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背景與過程,籌備經費,工作報告,嘉業堂購書,購書成果,,香港,從日本追回古籍,台北國家圖書館,
簡介
不到兩年期間有豐富的收穫. 所有行動在日系控制管理下冒險秘密做之. 不幸遭日軍大肆劫掠運至東京。 戰後1946年張鳳舉在日本與美日交涉收回。
背景與過程
1940年珍珠港事後日戰全面張開 除法租界日軍即控制所有中國沿海地區. 江南各藏書樓經數代經營而積藏的珍貴古籍不少毀於戰火，或因書主“勢不能不售書過活”紛紛出售而大量流入市肆到親日或親美(哈佛燕京)書買手上。這時敵偽華北交通公司、梁鴻志、陳群等人，以及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日本三井會社等都搶著搜購，志在必得。鄭振鐸〈求書日錄〉說：「我和當時留滬的關心文獻的人士，像張菊生、張詠霓、何柏丞、張鳳舉諸先生，商談了好幾次，我們對於這個『搶救』的工作，都覺得必須立刻要做！我們乾脆地不忍見古籍為敵偽所得，或大量的『出口』；我們聯名打了幾個電報到重慶。我們要以政府的力量來阻止這個趨勢，要以國家的力量來『搶救』民族的文獻。」 根據蔣復璁著《珍帚齋文集》"滬上有識之士乃聯名函電陪都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請迅予設法搶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朱家驊先生以機不可失，力主收購，並主張動用該會補助國立中央圖書館南京建館經費而尚留存之法幣壹百數十萬元，以充購書經費。教部代理部務之顧毓琇次長亦極贊成，陳立夫部長欣然同意，且表示在經費方面，願全力支持。以避敵偽耳目 " 當年鄭振鐸、張壽鏞、何炳松、張元濟、張鳳舉五人在上海秘密籌組“文獻保存同志會” 秘密展開整套書藏蒐購善本古籍。 同志會的搶救工作是從一九四〇年二月開始，“近在蘇杭，遠至北平”, 侄一九四一年結束. 具體時間文檔資料不一致. 但是從1940年4月至1941年6月，鄭振鐸共有九次工作報告發給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 文獻保存同志會最重要的啟發人無疑是鄭振鐸,其他幾位即供個人之轉長... 如張鳳舉鑑定與採訪嘉業堂適園藏書樓. 民國政府也非常重視此事, 教育部密令18543號侄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 內容簡述上海情形特殊，托稱「文獻保存同志會」名義收購圖籍，權準照行。部長陳立夫印章.
鄭振鐸小故事：前述之鄭振鐸先生在此次搜購古籍行動中是關鍵人物。在他的《求書目錄》中曾自述其箇中甘苦：「有一個時期，我家裡堆滿了書，連樓梯旁全部堆得滿滿的。我關上了門，一個客人都不見，竟引起不少人的誤會與不滿，但我不能對他們說出理由來。……為了保全這些費盡心力搜羅訪求而來的民族文獻，又有四個年頭，我東躲西避著，離開了家，蟄居在友人們的家裡，慶弔不問，與人幾乎不相往來。我絕早的起來，自己生火，自己燒水燒飯，起初還吃著罐頭食物，後來買不起了，只好自己買菜來燒。在這四年里，我養成了一個人的獨立生活的能力，假如有人問我，你這許多年躲避在上海做了些什麼事，我可以不含糊的回答他說：『為了搶救並保存若干民族的文獻！』」
籌備經費
經費的順利到位，也是極為重要的一環。根據國家圖書館(台北)網點, 大部分款項計分三筆匯出，第一筆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自重慶匯到上海40萬；第二筆分別匯給葉恭綽30萬及王雲五50萬，再由兩位分批由香港匯至上海，其中6萬多因港府下令凍結國幣而未匯出；第三筆70萬則由重慶直接匯給何炳松購買適園藏書。在美、日環伺擬趁機搶購，而北平、上海兩地書肆的推波助瀾，增加搜購古籍的難度與挑戰.
