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倫·高德靈編著的《提升學校領導力--從數據到決策》講述了：富有能力的基於數據的決策者明白如何組織那些為了改進學校所需的數據，他們知道一些測量與評價的基本原則並能使用數據分析技能，他們使用多重策略分析數據以提升教學和改進學校，他們使用技術來支持數據的使用，他們促進學校社區(教師、家長、學生)參與使用數據來分析學校改進的優勢、劣勢、威脅和機遇。閱讀完《提升學校領導力--從數據到決策》後，你應該能夠解釋為何數據驅動的決策對於學校滿足所有學生的需要和達成教育問責制度的期望是至關重要的。
基本介紹
- 書名：提升學校領導力:從數據到決策
- 作者：余凱
- 出版社：重慶大學出版社
- 頁數：157頁
- 開本：16
- 定價：28.00
- 外文名：Leading with Data: Pathways to Improve Your School
- 類型：經濟管理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5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2473558
- 品牌：重慶大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愛倫·高德靈編著的《提升學校領導力--從數據到決策》是一本關於學校教育管理的學術專著。《提升學校領導力--從數據到決策》以標準化的數據為支撐，從收集數據、分析數據、使用數據進行決策等三個方面，系統闡釋了如何運用數據來改進學校管理者的領導力。
作者簡介
作者:(美)愛倫·高德靈、馬克·伯蘭茨 譯者:余凱
圖書目錄
第一部分：使用數據改進學校
第一章：基於數據的決策的重要性
第二章：用於學校改進的數據
第二部分：收集學校改進和學生學習的數據
第三章：基於數據的決策的步驟：在數據和學校使命與目標間建立聯繫
第四章：使用標準化的學業成就數據用於學校改進規劃：測量學業成就結果
第五章：使用形成性評價提升教學
第六章：學校改進的多重測評
第三部分：分析學校改進和學生學習的數據
第七章：在基於數據的決策中提高社區參與
第八章：分析學校改進的數據
第四部分：使用數據進行決策
第九章：尋求解決之道：證據為本的決策和過程
第十章：基於數據的領導以實現持續的學校改進
參考文獻
譯後記
第一章：基於數據的決策的重要性
第二章：用於學校改進的數據
第二部分：收集學校改進和學生學習的數據
第三章：基於數據的決策的步驟：在數據和學校使命與目標間建立聯繫
第四章：使用標準化的學業成就數據用於學校改進規劃：測量學業成就結果
第五章：使用形成性評價提升教學
第六章：學校改進的多重測評
第三部分：分析學校改進和學生學習的數據
第七章：在基於數據的決策中提高社區參與
第八章：分析學校改進的數據
第四部分：使用數據進行決策
第九章：尋求解決之道：證據為本的決策和過程
第十章：基於數據的領導以實現持續的學校改進
參考文獻
譯後記
文摘
持續改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豐田公司實施及時生產的改進策略之時。豐田公司員工當時開展每周的例行分析以提高其工作績效(Adle,1991)。在教育中，如果測驗分數和其他問責信息被用於組織學習，持續改進則能成為標準化改革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組織能夠從有關學習結果的反饋中持續獲得經驗，因此，通過加強州的問責系統並提供更多的反饋信息能夠為高水平的學習提供必要的經驗”(Coggshall，2004，p．9)
所謂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是組織成員獲取並使用信息來改變和完成行動的過程(Dixon，1999)。在我們所討論的情形中，組織成員是各個學校。組織學習是一個社會的動態的過程。當知識在個體中被分配並被嵌入文化、價值和組織常規操作之時，組織學習就發生了。這類學習是一個在組織中發生的歷時性的發展過程。
