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
辭海》:“揭,通楬,標誌也。”秦時,由番禺經
增城、
博羅、
龍川進入嶺東東部,必須翻越幾個山嶂(以鴻圖嶂為代表,鴻圖嶂海撥1277米)為標誌的蓮花山脈這段高山峻岭,因此取名“楬嶺”,並把它作為先置縣龍川和後置縣揭陽的分界。因山北為陰,山南為陽,所以取楬嶺之南的後置縣名為“揭陽縣”。
歷史
《方輿紀要一統志》云:“古藍田隘,一名石硿飛泉徑,置石馬營,自秦漢迄隋,為南北通道所必經,謂即秦戍守五嶺之最南關隘,是陳洪所居,於隘內之八鄉貴人村,實扼南北通衢也。貴人山高四千餘尺,跨揭陽、五華兩縣界,亘百里,貴人村以山為屏,形勢雄偉,為八鄉中之最大村,居民向以陳、許、魏姓族為大,自昔以剽悍著稱。”現貴人村仍有兩千多居民。
《廣東圖說》卷四十云:“飛泉嶺,城(指豐順舊縣城,現豐良鎮)西南九十里,一名揭嶺,山勢岩巉,最為險阻,往來大道,湯坑水出焉。”
《豐順縣誌》云:“南石示鄉之藍田隘,一名石硿飛泉徑,為秦戍守揭陽嶺最南之關隘。漢六朝均為南北交通之要隘,建有石馬營。迨唐宋,開通瘦牛嶺與潘田武寧驛官路銜接,此道廢。”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揭陽山”條云:“在廣東揭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一名揭嶺;形勢岧嶢,南北二支,直抵興寧、海豐縣境,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祿轉餉,祿留家揭陽,或以為即此山也。”
乾隆《揭陽縣誌》也云:“揭嶺今名飛泉嶺。距城八十里極界,脈自揭陽山來,形勢岧嶢,壁立百仞,周回數十里,層巒疊巘,人跡罕至,絕頂有泉湧出,飛空而下,其麓達陸豐、長樂之境,一曰揭嶺。
裴淵《廣州記》以為此秦戍五嶺之一,蓋潮惠之關隘,揭陽之北門也。飛泉嶺今割屬豐順縣。”
《揭陽縣誌》這段記載說得很具體,“飛泉嶺”是“揭嶺”的“今名”,是同一個地方,“揭陽之北門”,指明方位,“距城八十里極界”,說明具體的地點,“嶺今割屬豐順縣”更明確指出清初新置豐順縣時,已割屬豐順縣管轄。
揭陽什麼時候建縣?史學家大都說是漢元鼎六年(前111年)。其實,據一些史料記載,秦時就已置縣。明歐大任《百越先賢志》卷一寫道:秦平定南越後,在嶺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並命史祿”留任“揭嶺長”。《方輿紀要》也云:“史祿轉餉,留家揭嶺,此為中土移民入潮之始。”上面所引《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揭陽山”條也云:“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祿轉餉,祿留家揭陽,或以為即此山也。”這些記載都是史祿曾任“揭嶺長”的有力佐證。
南宋
徐天麟《東漢會要》卷二十職官云:“縣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由此看來,“揭嶺長”是小縣縣令,史祿和南海郡尉一樣,是揭嶺縣尉並行使縣令職權,是戍守縣尉。其實到西漢時南海郡六縣才9613戶(《前漢書·地理志》),平均一個縣才1600戶,可見秦漢時對邊遠郡縣的建立及官員的設定是採取靈活政策的。因此,揭陽設縣歸屬中央政府管轄在秦朝就已開始,而不是到漢朝公元前111年才開始,這是潮汕史乃至廣東史上不可忽視的大事。 史祿是秦伐南越負責指揮“鑿渠轉餉”即修通靈渠運輸糧草的高級後勤指揮官,是有功之臣,而讓他留任小縣戍守縣尉,這也可看出秦朝增設揭嶺縣的主旨及其對防守閩越的高度重視。史祿任揭嶺長期間做了些什麼工作?後來的情況怎么樣?史料沒記載,我們不清楚,不過據《史記·南越列傳》記載,趙佗建立南越國稱王后,為了鞏固其政權,採取一打一拉的手法,“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守假。”同傳又云:“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為侯。”史定降漢後,被封為安道侯。據此,史祿後來可能被趙佗所殺,從同姓看,史定與史祿可能有親緣關係,所以南越國時,也曾置揭陽縣,並以史定為縣令。《漢書·兩粵傳》云:“漢伐南越,揭陽令史定聞漢兵至自降。”《揭陽縣誌》也云:“史定秦時人,仕南粵,為揭陽令,元鼎六年,漢兵下番禺,定決計屬漢。”都是明證。
揭嶺風情
潮汕祠堂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賢的場所。潮汕人歷來十分重視祠堂的建築,因為祠堂是代表著一個姓氏的精神表征。潮汕地區人口密集,多聚族而居,因此無論在城鎮,還是在農村,不論規模大小,均各建築有祖祠、宗廟。這是一種“懷抱祖德”、“慎終追遠”,也是後代人“飲水思源”、“報本返始”的一種孝道表現。
