠，一定要好好寫！一定要好好寫哇！讓更多的人會讀這個姓，會寫這個姓！
甫姓很少，但絲毫不妨礙我們甫家人修出像模像樣的家譜。就我本人來說，我連我爺爺的父親母親，也就是我太爺爺太奶奶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們甫家有的是人才，三四個人硬是憋屋裡幾天，整出一本家譜來，上溯十八代，祖居應天府（今年五月在湖北，和一幫朋友聊天，說到自己家族的來源，不是山西大槐樹下，就是南京應天府）！這家譜印出幾十份，村裡的、村外的甫姓人家都發一份。這真夠讓我們甫家人熱血沸騰的。那么，這本書寫的正是那令我焦慮的“小地方”的各種人各種事，不如就叫“散佚的族譜”吧。這些散佚各處的故事，我把它們歸攏來，賦予小說的表情，加以書本的身體，也算是過了一把修譜的“癮”——史學家們寫史書，文學家們寫歷史小說，各種“家”們寫自傳，都是討的汶個癮吧。
最早給我講故事的人是奶奶。我出生一年半後，弟弟也隨之來到了這個世界上，母親照顧不來兩個孩子，我只能挪到奶奶身邊去。奶奶那時候六十多歲，——印象中，卻似乎和如今八十多歲的模樣沒太大區別，或許是農村人老得快吧。奶奶的模樣么，總是一頂暗灰色的毛線帽子，皺巴巴的臉，有些駝的腰，一雙裹了又放開的“解放腳”，走路時總是背著手，埋頭往前沖似的。奶奶住樓上，我們擠一張床。如今對那些漫長的日夜，能記起的細節已經極少，只記得那時總是停電，沒有裝修過的樓上空曠而漆黑，能聽見老鼠在屋頂碎碎跑過的腳步聲，嘰嘰的吵鬧聲。奶奶點了油壺，豆粒般的燈火被黑暗擠對得東倒西歪，奶奶便擁了我，在被窩裡講故事，不知不覺在故事裡睡去。也有些時候，早上聽到屋後竹林里的鳥叫，小孩子吵嚷著走過竹林邊的小路，我便會早早醒來，奶奶睡得短，也醒來了，天還未亮，起來也沒什麼事做，便還是講故事。
奶奶的故事很多，且很少重複，現在想來，那些故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故事近乎笑話。其中最簡單的一個，也是最常被奶奶提起的一個，是有個姑爺到丈人家去借犁，不想另兩個姑爺都去了，丈人家呢，又只有一把犁，只能借給其中一個姑爺。丈人只好出了一道題，讓幾個姑爺吃熱稀飯。熱稀飯很燙，另兩個姑爺被燙得喉嚨發白，仍舊將稀飯一口一口往喉嚨里餵。只有我們的主人公不急不忙，一面用筷子攪拌稀飯，一面往碗裡吹氣，還念叨著，借得到借，借不到不借。結局自然可想而知，另兩位姑爺最終被燙得再也咽不下稀飯，而我們的主人公端起涼了的稀飯，稀里嘩啦倒進了肚裡。
聽奶奶講這類故事，總能讓我開心一陣子。這些故事還影響到了我們的生活，我和弟弟吃熱稀飯，也喜歡用筷子攪著，念叨著“借得到借，借不到不借”……可這類故事只在奶奶所講的故事中占了很小一部分。奶奶大部分的故事是令我驚恐的。或許，至今奶奶也沒想到，她為我講的那些故事在我腦海里留下了怎樣烙印——它們形若鬼魅，時常喚起我對世界莫名的恐懼。
記得有一個故事裡，有這樣的情節，說是一隻熊吃掉了一個女人，然後化裝成女人的樣子，潛入女人家中，想要一個一個吃掉女人的三個孩子。奶奶沒有交代熊如何能夠化裝成女人，而熊也沒有引起孩子們的絲毫懷疑。孩子們就那么和一隻吃掉了自己母親的熊睡在了一起。還記得聽奶奶講到這兒時我的驚恐，我想著，女人的三個孩子一定能夠很快發現熊的真面目，然後合力殺死熊為母親報仇。按理說，這該是一個童話故事，類似小紅帽與大灰狼的故事，事實上，相差甚遠。孩子們誰都沒發現熊的真面目。第一天晚上，孩子聽到熊夜裡嘎巴嘎巴地吃東西，三個孩子就問熊，媽媽你在吃什麼，熊說，在吃蠶豆，你們要不要吃？孩子說要吃，熊便將幾個手指頭遞給孩子們。