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文明的海洋史觀
- 譯者：劉軍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2144419
- 作者：川勝平太
-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 頁數：211頁
- 開本：32
- 品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文明的海洋史觀》是日本學術界關於海洋學的重要作品，《文明的海洋史觀》的學術觀點較新穎，當年在日本出版後在學術界引起一定反響。國內學界也有關注，有一定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作者:（日）川勝平太 劉軍等
圖書目錄
序 尋求新的歷史影像
起之章 “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
一、森□通夫的“鎖國”解釋批判
二、亞洲物產的國際流通與鎖國
三、日本的鎖國、開國和近代世界體系
承之章 論歷史觀
一、唯物史觀
Ⅰ達爾文與馬克思
Ⅱ超越“達爾文、馬克思”範式
二、生態史觀
Ⅰ戰後京都學派
Ⅱ支配近代日本的世界觀——唯物史觀
Ⅲ存在與空間——京都學派的認識論
Ⅳ今西學派的世界
Ⅴ結語
轉之章 文明的海洋史觀
一、海洋史觀
Ⅰ海洋史觀之發軔
Ⅱ由陸地史觀到海洋史觀
Ⅲ從海洋透視“大冢史學”
Ⅳ從海洋透視梅棹的“生態史觀”
Ⅴ海洋史觀的社會變遷論
二、歐洲史的海洋史觀範式
Ⅰ古代史界定——歷史的誕生
Ⅱ中世紀的界定
Ⅲ近代史的界定
三、日本史的海洋史觀範式
Ⅰ第一次浪潮——“日本”的誕生
Ⅱ第二次浪潮——經濟社會的誕生
四、海洋亞洲的浪潮——挑戰與回應
Ⅰ生產革命與脫亞
Ⅱ近代誕生於海洋亞洲
結之章 21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
一、太平洋時代
Ⅰ超越“東西文明之和諧”
Ⅱ海洋所展現的全新的歷史鏡像
二、21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
Ⅰ新的全國綜合開發計畫書視野中的危機
Ⅱ岩倉使團的疏忽
Ⅲ令英國人感慨萬千的日本鄉景
Ⅳ“園林都市國家”原型
Ⅴ近代經濟發展的兩條道路
Ⅵ被隱藏的近代思想
Ⅶ為何要建設“花園島”？
Ⅷ值得誇耀於世的“花園島”
跋 尋求新的生存方式
譯後記
起之章 “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
一、森□通夫的“鎖國”解釋批判
二、亞洲物產的國際流通與鎖國
三、日本的鎖國、開國和近代世界體系
承之章 論歷史觀
一、唯物史觀
Ⅰ達爾文與馬克思
Ⅱ超越“達爾文、馬克思”範式
二、生態史觀
Ⅰ戰後京都學派
Ⅱ支配近代日本的世界觀——唯物史觀
Ⅲ存在與空間——京都學派的認識論
Ⅳ今西學派的世界
Ⅴ結語
轉之章 文明的海洋史觀
一、海洋史觀
Ⅰ海洋史觀之發軔
Ⅱ由陸地史觀到海洋史觀
Ⅲ從海洋透視“大冢史學”
Ⅳ從海洋透視梅棹的“生態史觀”
Ⅴ海洋史觀的社會變遷論
二、歐洲史的海洋史觀範式
Ⅰ古代史界定——歷史的誕生
Ⅱ中世紀的界定
Ⅲ近代史的界定
三、日本史的海洋史觀範式
Ⅰ第一次浪潮——“日本”的誕生
Ⅱ第二次浪潮——經濟社會的誕生
四、海洋亞洲的浪潮——挑戰與回應
Ⅰ生產革命與脫亞
Ⅱ近代誕生於海洋亞洲
結之章 21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
一、太平洋時代
Ⅰ超越“東西文明之和諧”
Ⅱ海洋所展現的全新的歷史鏡像
二、21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
Ⅰ新的全國綜合開發計畫書視野中的危機
Ⅱ岩倉使團的疏忽
Ⅲ令英國人感慨萬千的日本鄉景
Ⅳ“園林都市國家”原型
Ⅴ近代經濟發展的兩條道路
Ⅵ被隱藏的近代思想
Ⅶ為何要建設“花園島”？
Ⅷ值得誇耀於世的“花園島”
跋 尋求新的生存方式
譯後記
後記
《文明的海洋史觀》一書的翻譯，其契機可以追溯到兩年前(2009年11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嚴紹□教授在海洋大學的學術演講。在演講中，嚴先生以“中華文化與東亞文明共同體”為題，比較系統地揭示了東亞文化與文學的歷史聯繫和各自的民族特徵，闡明了構成各種聯繫的文化的內在運行機制。在談到近年來日本部分學者試圖淡化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時，嚴先生提到了川勝平太及他的這本《文明的海洋史觀》，當然，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川勝的大名。
能夠進入嚴先生研究視野的日本學者一定不是等閒之輩，這引起了我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便特意請在日本的中國朋友代為購買了包括本書在內的日文版的川勝著作，抽空進行了詳細閱讀。後又通過網路，了解了作者及本書的相關情況。川勝平太生於1948年，是日本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家。現為日本靜岡縣知事(第53代)、日本財團法人世界綠茶協會會長(第3代)、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麗澤大學比較文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歷任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財團法人綜合研究開發機構理事、靜岡文化藝術大學校長(第2代)、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學校法人、理事畏(第2代)。
《文明的海洋史觀》一書，1997年由日本中央公論社作為中公叢書出版發行，雖然距今已有十多年，但作者提出的“文明的海洋史觀”，至今仍然被日本和中國學界的學者引用，可見其影響力之大。
