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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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經歷
1888年1月27日，拉達·賓諾德·帕爾出生於印度孟加拉邦拉第亞區鄉村。帕爾童年家境艱難，三歲時父親死亡，靠政府助學金於Presidency College中學畢業，1907年在加爾各答大學畢業，數學課程獲優異獎。
拉達·賓諾德·帕爾
1908年，獲加爾各答大學數學碩士學位。
1909年，畢業於里本法科大學法律專業。
1911年，獲得律師資格。
1920年，獲加爾各答大學法學碩士學位。
1921年，成為高等法院的辯護律師。
1923年，任加爾各答大學法學院講師。
1924年，獲加爾各答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37年，加入國際法協會。同年受邀出席在海牙舉行的比較法國際會議，被選為主席團團員，並擔任法律哲學組的總報告人。
1940年，任加爾各答高等法院法官。
1952年至1966年，任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成員。
1960年，被頒授印度最高榮譽PADHMA-RRI。
個人生活
兒子：普拉桑塔·帕爾
有關著作
《帕爾法官——印度民族主義與東京審判》，中里成章著
人物爭議
帕爾是東京審判中唯一主張全體日本被告人無罪的法官，他從根本上否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合法性”與判決的“公正性”，還撰寫了長達1235頁60萬字的少數意見書，主要觀點包括：①不存在“共同謀議罪”；②反和平罪為非法；③反和平罪是法庭事後法的結果；④個人不負國際法上的刑事責任；⑤不作為不構成犯罪；⑥日本襲擊珍珠港屬於自衛而非侵略。
拉達·賓諾德·帕爾的長子普拉桑塔·帕爾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帕爾認為“侵略戰爭是一種國家行為，對其負責的應該是國家而不是個人”。還認為，指控日本甲級戰犯的“破壞和平罪”與“反人道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還沒有出現在國際法中，不能在事情發生之後再羅列罪名。此外，帕爾認為日本陸軍大將松井石根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患病，導致其行為能力受到限制，其刑事責任能力當然也要受到限制。帕爾的意見遭到其他法官的堅決反對，他的意見書也被禁止公開發行。
帕爾的“戰犯無罪論”得到一部分試圖為軍國主義招魂的日本好戰分子和右翼分子的吹捧和“擁戴”，一些人以《帕爾判決書》為根據，拚命否認東京審判的正義性，把“判決書”作為日本戰犯逃避戰爭責任、歪曲歷史的救命稻草，許多日本國內為侵略戰爭翻案的逆流都是以該判決書為依據的。1975年，帕爾紀念館在日本落成。2005年6月，靖國神社專門樹起“帕爾顯彰碑”為其立傳頌德。2007年8月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印度會見拉達·賓諾德·帕爾的長子普拉桑塔·帕爾時表示，“帕爾法官曾給日本國民以很大勇氣，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表現出‘高貴的勇氣’，至今贏得許多日本人的尊敬。”安倍還說，帕爾法官“是構築日印關係基礎的重要人士。”
《光明日報》記者周戎認為，日本一些勢力純粹是出於政治目的對《帕爾判決書》斷章取義。帕爾主要是從“法理”層面質疑有罪判決，並非要將日本的戰爭罪行合法化。《帕爾判決書》指出，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暴虐行為有“壓倒性的證據”。
印度東亞問題學者譚卡教授認為，帕爾根本沒有理解法律的實質和精神，他單純地從法理的角度看問題，必然會脫離現實與時代的發展。譚卡還認為，帕爾曾對“印度國民軍”領袖蘇巴斯·錢德拉·鮑斯藉助日本的幫助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行為表示讚賞和支持，這勢必影響了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立場。
印度學者南迪教授認為，帕爾是一個有著局限性的法官，他在國際法庭上的表現要考慮到二戰時期印度獨特的局勢和帕爾自己的思想發展軌跡。日本一部分右翼人士大肆吹捧帕爾，其實他們是在利用帕爾，在對他的思想斷章取義。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院長季衛東教授認為，東京審判出現了若干個法官提出異議不是壞事，不是說法官有意見了，法律上就有問題。恰恰相反，說明它的確是一個審判。如果是勝者的審判的話，是可以直接制裁的。但是經過這么多時間，這么多律師為它辯護，有這么多法官持不同的意見，恰好證明了它是文明的審判，至少和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對比。但日本右翼誇大了帕爾的地位和作用，實際情況是，儘管帕爾對東京審判中的戰犯處罰結果提出過異議，但他的“異議判決書”承認：“日本武裝部隊的成員對被占領土平民及戰俘所犯下暴行的證據是壓倒性的”，另外，“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為是殘暴的，這樣的暴行在差不多3個星期內是非常慘烈的，並繼續在總計6個星期中很嚴重”。這與日本右翼所稱的“印度法官認為日本是無罪”的論調不符。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認為，帕爾在日本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存在，東京靖國神社、京都靈山護國神社、廣島本照寺、富山護國神社等處都有他的紀念碑，他的“甲級戰犯全員無罪”的主張，早在東京審判判決之前已為被告方所知。東京審判後，多數意見就形成了後來的判決書，而日本在1952年就出版了帕爾的“少數意見書”，程兆奇教授認為，日本方面願意把他的結論稱為“判決書”，實際上無非是為了高抬印度法官帕爾。
日本學者牛村圭認為，正如帕爾譴責日本戰爭犯罪時所表明的那樣，他並非支持日本。他決定表達他的觀點是因為他熱愛絕對真理，並非他贊成日本。
與帕爾同持少數意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荷蘭法官伯納德·維克多·A. 勒林表示，雖然帕爾引用法律觀點替日本戰犯開脫罪責，但實際指導他的邏輯卻是他的反帝政治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