孩子……竟然吃了母親的手指頭。第二天，熊又在嘎巴嘎巴吃蠶豆，這回吃的是第一個死去的孩子的手指頭，第三天晚上亦如此。孩子們吃了母親的手指頭，又吃了兄弟姐妹的手指頭。直到兩個孩子都死去了，最後一個孩子才明白過來，設計將熊殺死了。可是，這個結局已經不重要了。對我來說，吃手指頭那個細節已經占據了頭腦的全部空間。嘎巴嘎巴……嘎巴嘎巴……這聲音在黑夜裡毫無遮攔的樓上隱隱迴響著。有時候奶奶睡過去了我還醒著，聽到奶奶睡夢裡咂吧嘴，也會讓我毛骨悚然。這類嚇人的故事中，還有相當一部分鬼故事。奶奶是赤腳醫生，在農村里，大多是巫醫不分的，奶奶不曉得通曉多少咒語，知道多少鬼故事。她講的鬼故事，總是有史可查的，誰誰是村裡的誰，是鄰村的誰，都猶如一冊賬本，清清楚楚。我總是難以抑制地去想像，那黑暗中，正有某種可怕的東西隱藏著。我便夜復一夜地，在黑暗裡咀嚼著恐懼的苦果。然而，我又總是一次次央奶奶給我講故事。一旦走過了恐懼的灘涂，我總是越發感受到現實的溫暖，能夠很好地睡去。長大後想起來，我仍舊覺得這是個難以解釋的事情。
當我漸漸長大，要上學了，才回到爸媽身邊，我才算遠離了那個鬼神難辨的世界。爸媽偶爾也會給我和弟弟講故事，但都是現實的故事。阿爸是木匠，卻喜歡讀書，人又極聰明，記憶力非常強。有一天晚上，他大概是剛看完了一本小說，意猶未盡，就說要給我們講講。那會兒，我和弟弟還在做作業，阿爸說，不做了，給你們講故事。能擺脫作業，是我們再高興不過的。媽也來了興致，坐在一邊跟我們一塊兒聽。阿爸的故事，比我們想像的要好聽得多，不知不覺地，我們就陷進故事裡去了。阿爸這個故事講了三四個小時，還沒講完，第二天晚上又講了三四個小時，才總算結束。許多年過去了，故事的情節我忘得差不多了，但始終記得裡面那位大力士曾經一次吃掉了“九牛二虎四象八駱駝”做的肉包子。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隋唐演義》，才隱約想起，那是薛仁貴的故事，不過，阿爸一邊講，一邊添加了不少情節。還有一個“一石驚破水中天”的故事也是阿爸講的，後來，我才知道，那是蘇軾妹妹“蘇小妹”的故事。
阿爸的故事大多是書里看來的，媽的故事呢，差不多全是生活中來的。她給我和弟弟講了許多她小時候的故事，只有一個鬼故事是她聽小時候外公外婆講的。這個故事後來經過我的一些改造，寫成了小說《紅馬》，寫好後機緣巧合，就給了《廣西文學》發表了，後來又被台灣的朋友要去，發在了《幼獅文藝》上。再後來，被復旦的博士張昭兵先生看到，他對這小說大加讚賞，覺得是我到目前為止寫得最好的小說之一，為此，我大為詫異——我對這小說並不在意。過了好些時日，才明白，這小說是由一個流傳了幾十年的故事改編的，它之所以能夠流傳，一定有著某種讓它一直流傳下去的因素。而我們純粹編造出來的小說，大多並沒這樣足以讓它流傳的因素。
我想，或許應該再聽爸媽講講那些故事，聽奶奶講講那些故事。但每年回家那么幾天，忙這忙那，終也忘了這件事。每次回到上海後，又總想著，下次回家一定要再聽他們講講。可下一次回家，即便閒著，似乎也找不到由頭再讓他們給我講故事。畢竟，我早已不是可以用一些簡單故事哄騙的小孩子，他們也不是當年那個講故事的人了。講故事，聽故事，原來也是有年齡和心境限制的。在奶奶和爸媽眼中，我已經是“有學問”的大人了，他們如何能再用一些“幼稚”的故事來搪塞我呢？
