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茶稅苛重，由"三十取一"，增加至"十取其一"。《西鄉縣誌》載"然稅重多擾，民不聊生，利不勝害也。"漢中地區曾有"拔茶植桑"之事。《寧羌州志》的《勸桑行》詩中有"拔茶只因桑無稅，戶外催課人不憂"的詩句
宋代，茶園戶隊伍不斷壯大，茶區擴展到了平原田地，出現了茶樹排擠水稻的現象，以四川地區最有代表性。史稱“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唯宜種茶，……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宋代植茶既可折稅又能出售獲利，因而南方農戶植茶蔚然成風，爭相仿效。鄂州崇陽縣“民不務耕織，唯以植茶為業”。太平興國初年，張詠到該地任地方官，為避免以後受榷茶之弊，下令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官府榷茶，鄂州其他各地茶園戶或失業或貧困不堪，獨崇陽縣以縑納稅，免遭其害，生活安定富足。因而崇陽之民，對張詠殊為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