數據可以作為催化劑推動組織學習。我們將在其後詳細解釋，數據指的是多種來源和類型的信息。儘管一些人認為標準化考試的分數是數據的主要形式，但是數據也包括有關學生、學校項目以及其他學生學習的測量信息，例如學生作品、形成性評價和檔案袋等。
數據也不限於學生和項目，它們也包括教學質量的觀察和課堂教學的課程內容。通過數據形成的經常性信息流，學校領導能夠使用它們為學校中的成人和學生髮展一種學習文化。他們可以通過如下問題來利用數據鍛造一種機制以支持個體和集體學習：數據告訴了我們什麼?我們能從數據中學到什麼?在數據的幫助下我們如何改變我們的實踐?我們需要蒐集其他哪些數據?從標準化測評中得來的信息如何與教師的評定以及其他關於學業成績和學生髮展的更加具體的數據進行比較?在比較理想的狀況下，教師小組能夠利用數據來建立更有合作性的關係並開展新一輪研究。因此，在學校情境中，用於傳播和分享的數據將更好地促進專業氛圍的形成和組織學習。事實上，就數據對組織的用途而言，應該有眾多工作小組來加速數據驅動的改革進程。問責
也許基於數據的決策對學校領導如此重要的一個最廣為人知的原因是學校中的新問責機制。隨著標準化改革的推進，學生應該掌握的學習目標成為標準，而學校對這些目標的達成負有責任。教育改革的成敗繫於這一問責制度之中。學校領導所需承擔的責任大部分是外部問責(external accountability)。當組織序列里每一個人或每一層級的人都對其上一級的領導負有責任時，我們通常稱之為官僚或政治問責制，七匕如校長之於督學，教師之於校長，學校系統之於教育董事會。《一個都不掉隊》法案是一個外部問責的例子，在這一法令中，學業基準和測評標準是由學校以外的機構如州和聯邦政府所決定的。《一個都不掉隊》法案強調對於學生成績和學校表現的問責。在這一方面學校領導需要使用數據回答如下問題：我是否達到設定的標準?所有學生是否取得了足夠的年度進步?多少比例的學生達到了州考試設定的熟練標準?我們的學校滿足了畢業目標嗎?就此而言，被用來報告的數據需要滿足當地、州和聯邦政府的各項規定。
《一個都不掉隊》法案在兩個基本方面極大地改變了基於數據決策方式的使用。首先，現在有大量數據可供學校及其領導進行分析。該法案要求所有三到八年級的學生都參加年度考試。許多州還實施高中會考作為畢業要求，因此這也為學生學業水平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數據。在法案要求下其他數據常常也包括入學率和畢業率，這樣一來現在可以利用的數據比以往豐富得多。許多學區和學校都可以使用這些數據為學校改進設定目標。
其次，如同之前所討論的，《一個都不掉隊》法案創造了問責的氛圍，在這一氛圍下出現了針對學生成績目標而制定的激勵和懲罰措施，於是利用數據改進學校較以往也更加至關重要。目前對於學校方面而言，出現了幫助所有學生滿足學業成就的更大的壓力。基於數據的決策不再是一個領導偏好問題，而成為了一個滿足問責要求的關鍵工具。
市場問責(market accountability)是問責的第二種形式。市場問責通過各種擇校項目使得學校對市場承擔責任——家長們將選擇“好”學校。擇校指的是父母選擇其子女所上學校的方式，這使得父母從強制就近入學政策中解放出來。目前在公立學校地區出現了幾種擇校的方式允許家長自由選擇公立學校而免於額外付費。公共擇校項目包括跨區和區內轉校、公開錄取、特許學校和磁石學校等，最近的擇校方式還包括教育券。包括公立學區在內的大多數擇校是建立在學校改進的市場取向之上的，這其中的假設是父母選擇學校而學校對此作出反應以滿足其“客戶”(也即學生和家長)的需要和偏好(Chubb&Moe，1990)。根據退出理論，如果學校不能很好地正視家長的不滿，家長們將送其子女去別的地方入學(Hirschman,1970)。於是學校將為了吸引家長和學生而進行改進。