這么一次次拖著，一年前回家，才知道奶奶老年痴呆了……就在我到家前的十來天，奶奶突然老年痴呆了。奶奶真去了她給我講的那些故事的世界，神鬼難分，陰陽莫辨。許多熟人奶奶記不得了，許多事奶奶記不得了，那些給我講過的故事……奶奶怕也記不得了。但奶奶記得我。奶奶平時總是感覺得受到威脅，不時要拿起刀和棍棒揮舞，說誰誰誰要害她，而那誰誰誰，早已死去多年。她和當初聽她講故事的我似乎處於同樣的情境中，深感驚恐和不安。這樣的情景，讓旁邊膽小的人也莫名地有些害怕。但奶奶一看見我，臉上常常能露出笑來。奶奶記得我。看著奶奶滿是皺紋的笑臉，我似乎稍微明白了奶奶怎么會給我將那些恐怖的故事了。那些故事雖然恐怖，卻能反襯出現實世界的溫暖。現在想起來，恐怖已然消退，剩下的只是溫暖。那些故事依舊溫暖如初。
寫小說，當然並不僅僅是講故事。但小說若能像奶奶的故事那樣，喚起一個人內心的哀戚、憂悒和恐懼，又能將之撫慰平整，不是一件很好的事么？
這裡所說的“故事”，大多具有傳奇的性質。大概是因為日常生活太俗常了吧？人需要在傳奇的故事裡尋找某種刺激。但刺激過後，我們仍然不得不面對一日三餐、雞毛蒜皮、陳詞濫調的“庸常生活”。故事有故事的邏輯，生活有生活的邏輯，兩種邏輯是並行不悖的。小說的邏輯，或許就是在兩者之間尋求某個平衡點？不能太傳奇，也不好太平淡。
收入本書的五部作品，也在尋找著這樣的平衡點。《收穫日》《庸常歲月》和《我的蓮花盛開的村莊》是中篇小說，《八月》和《暖雪》是短篇小說。它們所寫的，都是我老家那個小村子的“日常傳奇”。鄉村，並不就意味著“土”，也並不就意味著“蠻荒”和“落後”。鄉村也有鄉村的邏輯，而非和城市對比得出的邏輯。鄉村的邏輯，和城市的邏輯，也應該是並行不悖的。
這五部作品，都是我寫作早期的產出（我2006年開始寫作，這裡有三部作品寫於這一年），我現在不會再這么寫了，我現在也很少寫鄉村——當然，我今後肯定還會寫鄉村，只是說，近兩年，我的注意力不在這個上面。把這么五個東西擱一塊兒出一本書，於我來說，也就有了些許紀念意義。至於說為什麼要給這書取名“散佚的族譜”，而不是像通常的作品集那樣，選取其中某一篇作為書名，我想再引一段之前的文字。這段文字出自我的創作自述《看啊，這些年！》，該文發表於2012年的《作家通訊》：
我曾為自己生在那樣一個“小地方”焦慮過。說來可笑，我還曾為我的姓焦慮過呢。我姓“甫”，在我們那兒，這姓就不多見，離開老家後，我更是一個姓甫的人都沒碰到過。我介紹自己時，常會說：“我姓甫，杜甫的甫，不是甫志高的甫。”可對很多中老年人來說，他們就知道“甫志高”，甫志高就甫志高吧，偏偏還把“Fu”讀成“Pu”，為此，進一步把“甫”寫成了“浦”或者“蒲”或者“莆”，甚至，寫成“捕”。一次又一次，面對著稿費單上寫錯的名字，我就發狠，一定要好好寫！一定要好好寫哇！讓更多的人會讀這個姓，會寫這個姓！
甫姓很少，但絲毫不妨礙我們甫家人修出像模像樣的家譜。就我本人來說，我連我爺爺的父親母親，也就是我太爺爺太奶奶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我們甫家有的是人才，三四個人硬是憋屋裡幾天，整出一本家譜來，上溯十八代，祖居應天府（今年五月在湖北，和一幫朋友聊天，說到自己家族的來源，不是山西大槐樹下，就是南京應天府）！這家譜印出幾十份，村裡的、村外的甫姓人家都發一份。這真夠讓我們甫家人熱血沸騰的。那么，這本書寫的正是那令我焦慮的“小地方”的各種人各種事，不如就叫“散佚的族譜”吧。這些散佚各處的故事，我把它們歸攏來，賦予小說的表情，加以書本的身體，也算是過了一把修譜的“癮”——史學家們寫史書，文學家們寫歷史小說，各種“家”們寫自傳，都是討的汶個癮吧。
序言
