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克利夫·霍爾（1880-1944），英國現代著名女詩人、作家。其父親為英國人，是莎士比亞女兒一族的後裔，母親為美國人，是十六至十七世紀著名的印第安公司瑪托阿卡的後裔。霍爾生於英格蘭，早年以詩聞名，其中有些被譜成歌曲，廣為流傳。她一生共出版詩集五部、長篇小說六部，並多次獲得各種獎項，但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描寫同性戀的長篇小說《孤寂深淵》。因為其本人就是一位具有男性心理、意向和行為的同性戀者，所以這部作品也可稱為作者一生傳奇經歷和不平等遭遇的真實再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拉德克利夫·霍爾
- 出生日期：1880
- 逝世日期：1944
- 職業：女詩人
傳世作品,詳細介紹,
傳世作品
：《孤寂深淵》系英語文學中第一部專寫女同性戀的名篇，被奉為“女同性戀者的聖經”。作品於1928年問世之初即招致激烈爭議，稱頌者認為它“真實、坦誠、勇敢無畏”，“意向崇高”，是“盧梭的（懺悔錄》之屬”的“傑作”，問難者則譴責該作“厚顏無恥”、“令人作嘔”，違背公德，宣揚墮落，最後倫敦違警罪法庭無視作者的強烈抗議和蕭伯納、福斯特、艾略特、吳爾夫夫婦及海明威、德萊塞等四十餘位知名人士的聲援，將該小說判為“淫穢”，並下令查禁和銷毀，釀成了轟動現代文壇的一大公案。小說以女同性戀者史蒂芬·戈登一生的性倒錯活動為線索，展示了一個女同性戀者的成長、生活及心路歷程。由於作家霍爾本人既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女同性戀者，又是“藝術素養極高”的嚴肅作家，這就使得作品真切自然，清麗脫俗，而且就心理學和社會學方面也極具研究價值。 該書在作者去世六年後的1949年在英國開禁，1975年在美國開禁。這部小說現已有法、德、意、西等許多語種的譯本，平均每隔十年左右總要在歐美各國掀起一陣閱讀熱潮。
《孤寂深淵》是英語文學中第一部專寫女同性戀的名篇，被奉為“女同性戀者的聖經”。這是一部當時被認為：“寧可給孩子吃毒藥也不願他們讀的書”。因該作品涉及聲名狼藉的同性戀，激怒了歐、美兩大陸，先後在英、法、美等國家引發了一連串官司，書被查禁，紐約的出版商甚至被拘捕。 《孤寂深淵》是20世紀上半葉英國著名女詩人兼小說家拉德克利夫·霍爾（1880—1944）的傳世之作，現已有德、法、意、西等許多語種的譯本，往往每隔一段時間便在歐美各國掀起一陣閱讀熱潮。作者本人是性倒錯者，有同性戀的生活經歷，這部小說的主要內容便取材於她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帶有自傳成分。
詳細介紹
【生平】
雷德克利芙·霍爾（1880－1943）出身於英國漢普郡伯恩茅斯的一個顯貴家庭。優越的家庭環境使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並享受到上層社會的一切榮華富貴。
在無師自通的情況下，霍爾培養了對詩歌的愛好。她還彈得一手好鋼琴，經常自己譜曲寫歌。
在她21歲時，去世的祖父讓她繼承了一大筆遺產，於是她隻身來到當時歐洲的花都巴黎，開始獨闖天下。
豐厚的財力和寬鬆的社會氣氛使霍爾在巴黎情場盡情馳騁，有人說她“在27歲以前愛上過的女人比看過的書還多”。
1906年，她遇到了比她年長20歲的瑪貝爾·巴登（Mabel Batten），兩人一見鐘情。