在《一個都不掉隊》法案的框架內，公共擇校獲得了更突出的地位。該法案規定，那些失敗的學校學生有權利轉學到其學區內更加成功的學校就讀。這一規定和法案的其他條款一樣都是旨在加強公立教育的問責制度。失去學生的威脅將刺激那些有可能失敗的學校努力進行提高和改進。然而，這並非法案的唯一目的。擴充公立教育的選擇機會的主張不只是將選擇看作是一種懲戒措施，選擇還被看作是創建更為成功的學校的一種機制。這對某些低收入人群聚居的社區意義非凡。在這些社區里，以往因為其低收入而沒有更多的選擇機會，而那些高收人人群卻可以通過改變居所而選擇更好的學校(Belfield & Levin，2005；Henig，1999)。在理論和實踐中，擇校和市場問責需要數據的廣泛使用。當包括家長和學生在內的消費者進行擇校時，當學校與其“競爭者”進行比較和持續改進以吸引家長和學生……
P11-12
所謂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是組織成員獲取並使用信息來改變和完成行動的過程(Dixon，1999)。在我們所討論的情形中，組織成員是各個學校。組織學習是一個社會的動態的過程。當知識在個體中被分配並被嵌入文化、價值和組織常規操作之時，組織學習就發生了。這類學習是一個在組織中發生的歷時性的發展過程。
數據可以作為催化劑推動組織學習。我們將在其後詳細解釋，數據指的是多種來源和類型的信息。儘管一些人認為標準化考試的分數是數據的主要形式，但是數據也包括有關學生、學校項目以及其他學生學習的測量信息，例如學生作品、形成性評價和檔案袋等。
數據也不限於學生和項目，它們也包括教學質量的觀察和課堂教學的課程內容。通過數據形成的經常性信息流，學校領導能夠使用它們為學校中的成人和學生髮展一種學習文化。他們可以通過如下問題來利用數據鍛造一種機制以支持個體和集體學習：數據告訴了我們什麼?我們能從數據中學到什麼?在數據的幫助下我們如何改變我們的實踐?我們需要蒐集其他哪些數據?從標準化測評中得來的信息如何與教師的評定以及其他關於學業成績和學生髮展的更加具體的數據進行比較?在比較理想的狀況下，教師小組能夠利用數據來建立更有合作性的關係並開展新一輪研究。因此，在學校情境中，用於傳播和分享的數據將更好地促進專業氛圍的形成和組織學習。事實上，就數據對組織的用途而言，應該有眾多工作小組來加速數據驅動的改革進程。問責
也許基於數據的決策對學校領導如此重要的一個最廣為人知的原因是學校中的新問責機制。隨著標準化改革的推進，學生應該掌握的學習目標成為標準，而學校對這些目標的達成負有責任。教育改革的成敗繫於這一問責制度之中。學校領導所需承擔的責任大部分是外部問責(external accountability)。當組織序列里每一個人或每一層級的人都對其上一級的領導負有責任時，我們通常稱之為官僚或政治問責制，七匕如校長之於督學，教師之於校長，學校系統之於教育董事會。《一個都不掉隊》法案是一個外部問責的例子，在這一法令中，學業基準和測評標準是由學校以外的機構如州和聯邦政府所決定的。《一個都不掉隊》法案強調對於學生成績和學校表現的問責。在這一方面學校領導需要使用數據回答如下問題：我是否達到設定的標準?所有學生是否取得了足夠的年度進步?多少比例的學生達到了州考試設定的熟練標準?我們的學校滿足了畢業目標嗎?就此而言，被用來報告的數據需要滿足當地、州和聯邦政府的各項規定。
《一個都不掉隊》法案在兩個基本方面極大地改變了基於數據決策方式的使用。首先，現在有大量數據可供學校及其領導進行分析。該法案要求所有三到八年級的學生都參加年度考試。許多州還實施高中會考作為畢業要求，因此這也為學生學業水平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數據。在法案要求下其他數據常常也包括入學率和畢業率，這樣一來現在可以利用的數據比以往豐富得多。許多學區和學校都可以使用這些數據為學校改進設定目標。
其次，如同之前所討論的，《一個都不掉隊》法案創造了問責的氛圍，在這一氛圍下出現了針對學生成績目標而制定的激勵和懲罰措施，於是利用數據改進學校較以往也更加至關重要。目前對於學校方面而言，出現了幫助所有學生滿足學業成就的更大的壓力。基於數據的決策不再是一個領導偏好問題，而成為了一個滿足問責要求的關鍵工具。