這兩年常去上海，每去必見的人里，甫躍輝是一個。能經得起反覆見面的，如果不是欠債不還的，肯定是很談得來的朋友；躍輝是個窮人，在上海一人吃飽全家不餓，我可能比他還窮，在我還沒開始吃的時候就得考慮老婆孩子餓不餓，所以，最近幾年他還沒辦法借到我的錢，只能做朋友了。我認識他的時候，躍輝還在念書，畢業之前到雜誌社實習，有一天我在上海作協的食堂里吃飯，一個瘦小伙跟鐘紅明一起進來。紅明老師說，這是小甫。我們打過招呼，說了幾句跟午飯無關的話，各自吃飯。過些天，我又去作協食堂，再次碰見躍輝，我一眼就認出這個雲南人，上海本地不太產臉膛黑紅、笑聲粗疏豪放的年輕人。此後成了朋友，我再去上海，到了就會電話或者簡訊一下：聊聊？躍輝通常的回答是：在哪？
我很喜歡這種簡潔義氣的方式，知道方位後，馬不停蹄地趕過來。如果在北京，我也會問遠道而來的朋友：在哪？但在上海，離開了我每次都住的陝西南路、巨鹿路和襄陽路，我基本就是個瞎子，想一想要繞很多彎才能到的福州路書城和陸家嘴，我都會犯暈，所以我通常都是約在巨鹿路附近的某個咖啡館或者飯館，守株待兔地等著朋友們過來。某日我在上海，忙完了手頭的事，給躍輝打了電話。我以為他就在我住的賓館附近活動，不想那天他不上班，住在復旦那邊。從復旦到巨鹿路到底有多遠，我至今也沒弄明白，但我知道挺遠，尤其在傍晚下班的點兒，車堵得人喘不過來氣，天還陰刺刺、涼颼颼地飄著雨。我說那就算了，下次聚。不到一小時，躍輝說，他到樓下了。他穿雨衣騎著電動腳踏車從復旦那邊趕過來了，頭髮梢上滴著水。
他穿著長途跋涉的雨衣的樣子給我一種非常可靠的、鄉土的印象，像村裡的鄰家兄弟。這么說並非因為躍輝從鄉村來，而是因為，這種淳樸厚實的品質在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大都市裡是如此的稀缺。在高樓大廈中間，汽車喇叭和老闆的吆喝在身後催命地趕，我們已經習慣了過一種計算成本和權衡利益的生活。
在我有限的交往和認識里，朋友似乎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很廟堂，你們得在大排場上才能談事情，要進大館子、喝好酒，即便扯淡也得到優雅的咖啡館和茶館裡扯，搞得極盡莊嚴和儀式，否則你會覺得對方很不舒服，你也會跟著很不舒服，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另一類朋友很家常，在小館子和路邊的大排檔上吃喝你都覺得適意，他不挑剔，不必非得把身份和譜兒擺到別人眼皮底下，他隨遇而安，可以把水當酒喝，也可以把酒當水喝，作為朋友他不讓你有心理負擔。我喜歡後一種，恰好躍輝就是後一種。在一起聊天，餓了，問他：吃點兒啥？他會說：隨便。在上海我需要的正是這個隨便的感覺。
因為戶口和工作關係在上海，儘管我無法常住上海，依然本能地要在這個城市找到一點兒家的感覺。但是，居無定所，也無力購房置地把自己像顆圖釘似的摁在那裡，每次去上海我只能暫住酒店，進房間一看見整齊劃一的床鋪和桌椅擺設，我就會生出一種奇怪的時空錯亂感。好像我千里迢迢回到家，發現房子已經賣給了別人，房主告訴你：要住嗎？租給你。那感覺很不好。白天忙忙叨叨乾正事倒還無妨，一到晚上，該做的做完了，結婚生子的朋友們也各回溫暖的巢穴，我孤家寡人一個就覺得上海的夜晚十分淒涼，迫切想找個朋友在最日常的意義上打發掉這個夜晚。我就給躍輝打電話，他是王老五，我在上海的朋友里屈指可數的可以當夜遊神的人之一。他就騎著他的電動腳踏車來了。
我問：吃點兒啥？
他說：隨便。
我們在襄陽北路就近買了啤酒、熟食和饅頭，拎著若干個塑膠袋和飯盒到我住的房間，邊吃邊喝邊聊。對我來說，這種最日常的生活場景可以有效地緩解我的鄉愁和局外人的孤獨。躍輝能喝酒，能喝多少我不太清楚，反正沒見他醉過。我的酒量可憐，只一聽啤酒，剩下都歸他。躍輝喝酒不作場面態，不說場面話，很家常，能喝多少喝多少，喝得不舒服了，就說：算了吧。那就算了。和他一起喝酒吃飯，是我愉快的上海回憶之一種，因為家常。