《文明的海洋史觀》的中心論題是，近代始於亞洲的海洋。準確地說，作為對於來自海洋亞洲衝擊的反應，在日本和歐洲，產生了新的文明。“海洋史觀”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梅棹忠夫的生態史觀為基礎，吸收了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mand Braudel)“連續性對外貿易帶來的產品變化會引起社會的變化”的歷史觀。在作者看來，以14世紀世界經濟危機為契機，歐洲和日本都從海洋亞洲進口了大量的物產，為此外流了很多貴金屬，引起了15～16世紀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變化。作者專門以棉織物為例加以說明。他說，過去穿著厚重毛織物的歐洲人，自從印度進口木棉開始，迷戀於輕薄漂亮的棉織物，產生了極大的消費需求。因此，英國在新大陸栽培適合製作輕薄棉布的長纖維棉花，並開發以此為原料的棉紗紡織機，實現了資本集約型的生產革命，並使勞動生產率最大化。隨著從印度的棉布進口量的減少，不但消除了貿易赤字，而且開始向全世界出口機制棉織物。就是說，為了防止貴金屬外流，形成了印度洋貿易圈與歐洲版的環大西洋貿易圈，構築了自給體制。而日本，則大規模縮小貿易，構築了國內自給自足的“鎖國”體制。長期以來，棉花只在熱帶印度進行栽培，後來開發了在溫帶植培的適合製作厚棉布的短纖維品種，14～16世紀，逐漸移植至中國、朝鮮和日本。特別是在日本，作為一種可以兌換成貨幣的作物，棉花栽培得以迅速普及。近代江戶社會的“鎖國”體制，通過日本著名學者速水融所命名的勞動密集型生產革命的“勤勉革命”，形成了土地生產率世界第一的經濟社會，擺脫了對於海洋亞洲物產的依賴，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具有和近代世界體系相同的文明史意義。
本書發展了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態史觀》中所描繪的文明示意圖，將圍繞歐亞大陸成為貿易舞台的海洋納入其中，向人們展示了更加接近現實世界的文明示意圖，此圖對於理解海洋史觀具有重要作用。雖然作者過分強調海洋亞洲地域的物產對於世界史的貢獻，對於日本也過分強調它的歷史及地理的特殊性，但是，總體而言，整體結構採用“起、承、轉、結”的形式，具有很強的可讀性。把經濟史領域的專門知識寫得簡明易懂。如將歷史上的中國分為“大陸中國”和“海洋中國”兩個部分。“大陸中國”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是以冊封體制、自給自足為原則的中華帝國；“海洋中國”是南方的經濟中心，由善於從事貿易的華僑構成其主體。而“海洋中國”以東南亞物產為媒介，形成了新的物產複合(如印染、藍染棉布)，這些都對日本造成了經濟壓力，從而引起了日本社會的“勤勉革命”。書中其他涉及中國的內容，也有不少頗具卓見。這些觀點，對於國內從事中國(日本)海洋文化研究的人來說，可以提供很好的參考價值。
如上所述；川勝的海洋史觀，試圖超越達爾文生物史觀及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範式，對梅棹忠夫的生態史觀、大冢史學及今西錦司人類學進行了揚棄，明確指出了他們缺乏從海洋透視人類及各種生物的弊端。在“轉之章”中，從“海洋史觀之發軔”、“由陸地史觀到海洋史觀”、“海洋史觀的社會變遷論”、“歐洲史的海洋史觀範式”、“日本史的海洋史觀範式”、“海洋亞洲的浪潮”等方面，詳盡地論述了海洋史觀之於日本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在“結之章：21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中，作者指出21世紀是“太平洋時代”，展望了海洋所展現的新的歷史鏡像，描繪了將日本建設成為“花園島”的美好藍圖。
本書發表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眾所周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日本經濟衰退期，被稱為“失去的十年”。日本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了持續十年的低迷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日本經濟低迷是綜合性、體制性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政府為遏制經濟衰退，採取了一系列巨觀經濟政策，但收效甚微。而在本書中，作者將日本式資本主義經濟視為未來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論斷，與日本目前的現狀相比，與事實有著明顯差異。用發展的觀點看，作者的某些看法的確已經過時。但是，本著學術自由的立場，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作為譯者，我們儘量保持作者在書中所展現的日本“文明之海洋史觀”原貌，讓中國讀者真實地了解作者對於日本海洋史觀的思考。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正在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然而，與日本在歷史上以武力與殖民侵略為手段發展海洋經濟、成為海洋大國的發展路徑不同，中國走的是一條和平發展海洋文明的道路。在中國全面發展海洋經濟，建立海洋文明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借鑑諸如日本這樣的海洋大國的發展經驗。另外，作為海洋大學三大學科發展支柱的海洋、食品、水產，有許多涉海研究項目。而作為海洋大學最年輕的學院——外國語學院，如何將自己的發展與海洋大學的主流學科進行有機地結合，關係到外國語學院在海洋大學未來總體發展中如何進行自我定位這一根本問題。日語系作為外國語學院歷史最悠久的外語學科之一，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每個老師都精通日語，對於日本文化有比較深入的了解，這也為我們介紹翻譯日本海洋文化提供了某種可能。