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共舞（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cooperation）：中國，在強勢反腐與經濟新常態下，政商關係正在走進一個新常態。政商怎樣互動，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一個社會政治、商業文明程度的溫度計。太親密了，“勾肩搭背”，難分彼此，官商勾結是滋生腐敗的溫床，眾所周知，中共十八大以來披露的一系列腐敗案，絕大多數都與這種不正常的政商關係有關。有些幹部過去收錢辦事收習慣了，現在不敢收錢了，該辦的事也不辦了，以致官商（民）太疏遠了，“背對著背”，從政治上說是“為人民服務”沒有到位，從商業上說也是拖慢了效率。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民營企業的發展是靠政策扶持的，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其分寸都掌握在權力部門手裡。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一個重大變化是，過去的發展也許靠政策，但現在要靠制度和法律了。政商關係也必將隨之改變。在舊常態與新常態的過渡中，難免會出現相互調適的狀態，但只有越過這個調適的階段，才能真正走進穩健的政商關係新常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政商共舞
- 外文名：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businessmen cooperation
- 分類：新名詞、社會現象
- 年代：當代
- 地點：中國
社會現象,政策扶持,張馳有度,官商勾結,安全模式,歷史悖論,制度政改,
社會現象
政商怎樣互動，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一個社會政治、商業文明程度的溫度計。太親密了，“勾肩搭背”，難分彼此，官商勾結是滋生腐敗的溫床，眾所周知，十八大以來披露的一系列腐敗案，絕大多數都與這種不正常的政商關係有關。有些幹部過去收錢辦事收習慣了，現在不敢收錢了，該辦的事也不辦了，以致官商（民）太疏遠了，“背對著背”，從政治上說是“為人民服務”沒有到位，從商業上說也是拖慢了效率。
政策扶持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民營企業的發展是靠政策扶持的，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其分寸都掌握在權力部門手裡。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一個重大變化是，過去的發展也許靠政策，但現在要靠制度和法律了。政商關係也必將隨之改變。在舊常態與新常態的過渡中，難免會出現相互調適的狀態，但只有越過這個調適的階段，才能真正走進穩健的政商關係新常態。
張馳有度
早在2013年，習近平主席就曾告誡過各級領導，“官”“商”之間要淡如水，要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可以說這是從“道”的高度給政商關係做出的定位。那么在“術”的層面應該怎么來劃定這些界限呢？我們知道，對領導幹部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是官商勾結產生腐敗的根源，其實庸官懶政何嘗不是因為如此呢？“反腐風暴”針對的是官員的“胡亂作為”，嚴懲權力尋租；治理“庸官懶政”則是針對官員的“不作為”，叫醒裝睡的權力。其本質都是為了規範權力的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指出：我們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增強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既要廉潔，還要高效，才能又好又快發展。“勾肩搭背”、“背靠著背”這兩種扭曲的政商關係，既是廉潔政府的公敵，更與服務型政府格格不入。應該相信，隨著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的落實，再輔之以全方位的監督機制，權力“亂作為”和“不作為”的現象將大大減少，而政商關係在新常態下才能更加健康，如此，權力有邊界，運行更透明，監督有力量，商業有道德，服務型政府的陽光就能在民眾心中得到迴響。
官商勾結
在當今的中國，產業想要做大，不和政府合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企業做小了苟延殘喘，做大了就會攪在政治的風雲漩渦之中，身不由己。在合作的過程中，政府的一些官員會誘導你去做違反市場規則甚至違法的事情。這個時候有政府保你沒關係不用怕，無形中就已經埋下了伏筆。順著我，你好我好。不聽話，想要收拾你很容易。就像是案板上的肉，宰不宰你完全看心情。
當然，也有一些民營企業家，主動向權力獻媚，政商勾結、狼狽為奸。那些表面風光的背後，幾乎都是權力與金錢的合謀。他們只是表面的老闆，權貴才是他們背後真正的老闆。他們已經玷污了企業家的稱號，成為了社會流氓、黑社會集團，背靠權力張牙舞爪，把自己滿身都貼滿了標籤而已。這是這個體製造成的時代“腫瘤”，清除掉大快人心。而絕大多數依靠自己聰明才智取得財富的企業家，儘管致富路途上難免有污點，但那不是他們的錯。他們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和社會的尊重。
安全模式
當下，有人總結了中國超級富豪們的三種“安全”之道：
當然，這些所謂的“安全”之道，也只能是暫時安全而已。沒有健全的法治，沒有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民主體制，沒有獨立人格的企業家，不過是胡雪岩和“厚黑學”的弟子，生得意外，死得突然。
歷史悖論
2015年12月，隨著徐明突然病死獄中，郭廣昌神秘失聯，有關中國民營企業家命運的話題，始終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焦點。有人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不是在獄中，就是在通向監獄的路上。這話說的有點誇張，但是卻引發人們對重建政商關係的思考。
自從“紅頂商人”胡雪岩被人從箱子底兒翻出來熱炒，其所謂的商人成功學就開始備受推崇。“花花驕子人抬人”、“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從商處世哲學，政商不分，政商勾結打成一片，利益輸送，成為了社會上經商處事的潛規則。與權力共舞，讓權力為己所用，這是中國商人的一種傳統慣性選擇。千百年來的官本位社會造就了這種慣性，至今仍然難以擺脫。
“我就是他的尿壺，用的時候拿出來收拾乾淨，不用時一腳踢床底下”。杜月笙的這句至理名言，至今仍然發人深省。與權力共舞，早晚死得很慘。徐明的故事，再次驗證了“心甘情願當夜壺”的下場。
制度政改
當下，中國民營企業家集體走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在一個私人產權缺乏足夠法治保護的社會，充斥著社會貧富分化的霧霾，無論是徐明還是郭廣昌，他們的結局都讓人悲哀。一味地抨擊和道德審判，不過是逃避和迎合。而重組政商關係的關鍵，是重組政治和政權體系。否則，那些站在風口浪尖上的商界精英們，最終有幾個能全身而退？
儘管如今有些幹部“不敢腐敗”，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不幹事”，但仍要認識到，反腐敗是治理庸官懶政的正能量。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對政商關係新常態的形成起到了積極作用。首先，反腐打掉了腐敗存量、遏制了潛在的腐敗增量，從現象上把政商關係往正常軌道拉了。其次，反腐對權力的規範運行以及相關制度法律的建設，也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