躍輝是雲南人，住大山腳下。他跟我說，從上海回家，坐飛機、火車、汽車，前後要折騰好長時間。家不遠就是國界，一不小心就到了緬甸。有一回他到邊境玩，趕上緬甸兵荒馬亂，槍子兒他耳邊嗖嗖直飛。他還說他去邊境一個擅酒的村寨，坐在人家的竹樓上喝酒，樓下是牛圈，他們用搪瓷缸喝白酒，一缸一缸地下，他喝不動，悄悄地把酒漏到竹樓下的牛圈裡，別人都喝醉了他還清醒著，村人大驚，竟有人酒量勝他們如此，嘆為異人。講完這些，他得意地哈哈大笑，不知道樓下的牛醉了沒有。躍輝有故事，好像我認識的雲南朋友都有一肚子故事，跟雲南這個地方本身一樣，充滿了豐富詭異的東西。比如詩人雷平陽和朱零，講起雲南的邊邊角角，包袱也能一個接一個地抖。他們都海量，喝起酒來直如汲水長江。他們也都和躍輝一樣，身上有豪爽、坦蕩和朴正的東西，可以成為“家常”的朋友。
在這個路徑上談年輕的小說家甫躍輝，我才算找到了切口。我們經常邊喝邊吃邊聊，聊文學。批評家徐妍教授有一次在電話里跟我說，有個80後作家甫躍輝值得關注。我說我早注意了，他前景遠大。他具備了在這個時代可能成為好作家的幾乎所有條件：有才華，接地氣，有故事，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和學術訓練，勤奮；最重要的，他有年輕人難得的朴正之氣，以及平易地深入日常生活的能力。
躍輝年輕，黑瘦，個頭也不甚高，但我在向別人描述他的時候，依然覺得最合適的標籤是：雲南漢子。“漢子”這個詞在今天被用得偏僻狹窄甚而狹隘了，離開了它該有的正大的方向。在我的理解里，這個詞一點兒都不粗野卑俗，也不有勇無謀，一副光膀子上綴滿油汗珠的樣子；相反，它樸實低調厚重，於生活、於文學，都拿得起扛得住放得下，可做朋友、哥們兒和兄弟。我加上“雲南”兩個字，是希望躍輝在上海又能不混淆於上海，因為在今天，“雲南”同樣是種難得的品質。
我很喜歡這種簡潔義氣的方式，知道方位後，馬不停蹄地趕過來。如果在北京，我也會問遠道而來的朋友：在哪？但在上海，離開了我每次都住的陝西南路、巨鹿路和襄陽路，我基本就是個瞎子，想一想要繞很多彎才能到的福州路書城和陸家嘴，我都會犯暈，所以我通常都是約在巨鹿路附近的某個咖啡館或者飯館，守株待兔地等著朋友們過來。某日我在上海，忙完了手頭的事，給躍輝打了電話。我以為他就在我住的賓館附近活動，不想那天他不上班，住在復旦那邊。從復旦到巨鹿路到底有多遠，我至今也沒弄明白，但我知道挺遠，尤其在傍晚下班的點兒，車堵得人喘不過來氣，天還陰刺刺、涼颼颼地飄著雨。我說那就算了，下次聚。不到一小時，躍輝說，他到樓下了。他穿雨衣騎著電動腳踏車從復旦那邊趕過來了，頭髮梢上滴著水。
他穿著長途跋涉的雨衣的樣子給我一種非常可靠的、鄉土的印象，像村裡的鄰家兄弟。這么說並非因為躍輝從鄉村來，而是因為，這種淳樸厚實的品質在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大都市裡是如此的稀缺。在高樓大廈中間，汽車喇叭和老闆的吆喝在身後催命地趕，我們已經習慣了過一種計算成本和權衡利益的生活。