雖然目前我們還不能拿出像樣的日本海洋文化研究成果，但是，我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做一些翻譯介紹工作。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文明的海洋史觀》譯著，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我們日語系全體老師為了適應海洋大學發展戰略所進行的初步嘗試。如果這部譯著，能夠為中國海洋文明建設提供些微的借鑑，為海洋大學的海洋學科建設提供有益的參考，作為譯者，我們將倍感榮幸。我們也希望以此為契機，在海洋大學實施“十二五”發展規劃期間，為海洋大學主流學科的發展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
有關本書翻譯的技術性問題，有必要加以說明。作者川勝平太是研究經濟史領域的專家，書中有很多涉及此方面的內容。所謂隔行如隔山，作為譯者，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很準確地譯出了原文所要表達的意義。如果譯文中存在我們並不知曉的“硬傷”，還請內行的專家及讀者予以指正。另外，書中引用中國古代經典如《大學》《舊唐書》中的內容，我們皆用中文原文；對於日文舊文體的翻譯，也用文言翻譯，以求風格上的一致；英文人名，無法找到對應的中文譯名者，則採用英文原文，以便讀者查找。
本書的翻譯出版，可謂集體智慧與力量的結晶。“序”、“起之章：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承之章：論歷史觀”(部分)以及“跋：尋求新的生存方式”，由本人承擔；“承之章”之“生態史觀”至本章結尾，由黃愛民老師翻譯；“轉之章：文明的海洋史觀”由張秀梅老師翻譯；“結之章：21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由張麗梅老師翻譯。全書的修改及統稿工作由本人承擔。
最後，本譯著得以作為上海海洋大學百年校慶的獻禮之作，我們要特別感謝上海海洋大學以及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以齊亞麗院長為首的學術團隊為本書出版提供的資金支持，還要感謝為本書出版付出辛勤勞動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相關人員。
劉軍
2012年4月5日
能夠進入嚴先生研究視野的日本學者一定不是等閒之輩，這引起了我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便特意請在日本的中國朋友代為購買了包括本書在內的日文版的川勝著作，抽空進行了詳細閱讀。後又通過網路，了解了作者及本書的相關情況。川勝平太生於1948年，是日本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家。現為日本靜岡縣知事(第53代)、日本財團法人世界綠茶協會會長(第3代)、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麗澤大學比較文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歷任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財團法人綜合研究開發機構理事、靜岡文化藝術大學校長(第2代)、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學校法人、理事畏(第2代)。
《文明的海洋史觀》一書，1997年由日本中央公論社作為中公叢書出版發行，雖然距今已有十多年，但作者提出的“文明的海洋史觀”，至今仍然被日本和中國學界的學者引用，可見其影響力之大。
《文明的海洋史觀》的中心論題是，近代始於亞洲的海洋。準確地說，作為對於來自海洋亞洲衝擊的反應，在日本和歐洲，產生了新的文明。“海洋史觀”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梅棹忠夫的生態史觀為基礎，吸收了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Femand Braudel)“連續性對外貿易帶來的產品變化會引起社會的變化”的歷史觀。在作者看來，以14世紀世界經濟危機為契機，歐洲和日本都從海洋亞洲進口了大量的物產，為此外流了很多貴金屬，引起了15～16世紀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變化。作者專門以棉織物為例加以說明。他說，過去穿著厚重毛織物的歐洲人，自從印度進口木棉開始，迷戀於輕薄漂亮的棉織物，產生了極大的消費需求。因此，英國在新大陸栽培適合製作輕薄棉布的長纖維棉花，並開發以此為原料的棉紗紡織機，實現了資本集約型的生產革命，並使勞動生產率最大化。隨著從印度的棉布進口量的減少，不但消除了貿易赤字，而且開始向全世界出口機制棉織物。就是說，為了防止貴金屬外流，形成了印度洋貿易圈與歐洲版的環大西洋貿易圈，構築了自給體制。而日本，則大規模縮小貿易，構築了國內自給自足的“鎖國”體制。長期以來，棉花只在熱帶印度進行栽培，後來開發了在溫帶植培的適合製作厚棉布的短纖維品種，14～16世紀，逐漸移植至中國、朝鮮和日本。特別是在日本，作為一種可以兌換成貨幣的作物，棉花栽培得以迅速普及。近代江戶社會的“鎖國”體制，通過日本著名學者速水融所命名的勞動密集型生產革命的“勤勉革命”，形成了土地生產率世界第一的經濟社會，擺脫了對於海洋亞洲物產的依賴，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具有和近代世界體系相同的文明史意義。