1915年，霍爾在倫敦的一次茶會上與蕾蒂亞的表妹烏娜·杜魯布里奇女士相遇，並萌發了感情。蕾蒂亞為此傷心不已，在一次爭吵中心臟病突發，因搶救不及而猝死。
以後幾十年，霍爾一直堅持寫作。著有《鍛爐》、《未亮的燈》、《星期六的生命》、《亞當的後裔》、《奧吉爾維女士找到了自己》等。
1921年，英國下院通過提案，決定將女同性戀行為也列為犯罪。
霍爾一直希望寫一本帶有科學性的女同性戀小說，為同性愛情作一番道義上和醫學上的辯護，《孤寂深淵》於1928年6月27日由倫敦的凱普出版社發行。
《孤寂深淵》經歷了訴訟，官司之後，霍爾與烏娜認為英國已不適合她們居住，兩人於是再度流亡海外。
1943年10月7日，雷德克利芙·霍爾在倫敦死於胃癌。根據她的遺願，她被埋葬在倫敦高門公墓，與蕾蒂亞的墳墓相依。
【年表】
1880，出身於英國漢普郡伯恩茅斯。
1906-1915，霍爾共出版了《被遺忘的島嶼》等五卷詩集。
1915，創作並發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說《鍛爐》以及《未亮的燈》。
1925，霍爾發表了小說《星期六的生命》。
1926，霍爾發表了《亞當的後裔》。
1934，短篇小說《奧吉爾維女士找到了自己》。
1928，發表《孤寂深淵》。
1943，雷德克利芙·霍爾在倫敦死於胃癌。
關於女同性戀：
對女同性戀有兩個稱呼：Lesbian,Queer。其中，Lesbian一詞來自女詩人薩福出生及居住的海島Lesbos，這是比較學院化的稱呼。Queer，原意是“奇怪的，古怪的”。在“正常人”的眼中，同性戀當然是很古怪的了，關於男同性戀，中西方自古就有“傳統”（比如“斷袖分桃”），於是女人同性相戀，就顯得尤其不可思議。談到女同性戀文學，就不能不提克利斯多夫·霍爾的《孤寂深淵》。霍爾本人就是女同性戀者，長相頗為俊秀。在《孤寂深淵》一書中，她記敘了一個女同性戀者的感情經歷。其中波折起伏的細節略過不提，在小說的結尾，她寫道女主人公為了她的情人——一位名叫瑪麗的姑娘的幸福，做出浪蕩不堪的樣子，終於促使瑪麗離開了她。瑪麗與一個男人結婚了，而她——女主人公，墜入了無邊的孤寂深淵。Queer——古怪的——不可思議——離群索居——孤寂——深淵。身為女人，就得去愛，無論愛誰，都得愛。
哈克洛夫·埃利斯在他的著作《性心理學》中，從生理學的角度分析得出，同性相愛本來是很正常的。人們謳歌異性之愛，將之譽為至上，是精神與肉體的完美結合，但他們往往忽略了，愛是博大的，同性之愛，是的，只要有愛，就是至上的，因為愛本身是至上的。
我象該隱一樣，是上帝在額頭上打了記號的那些人中間的一人。如果你跟了我。世人就會厭惡你，迫害你，會記得你不潔淨。我們的愛可以至死不渝，甚至更久遠，我們相愛不會損害任何人；但是在這個世界上。人們可以稱讚那些所謂的正常人，容忍他們的不忠，謊言和欺騙，卻對我們挑剔，苛責，而我卻無法保護你。
－－雷德克利芙·霍爾
雷德克利芙·霍爾（1880－1943）出身於英國漢普郡伯恩茅斯的一個顯貴家庭。優越的家庭環境使她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並享受到上層社會的一切榮華富貴。在無師自通的情況下，霍爾培養了對詩歌的愛好。她還彈得一手好鋼琴，經常自己譜曲寫歌（後來這些歌詞都被收入她的詩集裡）。霍爾的母親希望把女兒培養成典型的淑女，躋身上流社會，但霍爾卻迷戀騎馬狩獵和機車等運動，對窒息的家庭氣氛嫌惡有加。在她21歲時，去世的祖父讓她繼承了一大筆遺產（相當於現在的一千一百萬美元），於是她隻身來到當時歐洲的花都巴黎，開始獨闖天下。