三山祖廟
揭西河婆三山祖廟歷史非常悠久,約有1400年的歷史。廟內供奉三山神,指的是揭西縣境內巾、明、獨三座名山之神。傳說由於三山神屢屢護國庇民、助唐扶宋、“大有功於國”,而被宋太宗詔封。三山祖廟現廟為1984年重建,1988年竣工,建築面積1378平方米。基本按照清代廟址、格局和神祗尊數復建。揭西三山祖廟凝集了三山國王崇拜的各種歷史信息和民俗信息,成為了三山國王文化的物化代表性建築。
三字經
先秦文明
滄桑史,一萬載;
古越人,辟草萊[1]。
湖崗山,軟陶片;
火候低,證久遠[2]。
岐山腰,遺工場;
新石器,此生產[3]。
虎頭埔,古窯群;
存陶片,幾何紋[4]。
桑浦山,古島嶼;
出土器,浮濱型[5]。
洪崗麓,貝丘址;
有鹿角,作撬器[6]。
蜈蚣嶺,多紡輪;
織葛史,地下存[7]。
三千年,銅鏽蝕[8]。
揭陽鼎,盤口形;
三足式,無銘文[9]。
華美埔,埋兵器;
西周時,文化遺[10]。
江水濱,低山間;
古遺址,在在見。
文化址,是標誌;
古揭人,非蠻夷[11]。
遺物在,供論證。
大中華,成一統;
多元性,構體系[12]。
揭陽國,雖僻遠;
添磚瓦,有貢獻[13]。
注 釋:
[1]根據出土文物考證,揭陽已有一萬年以上的人類生活史,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是生活在這一帶的百越先民,啟扣山林,寫下揭陽史的第一篇。鄭剛在《嶺南文化何處去》一書中提出,所謂“嶺南文化”,必須從明代“嶺南三家”之初算起。揭陽文化是嶺南文化的一支,是否也應作如是觀?筆者以為,揭陽文化包涵著許多遠古文明的元素,所以,它的歷史應上推至這一文化(即新石器)的肇創時期,而不能截然切斷。
[2]《揭陽文物志》稱揭東玉湖湖崗遺址內黑外紅的軟陶片,火候較低,其生產年代距今約4000—5000年,是目前揭陽地區發現的較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
[3]文物考古部門於1961年在黃岐山塔下方發現磨製石器工場遺址,出土舌形與舟形錛,還有大量半成品石器。
[4]文物考古部門在
普寧市廣太鎮東側綿遠村山地虎頭埔南坡,先後發現了18座新石器時期的陶窯,陶片多幾何紋,是越族文化的一個體系,北大教授李伯謙為它命名“虎頭埔文化”。
[5]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揭陽已在揭東縣地都、炮台鎮境內桑浦山地發現新石器時期遺址多處。出土文物屬考古學界所稱的浮濱類型,與閩西南同期文物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徵,可證潮汕文化與閩南文化同一淵源的歷史聯繫。
[6]揭東縣地都鎮洪崗山北麓的貝丘遺址,是揭陽地區迄今發現的唯一貝丘遺址,出土有作為撬器的鹿角與大量牡蠣殼,可證3000多年前人類生活在此,以採集蚝肉為食的事實,與《漢書·地理志》所載“越人嗜大蛤”相吻合。
[7]在地都鎮境內的桑浦山蜈蚣嶺,文物工作者曾經發掘到大量陶紡輪,推測以其“款式及數量較多,似不限於織布,可能用於捻線編織漁網之用。”上古時,本地先人以葛為主要織布原料。
[8]考古工作者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揭東縣雲路鎮中夏村北牛堆發現一座古墓,出土銅鼎、銅劍、銅鏃、銅鉞等器物。此後又在周圍的古墓中出土一些類似的青銅器。推斷為相當於
中原戰國時期的文物。
[9]迄今為止,考古人員已在雲路中夏一帶出土銅鼎3隻,以其形制獨有,筆者以為可以名之為“揭陽鼎”。《揭陽文物志》對該類文物的描述是:“這是一種盤口樹頸鼓腹、平底高斜足薄胎鼎。”
[10]位於內外桑浦之交的地都鎮華美村隴埔沙丘上,曾於八十年代初期出土相當數量的銅矛、銅鉞、銅戈等。推斷為西周時期墓群的遺物。
[11]在古代,中原人習慣於把嶺南地區稱為落後的
少數民族(即蠻夷)的居住地。二十多年來,大量新石器時代先進文化遺存的出土,可證遠古時期,揭陽文化並不落後於內地文化,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12]在過去,學術界一直認為黃河流域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發祥地。近十幾年全國各地大量出土文物證明,原先的中原為中華文明發祥地這個學說不太全面。北京大學李伯謙教授等乃提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之說。以此推論,揭陽遠古文明則為多元的中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
[13]
饒宗頤、邱立誠等學者、專家論證,揭陽這片地方,在春秋、戰國時期可能存在著一個由越人建立的王國,也即揭陽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