在我有限的交往和認識里，朋友似乎可以分成兩類：一類很廟堂，你們得在大排場上才能談事情，要進大館子、喝好酒，即便扯淡也得到優雅的咖啡館和茶館裡扯，搞得極盡莊嚴和儀式，否則你會覺得對方很不舒服，你也會跟著很不舒服，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另一類朋友很家常，在小館子和路邊的大排檔上吃喝你都覺得適意，他不挑剔，不必非得把身份和譜兒擺到別人眼皮底下，他隨遇而安，可以把水當酒喝，也可以把酒當水喝，作為朋友他不讓你有心理負擔。我喜歡後一種，恰好躍輝就是後一種。在一起聊天，餓了，問他：吃點兒啥？他會說：隨便。在上海我需要的正是這個隨便的感覺。
因為戶口和工作關係在上海，儘管我無法常住上海，依然本能地要在這個城市找到一點兒家的感覺。但是，居無定所，也無力購房置地把自己像顆圖釘似的摁在那裡，每次去上海我只能暫住酒店，進房間一看見整齊劃一的床鋪和桌椅擺設，我就會生出一種奇怪的時空錯亂感。好像我千里迢迢回到家，發現房子已經賣給了別人，房主告訴你：要住嗎？租給你。那感覺很不好。白天忙忙叨叨乾正事倒還無妨，一到晚上，該做的做完了，結婚生子的朋友們也各回溫暖的巢穴，我孤家寡人一個就覺得上海的夜晚十分淒涼，迫切想找個朋友在最日常的意義上打發掉這個夜晚。我就給躍輝打電話，他是王老五，我在上海的朋友里屈指可數的可以當夜遊神的人之一。他就騎著他的電動腳踏車來了。
我問：吃點兒啥？
他說：隨便。
我們在襄陽北路就近買了啤酒、熟食和饅頭，拎著若干個塑膠袋和飯盒到我住的房間，邊吃邊喝邊聊。對我來說，這種最日常的生活場景可以有效地緩解我的鄉愁和局外人的孤獨。躍輝能喝酒，能喝多少我不太清楚，反正沒見他醉過。我的酒量可憐，只一聽啤酒，剩下都歸他。躍輝喝酒不作場面態，不說場面話，很家常，能喝多少喝多少，喝得不舒服了，就說：算了吧。那就算了。和他一起喝酒吃飯，是我愉快的上海回憶之一種，因為家常。
躍輝是雲南人，住大山腳下。他跟我說，從上海回家，坐飛機、火車、汽車，前後要折騰好長時間。家不遠就是國界，一不小心就到了緬甸。有一回他到邊境玩，趕上緬甸兵荒馬亂，槍子兒他耳邊嗖嗖直飛。他還說他去邊境一個擅酒的村寨，坐在人家的竹樓上喝酒，樓下是牛圈，他們用搪瓷缸喝白酒，一缸一缸地下，他喝不動，悄悄地把酒漏到竹樓下的牛圈裡，別人都喝醉了他還清醒著，村人大驚，竟有人酒量勝他們如此，嘆為異人。講完這些，他得意地哈哈大笑，不知道樓下的牛醉了沒有。躍輝有故事，好像我認識的雲南朋友都有一肚子故事，跟雲南這個地方本身一樣，充滿了豐富詭異的東西。比如詩人雷平陽和朱零，講起雲南的邊邊角角，包袱也能一個接一個地抖。他們都海量，喝起酒來直如汲水長江。他們也都和躍輝一樣，身上有豪爽、坦蕩和朴正的東西，可以成為“家常”的朋友。
在這個路徑上談年輕的小說家甫躍輝，我才算找到了切口。我們經常邊喝邊吃邊聊，聊文學。批評家徐妍教授有一次在電話里跟我說，有個80後作家甫躍輝值得關注。我說我早注意了，他前景遠大。他具備了在這個時代可能成為好作家的幾乎所有條件：有才華，接地氣，有故事，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和學術訓練，勤奮；最重要的，他有年輕人難得的朴正之氣，以及平易地深入日常生活的能力。
躍輝年輕，黑瘦，個頭也不甚高，但我在向別人描述他的時候，依然覺得最合適的標籤是：雲南漢子。“漢子”這個詞在今天被用得偏僻狹窄甚而狹隘了，離開了它該有的正大的方向。在我的理解里，這個詞一點兒都不粗野卑俗，也不有勇無謀，一副光膀子上綴滿油汗珠的樣子；相反，它樸實低調厚重，於生活、於文學，都拿得起扛得住放得下，可做朋友、哥們兒和兄弟。我加上“雲南”兩個字，是希望躍輝在上海又能不混淆於上海，因為在今天，“雲南”同樣是種難得的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