豐厚的財力和寬鬆的社會氣氛使霍爾在巴黎情場盡情馳騁，有人說她“在27歲以前愛上過的女人比看過的書還多”。1906年，她遇到了比她年長20歲的瑪貝爾·巴登（Mabel Batten），兩人一見鐘情。瑪貝爾是一名歌劇演員，藝名“蕾蒂亞”。在蕾蒂亞的影響下，霍爾皈依天主教，後來宗教對她的創作一直有著極強的影響。蕾蒂亞慧眼識才，鼓勵霍爾從事詩歌創作。1906年至1915年間，霍爾共出版了五卷詩集。雖然她主要從事一些反映自然景觀的抒情詩創作，但在最後一卷《被遺忘的島嶼》（The Forgotten Island）中，霍爾的筆觸開始伸入了情愛世界，但示愛對象的性別往往很模糊──這一直是同性愛情詩歌創作時慣用的掩飾方法。然而，以下這首詩里的同性戀情卻是一目了然：
在那晶瑩剔透的水晶燈里，
藏著我深愛的女人的靈魂。
燈油和燈芯一直在燃燒，
但我卻看不到一絲亮光。
我怎能點亮這個女人的心，
什麼樣的火炬才能使她燃燒？
愛有沒有在她美麗的身軀上駐留，
她的靈魂此刻有幾許安寧？
1915年，霍爾在倫敦的一次茶會上與蕾蒂亞的表妹烏娜·杜魯布里奇女士相遇，並萌發了感情。蕾蒂亞為此傷心不已，在一次爭吵中心臟病突發，因搶救不及而猝死。雖然霍爾與烏娜從此兩情相投三十年，但蕾蒂亞始終在霍爾的生命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此後她發表的所有作品都有“獻給我們三個人”的題詞。
當時巴黎是歐洲現代文化的中心，有著名目繁多的文藝沙龍，其中包括由女同性戀者娜塔麗·巴涅主辦的“巴黎的勒斯泊”（Lesbos in Paris），源名自古希臘女同性戀詩人薩福所居的勒斯泊島。經常光顧這個沙龍的文藝界人士包括美國作家葛特魯德·斯坦、詩人維塔·薩克威爾－懷斯特、法國著名作家瑪格麗特·尤索娜和大鍵琴藝術的復活者旺達·蘭道斯卡等。霍爾也是該沙龍的常客之一，她以巴涅的同性情人羅梅爾·布魯克斯為主人公原型，創作並發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說《鍛爐》（The Forge）。
在同一年，她出版了另一部小說《未亮的燈》（The Unlit Lamp），該書被稱為她藝術上最出色的作品。書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瓊·奧格登的少女，她對婚姻和家庭不感興趣，但希望能夠見識廣闊的外部世界。瓊的私人教師伊莉莎白是一名桀傲鋒利的新時代女性，竭力鼓勵瓊去上大學，並提出她們兩人可以合住，但瓊始終無法衝破父母與環境的約束，最後還是守著母親，在孤寂中度過了毫無生氣的一生。小說的結尾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歲月，這時瓊已經步入中年，當她看到周圍生氣勃勃的年輕婦女時，禁不住感嘆：
“這些積極奔放的女人頭腦真不簡單，她們一點都不在乎穿著男人的衣服，一點都不在乎自己蓬亂的頭髮。這些都是能幹事的女人，一點都不能夠被小瞧……但是她，瓊·奧格登，卻是一個失敗的先驅者，一個遠遠落在後面的先鋒，一個害怕自己的預言可能成真的預言家。其它人都已經走到了前面，她們中有的得利於戰爭而掙破了樊籬，有的本來就是自由的靈魂……也許世界還沒有來得及接納她們，也許她們會遇到批評、嘲笑與反對，也許她們並沒有如想像的那么快活，但至少她們有勇氣，而她自己卻是一個折服於環境的膽小鬼。”
《未亮的燈》沒有直接描繪女同性戀（這方面的唯一表述是瓊對一位追求者說：“我從來沒有像你所想像的那樣愛上過什麼男人。”），雖然人物的性傾向拿現代人的目光看來，已經非常明顯。重要的是，此書點出了女同性戀和女權主義的相通之處，即兩者都不希望恪守相夫教子的傳統性別角色，而是渴望去擁抱生命，享受世界賦予的一切，正如伊莉莎白對瓊所說：“我不僅需要你的忠誠……我需要你的努力，你的獨立，你的成功。”
