拋開概念首創的歷史意義不論，西方學術界更傾向於將文化產業研究的歷史源頭定格在1966年，該年鮑莫爾和波溫出版了文化經濟學研究歷史上第一本專門從事藝術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表演藝術：經濟的兩難境地》（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nmma）。在西方的研究者看來，雖然自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提出文化工業的概念以來，有關文化工業現象的研究不在少數，其中也不缺乏經濟學視角的研究，但是只是到了鮑莫爾和波溫那裡，文化產業研究才被提升到一個能夠經得起考驗的理論假設的高度，這就是“生產力落差”（productivity lag）或“成本病”（cost disease）。西方學者之所以將鮑莫爾和波溫以及他們所創造的範疇置於如此重要的位置，大概源於皮亞傑在《人文科學認識論》關於新興學科的認識：“這些本質上是跨學科性質的新分支的情況，在某種意義上證實了人們所看到的情況，即把一個‘高級’（也就是較複雜的）領域與一個‘低級’領域聯繫起來時，其結果既不是把前者還原為後者，也不是加強了前者的異性質，而是相互的同化。也就是說，後者在以直至那時都未曾發現的屬性豐富自身的同時解釋了前者，這些屬性保證了所尋求的聯繫。”也就是說，“生產力落差”或“成本病”是兩個異質領域“雜交”的結果，而正是這些範疇才能使文化產業在借道經濟學學科成長的同時，能夠實現自身新的目標——成為一個新的分支學科。接下來，文化產業研究作為一種跨學科研究，開始大規模“建構性重新組合的交流”，實現自身作為分支學科新目標。
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文化產業作為分支學科發展的推動力表現出一種群體化的傾向，愈來愈多的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學者從事文化產業的跨學科研究，文化產業研究進入了重要的發展階段。對於這個階段，索斯比有著十分精妙的總結，即所謂的‘四有’時期：有了一個協會（1973年），一份期刊——《文化經濟學刊》（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創刊於1977年），一個國際性會議（1979年）以及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這個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經濟學刊》和其他若干署名“文化經濟學”或者相類似名稱的著作上，這些成果涵蓋了文化經濟學研究的諸多領域——文化產品的定價、文化產品的消費、文化政策、文化產品貿易等，為文化產業研究確立基本的問題域。但是，70年代以至世紀末的研究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作為新興分支學科，文化產業研究還缺乏體系性的建構，這也反映在這個階段所出版的文化經濟學著作多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現，而幾乎沒有專著。其原因正如布勞格（Blaug）在其主編《藝術經濟學文集》的序言中所言，“對於文化經濟學研究而言，尚缺乏足夠的資源來寫一部教材，也許就目前階段而言出版一本論文集是恰當的，也是有益的。”
70年代的這種研究格局一直延續到世紀末，新世紀以來文化產業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似乎文化產業研究經歷了30、40年的長期探索之後，其問題域和學科範式基本確定下來，文化產業研究進入了重要的總結和體系性建構階段。新時期開始的兩年內，文化產業研究領域就出版了兩本重要的、具有明顯體系化特徵的專著，即索斯比的《經濟與文化》以及大衛· 海斯莫汗（David Hesmondhalgh）的《文化產業》。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而言，作為個人專著這兩部著作具有明顯的學科建構傾向，特別是在確立文化經濟研究的經濟學範式方面這兩部著作居功至偉。大衛·海斯莫汗在《文化產業》中專門用一章的篇幅研究文化產業研究的方法問題，其中涉及到經濟學、文化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但是經濟學及其方法無疑是文化產業研究的基本範式，而他藉助經濟學方法揭示出來的文化產業的“未曾發現的屬性”——如高風險性、半公共產品特性等——也為文化產業作為經濟學新分支學科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到了2006年，西方經濟學界正式確立文化經濟學作為經濟學一個新興分支學科的定位，其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在全球知名出版集團愛思唯爾（Elsevier）出版的《經濟學手冊》（Handbooks in Economics）中將文化經濟學收錄其中，並命名為《藝術和文化經濟學分冊》（Handbooks of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Culture），該套叢書是西方經濟學教學和科研必備的參考書。