工作報告
鄭振鐸九次工作報告每次有一頁列在 國家圖書館(台北)網點：搶救國家文獻：1940-41中央圖書館搜購古籍檔案展. (見本文參考資料).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1號工作報告書》 說明自二月初以來，購進各書情形，包括購進劉氏玉海堂善本七十五種，杭州胡氏書七百八十種、上元宗氏金石書二百二十餘種、張蔥玉所藏松江韓氏舊抄校本書十二種、鐵琴銅劍樓所藏元明刊本及抄校本書廿種等。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2號工作報告書》 提及北平某方曾以四十萬購李木齋書，又以六十萬購某氏書，皆以成交。南方所藏，實萬不能再行失去矣。又聞美國哈佛曾以美金六萬金，囑託燕京代購古書，此亦一勁敵也。將來若研究本國古代文化而須赴國外留學，實我民族百世難滌之恥也。政府在抗建時期，百廢俱舉，於此古文化之精華，必亦萬分著意保全。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3號工作報告書》 提及我輩有一私願，頗想多收四庫存目，及未收諸書。於四庫所已收者，則凡足以發館臣刪改塗抹之覆者，亦均擬收取之。為避免引人注意，每書之首頁，均蓋朱文「希古右文」四字章，末頁則蓋白文「不薄今人愛古人」一章。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4號工作報告書》 提及因近來通信頗感困難。以後通信，擬全用「商業」信札口氣。敝處即作為商店，「萬」字擬代以「百」元（百字旁加圈），「千元」則代以「十」字，餘類推，以免他人注意。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5號工作報告書》 提及我輩心目中，仍以能獲得劉張二「藏」為鵠的。劉張二目，經逐日翻檢，愈覺其美備。張氏之書，在「版本」上講，實瞿楊之同流也，無數重要之宋元本及舊抄本，若以今日市價核計之，其價總須在十萬左右。若零星購取，恐尤不止此數。萬不能任其零星散失或外流。至劉氏書，則其精華全在明刊本，史籍尤多罕見之孤本，其中清儒手稿，亦多未刊者。實亦不能以市價衡之。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6號工作報告書》 提及近來與徐森森玉商榷決定：購置目標，應以：(一)孤本，(二)未刊稿本，(三)極見罕本，(四)禁毀書，(五)四庫存目及未收書為限。其他普通之宋元刊本，及習見易得之明刊本，均當棄之不願。而對於「史料」書，則尤當著意搜羅，俾成大觀。總之，以節省資力為主；以精為貴，不以多為貴；以質為重，不以量為重。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7號工作報告書》 提及目前所購之書，多半從本地各肆及各藏家直接購取，故代價均尚平平。然默察一般市況，書價日趨上漲。今歲之價，較之去歲，已大不同；明日之價，較之今日，恐又將有異。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8號工作報告書》 報告關於嘉業堂藏書收購經過及其特色。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9號工作報告書》 提及零星購置，業已停止。對於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復電錶示，擬欲全購瞿、楊、潘、張、劉諸家，欽佩無已！
嘉業堂購書
同志會成員與該藏書樓之周旋展出蒐購複雜性。劉氏嘉業堂書12,400部，16萬多冊，其珍貴尤在明代史料之豐富完整，單以明刊本而言，即有1,900多部，均占全部藏書六分之一。最先是1940年5、6月間傳出劉氏有出售之意，但索價高至80萬元，8月間忽有日人委由書商出面洽購，劉氏雖尚深明大義，但應付極為困難，日人甚至還價至60萬，大有非得不可之勢，同志會諸人只有與劉氏懇商一兩全之計，如日方必欲購買，即將全部藏書析為三份，上品售歸國家，下品應付日本人，中品則向重慶方面請求經費續購，至1940年年底劉氏書目印出後，又多一些競爭者，書賈蠢蠢欲動，美方也想染指，幸而此時行政院增撥60萬購書費，與劉氏經過一番討價還價，至1940年4月終於大功告成，以25萬元選取明刊1,200多部，抄校本36部。 同志會竟得最精之書部.（見蘇精〈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一文）
購書成果,
數量
江南著名藏書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等私藏珍本大都被購得收歸中央圖書館。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事爆發,搜購古書的行動不得不停止。雖然只有短短不到兩年時聞，卻適時購得善本4864部，48,000多冊。
購書數量說法不一侄。蔣復璁“文集”所載只有兩筆資料，同時所說的兩組數字相差太大，，一說「一共收購了四、五萬冊」，一說「購獲之舊籍不下十餘萬冊，半屬善本」。提及此事，說法也不一致。如蘇精〈抗戰時期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乙文說：「單是甲乙兩類的善本古籍就有四千八百六十四部，共是四萬八千多冊，普通本線裝書更多，有一萬一千多部」. 張鳳舉日記提"計萬八千多部二十五萬五千冊本". 台北國家圖書館最近(2012/11/30)發表"後共採訪獲得40餘萬冊善本古籍。其中有關版本之鑑定與古籍採訪，多由擅長鑑定的張鳳舉確認。雖然只有短短差不多兩年時聞，央圖卻適時購得古籍4,864部，合計48,000多冊，實可稱豐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間最大規模的搶救文化資產秘密行動。... "
香港
同志會」所蒐集的善本古籍計130箱運至香港為中轉站或暫存地. 不幸日本對英國宣戰後，遭日軍大肆劫掠，後轉存東京文部省上野帝國圖書館內。
從日本追回古籍
1945年日戰勝利, 民國政府召集上海愚園路會議 關於古籍文物從日本追回歸國。 1946年三月教育部派張鳳舉為駐日本代表. 1946四月一日駐日代表團初達東京. 張鳳舉為教育部團員. 當時朱家驊任部長蔣復璁館長(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1940-41年張先生居上海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員早期參與收購該藏書, 並且精通日英語便於東京盟國會議與美日官員直接交涉不需要翻譯員; 也認識日古籍人物如長澤規矩也田中長子. 至東京次日與美軍首談歸還日軍自香港掠來中央圖書館善本百三十箱書與其他文物事. 很快取得駐日美軍總部的支持 四月八日帝國圖書館地下室目睹該善本書績. 十日左右與美軍下令日方 六月一日什三萬五千餘冊歸還代表團處. 後陸續運回滬納入中央圖書館. 這批古籍繞個戲劇性的大圈子計六年後終於歸回到中央圖書館. 張鳳舉有私人日記細述這段歷史. (見參考資料... 該日記存於台北國家圖書館未見載於其他史文，因此罕為人知.)
台北國家圖書館
其前身是原來中央圖書館. 文獻保存同志會搜購之善本古籍現在該館特藏書庫, 成為其核心古籍書藏 至今是世界領先的中華古籍藏書. "國家圖書館典藏古籍相當豐富，在善本方面，收藏約一萬二千三百餘部，近十二萬六千冊" 其中包含 敦煌寫卷,宋本、金本、元本、明本、鈔本、稿本,校本,等等.
前盧錦堂特藏主任提: 「遺編萬卷不尋常、狼煙起處偷搜藏、同志有心齊戮力、指掌滿溢是書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