1925年，霍爾發表了小說《星期六的生命》（A SaturdayLife），書中主人公絲蒂尼是一位希望自己能夠大有作為的女子，她對一位從未結婚的老處女感到有一份莫言的親近感，但說不清這種感覺究竟是什麼。
1926年，霍爾發表了《亞當的後裔》（Adam's Breed），描寫一位倫敦義大利餐館的侍者因為厭倦了生活而絕食自殺的故事，該書當年得了法米納小說大獎，並於次年榮膺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小說大獎。在英國文學史上只有E. M. 福斯特（恰巧也是名同性戀者）的《印度之行》同時得過這兩項殊榮。《亞當的後裔》的成功把霍爾推向了創作生涯的巔峰，此時她不僅是文學評論界的寵兒，同時她的作品也得到了大眾的好評，各處都邀請她去作演講。在這期間，霍爾一直以短髮男裝出現，口叼雪茄，並要求周圍的人叫她為“約翰”，“那個抽雪茄的女人”也一時成為傳媒的跟蹤焦點。
當時同性戀在英國已經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1895年，著名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因涉嫌同性戀而被判罰兩年苦力，他的作品也被查禁。1918年，剛結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英國民眾普遍對德國還抱有敵意，此時一名叫內爾·潘伯頓·別林的國會議員在自己主辦的雜誌《警覺》上撰文，指控當時英國上層社會有47000名男女人士從事“早已在所多瑪和勒斯泊絕滅的人類醜行”，不久他又在國會提出了同樣的指控，使“那47000人”一時成了媒體爭相炒賣的獵奇話題。很多年前德國準備這份名單，試圖通過敲詐名單里的英國人士，迫使他們在大戰中為德國效力。然而，事實上誰也沒有見過這份名單，但它此時卻成了政客們攻擊同性戀者的彈藥。在同年早些時候，倫敦的一家私人劇場準備上演王爾德的作品《莎樂美》，並由舞蹈家摩德·阿倫主演。《警覺》撰文暗射阿倫就是“那47000人”中的一員。阿倫隨即與《警覺》對簿公堂，指控後者對她進行人身誹謗。最後法庭的判決避開了有關誹謗的起訴，而以對王爾德的評價告終（見注一）。1921年，英國下院通過提案，決定將女同性戀行為也列為犯罪。雖然此提案因被上院否決而不果，但上院否決的原因並不是出於對於女同性戀的寬容，拿當時一位上院議員的話來說：“難道你想讓整個世界都知道有這么一種醜行，難道你要那些從未聽說過從未想過也從未夢見過這種醜行的婦女知道它嗎？這簡直是荒唐！”
在同性戀（當時被稱為“性倒錯”）成為媒體和政界的話題的同時，當時醫學界對同性戀的成因持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是以德國精神病專家克拉夫特－埃賓為代表，認為同性戀是一種先天性缺陷；另一派則是以奧地利精神病專家弗洛伊德為代表，認為同性戀是兒童時期所受的精神傷害的結果（如喪父、強悍的母親以及受到其它男子的性騷擾等）。兩派都認為同性戀行為不是犯罪，並認為“治療”同性戀是醫學界的職責之一（弗洛依德後來聲明同性戀並不是疾病或變態）。