市場問責(market accountability)是問責的第二種形式。市場問責通過各種擇校項目使得學校對市場承擔責任——家長們將選擇“好”學校。擇校指的是父母選擇其子女所上學校的方式，這使得父母從強制就近入學政策中解放出來。目前在公立學校地區出現了幾種擇校的方式允許家長自由選擇公立學校而免於額外付費。公共擇校項目包括跨區和區內轉校、公開錄取、特許學校和磁石學校等，最近的擇校方式還包括教育券。包括公立學區在內的大多數擇校是建立在學校改進的市場取向之上的，這其中的假設是父母選擇學校而學校對此作出反應以滿足其“客戶”(也即學生和家長)的需要和偏好(Chubb&Moe，1990)。根據退出理論，如果學校不能很好地正視家長的不滿，家長們將送其子女去別的地方入學(Hirschman,1970)。於是學校將為了吸引家長和學生而進行改進。
在《一個都不掉隊》法案的框架內，公共擇校獲得了更突出的地位。該法案規定，那些失敗的學校學生有權利轉學到其學區內更加成功的學校就讀。這一規定和法案的其他條款一樣都是旨在加強公立教育的問責制度。失去學生的威脅將刺激那些有可能失敗的學校努力進行提高和改進。然而，這並非法案的唯一目的。擴充公立教育的選擇機會的主張不只是將選擇看作是一種懲戒措施，選擇還被看作是創建更為成功的學校的一種機制。這對某些低收入人群聚居的社區意義非凡。在這些社區里，以往因為其低收入而沒有更多的選擇機會，而那些高收人人群卻可以通過改變居所而選擇更好的學校(Belfield & Levin，2005；Henig，1999)。在理論和實踐中，擇校和市場問責需要數據的廣泛使用。當包括家長和學生在內的消費者進行擇校時，當學校與其“競爭者”進行比較和持續改進以吸引家長和學生……
P11-12
後記
學校改進有多種路徑，基於數據的決策和領導是其中之一。在美國《一個都不掉隊》法案加強了教育的問責制度以後，各州、地方和學校都加強了對教學和測評數據的收集、分析和交流。高德靈和伯蘭茨的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將學校改進的各個工作領域與對數據的收集和分析結合起來，為那些通過基於數據的決策加強學校領導，持續提升學校質量的校長和教師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本書的翻譯分工如下：前言，第一、二章：余凱；第三、四章：潘竹君；第五、六章：馬姍姍；第七、八章：張浩；第九、十章：余凱、沈愛祥。全書由余凱審校。
本書的翻譯分工如下：前言，第一、二章：余凱；第三、四章：潘竹君；第五、六章：馬姍姍；第七、八章：張浩；第九、十章：余凱、沈愛祥。全書由余凱審校。
序言
愛倫·高德靈和馬克·伯蘭茨的這本書探討了數據收集和分析的常規和實用問題。正如評閱本書書稿的一名校長所說：“這是一本精彩的綜合性參考書，同時又非常實用且易於理解。”該書滿是各種案例、圖文框以及有用的建議，但又不令讀者感覺瑣碎。難能可貴的是這本書遠非僅僅是一本告訴你如何去做的手冊。
兩位教授通過拓展數據使用的概念，將其定位於領導力和學校改進的研究。他們展示了學校領導者如何使用各類數據以形成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實踐與文化。
學校方面對於數據使用的興趣大多存在於如何通過學生學業成就數據來滿足高利害教育問責制度的挑戰，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高德靈和伯蘭茨對此採取了一種更為寬泛和主動的立場。他們相信，儘管學業成就數據的收集和分析是至關重要的，但對於學生學業表現的理解也需要使用學生學習的其他測評方式。他們認為，了解不同背景和需要的學生達成學業目標的程度只是學校改進過程的開始，理解某些學生何以比其他學生具有更好的學業表現對於基於數據的決策也非常關鍵，而達成這種理解只能通過收集、分析和使用包括從學生家庭和其本人等多種來源獲取的數據來實現。
基於數據的決策不僅僅是學校領導者和改進小組的工作，也不是一項學年初和學年末的活動。高德靈和伯蘭茨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如何持續收集和廣泛使用從整個學校社區獲得的數據以提高學生個體學業成就，改進整體學校質量。