本書發展了梅棹忠夫的《文明的生態史觀》中所描繪的文明示意圖，將圍繞歐亞大陸成為貿易舞台的海洋納入其中，向人們展示了更加接近現實世界的文明示意圖，此圖對於理解海洋史觀具有重要作用。雖然作者過分強調海洋亞洲地域的物產對於世界史的貢獻，對於日本也過分強調它的歷史及地理的特殊性，但是，總體而言，整體結構採用“起、承、轉、結”的形式，具有很強的可讀性。把經濟史領域的專門知識寫得簡明易懂。如將歷史上的中國分為“大陸中國”和“海洋中國”兩個部分。“大陸中國”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是以冊封體制、自給自足為原則的中華帝國；“海洋中國”是南方的經濟中心，由善於從事貿易的華僑構成其主體。而“海洋中國”以東南亞物產為媒介，形成了新的物產複合(如印染、藍染棉布)，這些都對日本造成了經濟壓力，從而引起了日本社會的“勤勉革命”。書中其他涉及中國的內容，也有不少頗具卓見。這些觀點，對於國內從事中國(日本)海洋文化研究的人來說，可以提供很好的參考價值。
如上所述；川勝的海洋史觀，試圖超越達爾文生物史觀及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範式，對梅棹忠夫的生態史觀、大冢史學及今西錦司人類學進行了揚棄，明確指出了他們缺乏從海洋透視人類及各種生物的弊端。在“轉之章”中，從“海洋史觀之發軔”、“由陸地史觀到海洋史觀”、“海洋史觀的社會變遷論”、“歐洲史的海洋史觀範式”、“日本史的海洋史觀範式”、“海洋亞洲的浪潮”等方面，詳盡地論述了海洋史觀之於日本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在“結之章：21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中，作者指出21世紀是“太平洋時代”，展望了海洋所展現的新的歷史鏡像，描繪了將日本建設成為“花園島”的美好藍圖。
本書發表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眾所周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日本經濟衰退期，被稱為“失去的十年”。日本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了持續十年的低迷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日本經濟低迷是綜合性、體制性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政府為遏制經濟衰退，採取了一系列巨觀經濟政策，但收效甚微。而在本書中，作者將日本式資本主義經濟視為未來資本主義發展方向的論斷，與日本目前的現狀相比，與事實有著明顯差異。用發展的觀點看，作者的某些看法的確已經過時。但是，本著學術自由的立場，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作為譯者，我們儘量保持作者在書中所展現的日本“文明之海洋史觀”原貌，讓中國讀者真實地了解作者對於日本海洋史觀的思考。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正在大力發展海洋經濟。然而，與日本在歷史上以武力與殖民侵略為手段發展海洋經濟、成為海洋大國的發展路徑不同，中國走的是一條和平發展海洋文明的道路。在中國全面發展海洋經濟，建立海洋文明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借鑑諸如日本這樣的海洋大國的發展經驗。另外，作為海洋大學三大學科發展支柱的海洋、食品、水產，有許多涉海研究項目。而作為海洋大學最年輕的學院——外國語學院，如何將自己的發展與海洋大學的主流學科進行有機地結合，關係到外國語學院在海洋大學未來總體發展中如何進行自我定位這一根本問題。日語系作為外國語學院歷史最悠久的外語學科之一，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每個老師都精通日語，對於日本文化有比較深入的了解，這也為我們介紹翻譯日本海洋文化提供了某種可能。雖然目前我們還不能拿出像樣的日本海洋文化研究成果，但是，我們可以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做一些翻譯介紹工作。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文明的海洋史觀》譯著，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我們日語系全體老師為了適應海洋大學發展戰略所進行的初步嘗試。如果這部譯著，能夠為中國海洋文明建設提供些微的借鑑，為海洋大學的海洋學科建設提供有益的參考，作為譯者，我們將倍感榮幸。我們也希望以此為契機，在海洋大學實施“十二五”發展規劃期間，為海洋大學主流學科的發展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
有關本書翻譯的技術性問題，有必要加以說明。作者川勝平太是研究經濟史領域的專家，書中有很多涉及此方面的內容。所謂隔行如隔山，作為譯者，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否很準確地譯出了原文所要表達的意義。如果譯文中存在我們並不知曉的“硬傷”，還請內行的專家及讀者予以指正。另外，書中引用中國古代經典如《大學》《舊唐書》中的內容，我們皆用中文原文；對於日文舊文體的翻譯，也用文言翻譯，以求風格上的一致；英文人名，無法找到對應的中文譯名者，則採用英文原文，以便讀者查找。
本書的翻譯出版，可謂集體智慧與力量的結晶。“序”、“起之章：鎖國與近代世界體系”、“承之章：論歷史觀”(部分)以及“跋：尋求新的生存方式”，由本人承擔；“承之章”之“生態史觀”至本章結尾，由黃愛民老師翻譯；“轉之章：文明的海洋史觀”由張秀梅老師翻譯；“結之章：21世紀日本的國土構想”由張麗梅老師翻譯。全書的修改及統稿工作由本人承擔。
最後，本譯著得以作為上海海洋大學百年校慶的獻禮之作，我們要特別感謝上海海洋大學以及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以齊亞麗院長為首的學術團隊為本書出版提供的資金支持，還要感謝為本書出版付出辛勤勞動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相關人員。
劉軍
2012年4月5日
序言