當時英國著名性學家藹理士同意克拉夫特－埃賓關於同性戀先天性的看法，並於1897年出版了《性倒錯》（Sexual Inversion）一書，但認為同性戀並非醫學界所認定的“退化者”（degenerates），並反對當時英國將男性間互願的性行為列為犯罪的做法。然而，《性倒錯》雖然在處理男同性戀上具有突破意義（全書案例中所呈現的男同性戀者很少是人們想像中的“那種女里女氣的怪人”），但藹理士卻認為女同性戀者的“性別倒錯”引起了她們的“性格倒錯”，因此有關女同性戀的敘述落入了俗套（全書35個案例中只有6個女同性戀案例，藹理士只能從這6個人出發作有關的闡述）。該書對霍爾的影響很大，因為她一直認為自己對同性的喜愛和外表與舉止的男性化與生俱來，並不是環境造就的──她自己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陷在女人身體裡的男人”，而女同性戀者注定是不會幸福的。霍爾一直是英國心理學研究協會的會員，她廣泛閱讀有關女同性戀的研究資料，尤其贊同克拉夫特－埃賓、布洛赫、藹理士和赫希菲爾德有關同性戀先天性的觀點，對他們的學說做了極其詳盡的筆記。
在這期間，霍爾完成了短篇小說《奧吉爾維女士找到了自己》（Miss Ogilvy Finds Herself，該書於1934年發表）。小說中的主人公奧吉爾維女士感到自己與男女兩元性別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她成了醫療救護車駕駛員，奔波於戰場，一圓男子漢的美夢。在臨死前，她經歷了一個幻覺，方才知道自己在前世是個男兒身。
霍爾一直希望寫一本帶有科學性的女同性戀小說，為同性愛情作一番道義上和醫學上的辯護，使人們看到：同性戀者雖然不幸，但仍能夠成為有所作為的公民。她在給出版商的信中寫道：“我是帶著強烈的使命感來寫這本書的……令我感到驕傲的是，我能夠提起筆為那些毫無還手之力的人仗言──她們從呱呱落地的時刻起，某種陰秘的自然造勢就把她們與社會分離開，但她們卻極其需要社會的幫助。”藹理士因霍爾的要求，為《孤寂深淵》寫了緒言，稱該書“具有重要的心理學和社會學意義”。
《孤寂深淵》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史蒂芬·戈登的年輕女子。她從小就喜歡玩男孩子的遊戲，並鐘情於女性，對男性毫無興趣。史蒂芬的母親對女兒非常反感，父親雖然同情她，但在家裡沒有說話權。史蒂芬長大後逃離了家庭，流亡海外，在巴黎與一些女同性戀者為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她加入了醫療隊，成為救護車駕駛員，在這時她與一位名叫瑪麗·勒維林的女子邂逅，兩人相愛，並共同生活了幾年。後來瑪麗與以前的男朋友重修舊好。史蒂芬痛苦萬分，但她假意與另一名女子相好，促使瑪麗割斷情絲，安心去過“正常人”的生活。在小說的結尾，史蒂芬向上天哭訴：“上帝啊……請你站起來保護我們吧，讓這個世界承認我們的存在……請你也給我們生存的權利吧！”
除了把自己的成長過程融入史蒂芬的形象之外，霍爾更多地參考了藹理士在《性倒錯》中的有關女同性戀者的案例描寫，使《孤寂深淵》“能夠讓那些沒能夠閱讀學術論文的民眾所理解和接受”（出自烏娜後來完成的霍兒傳記）。霍爾筆下的史蒂芬受了這些框定，因此被塑造成一個具有男性體格特徵的“窄骨盆寬肩膀”的女子，擅長打獵與擊劍，並喜歡穿男裝。全書有以下這段感人的描寫：
“那一夜她看著鏡子裡的自己……她討厭自己那副身材，寬寬的肩膀，扁小的乳房，全身的線條直得象個運動員。她注定要拖著這個身子過一輩子，就象一副惡毒的鐐銬鎖住了她的靈魂。這個充滿激情卻毫無生命力的身子……她一直想摧殘它，因為她早已為此感到痛心……她雙眼含著淚，對自己的仇恨變成了憐憫。她開始為自己的身子而傷感，手指憐惜地撫摸著乳房……”