拋開概念首創的歷史意義不論，西方學術界更傾向於將文化產業研究的歷史源頭定格在1966年，該年鮑莫爾和波溫出版了文化經濟學研究歷史上第一本專門從事藝術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表演藝術：經濟的兩難境地》（Performing arts: the economic dilenmma）。在西方的研究者看來，雖然自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提出文化工業的概念以來，有關文化工業現象的研究不在少數，其中也不缺乏經濟學視角的研究，但是只是到了鮑莫爾和波溫那裡，文化產業研究才被提升到一個能夠經得起考驗的理論假設的高度，這就是“生產力落差”（productivity lag）或“成本病”（cost disease）。西方學者之所以將鮑莫爾和波溫以及他們所創造的範疇置於如此重要的位置，大概源於皮亞傑在《人文科學認識論》關於新興學科的認識：“這些本質上是跨學科性質的新分支的情況，在某種意義上證實了人們所看到的情況，即把一個‘高級’（也就是較複雜的）領域與一個‘低級’領域聯繫起來時，其結果既不是把前者還原為後者，也不是加強了前者的異性質，而是相互的同化。也就是說，後者在以直至那時都未曾發現的屬性豐富自身的同時解釋了前者，這些屬性保證了所尋求的聯繫。”也就是說，“生產力落差”或“成本病”是兩個異質領域“雜交”的結果，而正是這些範疇才能使文化產業在借道經濟學學科成長的同時，能夠實現自身新的目標——成為一個新的分支學科。接下來，文化產業研究作為一種跨學科研究，開始大規模“建構性重新組合的交流”，實現自身作為分支學科新目標。
到了上個世紀70年代，文化產業作為分支學科發展的推動力表現出一種群體化的傾向，愈來愈多的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學者從事文化產業的跨學科研究，文化產業研究進入了重要的發展階段。對於這個階段，索斯比有著十分精妙的總結，即所謂的‘四有’時期：有了一個協會（1973年），一份期刊——《文化經濟學刊》（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創刊於1977年），一個國際性會議（1979年）以及數量可觀的研究成果。這個時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化經濟學刊》和其他若干署名“文化經濟學”或者相類似名稱的著作上，這些成果涵蓋了文化經濟學研究的諸多領域——文化產品的定價、文化產品的消費、文化政策、文化產品貿易等，為文化產業研究確立基本的問題域。但是，70年代以至世紀末的研究存在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作為新興分支學科，文化產業研究還缺乏體系性的建構，這也反映在這個階段所出版的文化經濟學著作多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現，而幾乎沒有專著。其原因正如布勞格（Blaug）在其主編《藝術經濟學文集》的序言中所言，“對於文化經濟學研究而言，尚缺乏足夠的資源來寫一部教材，也許就目前階段而言出版一本論文集是恰當的，也是有益的。”
70年代的這種研究格局一直延續到世紀末，新世紀以來文化產業研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似乎文化產業研究經歷了30、40年的長期探索之後，其問題域和學科範式基本確定下來，文化產業研究進入了重要的總結和體系性建構階段。新時期開始的兩年內，文化產業研究領域就出版了兩本重要的、具有明顯體系化特徵的專著，即索斯比的《經濟與文化》以及大衛· 海斯莫汗（David Hesmondhalgh）的《文化產業》。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而言，作為個人專著這兩部著作具有明顯的學科建構傾向，特別是在確立文化經濟研究的經濟學範式方面這兩部著作居功至偉。大衛·海斯莫汗在《文化產業》中專門用一章的篇幅研究文化產業研究的方法問題，其中涉及到經濟學、文化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但是經濟學及其方法無疑是文化產業研究的基本範式，而他藉助經濟學方法揭示出來的文化產業的“未曾發現的屬性”——如高風險性、半公共產品特性等——也為文化產業作為經濟學新分支學科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到了2006年，西方經濟學界正式確立文化經濟學作為經濟學一個新興分支學科的定位，其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在全球知名出版集團愛思唯爾（Elsevier）出版的《經濟學手冊》（Handbooks in Economics）中將文化經濟學收錄其中，並命名為《藝術和文化經濟學分冊》（Handbooks of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Culture），該套叢書是西方經濟學教學和科研必備的參考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