序 尋求新的歷史影像
近代亞洲自海上誕生。更準確地說，作為對來自海洋亞洲衝擊的一種反應，在日本和歐洲出現了新的文明——這就是貫穿本書的海洋史觀命題。
通常認為，邁向近代社會的過程，就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的過程。例如，上山春平在他的《接受與創造之軌跡》(《日本文明史》第一卷，角川書店1990年)一書中，將人類社會的進程分為自然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三個階段，日本經歷了農業社會之後，在1900年到達了工業社會階段。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歷史觀，似乎沒有反駁的餘地。用這種觀點觀照歷史，就是英國經歷了最初的工業革命。歐美次之，日本在明治時代步其後塵，亞洲其他國家緊隨其後相繼到達了現代化過程。本書將對這種觀點提出挑戰。
歐洲近代社會的出現，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最近在學界將其稱為“近代世界體系”的建立。為何要這樣稱呼呢？歷史上，稱得上“世界體系”的有古代羅馬帝國、中華漢、明、清帝國等，為數眾多。然而，這些都是以政治為中心的世界體系。而歐洲則是以經濟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於是，為了將其與其他世界體系相區別，稱之為“近代世界體系”。這個見解是由美國社會經濟史學家沃勒斯坦提出的。他並不是像過去那樣，將歐洲乃至歐美世界按照國別來劃分，而是試圖將其作為一個整體格局。今天，這種觀點已被普遍地接受。他將近代世界體系分為“在漫長的16世紀(1450—1640年前後)，圍繞大西洋區域所形成的體系，以西歐為中心。而其他區域則處在這個區域的周邊或半周邊，形成了三層結構的格局。”(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
因此。讓我們將目光聚焦到1450—1640年。近代世界體系的建立期，相當於日本近世江戶社會的建立期。正如內藤湖南在《日本古代文化史研究》(講談社學術文庫1976年)一語道破所指出的那樣：“一般來說，了解今日之日本，研究日本歷史，幾乎沒有必要研究日本古代史。只要了解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就足矣。此前所發生的事情，我只感覺到與外國歷史沒有什麼兩樣。而應仁之亂之後的歷史，才是真正直接接觸到我們的身體骨肉的歷史。可以說，了解了這一段歷史，也就真正地了解日本歷史。”1450—1640年，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我們暫且將歐洲和日本的這一划時代時期稱作近代成立期。順便說一下關於近世和近代的區別。1800年前後，西歐經歷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大轉折。政治上有法國革命，經濟上有英國工業革命，文化上出現了德國古典派。以此為契機，西歐進入了名副其實的近代社會。因此。近世是指漫長的16世紀至1800年前後的時期。
進入近世的歐洲，同時也邁入了一個大航海時代。與此同時，日本人也紛紛去海外尋求發展。他們活躍的舞台是亞洲的海洋。日本人將其稱為天竺、南蠻，而歐洲人將其稱作東印度。在近世成立期，兩者共同擁有了海洋亞洲這一時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與海洋亞洲的關係酷似歐洲與海洋亞洲的關係。兩者都是輸出金、銀、銅等貨幣原材料，從海洋亞洲輸入東亞物產。眾所周知，歐洲人從中南美獲得了大量的貴金屬。在近世成立期，日本的礦山開發很先進，擁有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金山、銀山。日本以此為購買力，從東亞各文明國家輸入了大量物產。
其後果是，無論日本還是歐洲，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正如內藤湖南所言，此後的日本與此前的日本相比，好像是外國一樣，發生了巨大變化。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關於歐洲物質生活發生的巨大變革，費爾南德·布羅代爾在他的大作《物質文明·經濟·資本主義(15—18世紀)》全三卷(村上光彥、山本淳一譯，MISUZU書房1985—1995年)中，以他優美的筆觸進行了描寫。他認為，江戶社會和近代世界體系，在同一時期平行建立起來。此觀點與我以下立論相關聯。這裡，我要強調的是，從世界史看，近世社會的建立有三條路徑。
日本人和歐洲人在近世成立期，經歷了相同時空。然而，讓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此後的歷史進程中，兩者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日本人將活動的舞台封閉在國內，而歐洲人卻將活動舞台擴大到了全世界。一方是向內志向，而另一方則是向外志向。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相反的差異呢？我認為，這是解開江戶社會之謎的關鍵所在。首先讓我們看一下兩者的共通性。
第一，從舊的亞洲文明看，在中世紀末之前，兩者都是地處邊緣的不發達地區，從中心文明輸入文化，有巨大的貿易赤字。對於舊亞洲文明圈的貿易赤字，整個18世紀都沒有消除。
第二，兩者都是在19世紀消除了貿易赤字，實現了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在歐洲，形成了聯結歐洲、非洲和美洲三角貿易，被稱為大西洋經濟圈的海洋自給圈。而在日本，則形成了名副其實的國內陸地自給圈。