《孤寂深淵》於1928年6月27日由倫敦的凱普出版社發行。評論界對這本書的評價毀譽參半，很多人認為該書在藝術上的成就遠不及霍爾的其它作品，著名女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稱該書“值得讚賞但極其乏味”。儘管如此，《孤寂深淵》的銷路卻不錯，而且事實證明霍爾以同性戀的先天性為創作基礎的選擇是對的，自由派報紙的評論認為本書使人感覺到同性戀是“一股揮之不去的令人心顫的強烈情感，與之相比，那些正常男女的情感表達是如此簡單明了。這使我們認識到，象史蒂芬·戈登這種並不是受環境影響、而是生來就不正常的人，需要我們這些在出生時就有幸躲過這場劫難的人的最大關心與同情。”
發行三個星期後，保守勢力的《星期天快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一本不該出來的書》的評論文章，認為《孤寂深淵》應該受到查禁。該評論說：
“我看到這種瘟疫明目張胆地侵蝕著我們社會的各個階層；我聽到少男少女在耳語這種無以啟齒的羞恥……誰都不能逃過這場瘟疫，它已經侵入了我們的社會生活。我寧願給那些健康的年輕男女氰化鉀毒藥，也不會讓他們去讀這本書。毒藥只是摧殘肉體，但精神毒藥卻旨在戕害靈魂。”
這個評論使出版社感到大事不妙，他們將小說呈交給內政部和主控官，並表示如果停止出版更符合大眾利益的話，他們將停止印刷。這著棋下得著實不妙，因為當時內政部長威廉·喬伊森─希克斯是一個極端保守人士，擔任著一個原教旨主義派的基督教教會的領袖。他要求出版社停止發行此書，凱普出版社表示照辦。不久，該書在美國的出版社也做出了同樣的決定。
《孤寂深淵》被禁在文學界引起極大震動，小說家E. M. 福斯特與維吉尼亞·吳爾芙帶頭提出了抗議。他們雖然對《孤寂深淵》的藝術成就持保留意見，但認為查禁侵犯了創作自由。聲援者很快增多，使抗議書的簽名者幾乎囊括了當時英國文學界的所有知名人士，如肖伯納和H. G. 威爾斯等。福斯特與維吉尼亞在《國家與圖書》雜誌上發表以下這封著名的捍衛言論自由的抗議信：
“這本書所涉及的題材只是生活中諸多方面的一角，它不但已經被科學所承認，而且在歷史上也有記載。雖然這種生活方式只是人類情感的一小塊，而且多數人只覺得其索然無味甚至對此感到討厭，但它確實存在，然而目前在英國，喬伊森－希克斯伯爵卻禁止小說家提起它。那么我們能不能不經意地提起它呢？雖然禁止它成為主題，但我們能不能把作品中通過塑造次要人物來表現它的存在呢？也許內政部對這個問題應該進一步下一番指令。這是不是我們創作所面臨的唯一禁忌呢？對於白廳所討厭的其它諸如節育、自殺和和平主義等題材，我們是不是還能夠觸及？我們等待著你們的指示！……”
雖然《孤寂深淵》在英國被停印，但凱普出版社卻另有一番心計。他們把小說的模板送往巴黎，由那裡的出版社付印，然後讓英國本土的書商來訂購。當這個計畫剛剛成行時，英國海關就查獲了250本《孤寂深淵》。雖然海關不久就退還了全部書籍，但當《孤寂深淵》被送往書店時，警察以執行反淫穢法為藉口，將全部書籍沒收。當他們在中飯時候來到凱普出版社時，全公司只有一名接待員在場，她把警察帶入了藏書室後，卻一下子搶過唯一的一本只供展覽用的《孤寂深淵》，然後一屁股坐在書上，對警察說：“有膽量就過來拿吧。”警察對她無可奈何，只好告退。
1928年11月9日，對《孤寂深淵》的審判開始。當時包括福斯特和維吉尼亞在內的四十名知名人士要求出庭作證，為霍爾辯護，但法官卻說只由他本人來判定小說是否觸犯了反淫穢法，任何人都不許出庭作證，他甚至不允許霍爾為自己的作品辯護。