作者對目前學界提倡使用基於數據的決策服務於學生學業成就這一日益高漲的共識發表了他們自己的見解。很少有人反對基於數據的決策。誠然，在學生中心的問題解決方式成為學校生活方式的那些學校，其學生學業成就往往一再高於其他類型的學校。如果基於數據的決策如此簡單的話，我們無疑會看到更多學校將採取這一普遍的工作機制。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如同高德靈和伯蘭茨在本書中所描述的，使用數據用於改進學校不只是一個技術過程。對學生個體和學校表現的持續審視將使我們追問是否有更多更好的途徑去改善學生的學習狀態。對數據的持續使用會打破學校慣有的平衡狀態，隨之產生的壓力能產生積極的成果。當然，使用不當的話它也會在個體和學校社區中形成挫折感，從而使其退縮到以往習以為常的工作狀態，對變革採取更加不思進取的姿態。基於數據的決策成效取決於學校的眾多領導們是否能形成和維持一種共同的責任感文化，是否能確保教師、員工和學生獲得他們為了維持基於數據分析形成的變革所需要的資源和支持。
本書是美國學校管理者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為了開展“針對學習的領導”計畫(Leadership for Learning initiative)而編輯的叢書中的一部著作。該叢書旨在為學校層面的領導者提供支持，以發展和維持其學校整體持續改進的能力。本書很好地達成了上述目標。
兩位教授通過拓展數據使用的概念，將其定位於領導力和學校改進的研究。他們展示了學校領導者如何使用各類數據以形成提升學生學業成就的實踐與文化。
學校方面對於數據使用的興趣大多存在於如何通過學生學業成就數據來滿足高利害教育問責制度的挑戰，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高德靈和伯蘭茨對此採取了一種更為寬泛和主動的立場。他們相信，儘管學業成就數據的收集和分析是至關重要的，但對於學生學業表現的理解也需要使用學生學習的其他測評方式。他們認為，了解不同背景和需要的學生達成學業目標的程度只是學校改進過程的開始，理解某些學生何以比其他學生具有更好的學業表現對於基於數據的決策也非常關鍵，而達成這種理解只能通過收集、分析和使用包括從學生家庭和其本人等多種來源獲取的數據來實現。
基於數據的決策不僅僅是學校領導者和改進小組的工作，也不是一項學年初和學年末的活動。高德靈和伯蘭茨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如何持續收集和廣泛使用從整個學校社區獲得的數據以提高學生個體學業成就，改進整體學校質量。
作者對目前學界提倡使用基於數據的決策服務於學生學業成就這一日益高漲的共識發表了他們自己的見解。很少有人反對基於數據的決策。誠然，在學生中心的問題解決方式成為學校生活方式的那些學校，其學生學業成就往往一再高於其他類型的學校。如果基於數據的決策如此簡單的話，我們無疑會看到更多學校將採取這一普遍的工作機制。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如同高德靈和伯蘭茨在本書中所描述的，使用數據用於改進學校不只是一個技術過程。對學生個體和學校表現的持續審視將使我們追問是否有更多更好的途徑去改善學生的學習狀態。對數據的持續使用會打破學校慣有的平衡狀態，隨之產生的壓力能產生積極的成果。當然，使用不當的話它也會在個體和學校社區中形成挫折感，從而使其退縮到以往習以為常的工作狀態，對變革採取更加不思進取的姿態。基於數據的決策成效取決於學校的眾多領導們是否能形成和維持一種共同的責任感文化，是否能確保教師、員工和學生獲得他們為了維持基於數據分析形成的變革所需要的資源和支持。
本書是美國學校管理者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 Administrators)為了開展“針對學習的領導”計畫(Leadership for Learning initiative)而編輯的叢書中的一部著作。該叢書旨在為學校層面的領導者提供支持，以發展和維持其學校整體持續改進的能力。本書很好地達成了上述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