第三，為了消除貿易赤字，兩者均完成了生產革命。在歐洲稱為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在日本，速水融將其稱作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工業革命是資本集約：勞動節約型的生產革命。它使歐洲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世界第一的水準。而勤勉革命是資本節約、勞動集約型的生產革命，它將日本的土地生產率提高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通過這兩種生產革命，在歐亞大陸兩端，誕生了人類史上最初的生產志向型經濟社會。
第四，從依賴於舊亞洲文明圈供給物產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脫離了亞洲文明圈，實現了自立，誕生了新的文明，可將其稱作“脫亞”文明。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
第一，歐洲購買力的供給地在大海彼岸的美洲大陸，而日本則在國內。歐洲將大海彼岸人口相對稀少的廣闊區域作為其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土地狹窄人口眾多。土地、勞動、資本構成經濟生產三要素。日本在與亞洲發生關係時的土地和勞動結構，與歐洲形成了對照。
第二，在工業革命過程中，歐洲因為人口稀少，採用資本集約的方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歐洲經濟發展就意味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馬克思稱其為勞動生產力。生產力和生產率，英語寫作“productivity”，意思完全相同。它給人們帶來了這樣的信念：那就是，勞動生產力(生產率)的提高可以引起社會變革。與此相對應，日本則是完全謀求資本的節約。速水融曾就日本近世濃尾地區牛馬數量的銳減作過報告(《近世濃尾地區的人口、經濟、社會》，創文社1992年)。因為人們將為牛馬提供飼料的牧場改造成了農田。而且，大量投入勞動力以提高土地生產率，使日本的土地生產率在幕府末期達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歐洲實現了勞動生產力的革命，而日本則實現了土地生產力的革命。
第三，兩者都脫離了亞洲，即實現了脫亞。然而，兩者所面對的亞洲卻不同。歐洲實現自立的對手，是環印度洋的亞洲，這裡曾經是伊斯蘭教擴張的亞洲。而日本則從環中國海的亞洲實現了自立，這裡曾是中國的勢力範圍。近代世界體系從自立於環印度洋的伊斯蘭文明圈開始，而近世江戶社會則是從自立於環中國海的中國文明圈開始的。
……
從宇宙太空返回地球的毛利衛，曾說過連小學生也很容易明白的話。他說：“從宇宙太空看，地球不過是一顆小行星。”首先，讓我們發揮氣沖雲霄的闊大想像力，具有將地球視為狹小且有限空間的世界觀，用有限鎖國世界的視野去類推地球。事實上，地球在能源收支上，對於宇宙是開放的。然而，在物質上，卻完全沒有收入與支出。相對於外部環境而言，它是一片非常孤立的沒有物質收支的空間。這種有限的生活世界，我們在近世江戶社會中曾一度體驗過。
我們已經不再期待會有無限的開拓地。人類已經認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有限世界。今天，軍事立國已經不再適合時代潮流，被視作主權之一的交戰權必將越來越受到限制。如果借用正→反→合辯證法，我認為，江戶鎖國時代為“正”，進入明治時期的近代世界體系為“反”，那么，現在的時代，已經進入了以否定後者為媒介、將兩者辯證揚棄的“合”的時代。近代世界體系的否定性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這種體系生髮出來的問題已經擴大到全球範圍。
過去的世界觀常常認為，這個世界是無限擴大的空間。我們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認識。人類在地球上肆意擴散，在空白地圖上探險的時代業已終結。地球只不過是一顆有限的行星。當我們用鎖國類推地球時，就會產生鎖國時代的智慧。二百七十年鎖國時代的生活經驗，結出了豐碩果實，讓來自另一個實現了脫亞並建立起近代文明國家的旅人，發出“伊甸園”和“桃花源”的感慨，聽來讓人有溫故知新之感，也讓我們燃起了新的希望。
以下正文中的“起之章”，重錄了作為國際交流基金創立十周年紀念論文刊登在《國際交流》(34號，1984年)上的《國際交流和日本——從經濟史角度》一文。當時，撰寫這篇小文章時，我感到非常不安，擔心它能否被日本知識界接受。最後，我還是下決心將文章寫出。我對於一直以來的“封閉式”歷史劃分，即將世界歷史豎切為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的歷史理解法，有一種難以抹去的不適應感。在進行認真反省之基礎上，我嘗試著去描繪一幅涵蓋以上三者的新的“散開式”歷史圖像(收入本書時有若干刪減)。
接下來的思考，皆源自這篇論文。在“承之章”中，我對日本人的歷史觀進行了批判性考察，對支配戰後日本人如何看世界的兩種歷史觀(東京大學學院派唯物史觀和戰後京都學派生態史觀)提出質疑，指出其陸地構想的局限性。在“轉之章”第一節中，提出了從海洋看待歷史進程的新的海洋史觀。本書所提出的海洋史觀，並非僅僅作為陸地史觀的反義詞。眾所周知，地球表面70%被海水所覆蓋，地球就是“水行星”。因為有了水，它才成了孕育生命的不可替代的行星。從占地球大半以上的海水看來，陸地不過是一個島嶼。各個大陸不過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大島而已。這個世界，是由地球這個水行星及漂浮在海面上的大小不一的各個島嶼所組成的“多島海洋世界”。海洋史觀就是以地球視野展望人類文明興衰的歷史觀。在“轉之章”第二、三、四節中，論述了從海洋史觀觀察到的歷史鏡像，考察了日本文明在世界史中所占的地位。在“結之章”中，從位於太平洋上的“飄浮在豐饒的半月弧形島嶼上的‘花園島”’中去尋求這個國家的自我同一性。日本國土的70%是青翠欲滴的深山幽谷，擁有從北方亞寒帶至南方亞熱帶的廣闊而豐富的生態系統。各地的人們，在他們的生活中，努力地將這種多樣性的自然生態系統作為自己的“家園”來經營，使日本成為一個頗具地方特色的豐富的“花園島”。“花園島”一詞，表達了構成日本的6800個島嶼展現出來的日本人生活景觀的美麗姿態，它匯集了生活在不同文化氛圍中的人們的憧憬，體現了日本文化的最高境界。我將其作為與日本未來密切相關的國土構想，展示在世人面前。