在第一天上午的法庭辯論中，霍爾的辯護律師指出，小說中史蒂芬和瑪麗之間的情感只是“女學生之間的互相依戀轉移到了成人身上，因此並不帶任何性愛的成份”。霍爾對這個證詞大感驚駭，因為她寫《孤寂深淵》的目的就在於點出女性間確實有性愛這回事。午飯時霍爾對律師作了聲色俱嚴的訓斥，使該律師在下午的發言中收回了這番辯護詞。第二天，另一位律師作了一番恰到好處的辯護，他認為《孤寂深淵》既沒有讚頌也沒有譴責性倒錯，而只是把它當做“上帝創世的一部份”，小說中史蒂芬最後做出自我犧牲，讓同性情人過上安心的異性戀生活，正說明了作者“對正常的內在尊重”。法官表示他將閱讀此書，並做出有關判決。但此時，辯護律師已經知道，從法官不允許那些文學界名人出庭作證的那一刻開始，他們的辯護純屬背水一戰。
果然不出所料，法官在一個星期後做出判決，認為《孤寂深淵》宣揚“違反自然的惡行”。“你難道要我說這本書不是在為這種惡行辯護嗎……”他說，“這些惡行……極度地恐怖、違反自然與令人作嘔。”他並認為作者把小說中的人物被描繪成投入愛國戰爭的醫療救護隊員，旨在有意美化這些“在惡行中不可自拔的人”。聽到這番判決，霍爾感到氣憤之極，她當場大聲喊道：“我抗議！我就是那個作者！我見過這些人！”
在法官公布判決書以前，辯護律師宣讀了霍爾的書面陳詞：
“我著重強調：真正的倒錯者是先天形成，而不是環境造成的。當今世上最出色的心理學家也支持我這一看法，我想讓國內有頭腦的民眾也了解這些。只有當人們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希望他們能夠以善意和同情心幫助倒錯者發揮各自的所長，為社會做出貢獻。當我寫《孤寂深淵》時，我不僅想到了那些倒錯者的良善，而且也想著大多數其它人的良善。由於對性倒錯缺乏正確了解，許多生命受到了摧殘，這並不是聳人聽聞。出於對後代的著想，千萬不要再強迫倒錯者結婚。
“我並不後悔寫了這本書。目前所發生的一切正說明社會是多么地需要這本書。我為自己寫了《孤寂深淵》而倍感驕傲，而且我不會因為任何原因去做哪怕只是一個標點的改動。”
辯護律師對這項判決提出了抗訴，但一個月之內遭到了駁回，上級法院認為此書“令人作嘔……（它）有損於國家和社會道德”。
在美國，《孤寂深淵》也經歷了類似的訴訟，初審法院認為此書“仿佛是想教那些變態人去勾引社會中的正常成員，因此毫無道德價值可言……”，但上級法院駁回了初審法院的禁令，認為同性戀本身雖然“可憎可鄙”，但有關同性戀的討論並不如此，因此該書得以出版和發行。由於這幾番官司，《孤寂深淵》一下子成了暢銷書，女同性戀也第一次成為媒體和公眾的討論話題。不少描寫女同性戀的效顰之作也紛紛在市場上拋出，但沒有一本能夠勝過《孤寂深淵》。在此後的幾年裡，霍爾收到了一萬多封讀者來信，其中即有女同性戀者寫來的，也有同情同性戀的人士的來信。一位女讀者在信中說：“《孤寂深淵》仿佛一下子照亮了我的靈魂，每一行字都道出了我的經歷和所思。讀著這本書，我淚如雨下，因為我覺得史蒂芬就是我。”
這場官司之後，霍爾與烏娜認為英國已不適合她們居住，兩人於是再度流亡海外。在這期間，霍爾於1932年和1936年分別發表了《房子的主人》（The Master of the House）和《第六個主教》（The Sixth Beatitude），探討小人物的精神追求，但兩者即沒有引起象《孤寂深淵》那樣的社會轟動，在藝術上也不如《亞當的後裔》成功。
1943年10月7日，雷德克利芙·霍爾在倫敦死於胃癌。根據她的遺願，她被埋葬在倫敦高門公墓，與蕾蒂亞的墳墓相依。《孤寂深淵》在當時已經被翻譯成十四種語言，而且每年以十萬冊的銷量售出。1949年，《孤寂深淵》在英國的禁令被解除，小說得以公開發行。時至今日，該書仍在各大書店有售。