近代亞洲自海上誕生。更準確地說，作為對來自海洋亞洲衝擊的一種反應，在日本和歐洲出現了新的文明——這就是貫穿本書的海洋史觀命題。
通常認為，邁向近代社會的過程，就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發展的過程。例如，上山春平在他的《接受與創造之軌跡》(《日本文明史》第一卷，角川書店1990年)一書中，將人類社會的進程分為自然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三個階段，日本經歷了農業社會之後，在1900年到達了工業社會階段。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歷史觀，似乎沒有反駁的餘地。用這種觀點觀照歷史，就是英國經歷了最初的工業革命。歐美次之，日本在明治時代步其後塵，亞洲其他國家緊隨其後相繼到達了現代化過程。本書將對這種觀點提出挑戰。
歐洲近代社會的出現，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最近在學界將其稱為“近代世界體系”的建立。為何要這樣稱呼呢？歷史上，稱得上“世界體系”的有古代羅馬帝國、中華漢、明、清帝國等，為數眾多。然而，這些都是以政治為中心的世界體系。而歐洲則是以經濟為中心的世界體系。於是，為了將其與其他世界體系相區別，稱之為“近代世界體系”。這個見解是由美國社會經濟史學家沃勒斯坦提出的。他並不是像過去那樣，將歐洲乃至歐美世界按照國別來劃分，而是試圖將其作為一個整體格局。今天，這種觀點已被普遍地接受。他將近代世界體系分為“在漫長的16世紀(1450—1640年前後)，圍繞大西洋區域所形成的體系，以西歐為中心。而其他區域則處在這個區域的周邊或半周邊，形成了三層結構的格局。”(沃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
因此。讓我們將目光聚焦到1450—1640年。近代世界體系的建立期，相當於日本近世江戶社會的建立期。正如內藤湖南在《日本古代文化史研究》(講談社學術文庫1976年)一語道破所指出的那樣：“一般來說，了解今日之日本，研究日本歷史，幾乎沒有必要研究日本古代史。只要了解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就足矣。此前所發生的事情，我只感覺到與外國歷史沒有什麼兩樣。而應仁之亂之後的歷史，才是真正直接接觸到我們的身體骨肉的歷史。可以說，了解了這一段歷史，也就真正地了解日本歷史。”1450—1640年，在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我們暫且將歐洲和日本的這一划時代時期稱作近代成立期。順便說一下關於近世和近代的區別。1800年前後，西歐經歷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大轉折。政治上有法國革命，經濟上有英國工業革命，文化上出現了德國古典派。以此為契機，西歐進入了名副其實的近代社會。因此。近世是指漫長的16世紀至1800年前後的時期。
進入近世的歐洲，同時也邁入了一個大航海時代。與此同時，日本人也紛紛去海外尋求發展。他們活躍的舞台是亞洲的海洋。日本人將其稱為天竺、南蠻，而歐洲人將其稱作東印度。在近世成立期，兩者共同擁有了海洋亞洲這一時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與海洋亞洲的關係酷似歐洲與海洋亞洲的關係。兩者都是輸出金、銀、銅等貨幣原材料，從海洋亞洲輸入東亞物產。眾所周知，歐洲人從中南美獲得了大量的貴金屬。在近世成立期，日本的礦山開發很先進，擁有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金山、銀山。日本以此為購買力，從東亞各文明國家輸入了大量物產。
其後果是，無論日本還是歐洲，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正如內藤湖南所言，此後的日本與此前的日本相比，好像是外國一樣，發生了巨大變化。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關於歐洲物質生活發生的巨大變革，費爾南德·布羅代爾在他的大作《物質文明·經濟·資本主義(15—18世紀)》全三卷(村上光彥、山本淳一譯，MISUZU書房1985—1995年)中，以他優美的筆觸進行了描寫。他認為，江戶社會和近代世界體系，在同一時期平行建立起來。此觀點與我以下立論相關聯。這裡，我要強調的是，從世界史看，近世社會的建立有三條路徑。
日本人和歐洲人在近世成立期，經歷了相同時空。然而，讓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此後的歷史進程中，兩者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日本人將活動的舞台封閉在國內，而歐洲人卻將活動舞台擴大到了全世界。一方是向內志向，而另一方則是向外志向。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相反的差異呢？我認為，這是解開江戶社會之謎的關鍵所在。首先讓我們看一下兩者的共通性。
第一，從舊的亞洲文明看，在中世紀末之前，兩者都是地處邊緣的不發達地區，從中心文明輸入文化，有巨大的貿易赤字。對於舊亞洲文明圈的貿易赤字，整個18世紀都沒有消除。
第二，兩者都是在19世紀消除了貿易赤字，實現了經濟上的自給自足。在歐洲，形成了聯結歐洲、非洲和美洲三角貿易，被稱為大西洋經濟圈的海洋自給圈。而在日本，則形成了名副其實的國內陸地自給圈。
第三，為了消除貿易赤字，兩者均完成了生產革命。在歐洲稱為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在日本，速水融將其稱作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工業革命是資本集約：勞動節約型的生產革命。它使歐洲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世界第一的水準。而勤勉革命是資本節約、勞動集約型的生產革命，它將日本的土地生產率提高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通過這兩種生產革命，在歐亞大陸兩端，誕生了人類史上最初的生產志向型經濟社會。
第四，從依賴於舊亞洲文明圈供給物產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脫離了亞洲文明圈，實現了自立，誕生了新的文明，可將其稱作“脫亞”文明。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它們之間的相異之處。
第一，歐洲購買力的供給地在大海彼岸的美洲大陸，而日本則在國內。歐洲將大海彼岸人口相對稀少的廣闊區域作為其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土地狹窄人口眾多。土地、勞動、資本構成經濟生產三要素。日本在與亞洲發生關係時的土地和勞動結構，與歐洲形成了對照。
第二，在工業革命過程中，歐洲因為人口稀少，採用資本集約的方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歐洲經濟發展就意味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馬克思稱其為勞動生產力。生產力和生產率，英語寫作“productivity”，意思完全相同。它給人們帶來了這樣的信念：那就是，勞動生產力(生產率)的提高可以引起社會變革。與此相對應，日本則是完全謀求資本的節約。速水融曾就日本近世濃尾地區牛馬數量的銳減作過報告(《近世濃尾地區的人口、經濟、社會》，創文社1992年)。因為人們將為牛馬提供飼料的牧場改造成了農田。而且，大量投入勞動力以提高土地生產率，使日本的土地生產率在幕府末期達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歐洲實現了勞動生產力的革命，而日本則實現了土地生產力的革命。
第三，兩者都脫離了亞洲，即實現了脫亞。然而，兩者所面對的亞洲卻不同。歐洲實現自立的對手，是環印度洋的亞洲，這裡曾經是伊斯蘭教擴張的亞洲。而日本則從環中國海的亞洲實現了自立，這裡曾是中國的勢力範圍。近代世界體系從自立於環印度洋的伊斯蘭文明圈開始，而近世江戶社會則是從自立於環中國海的中國文明圈開始的。
……
從宇宙太空返回地球的毛利衛，曾說過連小學生也很容易明白的話。他說：“從宇宙太空看，地球不過是一顆小行星。”首先，讓我們發揮氣沖雲霄的闊大想像力，具有將地球視為狹小且有限空間的世界觀，用有限鎖國世界的視野去類推地球。事實上，地球在能源收支上，對於宇宙是開放的。然而，在物質上，卻完全沒有收入與支出。相對於外部環境而言，它是一片非常孤立的沒有物質收支的空間。這種有限的生活世界，我們在近世江戶社會中曾一度體驗過。
我們已經不再期待會有無限的開拓地。人類已經認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有限世界。今天，軍事立國已經不再適合時代潮流，被視作主權之一的交戰權必將越來越受到限制。如果借用正→反→合辯證法，我認為，江戶鎖國時代為“正”，進入明治時期的近代世界體系為“反”，那么，現在的時代，已經進入了以否定後者為媒介、將兩者辯證揚棄的“合”的時代。近代世界體系的否定性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這種體系生髮出來的問題已經擴大到全球範圍。
過去的世界觀常常認為，這個世界是無限擴大的空間。我們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認識。人類在地球上肆意擴散，在空白地圖上探險的時代業已終結。地球只不過是一顆有限的行星。當我們用鎖國類推地球時，就會產生鎖國時代的智慧。二百七十年鎖國時代的生活經驗，結出了豐碩果實，讓來自另一個實現了脫亞並建立起近代文明國家的旅人，發出“伊甸園”和“桃花源”的感慨，聽來讓人有溫故知新之感，也讓我們燃起了新的希望。
以下正文中的“起之章”，重錄了作為國際交流基金創立十周年紀念論文刊登在《國際交流》(34號，1984年)上的《國際交流和日本——從經濟史角度》一文。當時，撰寫這篇小文章時，我感到非常不安，擔心它能否被日本知識界接受。最後，我還是下決心將文章寫出。我對於一直以來的“封閉式”歷史劃分，即將世界歷史豎切為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的歷史理解法，有一種難以抹去的不適應感。在進行認真反省之基礎上，我嘗試著去描繪一幅涵蓋以上三者的新的“散開式”歷史圖像(收入本書時有若干刪減)。
接下來的思考，皆源自這篇論文。在“承之章”中，我對日本人的歷史觀進行了批判性考察，對支配戰後日本人如何看世界的兩種歷史觀(東京大學學院派唯物史觀和戰後京都學派生態史觀)提出質疑，指出其陸地構想的局限性。在“轉之章”第一節中，提出了從海洋看待歷史進程的新的海洋史觀。本書所提出的海洋史觀，並非僅僅作為陸地史觀的反義詞。眾所周知，地球表面70%被海水所覆蓋，地球就是“水行星”。因為有了水，它才成了孕育生命的不可替代的行星。從占地球大半以上的海水看來，陸地不過是一個島嶼。各個大陸不過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大島而已。這個世界，是由地球這個水行星及漂浮在海面上的大小不一的各個島嶼所組成的“多島海洋世界”。海洋史觀就是以地球視野展望人類文明興衰的歷史觀。在“轉之章”第二、三、四節中，論述了從海洋史觀觀察到的歷史鏡像，考察了日本文明在世界史中所占的地位。在“結之章”中，從位於太平洋上的“飄浮在豐饒的半月弧形島嶼上的‘花園島”’中去尋求這個國家的自我同一性。日本國土的70%是青翠欲滴的深山幽谷，擁有從北方亞寒帶至南方亞熱帶的廣闊而豐富的生態系統。各地的人們，在他們的生活中，努力地將這種多樣性的自然生態系統作為自己的“家園”來經營，使日本成為一個頗具地方特色的豐富的“花園島”。“花園島”一詞，表達了構成日本的6800個島嶼展現出來的日本人生活景觀的美麗姿態，它匯集了生活在不同文化氛圍中的人們的憧憬，體現了日本文化的最高境界。我將其作為與日本未來密切相關的國土構想，展示在世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